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被人称为“曹三傻子”,但自投军以来,他做的只是“倚傻卖傻”,在那副傻乎乎的皮囊下面,是一个再狡猾不过的灵魂。正是靠着这股“傻”劲,曹锟才能接替冯国璋成为直系首脑,然后连续击败段祺瑞、张作霖等一众清末民初的乱世枭雄。但权力这个东西,偏偏就能让一个糊涂人变聪明,亦能让一个聪明人变糊涂。直系定鼎中原之后,曹锟开始从一个虚假的傻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傻子,让他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他窝在心里的总统瘾。正如“洪宪六君子”之于袁世凯、安福国会之于段祺瑞、“公府四凶”之于黎元洪,围在曹锟身边的则是曹锐和王承斌。
黎元洪逃到天津之后,北京方面即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出任主席。众议员吴宗慈遂认为,此时时局混乱,情势严峻,核发机关唯有国会,应该尽快开会解决黎元洪辞职事宜,并主张在新总统未选出之前,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等到秩序恢复,即组织选举总统。吴宗慈是拥曹派议员,他的话很快得到了其他拥曹派议员的支持。但国民党籍议员却强烈反对,结果遭到拥曹派议员的攻击,会议秩序无法维持,吴景濂只好宣布散会。当晚吴景濂、张伯烈、袁乃宽、刘梦庚、高凌霨等在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先送议员每人端午节节款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领的他们就派人专门送到家里。有的反对派议员仍然拒绝收受,而有的则收了钱即离京南下。
1923年6月16日,参众两院再次召开联席会议,认定黎元洪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这个几乎已经被拥曹派控制的内阁随即受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痛斥吴景濂内阁“从心所欲,变换无常,视议会为儿戏,等国事于弁髦”。孙中山亦委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请议员南下,皖系的卢永祥则电邀议员到上海继续制宪工作。吴景濂深恐议员纷纷南下,国会成为空壳国会,于是劝慰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而此时拥曹派的议员与反对派的议员却大打笔墨官司,拥曹派奉劝南下的议员不要被南方利用,而反对派议员则攻击拥曹派议员收受贿赂,“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
按照民国的总统选举法,必须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才行,彼时参众两院共870个席位,也就是说至少要有580人出席。当时留京的议员已经难以满足这个数量,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邀请152位议员开会,并提出三条临时支付费用的方法: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并不支持吴景濂的方法,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但最终仍然以77人支持而获得通过。
“拥曹派”除了尽力争取留京议员,亦积极争取南下议员,除了出席费100元外,吴景濂又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南下议员返京,并保证每人发给旅费400元。9月2日,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草公卖局督办兼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直省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庚等直系的重要人物,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和全体议员到北京甘石桥114号俱乐部开会。据称当晚到场的有200余人,主要讨论由哪一方提出延长众议员任期,是政府还是议会。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却始终没有得出答案。
因为吴景濂的不断努力,南下的30余名议员返京,众议院乃于9月7日召开常会,302名众议员出席。吴景濂指定牟琳、马骧、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为审查员,召开审查会,待审查完毕后,由胡祖舜向常会报告。在胡祖舜报告之后,再由主席吴景濂将此修正案提付表决,在场的出席者308人,同意修正案的有261人,从而以多数通过。当天即召开三读会,会后咨送参议院。9日,吴景濂命令众议院秘书处发出议程,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同时分别通知各议员,凡是参会的议员都可以收到出席费200元,抱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即便是如此,依然无法凑足规定人数,10日,与会议员的人数仍然不足,于是吴景濂命令秘书长郑林皋派多名职员代未与会的议员签名,虚报人数才算是开成了总统预备会。
