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品的使用和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超越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和学会经营农业与畜牧业的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迈入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文明时代（青铜及铁器时代）。东亚大陆文明的初兴大约发生在距今四千年的夏朝，而距今三千年至三千六百年的商朝则正式跨入文明的门槛，尤其是公元前13世纪商王盘庚迁殷，结束以往“不常厥邑”的迁徙游农生活，殷都遗留下城市基址、带字甲骨和大量青铜器，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代殷而立的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则发展了这一早期文明。
与金属器及文字使用大体同步的，是私有制深化发展，军政首长由推举变为世袭。
大约成文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提出“大同”与“小康”两种先后相承而又彼此对立的社会模式。前者是“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原始公产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私有制阶级社会。而夏朝初期正处在由“大同”转向“小康”的关键时期。
《墨子·尚贤》《孟子·万章》《尚书·尧典》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脑尧、舜、禹“禅让”的记述，那正是“公天下”时代军政首领“公举”“让贤”的写照。
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长，他“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1]，是“大公无私”的民众领袖。但禹以后，情形转变。
先秦典籍关于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脑尧、舜、禹禅让的记述，那正是“公天下”时代军政首领“公举”“让贤”的写照。图为当代李建国《尧舜“禅让”》。
《史记·夏本纪》说，禹曾举益为继承人；禹死，天下授益。三年以后，益让位于禹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把“禅让”过渡到世袭描述为一派礼让之风。而《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楚辞·天问》等典籍则说，禹死后，启、益争斗激烈，最后，启排斥益（或诛杀益），方建立起世袭王权。后说似较合理。
启世袭禹的帝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及”时代来到，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一系列行政措施应运而生——传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实行区域统治；兼并部落的战争风起云涌，所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2]；“夏有乱政，而作禹刑”[3]，法律和刑罚订定；“夏后氏官百”[4]，官僚机构已成规模。这都是国家正式君临人间的表现。
因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直接文献，故这一朝代仍然带有传说性质。但考之以距今四千年左右（与夏朝年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可以得见夏文化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以及各种蚌器和骨器，另外还有铜镞、铜锥、铜凿等红铜器及青铜器出土，表明夏代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由此推测，夏铸“九鼎”的传说[5]并非妄论；而铜戈的出土，使夏代“以铜为兵”之说[6]获得实据。二里头宫殿遗址及登封古阳城遗址的出现，则是国家政权建立的旁证。
先秦称铜为金。“青铜”一词始于东汉辛延年的诗《羽林郎》中“贻我青铜镜”之句。
青铜是铜锡合金，呈青灰色，其熔点低于纯铜（红铜），硬度却高于纯铜，铸造性能好，可做兵器、礼器、炊具、生产工具等各种用途。
青铜的出现，上可追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有青铜器出土，但其时仍以石器为主；下可延及东周——其时青铜器仍旧使用，但铁器于春秋出现，战国日渐普及，属“铜铁并用时代”，所谓“美金（指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指铁）以铸钥夷斤属刂，试诸壤土”[7]。故准确意义的“青铜时代”是商朝和西周，亦可包括春秋战国这一“铜铁并用”的时期。
商周两代的青铜冶炼及铸造完全由官府控制，其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文于战国的《周礼·考工记》，对商周以降的青铜冶炼技术做出概括：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商周两代的青铜冶炼及铸造完全由官府控制，其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图为中国古代青铜器。
这里的“金”指铜，“齐”即“剂”字，为剂量义。这是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合金比例记载，并且大体符合古代青铜器的实际成分。
青铜器主要有以下几类：
礼器，如鼎、镬、鬲、釜、甑、俎、豆、簋、觚、尊等。出土青铜器型制最大的司母戊大方鼎，重八百七十五千克，为青铜礼器的代表；
乐器，如钟、镗、铙、钲等。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为青铜乐器的蔚为大观者；
兵器，如戈、矛、钺、刀、斧、戟、镟、剑、盾、胄等；
生产工具，如铲、斧、刀、钻、凿、锥、锯、锉等；
饮食器，前列礼器中的若干种，也有的做日常饮食之用，其中尤以酒器居多。
