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顾问都不会忘记越南的雨季，尤其是越北中央根据地群山中的雨季。阵阵绵雨熄灭了灼热的战火，雨季总是越南战场上最平静的季节，因之被称为思考的季节。和平战役之后，印度支那战场再度风平浪静，越法双方都在雨季中进行新一轮的调兵遣将。
朝鲜战场上同样出现了交战两方长期相持的趋势。
中国领导人更加明确，中方将继续援助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这种援助主要是战略和战役方针上的帮助，以及对越南正规部队进行训练和提供后勤保障。中国军队，特别是战斗部队不直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
进入1952年，中国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逐渐趋于正规化，实行轮换制。从春天开始，大部分师、团一级的顾问纷纷奉调回国，由国内新选派的人员接任。中国军事顾问的规模缩小了，团一级顾问都撤销了，在越军主力师中，只在第308、第312和第316三个步兵师和第351工炮师保留顾问并设助理顾问。师级顾问也实行轮换。第308师顾问王砚泉在1952年仲春归国，进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进修。罗贵波、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四位顾问团最高领导除外，他们将坚持到战争的最后结束。
雨季开始后，韦国清、梅嘉生先后回国休假、治病，罗贵波、邓逸凡留守越北根据地。
中国顾问团领导人，特别是罗贵波、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和众多越南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罗贵波和胡志明接触最多，相互了解也多。胡志明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总是坐在会议长桌一头的木椅上，左边是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右边就是中国总顾问罗贵波的座位。会议室竹楼外的大树上悬挂着一段钢轨，每当法军侦察机或轰炸机飞临的时候，警卫战士会敲响钢轨。这时，胡志明会迅速宣布暂停会议，大家到室外防空，等敌机远去后再继续开会。
政治局会议通常持续较久，中午吃饭时会议桌一收拾就是餐桌。伙食为越方的最高标准，一般是两荤两素加一汤，有时餐桌上还有葡萄酒。饭后大都休息个把小时，胡志明回他自己的竹楼，其他政治局委员们就在会议室竹榻上躺一会儿。这时，罗贵波总是被安排在会议室的里间休息，以示尊重。
有一次，罗贵波腰、腿发病，重至不能起身参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得向胡志明请假。胡志明闻知此事，马上决定把会议挪到罗贵波的驻地来开。吩咐完，他就起身向罗贵波住处走来。
在政治顾问团驻地，李涵珍首先看到胡志明主席走来，立刻进屋向罗贵波报告。正说着，胡志明已经进了屋，说：“我来看望‘卧龙先生’！”
罗贵波躺在顾问团会议室里的竹榻上，见胡志明到来仰身欲起，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胡志明见状，立刻快步上前止住罗贵波，要他不要动，还风趣地说道：“现在，你真的变成‘卧龙先生’了。”
1952年， 罗贵波在越北山区的驻地。站在小屋门前的是他的夫人李涵珍
胡志明身边有一个很小的工作班子。1947年法军向越北中央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的时候，胡志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八人，胡志明用中文为他们分别起名叫“长”“期”“抗”“战”“一”“定”“胜”“利”，后来逐渐减少，只剩三四人。阿期长期担任胡志明的贴身秘书，此外就是警卫数人。抗法战争中期以后，胡志明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名字叫“春”，负责胡志明的保健工作，大家叫她“阿春”。也许是在长期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习惯，即使在中央根据地的办公竹楼里，胡志明有事呼唤工作人员，不叫名字或职务，而是学一声鸟叫：“咕！”值班人员即应声而至。胡志明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抗法战争胜利之后他搬进河内总统府。
胡志明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他住的小竹楼里除了有时挂着地图外说得上四壁皆空，天气炎热时地上通常没有床，只铺一领草席而已，草席上是薄薄的被褥。至于饮食，胡志明常以普通的素食为多，有时也饮些法国葡萄酒。
紧张工作之余，胡志明喜欢在他的竹楼边开一片地，种些蔬菜。他有两首中文诗，朴素而形象地描写了他在中央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秋夜
筹划更深渐得闲，
秋风秋雨报秋寒。
突闻秋笛山前响，
游击归来酒未残。