26日,参议院召开常会,以议员谷嘉荫出任主席,出席的议员共138人。议员赵连琪即提议变更议程,先议众议院所移交的延长任期案,在场议员多数赞成,还有议员表示不必讨论,直接开审查会当场审查即可。于是,赵连琪指定宋桢、纳谟图、王湘、陈铭鉴、娄裕熊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完毕后,由陈铭鉴报告审查结果,随后只用十几秒时间就开罢三读会,不加讨论即予以通过。在参众两院自行通过延长议员任期案之后,即以咨文送达摄政内阁,但是摄政内阁却不敢公布此事,而身在洛阳的吴佩孚更是对此提案大加反对。但吴景濂和参众两院的议员用此事作为同意大选的交换条件,摄政内阁只好同意在10月4日同时公布国会延长任期令和众议院议员改选令。
曹锟忙着要当总统,这样一来议员便成了“奇货可居”,“拥曹派”为了帮助曹锟顺利完成选举,就尽可能地拉拢国会。于是乎,每一位议员都成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拥曹派”每天都聚在一起给每一位议员估价、划价、定价,然后掏钱。但是议员毕竟不是商品那么简单,商品是死的,议员却是活的,所以有的议员收了钱也难保真的会把票投给曹锟。这个时候,这个议员值不值得花钱、花多少钱,是付现款还是支票,支票是选择即期支票还是远期支票,选择哪一家银行,以谁为出票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1923年9月12日,拥曹派召开了第一次选举会,结果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产,于是直系“天津派”和“保定派”的主要人员在小麻线胡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定选举日期,同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四处拉拢议员。
同时,“天津派”和“保定派”又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的方法。什么时候给钱,通过什么方式给钱,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议员主张在出席选举会的上午支付票款,这样议员收到票款后就可以集合到一起,在午后同乘一辆汽车到国会去投票。贿选的票款初定5000元一张,但通过什么方式付款又成为难题,如果议员拿了钱却没有来投票,那无疑就是打了水漂。而索款的议员则担心“拥曹派”并不能按时付钱,这样他们集合到一起就被一网打尽,就算是不想投票也得被劫持到选举会,届时便身不由己。“拥曹派”和议员们互不信任,以至于事情一度陷入僵局。
从1日起,贿选总部即开始分别填送支票。一位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在取得支票以后,将支票印成正反两面,于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要求依照民国法律侦办起诉,并且通电全国,揭露直系的贿选丑闻,并且以自身所获得的贿选支票为证。这位众议员应该算是“打入敌人内部”,挖出了真材实料的证据。但彼时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的势力范围内,哪里敢接下这桩案子,但消息到底还是传出来了。很多省份的议员纷纷对本省受贿议员予以声讨,并否认其身份,有的甚至还公开宣布开除其省籍。奉系的张作霖亦讥讽曹锟是“三花脸”,但这都无法阻止贿选的进行。
4日,先后流会了多次的宪法会议终于开成,550余名议员到会,吴景濂遂以总统名义于当日下午宣布“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虽然到会的议员只有550余名,但据说已经在甘石桥俱乐部具名领取支票的人数达576名,至于不愿意领取支票的那十四五人,他们大都是蒙古的王公贵族,他们不看重金钱,而是希望能够在政府中得到个一官半职。此间传闻之多不胜枚举,还有人传不少在天津的议员表示会在选举当天抵达北京,投票之后即领取支票,随后即返回天津,并且要求“拥曹派”不得将他们的姓名公之于众。因此,“拥曹派”估计投票选举总统的时候,曹锟应该可以得到600张选票,从而远远高于580票的规定票数。
5日,选举会开始当天的一大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也增添了很多瞭望兵,另有诸多便衣混杂在群众之中,负责京畿警务的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亦亲自到场指挥。北京的东、西车站以及各紧要通道,均布置有军警,以防止议员于当日出逃。当时确有议员妄图于当日混出城去,结果一经抓捕,便会被强制带回会场。即便是如此,选举会也并不顺利,原定于上午10时开始的选举,因为一直无法凑足规定人数而一拖再拖。“拥曹派”的甘石桥俱乐部人员开始分头向议员做工作,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拥曹派”便动员其亲友加以劝诱,因此很多议员都是被妻妾或是友人陪送至会场,这样的议员有数十人之多。
还有一些议员,原本并不打算收受贿赂,只是希望能够在政府中得到职务,但是等到选举当日,又不想要官职而想要钱,“拥曹派”乃以金钱收买,同时催促到会。到下午1时,仍然未凑足规定人数,甘石桥俱乐部乃再次开会,并向部分议员做出秘密承诺,只要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依然可以领取5000元。这个方法也起到了一些效果,袁振黄等十余名议员于午后乘汽车赶到会场。但是,人数依然无法凑足,“拥曹派”只好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以担架抬至会场。这样一来,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算是勉强超过了规定人数580人。
