在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间，人类栖息的地球发生了伟大的事变——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先后涌现出一批独立创制文字和金属工具的人群，人类终于走出长达百万年的蒙昧时代和长达万年的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的门槛，赢得历史进程的加速度。
在此后数千年间，诸文明民族创造的文明，生灭消长，此伏彼起。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明，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明，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明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东亚大陆崛起的那一支文明，也即本书所要讲述的中华文明，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生发，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明”（如苏美尔文明通过巴比伦、希腊、罗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明）迥然有别。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东方之谜”，引起世人注目；而中国人自己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探求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的奥秘。
中华先民很早就产生对于“文明”的精辟认识。成文于战国时期的《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华先民很早就产生对于“文明”的精辟认识。成文于战国时期的《易传》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文”字，从纹理之意演绎而来，“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界，便是中国先哲赋予“文明”的内涵，它已相当逼近现代学术界所揭示的“文明”的本质意蕴——“人类化”和“自然的人化”。
文明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人类实现“自然的人化”，包括外在文明产品的创制和内在主体心智的塑造，因此，文明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
技术体系表现为文明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明大厦的物质基石。
价值体系表现为文明的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明的精神内核。
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的，是文明的制度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
还有文明的行为层面，即人类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
本书所要探究的“文明”，涉及器用、制度、行为、观念诸层面，其重点则在观念层面。它记录着人类累代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内容，是不停流逝的广义文明的摹本。
文明既是一种人类现象，它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明同时又是一种民族现象，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明千差万别。我们将要论及的“中华文明”，约指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文明。
“中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内涵不断拓展。
在先秦，“中国”或指京师，与“四方”对称[1]；或指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地段，与落后的“四夷”对称[2]。
隋唐以降，“中国”指定都中原的王朝；元代自称其统治区域为“中国”，称邻国（如日本、高丽、安南等）为“外夷”[3]，明清沿袭此说。
总之，“中国”这一概念在古代虽不断演进，但其主旨却始终守住一个“中”字——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这既是一种地理学的中心意识，更是一种文化学的中心意识。这种文明中心意识，还表现在“中华”一词上。“华”指文化繁盛，“中华”意谓居于中心的富有文化的民族。时至近代，中国人的中心意识渐次淡化，而余韵流风仍然不时回荡。
中国版图在历史上多有伸缩。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大体确立中国领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约一千二百六十万平方千米。19世纪中叶以降，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陆地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
历史上曾经在中国范围内居住活动的民族，除月氏（音“肉支”）族的主体在公元前2世纪迁往中亚以外，其他各族都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由华夏族演化而成的汉族在中国多次建立政权，此外，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和满洲还统治过整个中国。但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都是多民族国家。
今日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汉族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主体。
中国人古来之所以长期自认处于世界中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孕育的生态状况颇有干系。
文化生态由自然场与社会场交织而成。“自然场”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附丽的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社会场”指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分为经济层与社会层。此外，文化的民族性和国度性决定了它要受到特定的国际条件制约。因此，考察中华文明的生成机制，应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四方面加以整合。
一地理环境
对中国地理大势首次做出概括的，是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汉代人将其收入《尚书》）。该文提出华夏族的“四至”观：
对中国地理大势首次做出概括的，是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该文提出华夏族的“四至”观：“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图为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这一洗练的描述当然需要补充：中国东边面临的大海，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并非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其陆地外缘，不仅有西北横亘的漫漫戈壁，还有西南耸立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陲的横断山脉。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板块状的东亚大陆，使之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而其内部，又有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气候条件繁复的特点，从而为文明的多样发展、文明中心的迁徙转移提供条件。
东亚大陆的地理格局，是中华文明独立发生，并在以后漫长岁月中能够保持一以贯之的统系的原因之一。
二经济土壤
地理环境影响文明发展，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
人与自然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的活动依凭自然，受制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亦即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器用文明，既是广义文明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制度文明、行为文明、观念文明的生长发育奠定基础。
延绵久远的中华文明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做基石的，礼制法规齐备、声明文物昌盛的农耕文明；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郭、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会，是世界远古代、中古历史的一大主题，中国人自先秦直至明清反复论及的“华（农耕人）狄（游牧人）之辨”正是这一主题的展开；而东起海滨，西及大漠的万里长城，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际线，多少历史壮剧在这里演出。
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还有中原定居农耕方式与南方山地游耕方式两种类型。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民族（如苗、彝、黎、高山等族），直到近古甚至近代，仍然刀耕火种，迁徙无定，但移动范围大体在南方山地之内，与中原农耕民族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故这两种经济方式间不像游牧与农耕那样彼此争战不息。历代中原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设官治理，推行羁縻柔远政策，偶尔伴之以武力镇压。
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其间又分为两大段落：一为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王有）及村社所有、集体劳作阶段。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像三耒并耕，是殷代庶众在王田共耕的写照。《诗·周颂》则多次出现“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字句，说明西周普遍实行在“公田”上集体耕作的方式。二为东周至明清的土地私有、个体劳作阶段。自春秋、战国开始，土地国有（王有）、私有并存，而私有渐居主导，土地逐步可以自由买卖，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自然经济构成主体，“牛郎织女”的故事便是其典型化摹写。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广阔而坚实的基础，正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此相辅相成的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
