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发展有其固定的套路，是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嫁接方式创造出来的非主流生长方式。北洋军阀是操持着新式枪械、操典、战术的近代武装，但脑子里秉承着的却是旧式军人的思维。所以他们嘴里虽然总是念叨着“民国”，但所做的事情其实跟民国扯不上多大关系，他们对所谓的民权和宪法不屑一顾，关心的只是地盘和权力。皖系的段祺瑞虽然以袁世凯的传人自居，但其实真正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却是直系的冯国璋。直系是一个恪守旧式军人制度的派系，他们跟着袁世凯、跟着段祺瑞、跟着张作霖，最终崛起，但他们独当一面的时间太短，最终还是只会沦为别人的跟班。
直系军阀的头一位老大是冯国璋，冯氏在“北洋三杰”中被称为“狗”，而直系也确实继承了冯国璋的“狗”性。至少，在直系内部，上下级之间是不会因权力增减而发生变化的。冯国璋离开江苏进京，后来给段祺瑞逼得灰头土脸，长江三督私底下难免会对这位大总统有微词：贵为“北洋三杰”最年长的一位，居然震慑不住自己的小师弟，这说不过去吧？但埋怨归埋怨，也不见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对冯国璋跳着脚骂。等接力棒传给下一拨，吴佩孚掌握直系大权的时候，曹锟在直系里只能算个吉祥物，但是曹锟见着吴佩孚，该骂的时候还是劈头盖脸地骂。吴佩孚呢？卑躬屈膝地听着，大气也不敢出，不服归不服，还口是不敢的。
这种事也就放在直系，要换成皖系和奉系，就没有这好果子吃了。江浙战争前，吴佩孚出于分裂皖系、奉系和孙中山这三角联盟的需要，派人到上海去见卢永祥，结果被卢永祥讥讽得差点儿吐血，可也没有见吴佩孚拍着桌子骂娘。换到奉系去，奉军将领明面上都左一个“张大帅”右一个“张大帅”，私底下却都称呼“老头子”，甚至还有人直呼“张小个子”，在直系有人敢喊曹锟为“曹三傻子”吗？恐怕那是不敢想象的。
直系很老实，是一个由老实孩子领导的军团，和坏孩子军团奉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实孩子的显著特点就是：学习好、守纪律、懂礼貌。直系军阀有学习好、会考试的传统，冯国璋自不必说，像吴佩孚、齐燮元、萧耀南都是秀才出身，王承斌考中过京师优等师范学院，像孙传芳、周荫人、王汝勤、卢香亭这几个都是因为学习成绩出色而被保举到日本喝过两天洋墨水的。
直系很守纪律，跟着长官走，亦步亦趋。最早的时候，冯国璋跟着袁世凯，比王士珍、段祺瑞都要乖，袁世凯让他去打革命军，他二话不说就冲到前沿阵地上，只是有时候“狗性”上来也耍几回小脾气，不过主人一怒也就不多说了，后来袁世凯对北洋之“狗”也不说实话，才又选了段祺瑞。冯国璋垮台之后，曹锟又跟着段祺瑞，吴佩孚一直按照段氏的指示打到湖南，不能说直系对段氏不够忠心。只是后来皖系把直系当炮灰，始终放在最前线，曹锟于是又转身去跟着张作霖。曹锟是好孩子军团里难得的淘气鬼，不想顺着好孩子的路线一直走下去，想自己当一回老大，甚至不顾最忠心马仔吴佩孚的劝告一意孤行，结果翻身当老大的曹锟把直系的基业一股脑儿赔了进去，算是血本无归。
直系军阀的一头一尾，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熬出来的，开端起于冯国璋，末端则终于孙传芳。孙传芳是靠着他三姐夫王英楷当的兵，但是他能够熬出头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在加入新军之后，孙传芳就因为屡屡在学科和操法考试中名列前茅，经冯国璋准许免考保送到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后又被选拔派往日本留学，同行的优秀学生还有周荫人、卢香亭等，日后都是直系军阀。抵达日本以后，孙传芳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为第六期生，当时担任中国留学生区队长的就是日后叱咤风云的冈村宁次。孙佳芳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又因为成绩出色，被准许到步兵联队见习三个月，于1919年3月回国。
可以说，少年时代的孙传芳继承了直系军阀的光荣传统，与他中年时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关于孙传芳后来为什么会从一个乖孩子变成老油条，坊间的传闻不一，但大都坚持认为是在进入北洋系的大熔炉之后被带坏了。带坏孙传芳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北洋系后期的整体风气，二是吴佩孚。吴佩孚在直系晚期的声誉，有点儿类似皖系的徐树铮，他的罪名有两项，坑害王占元和为人太自大。为人自大这件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暂且不论，就坑害王占元这件事，确实是并未冤枉了吴佩孚。
王占元在湖北做督军的时候，以横征暴敛出名，搜刮到大把的金银之后不急着给所部发放粮饷，而是先锁进自己的小金库里，等着部下饿得头晕眼花，他才从牙缝里挑出点儿吃的分下去。结果导致湖北各地接连发生兵变，湖北人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王运动”，湖北人李书城于是电请湖南督军赵恒惕援鄂。赵恒惕这个人心肠好，哪里有不平哪里有他，也不管入鄂会不会得罪直系军阀，就带着潇湘儿郎们杀将过去。王占元平素就对所部缺少训练，加上长期拖欠粮饷部下纷纷哗变，急忙致电吴佩孚请求援助。