1923年10月5日下午3时,选举会终于允许负责监督选举的会监进入会场。负责监督选举的100余名会监其实一大早就已抵达选举会现场,但是却遭到了军警的阻拦,首先要由其介绍人出面证明身份,经过搜身之后才能入门。会监们入门之后被阻挡在会场外,在院子里临时搭建的棚子中休息,但是因为地方狭窄、人数众多,以至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饥肠辘辘,等到他们饿得头昏眼花之际,组织者才送来了一批面包。大选开始之前,也不允许会监们旁听,等到被允许入场时,“拥曹派”早已安排妥一切。加上自早晨折腾到下午,这些会监早已精疲力竭,哪里还有力气提起精神行使监督权利。
即便是如此,据选举会结束后的媒体和相关人员爆料,其间仍然有诸多可疑之处。当天签到的议员有将近600人,但并没有全部验明正身,一部分蒙古议员即指出参众两院中各有一些自命“蒙古议员”之人是假冒的,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名议员被指出有问题,而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也都是由“拥曹派”指定的。签到刚一结束,吴景濂便命人将签到簿封存,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露。按照民国选举法,检票员应该从议员中抽签选出,到了大选当日,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负责抽签,16人在旁簇拥,其他人则不得随意上前。于是,抽出的人除了参议院的吕志伊和众议院的李肇甫,其余检票员均为“拥曹派”。
选举从下午2时开始,“拥曹派”虽然用尽手段,但仍然担心选举过程中会出岔子。本来隐居幕后的曹锟实在耐不住性子,于选举当天悄悄跑到北京来临场督选。曹锟查看议员填写选票,当看到北京医院国民党员吕复没有填写自己的名字时,曹锟乃附耳低问,哪知道吕复脾气暴躁,不仅公然指责曹锟贿选,而且还抄起手边的砚台砸向曹锟。曹锟气恼地对议员们说,只要是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当总统。结果招致一位议员嘲讽“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引得到场议员哄堂大笑。到下午4时,选举终告结束,随即当众点票,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孙中山得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立三、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
而除了上述这些选票,尚有12张废票,这些废票颇多让人哭笑不得之处,比如其中就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1票。孙美瑶是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付庄乡康宅村人,在抱犊崮占山为王。1923年4月,孙美瑶率部在临城拦截特别快车,劫持车上的中外客商,造成了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著名作家鲁迅、冰心称赞孙美瑶为抱犊崮的英雄豪杰。而“五千元”则无须赘言,这正是“拥曹派”收买议员的支票金额,至于“三立斋”则是当时“拥曹派”所签发的贿选支票上的印戳字样,这两位议员也是实在人,既然是冲着那笔钱而非曹锟的面子到了会场,不如把选票投给这笔钱得了。
根据后来揭露的幕后真相,共计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拥曹派”原定每名议员5000元,其实根据议员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不同,最高的达到10000元,最低的则不足2000元,多是在10月1日以支票的形式签出。据日后组织贿选的相关人物回忆,整个贿选总共花费1356万元,其中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580万元、特别选票价141万元、普通选票价324万元,另有“冰敬”“炭敬”以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还有秘密费70余万元。
曹锟贿选成功之后,7日,国民党即宣言讨伐曹锟,9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同时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10日,吴景濂捧着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专车抵达保定,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户户都悬挂五色旗,而曹宅更是张灯结彩。待吴景濂抵达曹宅,照例表达一番“众望所归”的马屁话,而曹锟则复之以感谢国民、诚惶诚恐的客套话。随后,才从选举会现场跑回来不久的曹锟,又与吴景濂一道返回北京。曹锟抵京后即进入总统府,宣誓就职,并通电全国,“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