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4日，北京的国会选举和西南系的“非常国会”选举同时召开，北京这一边是皖系独大，西南系那一边是桂系和滇系合力排挤孙中山，但会议一开完，不管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都将面对相似的命运。孙中山离粤返沪固然是失意而去，但主宰国会的段祺瑞也再难春风得意，北军的厌战情绪不断蔓延，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武力统一”的计划再度流产。他的盟友曹锟和张作霖也开始蠢蠢欲动，他的幕僚们则在掌权之后昏招迭出，而即便是在皖系内部，也慢慢地出现分裂。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徐树铮，正所谓“成也小徐，败也小徐”。
1918年6月15日，两拨人分别自天津抵达北京，一拨是被段祺瑞派去天津的曾毓隽，他带回了陆建章被杀的消息；另一拨则是被督军团选为代表的张怀芝。张怀芝径直到总统府面谒冯国璋，询问冯国璋是否愿意出任副总统，冯国璋表示他不会出任副总统，于是，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置。就在同日，徐树铮的电报落到了冯国璋的办公桌上，这可把冯国璋吓得不轻，只觉徐树铮的胆子太大，居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杀掉了一个北洋元老，当天拒绝盖印，可翌日醒来，便觉得自身所处境地太过危险，终于盖印发表。徐树铮的电报一经公开，整个北洋系为之骇然，段祺瑞也觉得徐树铮所做太过出格，遂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情。又担心陆建章的外甥冯玉祥借故发难，于是以冯玉祥攻占常德为由，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并于17日恢复他的原官。
天津会议于19日正式召开，除了各省的督军之外，已经形只影单的龙济光也获邀出席，北洋系各巨头一致决定以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短短数日之间，为什么主和派又转变为主战派了呢？因为新主和派的两位领头人曹锟和张怀芝又产生了动摇。冯国璋和段祺瑞让出副总统的位置之后，曹锟自觉已经是副总统位置的不二人选，因此以副总统之位与皖系交换，同意支持继续在南方进行军事行动。张怀芝在回到山东以后，发现代理山东督军的张树元果然不肯交还督军之位，他的老巢被占，只好转头向南方寻找新的地盘。
20日，吴佩孚借报告天津会议决定的机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私下提出出任南征副将的请求，段祺瑞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辅佐张怀芝，因此欣然同意。应允之后，段祺瑞就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任命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而自天津会议召开之日起，冯国璋就假意称病拒不见客，一来陆建章被杀，其子陆承武致电冯国璋斥其对陆建章之死不发表任何意见，让冯国璋问心有愧，二来他被徐树铮杀陆建章一事震慑，深怕皖系对他不利。而偏在这个时候，府学胡同段宅又破获了一起行刺案件，皖系的人最初以为是冯国璋背后主使，后来才查明是辫子军余孽陈炎所为。陈炎是张勋的旧将，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秘密机关报复段祺瑞，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放置炸弹，结果被守卫的警察发现逮捕，从而暴露。案件的真相虽然查明，却委实让冯国璋心惊胆战不能自持，更不敢与外界有过多来往，也无力再与段祺瑞明争暗斗。
陆建章被杀其实不只是让冯国璋心惊肉跳，北洋系其他督军对徐树铮所作所为都颇多微词。而此时全国性的反日热潮不见减退，皖系内部各督军也各怀心事，头昏脑涨的段祺瑞自然不想徐树铮再惹出什么是非，因此派他到小站去编练参战军的三个混成旅，以暂时转移其他督军对徐树铮的不满。徐树铮对陆建章痛下杀手，让曹锟也心悸不已，徐树铮也怕曹锟再生动摇，于是专门到天津登门拜访曹锟，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曹锟不反对继续对南作战，徐树铮不仅不再要求他到汉口主持军事，而且保证副总统的位置会稳稳落入曹锟的手里。22日，段祺瑞再度发布任命，除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总司令、童保暄为副司令外，又对冯玉祥授以勋位，冯玉祥为了免去段祺瑞的戒心，亦主动要求调往福建进攻广东。
