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合作总体说起来有三次：第一次是直皖战争时，直奉联手对抗皖系，但当时主要是靠直系，打完了仗以后奉系却逐渐占主动，最后导致了直奉交战；第二次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直奉联手对抗冯玉祥，结果打跑了西北军，逼走了冯玉祥，但随着西北军撤出北京，奉军接替直军激战南口，这次合作也就悄悄地结束了；第三次合作就是孙传芳与奉系的这次合作，但此时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卖身投靠，因为直系此时完全没有什么势力，在奉系面前也只有服从命令的份儿。前两次分别是曹锟、吴佩孚和张作霖结盟，这种盟友关系相对平衡，而孙传芳与张作霖结盟，则完全是一种主从关系，实际也就标志着直系已经衰败。
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在天津密谈之后，又电召杨宇霆自奉天入关。1926年11月22日，杨宇霆抵达天津，四人经过彻夜密谈，决定对北伐军采取守势，首先巩固长江以北的北洋系地盘，以奉军与孙传芳部联手将天津、徐州和郑州连成三角，各驻重兵、互为策应。当时北京城里开始传出消息，说直系的靳云鹗和田维勤已经和北伐军取得联系，于是张作霖和孙传芳商定不再理会吴佩孚的反对，径自对河南用兵。天津会议结束之后，张宗昌先行返回山东布置军务，孙传芳则命令随行的杨文恺先行返回南京，传达其命令，陈仪的浙军让出镇江以西，退守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交由张宗昌的奉军驻守浦口。随后，张宗昌部进入江苏，而陈仪部撤回浙江，东南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和杨宇霆在天津召开会议，吴佩孚虽然没有亲抵，但派出了熊炳琦到天津。在天津会议结束之后，张作霖派出张景惠、田中玉、鲍贵卿、许兰洲乘专车由津浦线转陇海线到郑州与吴佩孚洽谈实际问题。同时考虑到与吴佩孚交涉很困难，所以临行之际张作霖暗嘱张景惠接曹锟到天津一叙。其实在吴佩孚方面，直系将领寇英杰与奉系走得最近，靳云鹗与奉系却并没有往来，所以奉系对靳云鹗始终有所提防。张作霖与吴佩孚此时已经嫌隙更甚，而孙传芳这一趟天津之行则收获颇丰，虽然难免沦为张作霖马前卒的命运，但却得到奉系支持，面对北伐军自然感到腰板又硬了起来。
12月初，孙传芳由天津回到南京，随即召集所部全体将领召开会议，在会上，直系众将一致主张和北伐军一决雌雄。孙传芳则一边命令严守浙江边境，一边提防北伐军由江西进攻浙江。此时浙江省内的士绅都为和平奔走，呼吁北伐军和直军不要在浙江作战，将浙江作为缓冲区，并主张陈仪、周凤岐担起浙江省的防务。据说在江西战事行将结束之时，陈仪曾与孙传芳进行交涉，孙传芳亦同意撤兵出境，并撤销卢香亭设于杭州的司令部。但孙传芳自天津归来今非昔比，只愿意将浙江的民政还于浙人，还不准备将所部撤走，浙江省内的和平运动遂告失败。
孙传芳不再撤兵，陈仪将所部由杭州移驻宁波和温州，不欲为张作霖担当炮灰。14日，北伐军李宗仁部由玉山进入浙江境内，随后逼近衢州，在浙西驻守的周凤岐部并没有对北伐军表示出任何敌意，反而对北伐军颇为友善。李宗仁部由衢州进入龙游后直抵兰溪，周凤岐不仅不进行抵抗，还派人去照料周凤岐部作为先头部队的便衣队，将便衣队迎入富阳。此时便传出消息来，说是北伐军方面对外宣称，将会在三个星期之内攻下杭州。孙传芳闻讯之后，急忙调白宝山、冯绍闵等师往长兴、宜兴一带驻防，并调孟昭月移驻松江，并且宣布江苏全省实施戒严。
