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中的印度支那战场是平静的，直到1951年9月底，越法双方主力都按兵不动，各自秣马厉兵，等待下一个旱季的到来。
雨季里，越军组建了更多的正规军。1951年年初，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总军委起草了《建设主力部队方案》，编制了装备计划。在越军已编成第308、第312、第304师的基础上，1951年5月，由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越军组建了第320师和第316师两个步兵师。文进勇任第320师师长，主要活动在红河三角洲南部边缘，伺机向红河三角洲腹地渗透；第316师是在原第174独立团基础上组建的，是由越南总军委直接掌握的又一个战略机动师，黎广波任师长，朱辉珉任政委。同时，越军组建了拥有两个榴弹炮团、一个山炮团和一个工兵团的第351工炮师，师首长范玉茂，窦金波担任该师顾问。第351工炮师组建后，两个榴弹炮团分批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和训练。至此，在短短的一年里，胡志明的领导下已经有了五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师的正规军。这六个师，以及于1951年年底在越南中部战场组建的第325师，构成了越南抗法战争中决定战局的基本军事力量。
为提高越军正规化的水平，由梅嘉生主持，军事顾问团为越军起草了《战斗条令》《队列条令》和《内务条令》，经越军总军委讨论通过后颁发全军执行。
这段时间韦国清身体不好。在3月间的东北战役期间，韦国清日夜思考作战问题，突有一日天旋地转，头痛剧烈，卧床休息时忍不住呻吟。随行军医不能确诊，不敢下药，只得紧急电招军事顾问团首席军医林均才前来。林医生赶到后确诊为用脑过度，导致大脑皮层失调，及时用镇静剂，使韦国清安睡了一夜，症状才大大缓解。但此后韦国清头痛头晕病时发，深感痛苦。
雨季到来后战事已缓，韦国清向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回国述职和治病，得到批准后于1951年7月上旬回国治疗。他回国后告诉许其倩，有一次他在越北根据地呕吐，吐得很厉害，难受极了，站都站不起来。
韦国清回国期间，梅嘉生主持军事顾问团日常事务，帮助越军举办了多次军事干部短期集训班，并组织各主力师进行军事整训。训练大纲和教材均由军事顾问团主持编写。
这次雨季整训主要以战术训练为重点，帮助越军指战员总结以往战役、战斗的经验，着重解决夜战、近战、防空和防炮的战术和技术问题。当年秋，梅嘉生也回国治病，军事顾问团由罗贵波、邓逸凡主持。8月21日至30日，接受中国顾问团建议，越军总军委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政治教育制度，这也是越军第一次进行全军规模的思想整训。
在越北山林里，越军积极地治疗伤员、补充装备，一批批基层指挥员被送往中国云南和广西接受训练。在云南滇中地区的宜良凤鸣村，由黎铁雄任校长、陈子平任政委的越南陆军学校早在1950年8月就在一湾碧水的程海边开课了。在云南当地，这所军校的对外称呼为“云南军区特科学校”，第一任中国顾问是张兴华。从当年起至1954年6月，这所“特科学校”训练了来自越南的8期学员，共8000余人。
越军积极备战，塔西尼也没有闲着。
中国军事顾问在协助越盟作战，对这个情报塔西尼早就坚信不疑。但是，中国顾问由哪些人组成？在越军哪些级别上工作？他们的到来使越军在战略、战役，以及战术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此等等，对塔西尼始终是个谜。他深感气愤的是，直到他最后离开越南，手下的情报部门也未能提供关于中国顾问的确切情报。
塔西尼意识到，即使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如果一味死守，最终还是逃不脱溃败的结局。要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必须仰仗进攻。宁平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他就在为下一次战役做准备了。
在雨季里，法军集中兵力，在红河三角洲反复清剿，意在摧毁渗入三角洲建立游击区的越军，巩固防御体系。战至10月初，塔西尼摧毁了红河三角洲内将近90%越盟游击根据地，稳住了阵脚。
塔西尼认为，下一步就该轮到他实施反击了。1951年9月中旬，为争取更多的美国军援，因失去儿子而臂缠黑纱的塔西尼访问美国。他于14日到达华盛顿的当天就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