无题
山径客来花满地，
丛林军到鸟冲天。
军机国计商谈了，
携桶偕童灌菜园。
胡志明对中国顾问的生活非常关心，常常信步走到中国顾问团驻地，问这问那，慰问在异国工作的中国战友。
1953年春节，罗贵波（后排左二）率顾问团女战士（穿淡色军装）向胡志明拜年。后排左一是胡志明的护士阿香
在越北根据地，中国顾问的生活标准逐渐形成制度，实行供给制。最初时，战士和班长每月津贴为5元（人民币币制改革后单位）。从1951年12月起确定为：战士和班长每月10元，排、连长15—20元，营、团长20—30元，师以上军官每月为30—40元。越方对中国军事顾问也有不少照顾，在当时条件下已是尽了努力。顾问团的伙食虽然单调，因有鸡和鸡蛋、牛奶的供应，营养不成问题。
出于不增加越方负担的考虑，中国顾问在越南期间的伙食、服装供给，除了日常菜蔬要在当地购买以外，基本上由顾问团的大本营（设在南宁的“华南工作团驻南宁办事处”）供给。这个大本营在1950年的秋天就建立起来了。
中国顾问也很关照胡志明的生活，由南宁办事处安排，中国顾问定期赠送胡志明几个铁皮桶，里面装有一些饼干、点心、炼乳、各种罐头，还有糖果、香肠等。中国顾问注意到胡志明喜爱吸烟，他吸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他初到法国之时，因此就定期向他赠送中国产的“中华牌”香烟。对这个牌子的香烟和稍后中国生产的“熊猫牌”香烟，胡志明十分喜欢。这样，从中国顾问入越以后，胡志明的香烟主要由中国顾问赠送。
每逢收到这样的礼物，胡志明总要向中国顾问，特别是罗贵波反复称谢，他和罗贵波的友谊也在战争中发展起来。工作之余，胡志明也经常和罗贵波交谈，话题甚广，无所不包。胡志明甚至还谈起自己早年在中国的恋爱和婚姻经历。那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当时使用李瑞这个名字的胡志明结识了中国姑娘曾雪明，两情相爱，于1926年10月18日成婚。
没有想到1927年4月广州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分裂，李瑞于5月初为避国民党追捕突然离开广州，从此和曾雪明天各一方，一时失去联系，此后再也没有见面。
失去曾雪明在胡志明的情感世界中留下了创伤，胡志明再没有结婚，曾雪明也没有，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胡志明的战友们很多次婉转地提出，希望胡志明在越南组成家庭。但每有提及此事，总被胡志明岔开。不过，到了陈赓和罗贵波面前，还有在其他几位中国顾问面前，胡志明多次坦诚地流露出对曾雪明的深深思念。
1952年10月，在越南中央根据地的一次会议后，（右起）胡志明、罗贵波、邓逸凡、梅嘉生、韦国清等走出会议室
对邓逸凡来说，他最熟悉的是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越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两人很能谈得拢。阮志清于1914年1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3岁就成了孤儿，由亲属抚养长大。他受过初级教育，又因勤奋好学，能说比较通畅的法语。他于1937年加入印支共，此后多次被捕，出狱后又坚持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最后一次被捕是在1943年，在牢狱中度过了两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才出狱。阮志清是越盟武装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军、政皆熟，威望很高，很受胡志明的器重。阮志清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的感情，对中国顾问非常尊重，与以邓逸凡为首的政治顾问组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越北根据地，越南劳动党和中国顾问们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中国顾问团主要翻译干部文庄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文庄在政治顾问团工作期间，作为越南语翻译跟范文同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图为文庄前往日内瓦途经莫斯科留影
文庄，原名舒守训，云南鹤庆人，生于1922年。早年他在昆明上学，后来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上大学期间，文庄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7月入党。1947年夏临毕业时，文庄已是云南大学学生会主席，昆明学联三名负责人之一。由于身份有所暴露，地下党组织要他撤退到越南去，视情况许可在中越边境地区组织武装力量。
1947年深秋，文庄和新婚妻子叶星（原名杨月星）离开昆明，跋涉3个月进入越南老街省。在等待新任务期间，已掌握英语和法语的文庄开始学习越南语。他自己也没有想到，3个多月下来，他的越南语大有进步，使他对于熟练掌握这门新外语充满信心。