孟昭月得令后遂率部赶往上海，于15日赴松江，将所部驻防在枫泾、嘉善一带，然后布置防务，挖壕备战。卢香亭原本准备将所部的司令部设在龙华，孙传芳宣布亲自指挥卢香亭部之后，司令部即改到南京。直军在浙江省内更改防区，浙江人惶惶不可终日，于是自杭州到上海的路上行人拥挤不堪，浙江人纷纷逃向上海的租界。恰在此时，海军的杨树庄忽然下令所有军舰集结于上海，孙传芳自回到南京之后曾多次电请杨树庄到南京一叙，但杨树庄并未与孙传芳会面，海军的态度已然发生了改变。此时奉军张宗昌部业已接管浦口的防务，麾下的徐源泉和孙殿英已经率部抵达徐州，但其主力部队毕庶澄部却迟迟无法定下南下的确切时间。
19日，周凤岐致电陈仪，表示北伐军当下并不急于进入杭州，并嘱咐陈仪担负起维护杭州治安的责任。陈仪接电之后，就召集浙江省内士绅选出省府委员蒋尊簋、张载扬、陈仪、蔡元培、褚辅成、黄郛等九人，并以蒋尊簋为军政长，陈仪为民政长，将所部第一师和第三师改编为省防军，宣布浙江省自治。但此时浙江的情势变幻莫测，外间有多种传言，所以身在上海的蔡元培、黄郛等并没做任何表示。孙传芳获悉后，急命孟昭月、王森、李俊义等部进入杭州，准备扣押浙江省省长陈仪并将其所部所有将士缴械，陈仪则率部逃匿。此时周凤岐部已经接受北伐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负责掩护北伐军东路军前敌各纵队在衢州集结，北伐军各部已经向桐庐、富阳推进，并与陈仪部在萧山的西兴镇和闻家堰取得联系。于是，直军在占领杭州之后，孟昭月率部进逼富阳。
1927年1月，北伐军决定以主力由江西东部、福建北部进入浙江，然后进攻杭州、上海，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入安徽的南部和西部。另外，再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京汉线的河南及皖北方面，配合长江中下游主力作战，电请西北军由陇海线出洛阳、郑州，与豫南的北伐军呼应，伺机攻破吴佩孚部的主力。除何应钦所指挥的东路军一部外，其余部队都交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向浙江西部推进。白崇禧率领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二师及先遣队李明扬部抵达龙游、衢州。
浙军的周凤岐部向北伐军投诚之后，便在富阳接受改编，北伐军遂任命周凤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陈仪随后亦投诚，在绍兴接受改编，为第十九军军长。在孟昭月逼近富阳之后，周凤岐部不得不向桐庐、严州、建德一带后撤。另一方面，按照北伐军司令部的指示，何应钦派第十七军李生春部前往温州夹击溃逃到浙江的周荫人残部。李生春自福州出发，经古田抵达建瓯后，就停滞不前，声称要补发周荫人督军时拖欠的粮饷再开拔。
随着陈仪和周凤岐倒戈，浙江大部都已经落入北伐军之手。但孙传芳并不愿就此放弃，他将所部改编为五个方面军，为了保住江苏、浙江的地盘，将主力集结于沪杭线。以第一方面军对富春方面，第二方面军对于潜、昌化方面，第三方面军对临浦、诸暨方面，第四方面军对宁国、池州方面，第五方面军一路由处州（今丽水市东南）出严州（今建德）袭击革命军侧背，另一路由天台、宁海至绍兴，与第三方面军联络，企图在钱塘江下游两岸地区与革命军决战。向富阳进攻的孙传芳部与周凤岐部展开激战，周凤岐部经过艰苦作战仍然落败，遂退至衢州，另一部则进至金华、处州，到达永康，随后在缙云又与孙传芳部展开激战，终因兵力薄弱被孙传芳部击退，接连退守永康、金华，到龙游才与主力会合。