这天中午见到杜鲁门，塔西尼阐述了自己的重要观点：“对美国来说，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是同一场战争，都是为了防止苏联的势力向亚洲渗透，所以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地援助法国。”
杜鲁门明确表示了美国将支持法国远征军的意向，他说：“我们不能让印度支那落到敌人手里去。”
下午，塔西尼和艾奇逊进行了实质性会谈。塔西尼对艾奇逊说，如果没有中国援助的话，他有可能在一两年内打垮越军，但是现在这话就很难说了。他对艾奇逊说，在越南对面的中国边境地区，大约有六至八个师，约12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随时可以奉命入越作战，如果这样的话，“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可是塔西尼又说，他估计中国军队暂时不会进入越南境内作战，这使他有可能抢先击败越军。
艾奇逊告诉塔西尼，他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形势并不怎么清楚，但是美国会向塔西尼的部队提供军事后勤援助，细节问题可以到五角大楼去谈。艾奇逊接着谈到了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相互关系，他告诉塔西尼，朝鲜战争已经出现了长期化的苗头，一时打不完。这场战争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
1951年9月20日，在五角大楼，塔西尼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劳微特会谈。塔西尼告诉劳微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和苏联的朱可夫元帅会晤，朱可夫对他说，苏联要等15年时间才能打下一场战争，因为苏联在这次世界大战中青年人的伤亡太大了。塔西尼对劳微特说，这就是一个机会，“美国现在就该决定要不要亚洲。要，就必须给我援助”。
劳微特说，美国会帮助塔西尼，但是国会还没有批准1952年度的军事预算。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的战争舞台也是美国的，但是美国的战争舞台不止一个”。
塔西尼打断了劳微特的话，说，昨天晚上他看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文件上说了，要给予印度支那法国远征军以援助。塔西尼说，这种援助是重要的。在今年5月，法军对越军作战已经取得了战术成果，但法军的弹药也打得差不多了。当法军在宁平击退越军进攻以后，本来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反击机会，但是法军的大炮只剩下6000来发炮弹了，实在无力实施反击，未能扩大战果。塔西尼说：“部下一定抱怨说，这是因为塔西尼失去了儿子而缺乏进攻精神。可是我怎么能把真相说出来呢？”
劳微特说，美国将尽力使塔西尼满意，但是不能认为所有要求都会满足，因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重视毕竟要高于印度支那。
塔西尼不满意了，说：“如果你失去了朝鲜，并不会失去整个亚洲；可要是失去了印度支那，亚洲就必失无疑。越南北部是东南亚的关键地区，如果失去了东南亚，印度支那也会像一堆干柴那样烧起来。”
紧张访问了一番，塔西尼没有使美方全面接受他的观点，但在催促美国扩大军援规模、加快军援速度上取得了成果。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斯认同塔西尼的看法，1951年上半年，出于种种原因，美国没有完成预定的对印度支那军援计划。在下半年，美国要加紧援助塔西尼。
果然，从塔西尼访美当月到1952年2月的半年中，印度支那法军从美国总共收到了13万吨武器装备，其中包括5300万发子弹和炮弹、650辆装甲车、200架直升机、1.4万挺（门）自动武器。
1951年9月25日，塔西尼结束访美回到法国，在巴黎稍作停顿，即于10月19日返回西贡。
不久，塔西尼认为形势转而对法军有利了。首先是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总兵力已经从1950年12月的23.9万人（其中欧非军11.7万人）增加到1951年12月的33.3万人（其中欧非军12.3万人）；第二，在1951年上半年的三次战役中法军在战术上占了优势，已经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振作了起来。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军现在需要打一个像样子的进攻战。如果打得好，一来可以向法国国会表明印度支那局势还在法军掌控之中，这将有助于国会对战争预算的批准；二是可以向美国表明，印度支那法军仍然有战斗力，值得继续予以援助。