不久，文庄、叶星来到越南富寿省，见到了越南华侨委员会主任李班并在他领导下工作。1948年春天，庄田率领的滇桂黔“边纵”开入越南河阳（即河江）整训，边纵致电印支共中央，要文庄等人前去河阳到边纵工作。
李班闻讯后告诉文庄，因为工作需要，印支共中央希望来到了根据地的中国同志留在华侨工作委员会工作。不久，法军向越北大举扫荡，文庄和叶星随印支共中央撤到太原北部的中央根据地，和许实等人一起办石印的《越华亲善》报。当时侯寒江是华侨委的南方工作委员。他们向印支共中央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在印支共组织中“借过组织生活”。
1948年秋，由李班安排，文庄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他后来回忆说：
1948年，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得到通知去见胡志明主席。交通员带我从印支共中央华侨委员会机关出发，沿着林中小径穿行约两三公里，来到一个树荫掩映下总共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岱族小村寨。我们在一幢山边小竹楼旁停下。印支共中央负责华侨工作的黄国越在木梯口迎我。脱鞋上楼进入屋内，只见一位留着东方长髯的长者席地而坐。当然，这就是我到越南后向往会见的那位传奇般的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伯伯好！”我快步上前，按越南干部的习惯向他问好。
“老弟好！”他依然盘腿坐着，伸手同我握手，态度和蔼而自然，完全不像我心目中初次晋见的外国领导人。
你
“会说越语了吗？”胡志明问。
“学会一些了。”
“那好，欢迎你来越南工作。在越南工作就得懂越语。”
胡志明知道我是从云南来的，即问我认不认识云南地下党的马子卿和陈方。我说不认识。他说，1940年前后，他多次到过云南，就是同他们联系的，得到过他们许多帮助。他又问我云南近况。我就自己所知和越语表达能力所及，简单地谈了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来云南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反对美国干涉等情况。有几处，我的越语说不清楚，他当即为我纠正。我讲到1947年昆明反美大游行，要求美军撤走。他说：“我在云南是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就有美军，但当时还是同盟军。”
接着，我简略汇报了华侨工作，着重说明当前越南解放区的华侨工作主要是动员华侨群众积极参加抗法战争，同时尽可能解决一些同华侨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他说，在动员华侨抗战上，“现在基本没有问题了”。
我问他对华侨工作有何指示？
胡志明说：“要继续加强华、越人民之间的团结，共同抗击法国侵略。你来越南不久，要多注意了解情况，还要努力学习越语。你学得快，但发音还不够准确，还要多多努力。”
文庄的回忆颇为动情：
初见这位仰慕已久的越南党和人民领导人，我心情十分紧张，思想集中在考虑如何应对和如何用越语表达。然而一开始交谈，他那亲切、自然，完全不拿我当外人看待的态度，使我感到像是在同一位自己的老师谈话，拘束感很快消失。我逐渐注意到，胡志明虽然年逾半百，形容清瘦，但面色褐里透红，两眼炯炯有神。他身着深褐色的越式短上衣和宽筒裤，披一件灰绿色美军夹克，赤着双足，俨然一位当地老人。
1950年冬，文庄调到罗贵波身边工作，组织关系转入中国政治顾问团。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庄熟练地掌握了越南语，成为中国顾问团最得力的越语翻译。
1952年的雨季里，中国政治和军事两顾问团合并，在根据地中另建了新营地。新营地启用不久胡志明即来看望。为了防空，中国顾问团驻地建在山麓密林中，营房为大树覆盖。胡志明对房顶是否暴露非常重视，在视察中指示随行的越南干部对某几处再用蕨类植物加强伪装。他还沿着房后防空壕走了一段，详细地询问防空壕是否通到了山麓。他用汉语对罗贵波说：“要特别注意防空，有警报就要出来。”
当时中越战友间关系之融洽，从胡志明1951年12月5日致刘少奇、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可以印证：
少奇、恩来同志：
因十位同志返回中国的机会，我写这封信，祝你们及诸嫂诸侄健康，并向你们谈谈心事。
文武顾问
同志们在此很积极，帮助我们很多，有时候他们免不了感觉到一点辛苦，不是他们性急，而是因为工作发展慢。
我想把一回故事讲给你听：却说我们打胜了边界（战役），收了许多新自法国送来顶精好的面粉。我们把这胜利品分给部队。可是他们不会做西洋式的面包，也不会做中国式的水糕，他们照做大米饼的方法去做，弄成不三不四的粉泥，结果是吐之则可惜，吞之则吞不下。我乃吩咐一位女干部：“你快去向中国厨师学习做最简单的馒头。学会了，你介绍其方法给弟兄们，懂了吗？”
她说“懂得”，就去了。两个钟头后，她两手捧一大盘满装着几样很漂亮的面和糕，喜形于色地说：“报告伯，厨师同志教我学会了这几样，请你尝尝，看侄辈做得好不好？”……
这小故事是我们全部工作的缩影。（1）经验缺乏，得到新的东西而不会用。（2）干部很热心，但常不明白上级的意思，因此事事走大弯。我们负责领导者对许多问题也不甚熟悉，比方财经问题，顾问同志来到以前，我自己对它也好像“小马入丛林”！