吴佩孚收到王占元发来的电报之后，就调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和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部开赴湖北。萧耀南被任命为援鄂总司令，于1921年7月29日率部先行进入湖北，30日抵达汉口，在抵达汉口之后，吴佩孚却命令萧耀南停驻不前。31日，湘军第二师师长曹涤平率部在赵李桥与时任第十八师师长的孙传芳相遇，孙传芳率部击败曹涤平部夺得赵李桥。但是在8月4日，王占元杀死了湖北国会议员、国民党人刘英，湘军遂大举进攻武汉，鄂军纷纷后退，孙传芳部亦被击退到蒲圻。鄂军难以维持下去，而萧耀南部坐视不管，王占元只好携带自己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萧耀南即率部进入武汉，掌握湖北的军政大权。
萧耀南担任湖北督军之后，并没有驱散王占元的旧属部队，孙传芳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而关于在王占元陷于苦战中，吴佩孚却坐视鄂军战败不伸援手，直系军阀对此事颇多争议，后世的一些史学家甚至认为正是这件事造成了直系的裂变，甚至影响到了“好学生”孙传芳的心灵变化。关于这件事，首先要从吴佩孚本人的性格说起，前面已经讲过，吴佩孚是秀才出身，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下属的要求也严格。北洋军阀的部队，军纪差是出了名的，像张勋、张宗昌、张敬尧的部队其素养还不如土匪。
北洋军阀中不乏治军严格的将领，最为有名的就数吴佩孚，美国学者费正清就称他是“学者军阀”。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吴佩孚曾参与到反对巴黎和会签字的运动中，并且支持学生游行，“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吴佩孚不仅对自己严格，对所部将士亦要求非常严格，其治军之严在北洋系中首屈一指。
吴佩孚有著名的“四戒”：不做督军，不入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同时，吴佩孚崇拜岳飞、关羽，并以此来教化自己的部队，并且严格要求自己的士兵要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就曾说过，吴佩孚此人“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奉行者”。据说吴佩孚率部驻守湘南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悄悄出去嫖娼，还抢了妓院的一个水烟斗，结果吴佩孚知道之后就把这个士兵枪决了。可以说，军纪是吴佩孚最为在意的，《孙子兵法》上说部队要“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要做到这几点，首先就需要有严格的军纪。
但是吴佩孚驻守湘南的时候，只是第三师的师长，下辖的也就是几个旅，虽然还有一些部队归他节制，但毕竟不是他的直辖，所以多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随着吴佩孚的官职不断上升，他所管辖的部队数量也就不断上升，据说到其虎踞洛阳的时候，巅峰期的部队人数曾达到数十万人，但这个时候的吴佩孚，还是对所部严格要求，就有些管得太宽了。这个时候吴佩孚固然已经晋升为“大帅”，但另一方面下属的翅膀也逐渐硬了，以前对他们指手画脚也就罢了，如今还要事事约束肯定就有人不愿意，一来二去，吴佩孚也就落下了“骄傲自大”的名声。
如果要为孙传芳的蜕变史找一个说法，不如说是整个北洋系的风气使然。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所以各地军阀都在搜刮民脂民膏，人家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好不容易傍上了吴佩孚这棵大树，却只能看着别人吃香的喝辣的，自己在这里勒紧裤带苦苦度日，内心自然不平衡。吴佩孚倒是可以给自己“四戒”，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着他戒。所以，他的手下固然有刘玉春这样的慷慨之士，但更多的旧将幕僚，最终还是在他两湖战败之后离他而去。
吴佩孚之所以坐视王占元战败而不理，首先是湖北对直系来说位置关键，既是南北要冲，又是“湖广熟，天下足”的天下粮仓，王占元这个人只知横征暴敛，军队战斗力弱，在吴佩孚看来，根本不配掌握湖北这样重要而又上佳的地盘。所以根本不用赵恒惕派湘军入鄂，吴佩孚就已经有驱逐王占元的打算。其实，除了对王占元的反感和对湖北地区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吴佩孚“武力统一”计划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他掌握的地盘越大，就在统一事业中占据的优势越大，在直系中也就更具有话语权。所以，与其说坐视王占元战败坐收渔利影响了孙传芳，不如说吴佩孚扩张势力的计划影响了孙传芳。