在此之前，塔西尼日益感觉到，美国将军们对印度支那战局的发展越来越缺乏信心，但如果法军没有美国军援的话，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也是打不下去的。塔西尼私下透露过，打到最后，印度支那的结局可能会以谈判来告终。如果下一次战役打好了，会给法国带来谈判桌上的有利态势。
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塔西尼认为最终的抉择应该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有一定的政治战略意义，二是作战远端距离不能太远，要便于法军空军和舰队装备的支援，法军出击的最远点应在塔西尼防线以外40公里到48公里之间。这样，就有三个打击目标可供选择。一是南出红河三角洲，扫荡塔西尼防线以南大约50公里的清化。那里靠近北部湾，是越军控制下的著名产粮区。二是进攻太原，那里是越军最稳固的中心根据地城镇，占领了那里就能够直接威胁对手的最高首脑机关，以及一些小型军工厂。不过太原也是最难打的地方，法军已在那个方向失败过多次。第三个打击目标就是和平了。
和平是越南和平省的省会，位于河内以西偏南大约70公里，距离塔西尼防线西端大约40公里，是芒族聚居区，也是越军在国土蜂腰部北部根据地通往西部和北部的交通要道，6号公路可通达这里。如果占领了和平，就可以切断越军第3联区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从军事地形上说，和平正北，黑水河南北垂直而下，江中可通小型舰艇，江西是群山，江东是逐渐平缓的丘陵。在和平以东，就是东西向的6号公路。法军如果占领了和平，有可能巩固黑水河以东、6号公路以北的三角地带。要是沿黑水河和6号公路构筑起坚固的可以相互支援的堡垒，就有可能使塔西尼防线向前推出，使红河三角洲得到稳固。经过再三权衡，塔西尼决定进占和平。
塔西尼认为越军的后勤保障能力薄弱。他通过计算发现，越军每进行一次战役进攻，都需要两个月左右建立后勤基地。例如，从边界战役到红河中游战役是两个月，再到东北战役是两个半月，从那以后到发动宁平战役又是两个月。如果战役时间长于一个半月，越军就可能因为后勤接济不上而退兵。因此，他决心把这个战役延续得长一些。在研究最新战报的时候，塔西尼感到有些惊异的是，越军居然抢先一步动手了，而且把作战位置选在了他最不愿意的西北方向。
1951年9月中旬，按照武元甲的命令，黎仲迅率第312师向越南西北方向开进，向西北地区的门户义路发起攻击。武元甲的意图是，使用一个师打开西北地区的大门，歼灭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为5—6月间参加宁平战役的部队继续休整赢得时间，为尔后的进军铺平道路。根据作战计划，越南地方政府从四个省紧急抽调了5000余民工为第312师运送粮食和弹药。
9月23日，第312师各团在富寿境内渡过红河，翻山越岭向义路前进。29日，第312师从三面包围了义路。10月2日傍晚，第312师以两个团向义路——泰族聚居的城镇——发起攻击。越军初战不顺手，进攻部队意外地遭受当地泰族武装的抵抗，一连两个晚上没有打下来。
此时塔西尼正在美国，他的副司令沙朗将军得知义路战斗打响后决心立即增援。鉴于义路在河内以西145公里之外，沙朗命令使用空降兵打退越军。10月3日午后，法军向义路西北19公里处的嘉会空投了两个伞兵营，对越军第209团侧后展开攻击。次日，法军又向那里空投了两个营的兵力。越军攻坚不利，发现腹背受敌，于10月10日结束战斗撤回越北根据地。
规模并不大的义路战斗引起了塔西尼的警觉，他特别担心越军主力西移，开辟新的战区。一旦判断出越军主力又重新集结在越北，塔西尼就大动干戈了，命令实施和平战役计划。
1951年11月14日，法军向和平空投了3个伞兵营，克服了越军的轻微抵抗后占领和平。此后两天，在沙朗将军指挥下，15个营的法军顺利地占领了预定的“三角地带”。得手后的法军立即抢修公路，并动用了20艘小型登陆艇沿黑水河而下，开通航道，向和平城里的法军运送给养。这些军事行动都没有遇到越军的激烈抗击，沙朗判断，越军主力部队不在当地，因此拼命巩固新占领的地区，意在吸引越军主力前来，寻机消灭之。