如果用一年以前的情况来比较，则现在每事都有或大或小的进步。但一个进步来了，却发现随之而来的许多困难和缺点。
1952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授予罗贵波二级“胡志明勋章”
比方，军事进步了，军数增多了，就发现粮食、运输等等弱点。运输问题是代表一般的矛盾。前时我们把公路彻底破坏，现在要彻底修理。修理要很多人工（只在太原省一段共162公里，而5月份据地方干部的报告，需动员36万多天人工）。用人工多，则一面影响到增加生产，另一面多费米粮。修路和运输，则希望天公长久晴旱，而农民种田则希望大雨连绵。白天，车不能走，路不能修，因为敌机乱炸。夜里驾车修路又迟缓又浪费人力和时间。我们鼓动人民增加生产，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要他们修路、抬货……
虽然困难多端，但我们具有“布”的决心，加上顾问同志们的帮忙，再加上你们随时随事的指教、批评和援助，我们自信能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完成任务，争得胜利。
刘同志5月初对各问题的电示，我们自应努力遵行。黄文欢同志在中国的工作，请你们多多领导和予以不客气的批评。
我写多了，我要结束这信了。望你们也写信给我，请你两兄替我问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诸同志。
亲爱的敬礼！
你们的丁 启
1951年12月5日
此信原文如此，胡志明的心情和他的中文遣词特色可谓跃然纸上，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生动写照。
1952年9月2日，越南国庆，在越北中国军事顾问团驻地举行了隆重的授勋大会，胡志明、长征、武元甲、范文同等出席了会议。
胡志明亲自向中国顾问授勋。越南劳动党中央授予罗贵波、韦国清二级“胡志明勋章”，授予梅嘉生、邓逸凡二级军功章，授予王砚泉、李文一三级军功章。其他30余名顾问和工作人员也被授予英模勋章和抗战勋章。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切都顺利的时候。1952年雨季对邓逸凡来说毕竟是有些不愉快的。入越将近两年了，他没有回国探亲和休养，原因大概在于他和妻子之间在感情上的隔阂越来越深了。这年夏天，他接连收到来信，妻子明白地告诉他，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邓逸凡复信同意离婚，表示自己还将留在越南一段时间，在北京当办的事情，由她在北京办就是了。在雨季的越南丛林里，邓逸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离婚对邓逸凡难免有影响。他本来说话就不算多，在这个夏天似乎更沉默了。作者在几十年后与他谈起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没什么。”不过，在自身感情生活遇到挫折之际，他非常关心部下们的生活和婚姻，只要了解到哪个顾问还没有结婚，他总是慷慨地准以假期，让年轻的顾问回国相亲。
再残酷的战争也阻挡不住人类的爱情。当时，师级顾问大都有了眷属，团一级军官都很年轻，凡尚未结婚的，邓逸凡都批准回国寻结良缘。这一切自然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回想起来每个人都感慨万分。
1989年夏天，当年的顾问团成员聂如惠深情地回忆了她的婚姻：
我是贵州盘县人，1930年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云南昆明上高中，在学生运动高潮中，先参加“民青”，又于1949年年初加入地下党，当年秋离开昆明进入滇北参加了“边纵”独立团。建国以后我来到昆明，在云南军区办的速成中学当教员。
1952年夏，周耀华从越南到昆明休假，我想一定是领导上有意安排，总之是在我们学校教务主任的家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周耀华是河北藁城人，比我大7岁，那年29岁。初次见面，我们彼此印象不错。
从那天以后，周耀华天天派他的警卫员给我送一封信，每天读他的信成了我的一桩大事。年轻的警卫员来得勤，信还非得送到我手里不可，不能转交。学校的协理员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不乐意了，为这事我和他吵了一次。协理员的“无情阻挠”使我和周耀华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距离第一次见面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军区同意我随周耀华去越南军事顾问团，我就此成为团部的工作人员，留在顾问团团部当书记员，担负抄写和文件管理。到了越南以后，周耀华赶着参加西北战役，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在越北，我工作到1953年的秋天，在又一个旱季到来之前和丈夫一起回到昆明。
顾问李增福的婚姻经历比周耀华略晚些，几十年过去，他做此回忆的时候思如泉涌，几度停下话语，沉浸在悠悠往事之中：
