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军阀割据，觊觎总统大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但是历数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却是既无兵力又无实力的黎元洪。黎元洪对民国总统不似曹锟那么有瘾，但却是最有热情的，为了当总统，明明知道是给别人当傀儡也甘心，所以才把“黎菩萨”的称号一直发扬光大。但是在那个靠银元和地盘说话的年月，黎元洪注定是一个悲剧性角色，他虽然每次都是费尽心思爬上总统的位置，但往往没坐两天，就会给人一脚踹下来。而且黎元洪担任总统时，往往容易陷于意气之争，所以当了两次总统和三次副总统，却很难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吴佩孚离开北京后，即回到洛阳，专心练兵，并在洛阳修建继光楼以款待天下士，并在楼上亲自题写一联：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当时天下名士往来于洛阳的不胜枚举，如张謇、章炳麟、康有为等都曾是吴佩孚的堂上客，吴佩孚对地方督军及政府之人都声色俱厉，但是对往来的文人名士却非常客气，毫无嚣张跋扈的气焰。在吴佩孚最辉煌的时候，他拥兵数十万，包括直属部队五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当时洛阳城内设有全国18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被时人称为“西宫”。时人谓吴佩孚有“虎踞中原、统一四方”之心，以至于身在保定的曹锟也承认，“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到这个时候，直系内部逐渐地走向分裂。其实分裂的原因，就是黎元洪。前文已经讲过，彼时徐世昌下台之后，直系内部就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迎黎元洪就任；一种声音是以曹锟出任。当时吴佩孚以先借黎元洪之名统一南北，然后再扶持曹锟上台，算是暂时稳住了局势。但是，随着吴佩孚在洛阳声势日盛，在曹锟身边说闲话的人就多起来，尤其是曹锟的弟弟曹锐、曹锳和大将王承斌，他们隔三差五就给曹锟吹耳边风，鼓动曹锟取黎元洪而代之。
王承斌是曹锟身边的大将，素来以直系“三当家”自居。直奉大战中，王承斌兼领中西两路指挥权，先是驰援大败奉军李景林部，又进攻任丘城二败李景林，此后四退四进攻克马厂，为直系获胜立下大功。但直奉战争后，吴佩孚的声名如日中天，屯兵中原，手握大权，而王承斌却只得到一个直隶省省长的职务，使他愤懑难平，而导致吴佩孚与王承斌积怨变深的就是“罗文干案”。1922年11月18日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带着华意银行买办李某抵达东厂胡同面谒黎元洪，举报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擅自签订奥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罗文干涉嫌行贿。黎元洪乃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藩和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抓捕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将二人押解至法院。
罗文干被捕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迅速做出回应，到警察厅探望罗文干和黄体濂。内阁成员对于总统越过国务院发布命令逮捕阁员非常不满，但众议院的吴景濂和张伯烈等人则持反对意见，参众两院为此闹得不可开交。20日，府院在居仁堂召开联席会议，内阁中就罗文干案分为两派。张绍曾和高凌霨认为罗文干案的责任在内阁，而王宠惠则认为即便内阁有责任，也该是行政处分，而不该是刑事处分，高恩洪则认为总统越权命令步兵统领捕人，无视司法机关存在，是违法行为。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终不欢而散。
罗文干案发生后，吴佩孚致电斥责黎元洪“未经解职遂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黎元洪只好在22日命汪大燮、孙宝琦等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出具了一张保单，并派出自己的专车接罗文干出狱。随后，罗文干案便发生重大转折，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做证，该行所支付的30000镑和5000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拿的手续费，与罗文干无关。另外80000镑是由财政部公开领收。原始告发人华意银行总裁许世英则早已逃之夭夭，不敢出庭做证。