越军根据地被打进了一个楔子，严峻的局面使越军总军委领导人顿时冷静了下来。武元甲邀请罗贵波和邓逸凡会商军事对策。此时正值韦国清和梅嘉生都回国去了，罗贵波是总负责。双方研究后认为，法军大举进攻固然带来不少困难，但是敌人把大批战略机动力量集中使用于新占领的和平及其以北、以东广大地区，维护新的交通线，增加了越军消灭法军有生力量的机会；法军抽空了战略预备队，也使得红河三角洲心脏地区显得空虚了，这是越军施展平原游击战的好机会。罗贵波进一步提出，如果和平正面战场和平原敌后战场两相配合得好，法军不难被赶走和消灭。他建议越方将一部分主力部队派往红河三角洲敌后，在那里恢复游击区，打击法军和保大军。他在会商中介绍了中国军队在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中的主要经验，胡志明和武元甲表示愿意采纳罗贵波的意见。
邓逸凡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后向越方建议，越军应组织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并积极开展游击战，最好避开法军的锋芒，从侧后加以骚扰、打击，消耗法军的有生力量。越中双方都判断出，法军意在和平地区寻找战机与越军决战。罗贵波进一步提出，越军可以用两个师的兵力插入敌后进行广泛的游击战，着力于恢复那里的游击根据地。
越方认为罗贵波的建议十分中肯，最终全部接受了。以至于数年之后，罗贵波调回国内就任外交部副部长之际，越南劳动党中央特地为罗贵波做了一个鉴定，报告中共中央，其中特意说道，罗贵波在和平战役时曾向越方提出过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对夺取战役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宁平战役后，越军第304师营以上军官会餐庆祝胜利。中间站立者为第304师顾问朱鹤云
会商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军总军委决定在和平地区挑战法军。11月下旬，越军成立和平战役指挥部，制订出“和平战役”计划，调集第308、第304、第312师三个主力步兵师和新建的第351工炮师大部分兵力进入和平战区，与法军的前线机动力量作战。以第320和第316师渗入红河三角洲平原地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具体方案是，第316师在河内正北方向的塔西尼防线一带作战，伺机渗透塔西尼防线南下，直接向河内施加压力。而由文进勇任师长兼政委的第320师，则从半年前宁平战役时的出发位置前出，再次越过带江，打到红河三角洲腹地去，从南面威胁河内。
越军总军委决定发起和平战役之时，中国军事顾问团正在进行集中整训，由于韦国清、梅嘉生不在，邓逸凡经请示后指示军事顾问团继续集中整训。因此，在和平战役中中国军事顾问没有到前线协助指挥，该役成为边界战役之后由越方独立进行的唯一一次重大战役。尽管如此，中国军事顾问团负责人仍和越军总军委保持密切联系，掌握战役的进展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
越军总司令注意到：“这一战役将没有顾问参加。他们担心，如果我们继续投入大规模作战遇到困难，他们负有责任。这是我们在指导作战过程中必须注意的正当担忧。”
越法两军主力于1951年11月10日开始作战。黎仲迅、陈度指挥的第312师于当晚以两个团兵力，向黑水河西岸法军新占领的修武发动进攻。
修武位于和平以北30公里处，是黑水河航道的关键支撑点，由法军的两个摩洛哥连驻守。守军在那里部署了三个可以相互支援的火力点，并有设在黑水河东岸的12门大炮火力支援。越军担任主攻的第209团不顾牺牲，冒着法军的连续炮击，越过雷区和铁丝网，一波一波地向法军冲锋。激战5小时后，遭受重创的摩洛哥士兵被赶到了江心的一个小岛上。付出了400人伤亡的第312师没有渡水继续攻击，炸毁了法军在黑水河西岸的已设阵地后主动撤出战斗。
法军指挥官惊奇地发现，越军的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军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被围困之敌死死进攻，而是更着意于自己战术意图的实现，和过去相比，他们在战场上进退自如得多了。
与第312师的进攻相配合，范玉茂指挥的第351工炮师炮兵随即进至黑水河边设伏，打击法军江河舰船。在黑水河上的拉锯战反反复复，一直持续到1951年年底。
由黄明草、黎掌指挥的第304师主要从南向北，对6号公路沿线的法军施加压力。第304师在6号公路上连连设伏，打击了法军运输队。
文进勇指挥第320师转战敌后，成功地越过带江，在红河三角洲里分兵活动，四处游击，对河内形成了威胁。
在严酷的战斗中，越法双方都付出了颇为重大的伤亡，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才抵挡住了越军的三面进攻。
然而，和平战役一开始，法军方面就出现了不祥之兆。战斗刚刚拉开序幕，塔西尼病情恶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患了癌症，此时病入膏肓，终于明白自己看不到和平战役的结局了。11月20日，塔西尼向副司令沙朗移交了指挥权，飞回巴黎就医。