10日，北伐军第十九军陈仪部主力到达奉化，其先头部队抵达孔溪坑，遂在横头市与之前由闽退入浙境的周荫人残部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战到13日，陈仪军主力对周荫人残部展开猛攻，余宪文师长亲赴前线督战，终于在中午占据宁海城，但随即面临弹药告急的困境，加上全军疲劳过甚，又不得不选择全线撤退。
而留守百官镇的陈仪军一部亦与孙传芳部段承泽旅激战失利，因寡不敌众而导致宁波失守，遂陷入被围的困境，不得已选择向新昌、台州方向突围。一部准备绕道温州再行集结，另一部及野炮部队由宁波乘船向温州转进，与由闽入浙的第十七军李生春部会合。在这几场战斗中，孙传芳部都占尽先机，而北伐军方面则连吃败仗，但此时与孙传芳部遭遇的只是倒向北伐军的浙军，即陈仪部与周凤岐部，真正的北伐军此时还未与直军接触。
就在孙传芳部与浙军在浙江激战之际，奉军则出师河南，准备借道南下。15日，奉军开入河南后，京津地区媒体纷传魏益三投靠靳云鹗准备公开反对吴佩孚，田维勤匆忙到汝南寇英杰处避难。进入河南的奉军有五个军共十万余人，分别驻扎西平以北的彰德等地以及开封、郑州、洛阳等。
19日，白崇禧部终于抵达常山，同日便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衢州战略要地，攻守可自决，中不遥制”。于是白崇禧断然命令前方部队在衢州附近集结采取攻势，以主力部队在右翼由祁门、德兴、开化进入皖南歼灭处于屯溪、徽州的孙传芳部，再以一部向芜湖警戒，诱敌深入之后即行进攻，主力俟后则由徽州方面直入严州，截断孙传芳部去杭州的退路。同时，命令常山县县长征集大小木船数百艘，扬言运输后方大军以张声势，并电请江右军以一部在其左翼方面牵制皖南之敌。
白崇禧于翌日抵达衢州，召开前线将领军事会议，决定对金华、兰溪的孙传芳部展开进攻。此时陈调元和王普业已向北伐军投诚，所以北伐军的侧翼已经没有威胁。同时，孙传芳部的孟昭月部约万余人均已到达兰溪，分向诸暨、永昌、洋埠、罗埠、游埠方面前进；周荫人的残部一师人也到了金华，向汤溪前进；皖南刘宝题部向祁门移动，李德明部趋严州、淳安间；原在杭州的白宝山、冯绍闵两师则向钱塘江上游推进。孙传芳以主力沿衢江北岸，一部沿衢江南岸，准备联手进攻龙游和衢州。孙氏治军出击素以“快速机动”见长，是以准备一口将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完全吃掉。
孙传芳的计划很快就被北伐军方面洞悉，针对孙传芳的意图，白崇禧很快做出回应。他以一部沿衢江南岸，主力沿衢江北岸攻击金华、兰溪。1927年1月27日起，北伐军遂大举进攻，很快占据龙游。孙传芳部则退守汤溪、洋埠、游埠，皖南的刘宝题宣布起义。另外，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第四纵队、第五纵队、第六纵队亦由闽北出发，第四纵队向江山，第五纵队向处州，第六纵队向温州分别挺进。何应钦则将福建省政交方声涛以代理主席身份处理，福建治安则令谭曙卿负责维持。28日，何应钦由福州经延平、建瓯、浦城越仙霞岭进入浙江。29日，北伐军分三路进攻：右翼第二十六军进攻汤溪；中央军第一师、第二师分别进攻洋埠、游埠；左翼军第四师、第六师进攻永昌、诸暨、寿昌。经过激战之后，孙传芳部全线向严州、桐庐、浦江和诸暨溃败，直系将领孟昭月则由兰溪仓皇逃走。