在商朝和西周，青铜固然也充作生产工具，但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这是因为，当时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所以商周青铜器的主体并非生产工具，而是礼器（包括乐器、服饰器）和兵器。从青铜器的工艺水平而论，充作祭祀等礼仪之用的礼器和乐器的水平最高。其中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精妙绝伦；连铸、合铸、嵌接、镂空、失腊等技艺，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总之，青铜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材料，不是首先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优先制造礼器和兵器，充作国家政权要件。礼器是沟通神人的工具，又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如作为礼器的鼎，其轻重象征权力大小；兵器则是暴力手段，是国家强制力量的物质保证。
文字发明并用于文献记录，是文明时代来临的一个基本标志。
中国古来即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其实，文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漫长世代由无数先民集体创造的。第一章曾论及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这种尚未破读的陶符可能是文字前身。中国正式的古文字，最初发现于商代，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和玉石铭文等类型。自殷商起，中国历史方开始有直接的原始文字文献可考。
一甲骨文
今日所见到的商朝文字最多的是甲骨文，其主要发现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殷墟甲骨文是殷商王室从事祭祀、征伐、田猎等活动时进行占卜的记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上，故称甲骨文；又因内容为卜问记录，故又称甲骨卜辞，殷商时即作为国家档案集中保管，清末光绪年间从殷都遗址大批出土，故称殷虚卜辞，或殷虚书契（“虚”即“墟”字，“契”为“刻”意）。
甲骨文主要发现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图为出土的甲骨文。
甲骨文字形结构，已出现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概括的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尤以象形字为多，如（日）、（月）像天体，（土）、（田）
像地貌，（人）、（女）像人体，（羊）、（牛）像动物。此外还有会意字，如（明），取日月交辉意；形声字，如（盂），上声下形；指事字，如（上）、（下）；假借字，如（正）借为征；转注字，如（考）、（老）互注。
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有十六万片，约六千单字，能认识的约一千五百字。它上承陶符，下启金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
二金文
古代称铜为金，金文即铜器铭文。商前期（盘庚迁殷以前）的铜器均无铭文；商后期带铭文的铜器也不多见，即使有铭文，一器物也只有一两个字，多者几字，最多三十余字。金文到周代方发达起来，一铜器铭文洋洋百余字的并不稀罕，文字在一两百以上的有《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四百九十七字。
金文是王室大事的铭记，多为歌功颂德的文字，大半铸在礼器“鼎”和乐器“钟”上，所以又称钟鼎文。
古代称铜为金，金文即铜器铭文。图为金文拓片。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反映在文字上，盛于周代的金文比盛于商代的甲骨文单字数剧增。如甲骨文中一个“衣”字，金文中发展为十一个字：衣、衮、裹、裔、襄、亵、裕、卒、；甲骨文中一个“食”字，金文中发展为十个字：食、、饔、饴、养、、飨、馑、。
金文的造字法，与甲骨文相较，形声字比例加大，已显示汉字形声化趋向。
商朝和西周是“学在官府”的时代，典籍文献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均在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文化官员世袭掌管，秘不示众，外人无法染指。
巫在甲骨文中写成“”，为两“I”相交。“I”就是矩，即古代科技工作者常用的测量工具。《周髀算经》说，“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又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使用矩的巫，就是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是当时的职业文化匠师。如殷商名医巫咸便是一位大巫，传说他发明占筮，其“筮法”奠定易占的基础。
史，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周公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9]，殷人的典册便出自史的手笔。商代的史有多种名称，甲骨文作“大史”“小史”“西史”“东史”“作册”。西周的史有“太史”“内史”“左史”“右史”之别；太史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左史记动，右史记言。史与巫往往一身二任，故后世并称巫史。史常在王左右，除记录外，也可发表意见，提供建策。总之，史的职守是“掌官书以赞治”[10]，是典型的文化官员。
祝，商周两代王室都有祝人，负责祭祀时致告鬼神之词，所谓“祝，祭主赞词者”[11]。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祝人活动于商王之左右的记载。《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的官职，说明周代仍有祝官。
卜为专掌占卜的官员。占卜最早见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占卜已较普遍，而商代则是占卜的极盛时期。商王及贵族无日不卜，诸如祭祀、年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狩、疾病、生育，无事不卜。占卜活动由卜官主持，甲骨文中称其为“卜”或“贞人”。卜不仅是预测学专家，而且是甲骨文的缮写者和推广应用者。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和各种先秦典籍中见到他们席不暇暖的忙碌身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有着特殊贡献。
殷商是神权时代，是鬼神观念盛行的社会。