在升为“四省经略使”以后，北京政府的印铸局特地为曹锟铸了一枚四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都要大，在分量和块头上彰显出曹锟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特殊待遇。其实官僚意识极深的段祺瑞看不起布贩子曹锟，加上曹锟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来回摇摆，足见这个所谓的“老实人”其实心机极重。但既然做了“四省经略使”，就得到所管辖的四个省去经略才对，哪知道曹锟既不进京也不南下，反倒是在天津捧着政府的大印和俸禄做起了寓公。北京政府一再电促曹锟南下，他却回电表示要先发欠饷，然后划定经略使的权限，还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的三个兵工厂，却始终不提南下就职的事情。
就这样，曹锟愣是挨到了7月份，张作霖和张怀芝也抵达天津，督军团再一次在天津召开会议。这一次的督军团会议换由张作霖亲自主持，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参加，长江三督甚至连代表也没有派，倪嗣冲则是接到徐树铮的密电于28日才赶到。
按照徐树铮给曹锟的说法，这个副总统的位置是曹锟的，跑不了。但是如今张作霖也跑到天津来，情势不言而喻，张作霖也对副总统之位垂涎已久。原本在曹锟面前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的徐树铮，这时候耍起了心眼，他指示倪嗣冲在会上提出副总统人选问题暂时不做决定，留给对南作战有功劳的人。等于是以副总统的位置做饵，诱曹锟与张作霖南下作战，但徐树铮这一次又给自己的那点儿心眼耍进去了。结果，激将法没有奏效，曹锟和张作霖都不愿意南下，天津会议什么事儿也没有讨论出来，督军们倒是达成共识，向北京政府催要军饷，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要打仗当然就得有钱，虽然有西原借款，但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段祺瑞只好找来财政总长曹汝霖商议。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同时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另外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和国际汇兑业务。段祺瑞觉得这个方法可行，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但冯国璋拒绝盖印，并在1918年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银行的负责人在总统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的问题。其实冯国璋此举实在多余，与会的人多属安福系，段祺瑞既然将发行金币券的计划报至总统府，说明在安福系中已经通过。于是，冯国璋以总统名义于10日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但北京政府的这一举措，却招致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当时欧战已经渐入尾声，西方诸国也回过头来重新掺和中国事务，自然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各种来往深为不满，恰好利用改革币制的事情来对北京政府施压。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议，而不应该独断其事，这样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表示抗议，让段祺瑞左右为难，亦让日本有所顾忌，日本不欲招致西方国家太多反感，于是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龟三，也暂时不再考虑中国的借款问题。
这个时候，天津会议已经宣布结束，但是在天津会议结束以后，张作霖并没有急于回到奉天，而是留在天津，因为他要处理一件大事。其实自张作霖入关之后，在与其他军阀交往时，就听到他人提到徐树铮是如何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因此在心里逐渐转变了对徐树铮的态度。等到抵达天津，更是发现自段祺瑞三次组阁以后，当时代理驻津奉军指挥权的徐树铮总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实际却只收到了180万元，原来徐树铮居然把奉军的军费用到了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上。怒火中烧的张作霖不等和北京政府商议，就直接下令解除了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声言要去找徐树铮算账。段祺瑞听说张作霖发火，恐怕再生出什么事端，急忙叫徐树铮去向张作霖谢罪，并表示会尽快还上这笔款。