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干寒的西北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郭、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明。图为敦煌莫高窟描绘狩猎场景的壁画。
如果说，在土地王有、集体生产的农村公社—领主经济的土壤中养育出殷商、西周神权至上的官学文化；那么，在土地地主—自耕农所有、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则培植了晚周虚置神权、以人文为研习重点的私学文化；两汉以后又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会佛道的帝国文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规模东渐，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以商品经济为动力源的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一种更新的土壤。
三社会结构
文明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明。
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大约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进化。希腊便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典型。然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虽发生过诸多变迁，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却长期保留，这与中国人的主体从事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使得中国跨入文明门槛以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很不充分。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则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图为近代陈锦筼《耕织图》。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袭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说：
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4]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图为当代康宁、付继红、臧亮《周天子分封诸侯图》。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5]。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6]。
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政治型文明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
四国际条件
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涌入以前，建都中原农耕区的王朝，其文明水平一般都高于周边四夷，因而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称四夷为“陋”[7]。处于文明“高势位”的中原人长期认为，只有华夏文化施影响于夷狄，而少有逆向影响，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8]。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中原王朝被武功强悍的周边游牧人击败的事例，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并未出现危机，文明发达的中原人一再使野蛮的征服者被征服——凡是进入农耕文明圈的游牧人，经过一代或数代，无不“汉化”，便是雄辩的例证。
由于中华文明在古代明显领先于周边地区，所以中国虽然广为吸收周边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华文明施影响于周边。汉字、儒学、礼法、农业及手工业技艺，都是中国输往周边的文明品种，以至日本、朝鲜、越南等被纳入“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秦汉以迄明清诸王朝无论是与中亚、西亚交往，还是与东邻日本以及南洋诸国交往，都有一种“天朝上国”俯视夷狄的意味。汉代“凿空”西域的张骞、班超，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无不胸藏“宣威异域”的恢宏气魄，究其底蕴，盖在国力强劲，文明昌盛。
古代中国的邻邦，其文明水平较高者是印度。但由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阻隔，中印之间经济往来、人员交流不多，但南亚的佛教文化经由印、中僧人的努力，得以北传，对两汉以降的中华文明发生深刻影响。不过，佛教文化在影响中国的同时，又被中国人所吸纳消化，魏晋隋唐以降，佛教日渐中国化，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将佛学与易学、思孟学交融互摄，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人欢迎的形态；两宋以降的一批儒者，在坚持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广为吸收佛学思辨成果，创建新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构成中古及近古中华文明的两大精神支柱。
综观古代中国，虽然面对过足以改朝换代的异域军事力量的袭来，也曾迎受过佛学那样高水平的观念文化的传入，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发生过动摇。然而，时至近代，情形发生重大变化——被近世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殖民者跨海而至，荒渺遥远的“泰西”一变而为近在咫尺的威胁。西洋人用大炮、鸦片和商品，打破中国自古形成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壁，欲将中国纳入西方文明的总流。李鸿章在19世纪中叶痛陈中国亘古未遇的严峻形势：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縻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9]
这就揭示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新特点：第一，昔时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现在则转移为从东南沿海登陆的西洋人；第二，昔时中华文明的水平高于外域，而现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列强挟工业文明威势，从器用、制度、观念诸层面使东方农业文明相形见绌。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中华文明也并非最为优胜。
中国在近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国际环境，中华文明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全新的参照系，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东西文明的差异何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文明焕发活力从而迎头赶上？中华文明以此为契机，揭开崭新的一页。
中华文明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华文明形成富有特色的性格。
其一，人文传统。
有别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腊）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来）的文明类型，中华文明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当然，这种“重人”，并非单纯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中华文明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
其二，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做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华文明，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这样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
其三，尊君重民。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去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民本”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一体两翼。
其四，中庸协和。
唯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奇峰迭现。图为宋代马和之所作的《诗经》插图。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会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其五，延绵韧性。
中华文明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10]精神，使中华文明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华文明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华文明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吸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华文明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奇峰迭现；以学术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此伏彼起，蔚为大观。这种在一国范围内诸门类的发展序列保有如此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特例。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旧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明必然在中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注释：
[1]《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2]《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3]见《元史·外夷传》。
[4]《新大陆游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
[5]《社会通诠》译序。
[6]《汉书·董仲舒传》。
[7]《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8]《孟子·滕文公上》。
[9]《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
[10]《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