边界战役以后不久，我和周耀华被抽调到设在中央根据地的越南陆军干部学校，给越军团、营军官们讲课，一干就是8个月。我们的驻地在太原，离越南的中央机关很近。我算得上性格开朗的人，很活跃，顾问团首长都愿意和我说上几句话。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和平战役以后，不少顾问回国轮换了，我一直没有动，就在太原那个小山沟里成天忙着。
到了1953年年初的一天，邓逸凡找我说：“小李，人家都回家看过了，你也回家看看老人吧。”
我告诉他，我回去，恐怕连家也找不到了。1946年我离开苏北去东北，母亲赶到驻地来和我见了一面，此后全没了音讯，我打听了几次也没有打听着，只怕回去了要伤心呀！
邓逸凡说：“现在国内和平了，你总有个亲戚在家乡吧，回去一打听总能有个下落，要不然，找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帮助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还有，要解决什么事情，也趁回去的时候一起办一办。”
听首长那么一说，我心头一动，就回了江苏沭阳县。我先找到了姨父，果然打听着了母亲的下落。原来母亲已经搬了家。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从一个破草房里先出来的是弟弟，他一见我全副戎装的样子，竟吓得缩了回去。接着是母亲出来了，一看见我，她哗哗地流泪，哭了起来。
走进小草屋，原来两个弟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家里很破败，和我走的时候差不多。母亲到邻居家借来一块豆腐，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想，家乡怎么这样穷呀，可是在过去，就是这穷地方养活了我们新四军。第二天，我叫上警卫员，到城里买了一套家具搬回家。那时我存了一千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事。我还拿出一笔钱，为家里修了房子。这一下震动了我的家乡，母亲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家住了一个月，我回到广州听候顾问团的命令，准备随时回去。在广州军区招待所住下不久，军区组织部长把我叫了去。我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叫我去做什么。他倒真痛快，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26岁了，还没有对象，这次回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就回答：“我还年轻，这些年光想着打仗了，没有认真考虑婚姻问题。再说，我也不认识人呀。”
部长哈哈大笑：“不认识人没关系呀，我们给解决了。我找几份档案，你先看看吧。”
我回到招待所不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好几份女青年的档案，有照片有文字。当然，她们也都是军人。我挨个看了一遍，都挺好，就是我没有主意。我还琢磨，这事接下来怎么办呀？第二天部长又叫我去了，问我选中了哪一个。
我张着嘴说不出什么，想了一想，说：“都挺好，可是我谁也没有见过面呀。”
部长低头从几份档案里挑出了一份，递过来，问：“她怎么样？”
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好。部长说：“既然这样，那就见见面再说吧。”
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轻姑娘进来了。部长介绍说：“这位就是在越南打仗的李增福同志，你们谈谈吧。”
部长这么一说，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顿时一人憋了一个大红脸，面对面坐下来，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了。这比指挥一个营、一个团打仗难多了。
“谈谈呀。”部长直催我们，可是我们说什么呢？部长抽身走出屋子，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几句。可是我们这两人呀，互相看了看，马上各自低下了头，过一会儿又抬头看看，到末了还是没说出话来。
一转眼，部长回来了，问：“谈得怎么样？”我别扭地说：“还没说什么呢。”
“那就说呀。”部长又催了几次。可是有他坐在跟前，我们就更说不出什么了。还是部长老练，笑一笑说：“不吭声就是没有意见啊。”他把手一挥，就像我们打仗时司令员做决定那样：“那就定了。”
定了，我的婚姻就这样定了。1953年5月，我们才见过面不过10多天光景，反正不到20天，就在广州结婚了。新婚妻子是军区报务员，山东莱阳人。幸运的是，我们结婚以后感情还真不错。但在事后想想部长大手一挥的样子，我们都有些后怕呢。这样的婚姻我们的后代大概是不会理解了，因为它只能是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
两个月后，我回到了越南。事后一想也就明白了，中南军区怎么知道我没有结婚呢，当然是顾问团委托军区办的事。我们那个年月，有许多婚姻就是这样结成的。