就在段祺瑞为“武力统一”四处筹措资金的时候，从南方忽然传来了主和的声音，而这一次走在前面的竟然就是前不久才表示愿意去前线充当先锋的吴佩孚。21日，吴佩孚领衔南北军将领电请冯国璋下令主和，“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段祺瑞闻讯大为震怒，随即发电痛斥吴佩孚“师长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并同时唆使张作霖、倪嗣冲以及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发电斥吴。 31日，吴佩孚电复曹锟，表示自己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西南系军阀和长江三督纷纷通电表示支持吴佩孚，北方许多军人也纷纷响应。随后，段祺瑞宣布自己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但是仍然保留着参战督办的职务。
其实停战也不全是坏处，资金的问题可以得到缓冲，而段祺瑞也可以更投入改选总统这件事情。段祺瑞自然是想让冯国璋尽快离开总统府，但南方的桂系则想尽一切努力延长冯国璋的总统任期。段祺瑞担心旁生枝节，于是召奉军一旅开至南苑。9月4日，安福国会组织参众两院选举委员会，到会议员共436人，徐世昌最终以425票当选为总统。但选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据说投票之前每位议员都会领取到出席费和一张徐世昌亲笔题名的照片，而少数不属于安福系的议员则以每张投票5000元来收买。
徐世昌是北洋系的老人，袁世凯昔日的左膀右臂之一，在前清时手握大权，民国时则是超然派和元老，搬他出来既可以稳定大局，也可以瓦解直系。其次，这位北洋系的泰山北斗手上并无实权，不可能像冯国璋一样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和段祺瑞争权。但段祺瑞忽略了一点，徐世昌虽然无权，但他历经前清和袁世凯时代，是八面玲珑之人，虽说排兵布阵、编练新军不如段祺瑞，但若论玩政治阴谋他可绝不逊色。他之所以会被请出山，也是因为抵不过段祺瑞的威逼利诱，但若真让他坐到大总统的位置上，他又如何甘心只是做一个傀儡或是盖章机器？抵达北京之后，徐世昌就私下约见北洋系老人、旧交通系的领袖梁士诒、周自齐等人，联合非安福系分子组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
但完成总统改选并没有减少人们对南北战争的关注，其间主和将领发来北京的电报从未中断过，1918年9月20日，吴佩孚致电曹锟，建议请长江三督担任南北间的调停人，请徐世昌担任调停人领袖，苏军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随即做出响应。26日，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联名通电，要求“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
段祺瑞被这封通电气得哑口无言，安福系议员邓熔遂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安福系议员、军阀张敬尧的兄弟张敬舜则表示反对，此后众议员贺得霖亦提出惩办吴佩孚，交付审查后也无下文。段祺瑞不能下讨伐令，只能于30日以国务院名义电斥南北军人的联名通电，随后以皖系为主的北洋系军人纷纷响应，倪嗣冲斥吴佩孚等“谬谈法律，破坏大局”，杨善德则斥他们“曲说乱真，逞以欺世”，甚至连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身在长沙的张敬尧不敢得罪近邻吴佩孚，但也表示“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
但此时主和的声音逐渐得到全国上下的支持，段祺瑞纵然再憎恶吴佩孚，但投鼠忌器，于是决定拉拢曹锟，以换取吴佩孚对安福国会的支持。10月6日，安福系召开干事会议，徐树铮代表段祺瑞出席，说明为什么要推荐曹锟为副总统，但安福系议员却认为已在选举总统时尽力，现在选举副总统，他们亦希望向安福系以外的议员一样能够得到好处。王揖唐不得不四处奔走，由北京政府“付还”曹锟军费150万元，他再将这笔钱移作副总统选举经费，以每张选票2000元的方式签发支票。
岂知到了9日，参众两院举行副总统选举的联合会时，到场的人寥寥无几，王揖唐不得不关上议会大门，派军警四处去拉人来凑足法定人数。议员们听到王揖唐的主意，不知道又有什么事端，赶紧夺门而逃，军警还没有抓进人来，已到的人反又去了大半，副总统的选举随即流产。
安福俱乐部虽然是徐树铮一手创建的，但等到徐世昌成为总统以后，随着南北战争陷入僵局，安福俱乐部内部也发生了分化。首先是研究系得到冯国璋的资助后转而投奔直系，接着是梁士诒主导的旧交通系也和研究系统一立场，由旧交通系和研究系转入安福系的人，心态本来就摇摆不定，因此才会有选举时人数不够的情形发生。就在选举的当天下午，旧交通系议员50余人正在万牲园参加由周自齐主持的游园会时，安福系议员王揖唐、刘恩格、杜持、王印川乘车到万牲园去生拉硬拽，也只拉到了八名议员。
14日，周自齐又邀请旧交通系与研究系议员到天津，在英租界球场29号自己的私邸里招待众人，另在天津著名的旅馆分设四个招待所以便接待，前后有140余名议员抵达天津。在游玩之余，他们还聚在一起开了一次会，在会上就南北和谈和推迟副总统选举两事达成共识。同日，旧交通系魁首梁士诒亦在北平表示，如副总统人选仍然为北方人，则南北和谈便无从谈起。到此时，旧交通系与研究系已和段祺瑞决裂，而安福系内部也逐渐摆脱了徐树铮的操纵，皖系力量的全盛时期看似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