事情本来急转直下，哪知道23日晚，吴景濂率领议员20余人冲进东厂胡同黎元洪的私邸，将曹锟发自保定的电报交给黎元洪。原来，曹锟这一次是真的生气了，因为他获悉吴佩孚在奥款展期合同中得到了50万元，他随即差人到交通部查账，查出半年来交通部转账拨款清单，一共有509.9万元拨充洛阳军费，而仅有242.4万元拨充给保定。曹锟遂发出电文，痛斥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特别法庭彻底追究。24日，王承斌亦通电响应。王承斌的电文发出之后，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督理蔡成勋、安徽督理马联甲、山东督军田中玉、浙江督军卢永祥、上海镇守使何丰林、海军司令杜锡珪以及吴佩孚的嫡系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等亦通电响应。25日，吴佩孚不得不发出通电，“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并表示“对罗案不再置喙”，30日，他又致电曹锟，表示与王宠惠及罗文干素不相识，只是在觐见元首时有一面之缘。左右为难的王宠惠、顾维钧等人先后辞职，黎元洪只好请出汪大燮组阁。
罗文干案可以说是真正导致直系分家的导火索，罗文干案以后，公然与吴佩孚闹翻的王承斌在天津招贤纳士，组成了“天津派”，与曹锟的“保定派”、吴佩孚的“洛阳派”呈三足鼎立之势。
1922年12月9日是曹锟的农历寿辰，国会议员纷纷赶到保定为“老帅”祝寿。但吴大帅却并未出席，只是指派萧耀南为代表，此时直系已经分裂。1923年4月22日，吴佩孚农历五十岁寿辰时，全国各界的达官显贵、文化名流及各国驻华使节纷纷到洛阳庆贺，多达七八百人，其声势自不下于曹锟寿辰时，康有为更是亲自撰写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而“保定派”和“天津派”也只是派人送来礼物，做一些表面文章罢了。
汪大燮这位内阁总理也没有当几天，他上任不久，曹锟就发布通电，“汪大燮乃具保罗文干出检察厅之人，许世英为与奥债有关之华意银行总裁，断任交长之高恩洪既有力庇罗案之行为，又有抵借京绥路之新案，阁员如斯，是对于国会提出查办之罗案，有意消灭。似此新阁，不但有蔑视国会之嫌，更何能符人民之望”。曹锟的通电一经发布，各省督军便相继反对汪大燮内阁，而直系各军阀也未对汪大燮内阁发出一字贺电。左右为难的汪大燮随即决定辞职，黎元洪随即提名张绍曾组阁。而吴佩孚方面，虽然没有去参加曹锟的寿辰，却委托萧耀南专门向曹锟低头认错，曹锟认为吴佩孚既然已经低头，便也无意继续对罗文干案穷追猛打，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更是主张予以安慰。
汪大燮辞职以后，先由王正廷代理内阁，然后通过张绍曾正式组阁的议案之后，由张绍曾正式组阁。张绍曾出任内阁总理之后，以施肇基出任外交总长、高凌霨出任内务总长、刘恩源出任财政总长、李鼎新出任海军总长、王正廷出任司法总长、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李根源出任农商总长、吴毓麟出任交通总长，自己则兼理陆军总长。张绍曾本来与吴佩孚是儿女亲家，但吴佩孚并不支持张绍曾组阁，张绍曾于是倒向“保定派”。在张绍曾组阁之后，早已倒向“保定派”的“天津派”提出“先选举总统”，于是，“保定派”便和“天津派”联手进行曹锟选举的事宜。
曹锐和王毓芝成为曹锟选举的急先锋，把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均聘为直鲁豫巡阅使顾问，自1923年1月起，按月发放津贴200元。到了农历年关，曹锟又致送吴景濂30000元“炭敬”，张伯烈10000元，因为正副议长之间差距过大，引起张伯烈不满，曹锟只得补送1000元。结果事情传出，又引起议员不满，曹锟只好改派袁乃宽负责发放2月的议员津贴，可是还没有发完，就没有钱了，袁乃宽只好悄悄逃往天津过年。曹锟忙于选举总统，吴佩孚忙于“武力统一”，给了张绍曾机会。8日，张绍曾致电西南各省，反对联省自治运动，积极与直系以外的地方军阀联络，并找到曾担任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借鲍启元从中牵线与奉系取得联系。
张绍曾的频繁活动最终引起了曹锟左右的注意，他们很快发现，这位“保定派”出身的国务总理刚一上台，就开始四处鼓吹“先办统一后办选举”的政策，这恰与“保定派”“天津派”一贯的主张相悖。“保定派”“天津派”随后便开始处处抵制张绍曾内阁，到6月间，彼此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内政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甚至在国务会议上联名要求张绍曾内阁总辞职。张绍曾只好于6日提出辞职，并于辞职当天偕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乘坐专车赴天津。
7日，北京驻军第九师、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等部以及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500余人，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发放欠饷。
8日，忽然出现数百人的“公民团”在天安门搭设讲台，举行国民大会，宣称黎元洪应该“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北京城内一时风云变色。政学系的李根源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搬入东厂胡同黎元洪私邸，表示誓与总统共存亡。
9日，国民大会继续举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别致电国会和各外交团，宣称他们愿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畿安保。同日，原本驻守在新华门和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均被撤走，直到晚上7时，因为外交团的介入，警察才自动复岗。
10日，中级军官300余人再次到东厂胡同黎元洪的私邸外索饷，到下午，又有数千人的“公民团”拥堵在黎元洪私邸外，到午夜才散去。