雨季是军事顾问轮换入越的主要时节，一批新的师、团级军官披着雨雾踏进越北群山。归国后曾担任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董仁和夫人赵玉珍充满感情地回忆了那段经历。董仁回忆说：
1952年6月，我任第44军第131师参谋长，正在武汉的中南军区高级研究班学习。下旬的一天，天下着大雨，班主任宁学文突然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地说，中南军区要在我们班抽调一个干部去越南，到中国军事顾问团担任顾问，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战争。现在就决定你去。
我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说：“为什么要我去啊？韩怀智
去不好吗？他比我年轻。”
宁学文摇摇头，说：“已经决定了，你就快走吧，现在吉普车正在门外等着你呢，快去军区干部部报到吧。”
一听说已经决定了，我立即表示服从命令，马上赶到了军区干部部。我跨进干部部的大门，干部部部长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调你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车票也为你买好了，你今天晚上就乘火车去北京，到中联部报到。至于家属和警卫员的问题你都不要管了。”
我说：“我的部队在广州，我总要回部队去交代一下呀。”
回答是：“什么都不要交代了，你的任务必须保密。”
事后我才知道，如此急如星火，是因为中南军区已经受到刘少奇副主席的批评了。我是军区报上去的第三名人选。当时对人选的要求太严了，我前面的候选人中也有一位是师参谋长，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名字报上去了，仅仅因为他妻子是华侨的女儿，有这层海外关系，就没有批下来。当第二个人选也没有批准的时候，刘少奇副主席批评了，说你们中南军区是不是有宗派情绪呀，为什么不把最好的干部送上去。于是就定下我了。
我当天就上了火车，到北京时有人接站，告诉我，一起去越南的还有几个同志，昨天刘少奇副主席已经见过他们，谈过话了，和你就不单独谈了，有关精神会很快传达的，你要尽快做好去越南的准备。
我到了北京没有几天，妻子赵玉珍也从广州抱着孩子，还带着一位警卫员到了北京。在战争年代，我接到过许多突如其来的命令，但是这次接到的命令大概是最神秘的。
赵玉珍，1932年出生在吉林梨树县，1948年3月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四野，接着参加辽沈战役，从东北平原南下，一直打到广州。她和董仁是在南下的行军路上结婚的，到达广州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对于突接命令去越南，赵玉珍回忆说，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旅途：
老董去越南真是太突然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1952年6月底，我是师干部部的一名干事，驻军广东东莞，大女儿才11个月。因为老董去武汉学习，家里的一切就由我一手包了。大约是6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了老董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报，电文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带一切物品立即来京！董仁。”
奇怪，他不是在武汉吗？怎么到北京去了。我拿着电报去找师长，还以为师长知道怎么回事呢。可是师长见了电报还挺不乐意，说，这个老董，有事怎么也不跟军里、师里说一声。他告诉我，师作战科也接到了老董的一个电报，要科里挑选一名警卫和我一起到北京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那还说什么呀，我立即收拾东西，大大小小七个包袱，带着警卫员就坐火车上路了。这七个包袱可把我害苦了，因为我的家刚刚安定下来，我实在舍不得扔东西呀。
我手里还抱着11个月大的女儿，从东莞到广州没有座位，从广州到北京乘火车因为走得急也没买到座位。车厢里挤得要命，连包袱都没有地方搁，七个包袱放到了三个车厢，我手里托着女儿来回走着照管。列车员见我的样子挺同情的，问我要不要补个卧铺？我是东北普通人家的女儿，参军以后是一路走到广州的，我还不知道“卧铺”是什么。列车员说：“卧铺就是可以睡觉的地方。”偏偏我没有听懂列车员的南方口音，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挤的火车里还能有可以睡觉的地方，就摇了摇头。这下子，我在人堆里挤了四天四夜才到北京。等到了站走出车厢一见太阳，眼一花，差点就栽倒了。
老董来车站接我，告诉我要跟着他去越南。我直埋怨：“你怎么也不在电报里把事情说个明白呀？”他告诉我，请示了，这是军事秘密，领导上不让说。
没说的，跟着他去越南吧，可是11个月的女儿不能跟着一起去，虽然还没有断奶。我只好给远在吉林梨树县的母亲发电报，请母亲来北京把女儿带回去。发走了电报，我赶紧上街去为女儿买炼乳和奶粉。
从硝烟中走出的董仁虽然年过耄耋，但精神矍铄。图为董仁（面对镜头者）2013年参加部队活动时的照片