2月1日，北伐军攻占兰溪，2日又攻占金华。3日，中央军先遣队攻占建德，左翼军攻占淳安，右翼军则攻占浦江。白崇禧随即命令中央军先遣队进攻桐庐，左翼军一部守卫遂安、淳安，余部主力向分水推进，右翼军则向诸暨推进。中央军先遣队与孙传芳部在桐庐刚一交火，直军便溃退，北伐军占据桐庐。孟昭月逃回杭州以后，以所部第十三团团长郝云亭为杭州戒严司令，第二师第三旅段承泽部转调富阳，孟昭月亲赴富阳督战，誓要一雪前耻。孟昭月将所部兵分两路出击，与北伐军血战四日，但此时的北伐军正士气高涨，孟昭月大败后逃回杭州，勒索了300余万元的军费之后便率部移驻松江。此外，段承泽退至武康，李俊义经德兴移驻吴兴，周荫人则败退到嘉兴。
浙江境内的局势急转直下，孙传芳苦苦支撑，不断电促奉军南下。张作霖遂于8日接连发出两封电文，解释奉军进入河南的原因，“兹已分饬直鲁联军及三四方面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湘粤”，不断声明自己只是来河南借道，并没有要和直军开战的意思。同时，张作霖又致电吴佩孚，质问他为何在河南不南下援助孙传芳，也不让路给奉军南下，“弟既承公推之雅，负专征之责，坐视不救，何以对民？会师爽期，何以对友？大乱不平，何以对国？再不自决，行将噬脐”。吴佩孚很快复电张作霖，请奉军缓进，“若只以威力行之，恐贵军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遑，绝友先见，造成鹬蚌，以待渔人，大局更不堪设想，吾弟兄同心讨赤，一载有半，岂可一着不慎，隳败前功”。
曹锟此时尚在郑州，他的本意是团结直系，然后与奉系联手击退北伐军，继而重振直系的声威。但是随着奉军大举进入河南境内，曹锟自知局势已经难以控制，遂带着亲信于11日由郑州返回天津。奉军先由荣臻指挥，自京汉、陇海两线逼近郑州之后就交由于珍指挥，此后对吴佩孚的态度不予理会，先头部队渡河南下。吴佩孚虽有心拒奉，苦于河南境内派系林立，令行禁止已经由不得他。靳云鹗意识到此时是掌握直军的大好良机，于是自鸡公山到郑州面谒吴佩孚，表示愿意率部阻止奉军。吴佩孚此时自感无法控制直军，便对靳云鹗持默许的态度。靳云鹗随即赴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直军此时早已经四分五裂，吴佩孚指挥不动河南境内的人马，靳云鹗自然也比吴佩孚强不到哪里去。当时豫中的直系诸将对奉军的态度不同，所以均持观望态度。豫东镇守使郭振才早就倾向奉系，一俟奉军进入河南境内，他便通电表示欢迎。驻守在豫东的宋振檀和寇英杰早已经私下和奉军有往来，所以均对奉军持欢迎态度。只有豫南的田维勤和魏益三反对奉军入豫，但这两个人的能力实在有限，吴佩孚知道他们实在不足以仰仗，靳云鹗未尝不知道，但此时亦无人可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靳云鹗既然决定抗击奉军，即发出通电。其实河南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张作霖的手里，只剩下靳云鹗扼守的豫南，所以他并不担心。只是当初奉系与直系又是拜把子又是结盟，如今北伐军来势汹汹，他和直系却要在河南引起一场北洋军阀内部的战斗。况且他老张又是先行进入河南，总怕外间指责他忘恩负义，所以致电吴佩孚希望他不要偏袒靳云鹗，“靳云鹗从前二三其德，早在洞鉴之中。阳夏之役，忍令我兄失败坐视不救，且有危害之举动。今则公然抗拒义师，旗帜显然，以前之种种行为，今已证实”。其实靳云鹗在豫南算是得力的干将，只有魏益三。魏益三原属奉系，后来投向直系，此时虽然知道奉系声威，但不想背上“朝秦暮楚”的骂名，只能硬着头皮支持靳云鹗抗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