1923年6月11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私邸内召集在京各界名流召开会议，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出席。黎元洪在会上表示，他此次进京是“依法而来”，不会一走了之。12日，又有大批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在黎元洪私邸外示威，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认为已经到了非走不可的境地。王怀庆和冯玉祥在当日中午递上联名辞呈，随后第十一师、第十二师中下级军官亦宣布全体辞职。黎元洪遂于当日下午在私邸内召开高层会议，决定发布命令，准许张绍曾内阁总辞职，只留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再任命金永炎出任陆军总长，裁撤掉全国的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把军队交由陆军部直接管辖，声讨制造政变者，并宣布自1925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随后，黎元洪将大总统印信15枚交给如夫人危氏，命其躲进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自己则在外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禄等十余人及卫队40余人驰赴车站，乘专车赴天津。
黎元洪出京之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随即前往国务院寻找总统印信，未果后即通过长途电话请王承斌逼迫黎元洪交出印信。王承斌接到电话之后，偕同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赶到杨村截住黎元洪所乘专车。下午，黎元洪的专车开抵天津新站后，即被王承斌所部卸去车头，派出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将车站围住。虽然已经身处绝境，但黎元洪一开始并不甘心就此交出印信，当时危氏住在东交民巷，身边亦有机要秘书瞿瀛陪同。黎元洪一厢情愿地认定只要不交出印信，他便可以保住自己的总统位置。
但王承斌步步紧逼，显然是不达目的不罢休，黎元洪在天津新站的专车上忐忑不安，最终只好就范。黎元洪告诉王承斌，印信并不在自己身上，乃派随行的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找到瞿瀛，命他将印信交给国会。但瞿瀛表示若无总统口谕，他断不能交出印信。唐仲寅两次与瞿瀛通电话都无结果，万不得已，黎元洪只好亲自下车，在多名军警护送下到车站与危氏通了电话。瞿瀛知道黎元洪已经身陷囹圄，于是决定交出印信。电话挂断之后，吴毓麟乃赶往北京收印，是以黎元洪又被囚禁了一夜。
14日清晨，王承斌终于接到北京方面的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经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危氏手上取得印信。
确定印信已经收妥之后，王承斌便手持致国会、国务院和发往全国的通电文稿赶到新站见黎元洪，电稿的内容是为了说明总统请辞，“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是黎元洪的口吻，不过却是“天津派”撰写的电文。黎元洪签妥之后，王承斌就让黎元洪驱车返回寓所。但黎元洪此时到底气愤难平，回到寓所之后，黎元洪便发出一封通电，“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那厢的王承斌也发出一封电文，不过内容和黎元洪所发的电文则完全不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遽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前途异常危险，所有黎总统到津，对于印玺办理情形，已于元电详陈，计已达览，兹因黎总统派秘书随员到京，于本日寅刻在京法国医院将印玺取出，交由薛总监督行点收”。
黎元洪离开北京以后，“保定派”的在京官员们迅速开始行动，内务总长高凌霨在国务院召开特别会议，财政总长张英华、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次长程克、外交次长沈瑞麟、交通次长孙多钰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出席会议。会议结果由国务院代行大总统职权，并决议由财政部负责筹款，在端午节前发放所有军警饷项及各机关经费。16日，王克敏募集银行筹款100万元，以备在18日发放部分欠饷。
20日，黎元洪派人到上海发出电报，分别致电参众两院及外交团并通电全国，表示“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仍然以总统自居。黎元洪退至天津之后，先是想要通过唐绍仪拉拢南方，随后又准备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军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军司令，以自己的亲信陈宦为参谋长，合各方之力讨伐直系。但黎元洪的计划并未得到各方的支持，他的总统之路至此也就走向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