1951年11月14日至1952年2月23日，和平战役示意图
在和平战役期间，罗贵波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聂荣臻等人汇报越南战局。鉴于韦国清已经返回国内，在越南的两个顾问团需要加强协调，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顾问团合并。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于1951年12月5日致信军委主席毛泽东，向他汇报说：
驻越顾问团的组织领导及有关问题，曾召集王稼祥、杨尚昆、罗贵波、梅嘉生研究，均同意将罗贵波、韦国清所率干部组成顾问总团，以罗贵波为总顾问（团长）统一领导。为照顾战争情况，需设一副总顾问（副团长）专门领导军事工作，人选问题待批准后会商有关部门解决。韦国清因身体关系很难再去。另，尔后越方请求援助事项，应通过罗贵波，由罗转呈中央并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解决。越地方政府、党委不得直接向我滇、桂边境省委提出援助请求。
上述两点批准后，需以中央名义电越中央。其他问题都已解决。现将记录一份呈上，请一并指示，以便遵办。
聂荣臻
1951年12月5日
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至此，在越南战场上的中国政治、军事两大顾问团在和平战役中合二为一，统一协调对越南的援助。在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开始考虑，如果越南战场需要，将从朝鲜战场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前往越南参加顾问工作。
罗贵波在北京期间，胡志明也秘密赶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介绍越南的战争情况，商讨中国继续援助越南的诸多事宜。
罗贵波回忆说，在一次交谈中，胡志明友善地向毛泽东提出，越南党的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多提意见，可是罗贵波太谨慎，总是发言不多。希望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给罗贵波指示，让他在越南的政治局会议上多发言。
毛泽东回答：“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说：“我和越南同志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你们）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在这次会谈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留胡志明就餐，周恩来因事告退，罗贵波留下作陪。
席间上了辣椒。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皆能食辣，胡志明亦然。用餐者对辣椒兴致甚浓，彼此介绍体会和各地食辣趣闻。胡志明高兴地谈起了越南的“朝天椒”：“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长得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胡志明介绍说，把这种辣椒放在鱼露里，再加上一点柠檬，味道很好。
毛泽东说：“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呢！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餐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留住罗贵波，继续谈了一会儿。
毛泽东对罗贵波说：“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劳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朱德也对罗贵波说，工作中要注意，不要超越工作范围，重要的问题，事前事后都要及时汇报。
提到钦差大臣，毛泽东想起了往事，他再次向罗贵波提到了李德：“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罗贵波回答。
