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军阀希冀“武力统一”中国的时候，直系军阀逐渐成长起来，一个是当权派，一个是夺权派，双方的矛盾自然不言而喻。直皖恩怨集中到个人身上，就是段祺瑞和冯国璋的恩怨，也就是新的府院之争。段祺瑞是北洋之“虎”，为人处世比较跋扈，政治手腕高超；而冯国璋则是北洋之“狗”，为人沉稳内敛，但是论政治手腕就要单一多了。论打仗，冯国璋是要强于段祺瑞的，但是论政治，冯国璋就不是段祺瑞的对手了，所以，对冯国璋来说，在北京的日子是他一生里最烦闷的一段日子，而冯国璋的离去，也意味着北洋系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再无调和的余地。
1917年11月18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协同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电，主张停战，长江三督变成了直隶四督，声势上自然不同寻常，这下子算是给了段祺瑞一记闷棍。同日，段祺瑞奉命免兼陆军总长，改由王士珍继任。20日，冯国璋又批准了徐树铮辞去陆军次长的职务。但是徐树铮辞职以后，迅疾乘坐专车前往天津找到曹锟，徐树铮告诉曹锟，国会目前仍然是由皖系控制，只要他支持段祺瑞，皖系必然会扶持他出任副总统。曹锟此时在直、皖之间保持中立，又对副总统的位置垂涎已久，遂于21日自天津给段祺瑞打电话，直言巧电并非他本人意愿。随后，在徐树铮的提议下，曹锟又单独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此时南军已经占领长沙，曹锟此举明里是主和，其实却是对南军不利。随即，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以及其他皖系军阀张怀芝、卢永祥、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通电响应，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
虽然如此，冯国璋仍然想要罢免段祺瑞，而此事正是最好的契机。但是和当初的黎元洪一样，冯国璋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就是在段祺瑞被罢免之后，选择由谁来继任。冯国璋首先想到的是王士珍，但王士珍不愿意“卖友求荣”，别说是国务院总理，连段祺瑞卸下的陆军总长一职他也不肯接手。冯国璋转而又去找熊希龄、田文烈、陆徵祥等人，这些人纷纷表示拒绝。所有的事情就像是黎元洪的故事再度上演，黎元洪找到的是伍廷芳，而冯国璋找到的则是卧病在床的汪大燮。汪大燮禁不住冯国璋的威逼利诱，只好暂时接任，不过据说此老在病榻上还提出了一个古怪的条件，即“只做几天总理，只签署两个公文”，而冯国璋找他也只是一个过渡，他属意的总理人选仍然是王士珍。
就实力而言，此时皖系的力量是最为庞大的时候。首先，段祺瑞本人拥有一个成型的智囊团，以徐树铮、靳云鹏、曾毓隽为中心，身边还围绕着一批如段芝贵、傅良佐、吴光新这样的将领，同时还包括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田中玉等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再加上奉天督军张作霖、直隶督军曹锟这样的实力派外援。虽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段祺瑞已经逐渐替代袁世凯成为新的独裁者，但这并不影响段祺瑞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对皖系将领们来说，段祺瑞愈是独裁，才愈是意味着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况且也正是因为段祺瑞的独裁，他才敢给张作霖、曹锟做出利益上的承诺，而张作霖、曹锟也才会相信。但事情到底是需要分开来看的，独裁既是段祺瑞的长处，也恰恰成了段祺瑞的短处，他在执政生涯中不断地使用“以退为进”来获取东山再起的资本，但就是因为他的独裁行径让他得不到更多的支持。虽然每次他都能东山再起，但是终归是在无形中消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给皖系军阀带来的损伤也是逐步显现出来的。
冯国璋四处奔走寻找段祺瑞的接班人，段祺瑞自然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冯国璋此时非要他下台不可，索性亲自到总统府向冯国璋请辞，又玩起了“以退为进”的老把戏。冯国璋假意要段祺瑞举荐继任者，段祺瑞摸准了冯国璋的心思，随即推荐了汪大燮，并且向冯国璋表示愿意亲自去劝说汪大燮继任总理。11月22日，冯国璋下令批准段祺瑞的辞呈，委任汪大燮代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辞职以后，冯国璋便想仿效袁世凯大权独揽，迫不及待地恢复袁世凯时代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只是将名称改为“军事办公处”。但这个机构刚一成立，就招致皖系军人的极力反对，直隶督军曹锟和奉天督军张作霖也通电表示反对，军事办公处的招牌只挂了两天就匆匆取下。
