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纪年到1918年时，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渐入尾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中、日均为参战国，但其实并未直接参与世界大战，只是在物资上给予帮助，中国则主要是输出大量劳工到欧洲。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在战争过程中，远离欧洲的日本在中国扶植了段祺瑞政府，并且得到了大量的在华利益。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各国重新发展在华势力，帮助本国尽快从战后的经济疲软状态中复苏。战争结束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会议，再次成为列强就在华利益的一次博弈，也因此影响到了中国政局。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任民国大总统。作为精通黄老之术的旧政客，徐世昌笃信风水，认为前几任民国总统都没有好下场，是因为总统府所处的地方不对，遂决定将总统府与国务院互迁，在迁妥之前他就在自己的私邸办公。段祺瑞为践行与冯国璋同时下野的承诺，专职参战督办，将国务总理的职位让给钱能训代理。但改变风水并不能改变命运，徐世昌与段祺瑞之间也逐渐生出罅隙，徐世昌只得拉拢曹锟与吴佩孚的直系来对抗段祺瑞的皖系，皖系主战，徐世昌则暗地推动主和的浪潮。安福系为了将曹锟推上副总统的位置煞费苦心，但始终未能如愿，还搞得满城风雨。最后，段祺瑞认为自己为曹锟的竞选已经付出最大努力，在多番徒劳无功之后也就作罢，恐怕事情闹僵于己不利。而安福系领袖王揖唐自觉无颜，托病到汤山休养。大觉扫兴的曹锟亦在保定称病休养。
段祺瑞将徐世昌捧出山，却万万不曾料到，老徐一上来就让段祺瑞尝到了老姜的辣道。副总统选举上失利，“武力统一”也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1918年10月，国务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均呼吁和平，致电西南系的“非常国会”主张尽快进行南北和谈。1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徐世昌就职后致电祝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则于18日到总统府面谒徐世昌，并表示美国会在道义及财政上对中国政府予以协助。在这期间，美国开始增加其对华影响力，并向英国、法国、日本提出改组五国银行团的提议，将俄国、德国踢出，加入美国组成新的四国银行团。
有了美国的支持后，徐世昌的步伐就迈得更大，他随后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新的政党，在安福系之外扶植新的势力。23日，名士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王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此新政党中所包括的人物，来自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之前黎元洪、冯国璋方面的有关人士，甚至还有安福系人士也被吸收进来。很快，“和平期成会”的声势越来越大，甚至在广东成立分会，并得到桂系的支持，岑春煊、陆荣廷等都通电响应“和平期成会”的主张。
虽然徐世昌上台之后诸事都取得主动，但他自己心里明白，要主和光靠自己干喊是不够的。徐世昌手上无兵，徒有北洋元老的名声，况且身在皖系势力的包围中，因此必须要听一听北洋系军人的意见，于是决定请各省督军到北京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主要解决南北问题、裁军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擅自扣留国税问题。29日，外蒙古宣布“独立”，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但徐世昌仍然怕徐树铮在会议期间从中作梗，于11月3日加封他为陆军上将衔，4日又派他前往日本观操。
11日，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休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布结束，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欢腾，北京政府放假三天，成千上万的人到街上集会庆祝。而当年力主对德绝交、参加欧战的段祺瑞，一跃成了英雄，徐世昌专门给他颁发了一块大勋章。而美国总统威尔逊，更是瞅准时机站出来发表了有名的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原则，在其中大谈“公理”，并主张“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等，更使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
张作霖、陈光远、孟恩远、赵倜、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王占元、阎锡山等先后赶到北京开会，其他不能亲临北京的地方督军则派出代表参会，规模可谓空前。但是，最重要的大督军曹锟却称病没有到会。徐世昌一再电催，曹锟才于14日赶到北京。15日，督军会议在总统府的集灵囿四照堂举行，其实徐世昌本来提出由梁士诒组阁，以皖系的靳云鹏出任陆军总长，未果后旋又提出以钱能训正式出任国务总理，但安福系则坚持以曹锟出任副总统作为交换条件。而到了督军会议上，各地督军似乎是达成了共识，极力反对梁士诒，尤其以皖系、直系和奉系为甚，徐世昌恐陷入僵局，遂不再提组阁的事情，退而求其次地讨论南北问题。在讨论前，徐世昌请出段祺瑞发言，段祺瑞声明自己已经下野不再妄论国事，只说出两点，一是不能采取对等和平，二是不能讨论国会问题。16日，督军会议再次召开，这次督军们几乎都表示，只要南方不提出苛刻条件，他们立即响应和平统一。
督军会议结束之后，徐世昌遂以总统名义致电西南系“非常国会”，表示愿意接受南北和谈，并在给老朋友唐绍仪的电报中详述了冯段相争、相约下野，他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的事，希望唐绍仪能够尽力促成南北和谈。唐绍仪当年和徐世昌是为袁世凯打江山的“哼哈二将”，后来跟随孙中山南下。他随即给徐世昌复电，在电文中强调南北和谈必须对等议和，代表人数也应当相等，谈判则要保证公开。和北洋系中分为主和派、主战派一样，西南系中其实也存在分歧，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电反对和谈，广州还出现了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谈。同时，段祺瑞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表面上看是一个北洋派的联谊组织，实则是在徐世昌的督军会议之外又开了一个督军会议，而“戊午同袍社”的社长则是直系军阀曹锟。
北洋系和西南系之间的隔阂日久，一时自然难以疏通，此时的徐世昌才知道事情之棘手远超出他的想象，他虽然在政坛上手段迭出，让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招架不来，但若论起与军人打交道，他就有些手足无措了，反不如段祺瑞那么长袖善舞。好在这个时候，徐世昌寄予厚望的国际背景帮了他的忙。1918年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将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由他们投送给西南军政府。五国公使的这份劝告如同是徐世昌的“尚方宝剑”，徐世昌在3日立即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等军阀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徐世昌取出五国劝告的文件交给众人看，督军们只好同意总统的命令，徐世昌趁热打铁，宣布遵照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并请求段祺瑞等疏通安福国会。