毛泽东说：“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驻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毛泽东继续对罗贵波说：“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这一次，罗贵波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1951年12月18日，罗贵波接受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后返回越南。
1952年1月5日，回到了越南中央根据地的罗贵波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亚洲战略态势的看法。
罗贵波转述说，毛泽东主席认为，越南战场要靠越南劳动党领导的军队来打，如果美军敢于开入越南，如果越南人民有要求，或法、美等敢于冒险侵犯中国领土，中国就有可能出志愿军进入越南协助越南人民作战。而目前，中国是不能先一步把军队开进越南的，因为这样对越南不利，对中国也不利。
对越南的援助，就目前中国的能力来说，只能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援助武器弹药，装备越南军队。
二、派遣顾问进入越南协助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三、在财政上帮助越南一部分，以解决越方的困难。
罗贵波特意向越南领导人提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提请越南方面：“注意解放老挝，这将在战略上有价值，目前又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如果美国不打到苏联和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
和平战役发展至1951年年底，在越法双方都有很大消耗的情况下，战局开始向不利于法军的方向发展。和平法军的水路供给线几乎全部暴露在越军的攻击下，黑水河西岸的法军陷于孤立。1952年1月初，沙朗经一番思量，决定撤出黑水河西岸，放弃黑水河航运线。
就在法军撤退的时候，1月7日夜间，越军第308师的第102团对和平以北六公里处6号公路上的飘村据点发动进攻。在一昼夜战斗中，越军重创防守的法军外籍军一个营，全歼其中的一个连。越军自己也有700余人伤亡。同一天晚上，第308师的第36团袭击和平。由40人组成的一支步兵小分队插入和平机场附近，以突然的火力，消灭了一个装备有四门105榴弹炮的法军炮群。
1952年1月12日，越军成功地以猛烈炮火伏击了法军船队，一举击沉6艘军舰，击伤多艘。
在黑水河上的枪炮声渐渐平静之后，主战场移到了6号公路沿线。越军炮兵开始占领和平四周的山头，架起大炮轰击法军机场。到1月中旬，法军共有6架直升机被击毁。更使法军惊恐的是，越军中出现了对空射击武器。越军的高射机枪使得法军飞机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在机场上空来去自由。据守和平的法军失去了黑水河航道，频频受到袭扰的6号公路难以承担起保证和平前线给养的重任，法军败局已定。
沙朗为肃清6号公路两边的越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于1月18—19日使用了12个步兵营、3个炮兵群沿6号公路从春和向和平方向实施扫荡。但是，法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已经钻进红河三角洲流域的第320师乘沙朗后方空虚，不断袭扰平原的法军小据点，连战皆捷，迫使法军不能不从前线抽出兵力来巩固后方。沙朗终于认识到，法军没有力量孤立前出，久占和平，只能及时撤军。1952年2月初，沙朗着手制订撤军计划。
这时，巴黎传来消息，已于1951年11月底回到了巴黎的塔西尼将军先一步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于1952年1月11日因前列腺癌去世。在临终前几小时，他被授予元帅军衔。他的去世为越军除去了一个最强劲的敌手，也给正在进行和平战役的法国远征军蒙上了一层阴影。
沙朗决定，法军在2月22日傍晚实施总撤退，采用“蛙跳”方式交替掩护，从和平撤出全部法军。
1952年2月23日，越军收复和平，历时3个月的和平战役结束。
和平战役中，越军与法军正面交战两个多月后，越军宣布取得了歼敌2.2万人（其中在敌后歼敌1.5万人）的战果，但这个数字未得到证实。越军在和平的根据地得到了巩固，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在红河三角洲腹地的游击区。