就在冯国璋和段祺瑞京城斗法的时候，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已经抵达长沙。
赵恒惕进入长沙以后不久，就接到湘军总司令程潜的电报，命令他不要妄自行动，在城中“扫径以待联帅”，这里所称的“联帅”乃是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打走了北军，南军便要来接管长沙，湘军到底不过是南北对峙的一颗棋子。接着，程潜也抵达长沙，于24日接任湖南省长，谭浩明随即致电程潜，要求他“勿得擅有建立，致涉纷歧”，这话再明白不过，就是你别随便发号施令，等老子到了再说。
汪大燮刚刚在国务院总理的位子上待了一个星期，屁股就坐不稳了，日日催促冯国璋寻找继任人选。冯国璋则三番五次去找王士珍，但屡屡被王士珍拒绝。就在此时，王士珍的私邸忽然来了一位贵客，那就是刚刚下台不久的段祺瑞。段祺瑞请王士珍以北洋系为重，至少先就职陆军总长，王士珍算是勉强同意到陆军部去看几天场子。其实段祺瑞最为明白冯国璋的心思，但是段祺瑞也不愿跟直系决裂，因此不如卖个人情，请出无所作为的王士珍。
等王士珍坐上陆军总长的位子，冯国璋也学起了段祺瑞的伎俩，让北京军警推荐代表到王士珍私邸门前请愿。1917年11月30日，冯国璋亲自到王士珍私邸帮助他解围，王士珍只好答应继任国务院总理，冯国璋回到总统府以后，即宣布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同时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以廕昌为参谋总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辞职，由恽宝惠继任。
就在王士珍宣布接受组阁大命的这天，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都到了北京，可第二天，又都不见了，原来他们悄悄去了天津。同时，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军阀代表，以及上海督军张怀芝、在徐州剿匪的张敬尧的代表，都来到天津。除了长江三督，皖系军阀及其他北洋系地方军阀的实力派几乎齐集天津。这是张勋的徐州会议之后，北洋系督军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只不过这一次的“盟主”由张勋变成了曹锟，但是，幕后调控这一切的却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徐树铮于20日抵达天津之后，先是秘密联络各地皖系军阀，同时开始密电各地军阀到天津举行军事会议。
这一次的军事会议与徐州会议不同，徐州会议是张勋发起，到场的督军是各怀心思，以至于最后张勋没有借由徐州会议获得太多利益，反而成了徐州会议最大的悲剧。而此次天津会议，明着看是段祺瑞的意思，由徐树铮和曹锟发动，其实是整个皖系军阀的共同诉求。不管是多大的团体、多小的团体，总有一个亲疏远近，即便是同为皖系军阀也有嫡系与旁支之别，之前的通气多是皖系军阀嫡系之间的沟通，其他部队得到的消息都是零敲碎打，恰好通过天津会议能够达到沟通与磋商的目的。天津会议可以说是皖系军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碰头，以前队伍庞大人头多不好清点，这次徐树铮正好利用天津会议仔细整理一下皖系的会员，好把手头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但天津会议对皖系来说，也是一道分水岭，既帮助皖系达到了巅峰，也为皖系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虽然天津会议的幕后主脑是段祺瑞和徐树铮，但是在前台扯大旗嚷嚷的却是直系出身的曹锟和另一位北洋将领张怀芝，此时借皖系之手提高了曹锟和张怀芝的声望，等到日后曹锟统辖直系，带走了张怀芝和很多本属于皖系的实力派，迅速加强了直系的力量，使得皖系迅速颓败。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曹锟这个人在北洋系，有两个昵称，一个叫“老好人”，一个叫“傻子”，其实曹锟这个人很是精打细算，虽然有“傻”之名，但其实并不是个傻头傻脑之人。
12月2日，以曹锟和张怀芝为首，各地的督军及督军代表在天津孙家花园开会，除了西南各省和长江三督以外，其他地方军阀均有代表出席，其规模之盛可以说是超过了徐州会议。会议召开的时候，皖系的机关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据说西南系军人在梧州会议的时候曾提出了五点建议：一、迎黎元洪复任总统；二、促冯国璋下野；三、惩办战争祸首段祺瑞、梁启超；四、恢复旧国会；五、复任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其实在梧州会议中，西南系并没有提出上述这些条件，徐树铮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要激起天津会议各督军的同仇敌忾之心，再者就是通过第一、二条对冯国璋发动心理攻势。果不其然，在获悉这些条款之后，参加天津会议的北洋系各地军阀及代表都表示大为愤慨，从而认定与西南方面的交战将最终决定北洋系的兴衰荣辱，认定这也关乎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地方利益，曹锟就在会上疾呼：“我愿意率兵平南，战至最后一人亦所不顾。”
