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被人称为“曹三傻子”，但自投军以来，他做的只是“倚傻卖傻”，在那副傻乎乎的皮囊下面，是一个再狡猾不过的灵魂。正是靠着这股“傻”劲，曹锟才能接替冯国璋成为直系首脑，然后连续击败段祺瑞、张作霖等一众清末民初的乱世枭雄。但权力这个东西，偏偏就能让一个糊涂人变聪明，亦能让一个聪明人变糊涂。直系定鼎中原之后，曹锟开始从一个虚假的傻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傻子，让他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他窝在心里的总统瘾。正如“洪宪六君子”之于袁世凯、安福国会之于段祺瑞、“公府四凶”之于黎元洪，围在曹锟身边的则是曹锐和王承斌。
黎元洪逃到天津之后，北京方面即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出任主席。众议员吴宗慈遂认为，此时时局混乱，情势严峻，核发机关唯有国会，应该尽快开会解决黎元洪辞职事宜，并主张在新总统未选出之前，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等到秩序恢复，即组织选举总统。吴宗慈是拥曹派议员，他的话很快得到了其他拥曹派议员的支持。但国民党籍议员却强烈反对，结果遭到拥曹派议员的攻击，会议秩序无法维持，吴景濂只好宣布散会。当晚吴景濂、张伯烈、袁乃宽、刘梦庚、高凌霨等在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先送议员每人端午节节款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领的他们就派人专门送到家里。有的反对派议员仍然拒绝收受，而有的则收了钱即离京南下。
1923年6月16日，参众两院再次召开联席会议，认定黎元洪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这个几乎已经被拥曹派控制的内阁随即受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痛斥吴景濂内阁“从心所欲，变换无常，视议会为儿戏，等国事于弁髦”。孙中山亦委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请议员南下，皖系的卢永祥则电邀议员到上海继续制宪工作。吴景濂深恐议员纷纷南下，国会成为空壳国会，于是劝慰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而此时拥曹派的议员与反对派的议员却大打笔墨官司，拥曹派奉劝南下的议员不要被南方利用，而反对派议员则攻击拥曹派议员收受贿赂，“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
按照民国的总统选举法，必须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才行，彼时参众两院共870个席位，也就是说至少要有580人出席。当时留京的议员已经难以满足这个数量，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邀请152位议员开会，并提出三条临时支付费用的方法：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并不支持吴景濂的方法，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但最终仍然以77人支持而获得通过。
“拥曹派”除了尽力争取留京议员，亦积极争取南下议员，除了出席费100元外，吴景濂又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南下议员返京，并保证每人发给旅费400元。9月2日，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草公卖局督办兼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直省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庚等直系的重要人物，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和全体议员到北京甘石桥114号俱乐部开会。据称当晚到场的有200余人，主要讨论由哪一方提出延长众议员任期，是政府还是议会。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却始终没有得出答案。
因为吴景濂的不断努力，南下的30余名议员返京，众议院乃于9月7日召开常会，302名众议员出席。吴景濂指定牟琳、马骧、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为审查员，召开审查会，待审查完毕后，由胡祖舜向常会报告。在胡祖舜报告之后，再由主席吴景濂将此修正案提付表决，在场的出席者308人，同意修正案的有261人，从而以多数通过。当天即召开三读会，会后咨送参议院。9日，吴景濂命令众议院秘书处发出议程，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同时分别通知各议员，凡是参会的议员都可以收到出席费200元，抱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即便是如此，依然无法凑足规定人数，10日，与会议员的人数仍然不足，于是吴景濂命令秘书长郑林皋派多名职员代未与会的议员签名，虚报人数才算是开成了总统预备会。