吴佩孚所鼓吹的“武力统一”和段祺瑞说的“武力统一”最大的不同，是段祺瑞是仰仗北洋军阀来完成这个计划（也可以说皖系），但吴佩孚是准备以一己之力来完成，他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版图，就是为了能够不断占领其他军阀的地盘，最终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其实，秉承“武力统一”思想的人，当时最重要的是徐树铮（并非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中山，只是吴佩孚和孙中山都较为倾向于靠自己的武装来完成这项事业，只可惜始终无法突破军阀政治局限性的吴佩孚，其部下的将领也多是乌合之众，而且在素养和战斗力上与北伐军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加上北洋军阀的尔虞我诈、貌合神离，大战当前他们却仍然在为自己的蝇头小利斤斤计较。
在军阀割据的乱世，靠宪法和和谈解决问题根本就是理想主义的想法。孙中山先生最早就秉持着这种想法，结果除了被南方军阀逗着玩，革命党连一个地盘都没有占据，后来幡然醒悟之后，建立黄埔军校，培养国民革命军，终于由接手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徐树铮、吴佩孚和孙中山三者相比较，是一个递增的趋势：徐树铮首先想到的是跟外国借钱，有了钱就买枪炮、强化军队，然后联合皖系军阀干掉其他的北洋系和东南系；吴佩孚比徐树铮要先进一些，他想到的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靠吴氏自己的兵马南征北战、统一河山；而孙中山先生则比前面两位要高明一些，他想到的是组建一支有共同信仰的部队，然后北上击败北洋军阀，完成统一。
这三种想法相对比，吴佩孚的想法可以说是旧式军阀统一思想的最高境界。旧式军阀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局限，使他们的思想没有办法取得意识形态上的突破，所以到吴佩孚这个地步，其实已经是到了极致。孙传芳无疑也受到了吴佩孚这种“武力统一”思想的影响，亦认为吴佩孚的这种思想是作为旧式军阀最为可行的方案。所以孙传芳占浙江，驱逐奉系夺取湖北、江西、安徽，然后又联手周荫人组成五省盟军，也是在循着吴佩孚的路线前进，而且，为了完成这条路线，就必须不断占领其他军阀地盘的这一点，孙传芳也和吴佩孚取得了一致。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传芳并没有受到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响，他的骨子里没有旧式文人的孤傲劲儿。
孙传芳做到五省联帅之后，依然保持着做第二师师长时的低调和内敛。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之后，在江湖上漂泊，到查家墩虽然风云再起，但早已不复当年的威风，部下除了靳云鹗，大多数都是外强中干、沽名钓誉的人，连张作霖也不再视他为劲敌，而将枪口转向冯玉祥。但尽管如此，孙传芳依然对吴佩孚毕恭毕敬，吴大帅的旗子方在武汉立起来，孙传芳就急忙致电恭贺，称呼吴氏为“我帅”，甚至以五省联帅之尊俯首称臣，“传芳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与那个厉兵秣马连挫奉军的孙传芳判若两人。但是，这就是孙传芳，能屈能伸，能退能进：既有吴佩孚的治兵之严，亦有曹锟的处世之圆。
当北伐军长驱直入，东南战败，吴佩孚退回河南。虽然兵败如山倒，却不肯屈尊向张作霖求援。孙传芳虽然也接连兵败，但尚且握有东南三省，却对张作霖俯首帖耳，完全一副跟班的架势。对孙传芳来说，谁当老大，谁当魁首，谁当炮灰，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就是要有地盘，要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翻看孙传芳前半生的征战史，从携手周荫人进入福建开始，他就一直努力掌握主动。孙传芳知道在福建周荫人容不下他，而他自己恰又羽翼未丰，于是主动离开福建进入浙江。换成是吴佩孚就不一定会这么做，齐燮元正在和卢永祥交手，吴氏不会做乘人之危的事情。后来冯玉祥和张作霖交战，郭松龄忽然倒戈，张作霖命悬一线，有人劝吴佩孚趁机北上坐收渔利，结果被吴佩孚否决了，他要靠自己的实力取得江山，不靠趁火打劫。
但是说到底，孙传芳终究还是不如吴佩孚，他是吴氏的升级品，却从未被冠以“最强者”的名声。吴佩孚是典型的旧式军人，一言一行都以旧式军人的典范关羽、岳飞为榜样，以清廉和忠义自命，虽然其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但确实是有信仰的，有着明确的思想指引。孙传芳论手腕要强于吴佩孚，但没有清晰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对军队的思想管理很松懈，所以孙传芳部只能打顺风战，一旦战争风向发生变化，很快就会崩溃，并且孙传芳的部将中，也没有如刘玉春那般的勇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