母亲上午到的北京，下午就抱着女儿回了吉林。我们也在同一天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去南宁。一路上，奶水胀得我生疼，我想女儿，只能牵肠挂肚流着眼泪直到睦南关。
我们到南宁以后换乘卡车进越南，整整开了七天七夜，一路颠簸，这时候我惦念女儿的眼泪已经流完了，接上来的是因为剧烈颠簸引起的呕吐。我一路呕吐，直到大山深处的越南中央根据地，也就是顾问团驻地。战争，给女人带来的艰难是男人体会不到的。
董仁在顾问团团部见到了团长罗贵波。罗贵波告诉董仁，已经决定派他去越军总军委作战局担任顾问。
董仁希望直接到前线去。他提出，自己在部队一直是作战指挥员，冲锋陷阵，做参谋工作经验不足，是不是直接去作战部队为好？罗贵波同意了董仁的请求，改派他去越军主力师第312师当顾问，接替即将回国的顾问赵永夫。董仁在作战局的顾问空缺，后来由从朝鲜战场调来的茹夫一担任。
董仁随即带领两位助理顾问来到第312师，师长黎仲迅，政委陈度热情地迎接了他。按照预定的计划，董仁立即着手训练营连排基层军官。
和董仁、赵玉珍一起进越南的还有许法善。1989年9月，归国后曾任国家民航总局副政委的许法善回忆了这段经历：
我是陕西神木人，1918年生，小时候读过书。1949年建国时我是西北野战军第4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当时随军部驻守在甘肃临洮。
1952年5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命令，总政治部调我去越南担任“组织顾问”，要我立即去北京报到。5月31日，我离开了临洮，第二天到达天水时正是六一儿童节，小孩们吵吵得很热闹。也许是要去战场了吧，我突然变得对孩子们格外留意起来，觉得他们真幸福呀。
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西北野战军就去我一个人。在北京，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玉桓找我谈了一次话，告诉我根据在越南的我国军事顾问团来电，他们急需要人，经总政治部考虑，认为我去是比较适合的。王玉桓对我说，你长期从事组织干部工作，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于具体工作，到了那里以后听从顾问团首长的安排。顾问团的工作主要由中央领导，总政也负责一些具体的指导。家属问题，适合去越南的可以去越南，不适宜去的留在南宁“华南工作团”留守处。
我们在北京很快做好了入越准备，和我一起去的共六人，是王许生（保卫顾问，从华东调来）、王宗经（通讯顾问）、李时功（后勤顾问）、周复（后勤顾问），还有潘浩（宣传顾问）。
在北京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负责人在挂着大地图的作战室里为我们讲了越南战况。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文进勇率领的第320师活动在红河三角地区，仗打得很艰苦，在和平战役中起的作用很大，威胁了敌人的后方。总参谋部的干部还向我们介绍，越南的雨季很长，从4月持续到11月，约半年时间。一到雨季，双方都是易守难攻，所以越南人民军总是在旱季集中力量打一两个战役，歼灭敌人一批有生力量，然后在雨季整顿部队。
出发前，刘少奇会见了我们，在座的有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还有中联部负责此事的处长李起兴等几个人。那天天气很热，刘少奇请我们吃了冰激凌。
刘少奇说，我们已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越南还没有，那里的战争还相当激烈。越南人民经过自己的奋斗，一定可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有我们的援助，他们的胜利就可以来得更快些。如果越南解放了，我们漫长的中越边境线也就安宁了。所以我们应该援助越南这样的正在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国家。
中国顾问去那里是为了支援越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正在抗美援朝，有几十万志愿军在朝鲜。派你们去越南，总共百八十人，你们算算看，是派你们百八十人去合算，还是派至少十几万大军去守中越边境线合算？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派我们百八十人好。
刘少奇说，那你们愿意去不愿意去？如果不愿意去，现在提出来是可以的，我们将另行选派别的同志。当然，选派你们去是因为你们合适，所以让你们都到北京来了。
我们又回答，我们愿意去，决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刘少奇说，现在越南还很艰苦，还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虽然也艰苦，毕竟已经处于和平时期。现在既然派你们去，就对你们抱有希望，你们要和法国殖民主义军队打仗，要把他们赶到海里去，要把战线推到越南的中部或南部去。
刘少奇对我们说，战争是要死人的，你们要有牺牲精神，在越南牺牲是光荣的，牺牲在越南也是为了保卫自己。