商人信仰的神有三类——上帝神、祖先神和自然神，又以上帝神为主。甲骨卜辞多次出现的“帝”或“上帝”，被认作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能呼风唤雨、给人间降祸赐福，所谓“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其降堇（馑）”“帝其降祸”“帝降食受（授）又（佑）”。
商人也频繁祭祀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商王认为祖先是上帝派到人间主宰一切的，祭祀先公、先王与祭祀天帝彼此呼应。
商人还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遍祀山川四方。商人又迷信人死后精灵长存，称为鬼。天神、地祇、人鬼都是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便是所谓“殷人尚鬼”。
周代发展了殷商的至上神观念，称至上神为“天”，或“昊天上帝”，认为王权为天所授，为王祖所遗，故周人敬天法祖。于是，宗教与政权、族权三位一体，水乳交融，形成以天帝为皈依，以宗法家族为基础，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宗教。“敬天法祖”自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延绵三千年而不衰。
“敬天法祖”自周代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延绵三千年而不衰。图为古代剽牛祭祀铜扣饰。
鉴于殷周鼎革的教训，周人又意识到“天命靡（无）常”和“小人难保”，遂强调“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在宗法宗教中渗入人文主义成分，天命观中保有理性主义位置。绝对的天神崇拜宗教在中国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敬天法祖的宗法宗教构成中国宗教的主体，与周文化造成的人文—理性趋势不无关系。
“宗”为象形字，谓屋宇下设神主祭祀。而“宗法”一词始见于宋代张载《经学理窟·宗法》一文，是对父系宗族内的宗子法的简称。宗法制度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前提，以父权和族权为维系力量，将同姓同氏者结成一个有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族群。这一制度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商代前期主要实行兄终弟及制，此为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至商代晚期，已有不严格的嫡庶之制，宗法制度初成；而西周宗法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形成周密有序的宗法制，包括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立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使权力早有归属，以免争夺残杀。
与宗法制相关联的是封建制。这里的“封建”非指现代被滥用的封建，而是“封土建国”的简称，指帝王以爵土分封诸侯，使之在封域建立邦国。商代已实行分封，而“周初大封建”使这一制度完备化。封建制与宗法制相为表里，天子是天下“大宗”，天下是其名义上的“王土”，但周天子实际控制的只是王畿之地（镐京和洛邑四周），王畿之外，周室先后封建一百多个诸侯。作为“小宗”的诸侯对“大宗”周天子按期纳贡、朝觐，应召出兵助王征伐，而内政自主。这种按宗法原则世袭的封建制，盛行于西周，东周渐趋式微，秦汉以降被郡县制所取代。
西周在确立宗法、分封、世袭三大制度的同时，又系统地制礼作乐，从外在社会规范到人的主观情志实现全面控摄，以确保宗法等级秩序。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便对往昔流传下来的风习加以改造和条例化，以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和手段。如商周时代的“乡饮酒礼”，便沿袭氏族制习俗，在会食聚餐时，尊长敬老；又如商周实行的天子每年象征性带头耕地的“藉礼”，也是继承氏族长老率众耕作的传统；再如氏族社会末期物物交换，有赠有报，有往有来，这一习惯便发展为文明时代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12]。
三代先后出现夏礼、殷礼、周礼。周礼承袭夏礼、殷礼，又有所损益。传说周公“制礼作乐”[13]，不尽可靠，但说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集团建立了周礼的基本框架，则是合理之论。
周礼包括吉礼（祭祀鬼神、祈求福祥）、凶礼（哀邦国之忧，包括丧礼、荒礼、吊礼）、宾礼（迎宾亲附诸侯之礼）、军礼（和协邦国，包括大师之礼、大田之礼）、嘉礼（亲善万民，包括饮食、昏冠、宾射、飨燕等礼）。
这些“礼”通过一定的规则、典礼仪式以及表示身份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故“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14]。礼只实行于贵族内部，对庶人则只用刑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5]。
与礼相配合的乐，包括乐曲、舞蹈和歌词，是行礼时的艺术呼应。图为汉代乐舞杂技画像。
与礼相配合的乐，包括乐曲、舞蹈和歌词，是行礼时的艺术呼应。如果说，礼从外部给人提供一种社会规范，那么，乐则使人从情感内发，趋向这种规范，故“知乐则几于礼矣”[16]，所以“礼乐”历来并称。大约成文于秦汉之际的《礼记·乐记》对于周初以降礼乐一体精义有扼要阐述：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有了礼的规范、政的划一、刑的强制，配之以乐的感染，便能同一民心，成就“治道”，这正是周代“制礼作乐”的深远用意。
如果说，夏代是服从命定的“尊命文化”，殷代是崇尚鬼神的“尊神文化”，那么，周代则是礼乐刑政目标合一的“尊礼文化”。这一文化走向有久远影响，后人往往声言“崇周”“复周”，便是对这种“尊礼文化”的追怀与服膺。
注释：
[1]《论语·泰伯》。
[2]《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篇》。
[3]《左传·昭公六年》。
[4]《礼记·明堂位》。
[5]见《左传·桓公二年》《墨子·耕柱》篇。
[6]见《越绝书》卷十一。
[7]《国语·齐语》。
[8]《左传·成公十三年》。
[9]《书·多士》。
[10]《周礼·天官》。
[11]《说文·示部》。
[12]《礼记·曲礼上》。
[13]《礼记·明堂位》。
[14]《荀子·富国》。
[15]《礼记·曲礼上》。
[16]《礼记·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