26日，参议院召开常会，以议员谷嘉荫出任主席，出席的议员共138人。议员赵连琪即提议变更议程，先议众议院所移交的延长任期案，在场议员多数赞成，还有议员表示不必讨论，直接开审查会当场审查即可。于是，赵连琪指定宋桢、纳谟图、王湘、陈铭鉴、娄裕熊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完毕后，由陈铭鉴报告审查结果，随后只用十几秒时间就开罢三读会，不加讨论即予以通过。在参众两院自行通过延长议员任期案之后，即以咨文送达摄政内阁，但是摄政内阁却不敢公布此事，而身在洛阳的吴佩孚更是对此提案大加反对。但吴景濂和参众两院的议员用此事作为同意大选的交换条件，摄政内阁只好同意在10月4日同时公布国会延长任期令和众议院议员改选令。
曹锟忙着要当总统，这样一来议员便成了“奇货可居”，“拥曹派”为了帮助曹锟顺利完成选举，就尽可能地拉拢国会。于是乎，每一位议员都成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拥曹派”每天都聚在一起给每一位议员估价、划价、定价，然后掏钱。但是议员毕竟不是商品那么简单，商品是死的，议员却是活的，所以有的议员收了钱也难保真的会把票投给曹锟。这个时候，这个议员值不值得花钱、花多少钱，是付现款还是支票，支票是选择即期支票还是远期支票，选择哪一家银行，以谁为出票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1923年9月12日，拥曹派召开了第一次选举会，结果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产，于是直系“天津派”和“保定派”的主要人员在小麻线胡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定选举日期，同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四处拉拢议员。
同时，“天津派”和“保定派”又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的方法。什么时候给钱，通过什么方式给钱，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议员主张在出席选举会的上午支付票款，这样议员收到票款后就可以集合到一起，在午后同乘一辆汽车到国会去投票。贿选的票款初定5000元一张，但通过什么方式付款又成为难题，如果议员拿了钱却没有来投票，那无疑就是打了水漂。而索款的议员则担心“拥曹派”并不能按时付钱，这样他们集合到一起就被一网打尽，就算是不想投票也得被劫持到选举会，届时便身不由己。“拥曹派”和议员们互不信任，以至于事情一度陷入僵局。
从1日起，贿选总部即开始分别填送支票。一位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在取得支票以后，将支票印成正反两面，于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要求依照民国法律侦办起诉，并且通电全国，揭露直系的贿选丑闻，并且以自身所获得的贿选支票为证。这位众议员应该算是“打入敌人内部”，挖出了真材实料的证据。但彼时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的势力范围内，哪里敢接下这桩案子，但消息到底还是传出来了。很多省份的议员纷纷对本省受贿议员予以声讨，并否认其身份，有的甚至还公开宣布开除其省籍。奉系的张作霖亦讥讽曹锟是“三花脸”，但这都无法阻止贿选的进行。
4日，先后流会了多次的宪法会议终于开成，550余名议员到会，吴景濂遂以总统名义于当日下午宣布“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虽然到会的议员只有550余名，但据说已经在甘石桥俱乐部具名领取支票的人数达576名，至于不愿意领取支票的那十四五人，他们大都是蒙古的王公贵族，他们不看重金钱，而是希望能够在政府中得到个一官半职。此间传闻之多不胜枚举，还有人传不少在天津的议员表示会在选举当天抵达北京，投票之后即领取支票，随后即返回天津，并且要求“拥曹派”不得将他们的姓名公之于众。因此，“拥曹派”估计投票选举总统的时候，曹锟应该可以得到600张选票，从而远远高于580票的规定票数。
5日，选举会开始当天的一大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也增添了很多瞭望兵，另有诸多便衣混杂在群众之中，负责京畿警务的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亦亲自到场指挥。北京的东、西车站以及各紧要通道，均布置有军警，以防止议员于当日出逃。当时确有议员妄图于当日混出城去，结果一经抓捕，便会被强制带回会场。即便是如此，选举会也并不顺利，原定于上午10时开始的选举，因为一直无法凑足规定人数而一拖再拖。“拥曹派”的甘石桥俱乐部人员开始分头向议员做工作，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拥曹派”便动员其亲友加以劝诱，因此很多议员都是被妻妾或是友人陪送至会场，这样的议员有数十人之多。
还有一些议员，原本并不打算收受贿赂，只是希望能够在政府中得到职务，但是等到选举当日，又不想要官职而想要钱，“拥曹派”乃以金钱收买，同时催促到会。到下午1时，仍然未凑足规定人数，甘石桥俱乐部乃再次开会，并向部分议员做出秘密承诺，只要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依然可以领取5000元。这个方法也起到了一些效果，袁振黄等十余名议员于午后乘汽车赶到会场。但是，人数依然无法凑足，“拥曹派”只好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以担架抬至会场。这样一来，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算是勉强超过了规定人数580人。