我们表示，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了，我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准备着为革命献身，请中央放心。
刘少奇特别强调：“你们去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关系。我们是援助越南反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和越南是兄弟关系。我们解放得早一点，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一定要谦虚，对越南同志特别要尊重，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搞得怎样还是一个尽力而为的问题，和越南同志的关系搞得怎样可是个大问题。你们去了一定要尊重越南的风俗习惯。越南的风俗习惯和我们差不多，但还是有差别，我们要按人家的来。”
谈到最后，刘少奇幽默起来，说，你们去了越南，认识了越南的女同志，如果有了感情，可以结婚。如果人家愿意，可以带回中国来，但是一定要讲道德，不能半途甩了人家。
和刘少奇谈话后不久，我们六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京。这时我们的同伴中又多了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南方赶来的董仁和赵玉珍。我们一起坐火车到了南宁，在南宁稍事停留，又到广西凭祥与在那里的越方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在那里停留一天后坐汽车乘黑夜进入越南。这时是7月盛暑中的一天，时当拂晓，只觉得越南到处是山，村庄和人烟稀少。
几天后到达军事顾问团驻地，团长罗贵波见到我们，即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被分配到越军总政治局组织局当顾问，和组织局局长阮仲永一起工作。他后来当了越南驻中国大使。
罗贵波在和我们见面时就吩咐说：“我们顾问的工作主要是提意见、提建议，最后还是要由越南同志来做决定。这是一条原则，大家要注意。”
大约是我们到达顾问团的第二天吧，胡志明来看望我们。他来到罗贵波的办公室，请我们去。胡志明非常热情，一个一个地问我们的情况。问完了，他问我们大家：“顾问同志们读过‘四书’没有？”
我们有的人说没读过，有的人说读过。我对第一次见面的胡志明说：“我小时候读过。”
胡志明应声即引《孟子·梁惠王》中的话说：诸公“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引用中国古语再次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我深为胡志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熟悉而吃惊。
我在越南安顿下来以后，主要协助越军进行组织工作。我起草了《支部工作纲要》，组织轮训师、团的党组织书记，以后又轮训了党支部委员，还办了两期训练班，轮训营以上干部。我还在部队中搞了三查，查斗志、工作、思想，营以上干部每个人都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越军干部的轮训有成效，有的干部在“三查”中痛哭流涕，悔恨自己以往的工作没有做好。而这一切，都是为即将进行的西北战役进行准备的。
无须讳言，在越北群山丛林中度过的战争岁月是艰苦的。罗贵波多次向本书作者述及：在越南，顾问们的情绪虽然高昂，但对生活的艰苦，诸如水土不服等也有抱怨，大家思念祖国，希望回到胜利了的祖国工作和生活。
1952年，罗贵波有一次回国述职时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多数顾问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安心在越南工作。但也有少数顾问因为越南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多，生活上不习惯，经常害病，打摆子，体重明显下降。加上法军飞机不断骚扰，有的顾问担心病死、战死在越南，他们希望回国工作。
毛泽东听了罗贵波的话沉吟片刻，说，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毫不利己，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他光荣地牺牲在中国，埋葬在中国，他是一位很好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永远缅怀他。
毛泽东转过话头说，我们有许多北方人在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南方；也有许多南方人在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北方。我们的顾问都是共产党员，党派他们去援越抗法，帮助越南工作，为什么不能坚持在越南工作、战斗和生活？
毛泽东随口吟出了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