29日，北方参加和谈的代表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十人自北京南下，而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十一人则于1919年1月25日北上。而就在中国的南北和谈拉开大幕之际，另一个重要的会议也在遥远的巴黎召开，那就是著名的“巴黎和会”，有了威尔逊的讲话，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似乎也扬眉吐气，决心借此一举推翻不平等条约，争取关税自主的权利，并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当时与会的各国代表分三个等级，由上到下分别是五人、三人和两人，北京政府几乎没有动脑子就派出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五人参会。
巴黎和会召开以后，若干被分到第三等级的国家都据理力争，比如巴西、比利时、塞维利亚等都增加到了三席，而中国却始终没有受到特别照顾。更为关键的是，代表团中有五个人，其中王正廷又是南方代表，凡事都必要争先，本来就不多的名额临时又不好安排。最后还是北京政府做出决定，将五人的排位顺序安排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因为陆徵祥身体不适，驻美公使顾维钧成了实际上的首席代表。28日，顾维钧在会上就山东问题发表陈词，这位驻美公使用流利的英文旁征博引，尤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段最为精彩，完全将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比了下去，以至于陈词结束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指顾维钧）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但“弱国无外交”这样的铁证并不会因为精彩的陈词而出现转变，在当时协约国的五大国中，以英、美、法、日四国为首，而意大利虽名为强国之一，但在远东没有讨得太多利益，而英、法因为经历欧战后都需要休养，唯有美国和日本借助战争奠定强国地位。因此，各国也不欲在山东问题上开罪日本，中国代表团也感到在和会上举步维艰。刚刚才当着舆论的面鼓吹“公理”的美国费尽周章，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开脱的理由，那就是1918年中日双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是一份中日在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是在日方的压力以及“善意”下签订的，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利，当时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还签上了“欣然同意”字样。
据胡適先生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非常兴奋，他专门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台，带着北大的教授去那里对民众做了一天的演讲，蔡元培也亲自登台，一派“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的乐观情绪。由此可知，当时举国上下对于战后的中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即便是日本对华政策日趋怀柔，但巴黎和会前后中国人的心理落差导致的心理创伤，却是一时无法抚平的。
说起五四运动的缘起，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以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笔者在此总结了一些历史资料，当时大概的情形应该是：就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忽然有一份“某要人欧洲来电”传到北京，而这个“某要人”按照学者的分析就是正自费在巴黎待着的梁启超。在这份来自欧洲的电文里说得非常清楚，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欧美国家误读成中国为“二十一条”所加的“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在这份电文中，“某要人”直言中国代表团会在巴黎和会陷入困境，就是因为那“一、二”签订换文之人。
按照张鸣先生援引的台湾学者吴相湘的考订，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也就是著名女学者林徽因的父亲）在此时又从国务院方面探听到，即便是无法维持在山东的权益，中国政府也有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随即自撰《山东危矣》一文，派随员梁敬连同那份“某要人欧洲来电”连夜一并送往《晨报》，翌日刊登之后，随即引起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其中尤以学生阶层反应最为剧烈。
前面就已经讲过，当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带着一班北大的教授去天安门广场举行公开演讲，所以对这些热血青年来说，他们的心理落差无疑是最为强烈的。加之梁启超时任北大预科讲师，因此梁启超的电文和林长民的文章发表在《晨报》之后，北大的反应最为激烈，北大学生于5月4日在天安门集合，举行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立起写有“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的大白旗，将矛头直指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这三个亲日派官员，先是前往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请愿，因为没有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就将满腔怒火宣泄向卖国贼，随即前往赵家楼曹宅，用事先备好的煤油和火柴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日的学生运动也达到最高潮。不过，对于林长民将巴黎和会的内幕消息捅到报界这件事，被火烧的曹汝霖却认为是林长民曾经借钱给他，而他没有及时还钱，于是林长民借机进行报复的缘故。
学生在放火烧曹宅时，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带来大批警察和军人，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拘禁在警察厅。5日，教育部下令给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的行为，将为首的学生开除。而十四个大专学校校长却开会商讨如何应付，决议分别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去请愿，要求释放学生。面对校长团代表的要求，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选择避而不见，钱能训则急忙在官邸开会商议，此时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或是撤掉北大校长蔡元培，但教育总长傅增湘拒绝签署这些命令。
7日，上海群众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三十余社会团体参加，与会人员手执“争还青岛”“挽回国权”“讨卖国贼”等标语，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更是效仿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以鲜血在白布旗上写“还我青岛”四个字。
不久，上海总商会发动不买日货运动，广州则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9日，无能为力的钱能训找到徐世昌，表示愿意下台，徐世昌玩政治有一套，可真要处理紧要事务又显得力有不逮，于是就叫钱能训去见段祺瑞。段祺瑞本意是让安福系的王揖唐组阁，但却不好意思提出，这样就使得北京政府完全处于真空状态。同日，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成立学联，随后天津、上海、武汉以及全国主要城市也纷纷成立学联，并在上海成立全国学联会。爱国运动也延及工商界，全国工商界人士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组织救国储金。就在全国上下的爱国运动让徐世昌焦头烂额之际，上海又传来“噩耗”：13日，南北和谈宣布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