越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越军总军委在战役总结中统计，自身战斗减员也很严重，伤亡了9213人，其中三分之一阵亡。伤亡总数中连以上干部的伤亡达926人。但是，从战役目的来说，付出了牺牲的越军毕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和平战役以越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中国军事顾问团领导人向越方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但是，对越军总军委提出的歼敌数字，中国顾问们持有保留意见，在研究了和平战役战报后认为，战役总结中提出的敌方损失数字被夸大了。中国顾问们认为法军伤亡总数不会超过1万人，其中在敌后歼敌可能只有7000人，这些人主要是保大当局的乡勇自卫队成员，法军的正规军被歼人数并不多。中国顾问认为，越方公布的歼敌数字可能是根据每个战斗预计消灭敌人的数字合计出来的。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整个战役中缴获的敌军枪械没有超过1000支。
越南民工翻山越岭为人民军运送军需
倒是法军统帅部承认自己在和平战役中彻底失败了。30年后公开的法军档案说明，法军方面总共付出了5000余人的伤亡，但是寸土未得。
文进勇指挥的第320师在和平战役中打得最好，为改变战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进勇，1917年出生于越南河东省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上过小学。1938年，文进勇到河内一家纱厂做工，开始投身于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工人运动。大约在来到河内的当年，他加入了印支共。1939年文进勇被捕，此后几次出入法国殖民者的监狱。1943年他越狱成功，从事地下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来到越中边界地区，参加了越南宣传解放军，活动在高平一带。抗法战争爆发后，文进勇是平原地区游击战的领导人。第320师组建后，他担任师长兼政委。
和平战役说明，越军的战斗力确实得到了提高。从越军指挥员来说，他们已经学会在战斗中去发现法军的弱点，并予以及时攻击。他们已经能有意识地避开法军的空军和江河舰队的攻击。在和平战役中，越军还第一次有组织地使用了防空武器。
越军第308师顾问王砚泉在30多年后回顾和平战役的积极意义时说，越军“在整个战役中消灭了大量敌人，瓦解了大量伪军，扩大了解放区，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争，使从北江到北宁，再到6号公路两侧，以及兴安、海阳、太平、南定、宁平等地分散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都能相互联系了”。
王砚泉认为：“历时3个月的和平战役，在越北战场上，无论是对法军还是越军，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法军在1951年中刚有所稳定的形势到和平战役就彻底失去了。和平战役结束后，法军一时间难以进行影响大的进攻了。越军在1951年中逐渐形成的局部不利形势，经过和平战役有了转机，尤其是平原敌后游击战又重新有了发展。”
越方也认识到，和平战役的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由于自身的伤亡和消耗过重，旱季结束前越军已无力发展攻势。尤其是几个主力师，大量的伤员需要安置，需要尽快从地方部队中抽调力量弥补战斗减员。
而法军从和平撤军，缩回塔西尼防线，除了避免遭受越军的进一步沉重打击外，另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集中机动兵团，对渗入平原开展游击战的越军进行围剿。1952年3月至5月，法军为消灭越军第320师和第98、第42这两个独立团，接连发动了四次大扫荡和十多次规模不等的清剿。每次大扫荡动用的兵力为12—20个营，配属有江河舰队和航空兵。
越军第320师和两个独立团进行了艰苦的战斗，部队尽量避免正面作战，多次化整为零，从法军的包围圈中渗透出去，或是强行突围。由于法军兵力不足，大部分越军都突围出来，但是越军第98团由于指挥失当，全团始终集中作战，最后被法军赶入不利地形中合围，全团蒙受重创。在红河三角洲平原的大扫荡中，法军，尤其是它的外籍军团和配属的保大军，在战斗中也损耗了一些兵员。6月以后，法军转而实施中等规模的扫荡。
越法战争依然处于相持阶段，如何打破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