在天津会议召开的时候，京津两地情势已非常紧迫，各种谣言纷纷出现，甚至出现清室会再次复辟、宣统帝会第三次坐上龙椅的传言。可见当时的政坛波谲云诡，很多斗争都是暗潮汹涌，所以老百姓雾里看花。而天津会议真正的结果，则是彻底否决掉和西南系求和的可能性，纷纷主张进占湖南，然后南下，最后决定：一、各省分别出兵，并且自筹军费。二、推举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为主帅。三、排斥长江三督，分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由曹锟担任主帅，由京汉铁路南下通过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由张怀芝出任主帅，率军经津浦路南下，由江西进攻湘东。
天津会议还推举段芝贵作为代表，到北京去和冯国璋摊牌，向总统“表达一点儿婉转的意见”，如果南军退出湖南并且解散“非常国会”，他们就可以和南军和谈，如果冯国璋不采纳这个意见，他们就打算用以前对付黎元洪的方法来对付他，即各省宣布脱离中央自主。在会议结束以后，与会的督军们随即将目标对准了长江三督之一的江苏督军李纯。因为北京政府原本任命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去援湘，所谓的“援湘”其实就是到湖南和傅良佐部一起进攻南军，但冯玉祥抵达浦口时被李纯喊停，该旅参谋长邱斌随即通电斥责冯玉祥，随即被冯玉祥免职，改派张树声继任参谋长。天津会议的督军们随即质问李纯，为什么要阻止冯玉祥入湘？
李纯的声望本来就不高，在主战派督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1917年12月3日发出通电，一边否认阻止冯玉祥部援湘，一边承诺即刻催促冯玉祥由浦口开赴上海，再由海道开往福建。李纯在通电中同时表示愿意服从北洋系的公意，同时致电陆荣廷质问梧州会议的争议之处，以表明自己对北洋系的忠心。5日，陆荣廷电复李纯，表示他所提及的梧州会议的决议“完全是无稽之谈”，李纯急忙将陆荣廷的复电转给北方各省督军。
此时主战派的北洋系督军已经决意与南军一战，对陆荣廷给李纯的回电根本没有太在意，但曹锟却怕事情拖得太久发生变化，他并不想放掉这个能够在北洋系中树立威望的机会，于是还没有等到冯国璋对于南下讨伐的问题做决定，就通电誓师南下，并且命令其弟曹锐代理直隶督军。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联名通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同时，参与天津会议的北方各省军阀纷纷开始截留税款、扩充兵力、夺取地盘，与南军的决战似乎就在眼前。
8日，在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到来前夕，湘军总司令程潜解除湖南省长的兼职。12日，谭浩明率领南军抵达长沙，随即宣布自己“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在谭浩明抵达长沙之前，湖南督军的位置共有三个人选，一个是得到桂系以及省议会支持的谭延闿，一个是湘军将领拥戴的赵恒惕，再一个就是湘军总司令程潜，程潜不敢做督军而后又辞去省长，就是因为他自知要做督军或是省长，都很难得到省议会、湘军以及西南系的支持，于是要留待谭浩明入湘后决定，而谭浩明直接将所有权限都抓在手里，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湘人，桂系要把湖南并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湘人自然不愿受北洋系的摆布，更不愿受桂系的控制，因此湘军与桂军之间就此有了罅隙，而湘军内部也因此产生了裂痕。
桂军援湘是不愿让北洋系的势力范围扩大，从而威胁到桂系的利益和存亡。在占领长沙之后，桂系也就没再继续前进，因为当时驻防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的是直系军阀王占元部的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湘军主张乘势夺回岳州，有了岳州作为屏障，才能更好地保护长沙，如果不能夺回岳州，长沙也就很难守得住。但桂系则认为如果进攻岳州，与王占元的部队交火，很可能会破坏直、桂之间的同盟关系，从而使得直系与皖系结盟。
虽然北方各省督军的喊杀之声已经此起彼伏，但冯国璋还是想要促成南北和谈，于是让李纯与陆荣廷取得联系，提出湖南先行停战的主张，并且希望南军不要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对长沙展开反攻，并且在此拉出胡子眉毛一大把的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在冯国璋率先表态期望南北和谈以解决湖南问题后，陆荣廷就下达了停战令，但这个时候冯国璋却迟迟没有答复，因为段芝贵来了，他把主战派的消息带给冯国璋，表示就算总统下达了停战令，他们一样会对湖南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