1923年10月5日下午3时，选举会终于允许负责监督选举的会监进入会场。负责监督选举的100余名会监其实一大早就已抵达选举会现场，但是却遭到了军警的阻拦，首先要由其介绍人出面证明身份，经过搜身之后才能入门。会监们入门之后被阻挡在会场外，在院子里临时搭建的棚子中休息，但是因为地方狭窄、人数众多，以至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饥肠辘辘，等到他们饿得头昏眼花之际，组织者才送来了一批面包。大选开始之前，也不允许会监们旁听，等到被允许入场时，“拥曹派”早已安排妥一切。加上自早晨折腾到下午，这些会监早已精疲力竭，哪里还有力气提起精神行使监督权利。
即便是如此，据选举会结束后的媒体和相关人员爆料，其间仍然有诸多可疑之处。当天签到的议员有将近600人，但并没有全部验明正身，一部分蒙古议员即指出参众两院中各有一些自命“蒙古议员”之人是假冒的，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名议员被指出有问题，而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也都是由“拥曹派”指定的。签到刚一结束，吴景濂便命人将签到簿封存，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露。按照民国选举法，检票员应该从议员中抽签选出，到了大选当日，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负责抽签，16人在旁簇拥，其他人则不得随意上前。于是，抽出的人除了参议院的吕志伊和众议院的李肇甫，其余检票员均为“拥曹派”。
选举从下午2时开始，“拥曹派”虽然用尽手段，但仍然担心选举过程中会出岔子。本来隐居幕后的曹锟实在耐不住性子，于选举当天悄悄跑到北京来临场督选。曹锟查看议员填写选票，当看到北京医院国民党员吕复没有填写自己的名字时，曹锟乃附耳低问，哪知道吕复脾气暴躁，不仅公然指责曹锟贿选，而且还抄起手边的砚台砸向曹锟。曹锟气恼地对议员们说，只要是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当总统。结果招致一位议员嘲讽“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引得到场议员哄堂大笑。到下午4时，选举终告结束，随即当众点票，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孙中山得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立三、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
而除了上述这些选票，尚有12张废票，这些废票颇多让人哭笑不得之处，比如其中就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1票。孙美瑶是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付庄乡康宅村人，在抱犊崮占山为王。1923年4月，孙美瑶率部在临城拦截特别快车，劫持车上的中外客商，造成了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著名作家鲁迅、冰心称赞孙美瑶为抱犊崮的英雄豪杰。而“五千元”则无须赘言，这正是“拥曹派”收买议员的支票金额，至于“三立斋”则是当时“拥曹派”所签发的贿选支票上的印戳字样，这两位议员也是实在人，既然是冲着那笔钱而非曹锟的面子到了会场，不如把选票投给这笔钱得了。
根据后来揭露的幕后真相，共计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拥曹派”原定每名议员5000元，其实根据议员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不同，最高的达到10000元，最低的则不足2000元，多是在10月1日以支票的形式签出。据日后组织贿选的相关人物回忆，整个贿选总共花费1356万元，其中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580万元、特别选票价141万元、普通选票价324万元，另有“冰敬”“炭敬”以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还有秘密费70余万元。
曹锟贿选成功之后，7日，国民党即宣言讨伐曹锟，9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同时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10日，吴景濂捧着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专车抵达保定，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户户都悬挂五色旗，而曹宅更是张灯结彩。待吴景濂抵达曹宅，照例表达一番“众望所归”的马屁话，而曹锟则复之以感谢国民、诚惶诚恐的客套话。随后，才从选举会现场跑回来不久的曹锟，又与吴景濂一道返回北京。曹锟抵京后即进入总统府，宣誓就职，并通电全国，“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