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政客大都很注意风水，据说徐世昌就精通堪舆之术。在当上总统之后，他仔细地研究了总统府的风水，最后得出结论：民国前三位总统之所以都给段祺瑞搞倒，原因是总统府的风水不好。所以徐世昌继任总统以后，就把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地址互迁。在这之后，还真应了“风水轮流转”的老话，袁世凯、黎元洪和冯国璋都无可奈何的段氏，确实是在徐世昌当政时垮台了。不过，搞倒了段祺瑞，并不意味着老徐的总统之旅就会善始善终，因为曹锟的总统瘾早就给段祺瑞勾了上来，直系当国之后，他自然是准备当两天总统尝尝鲜的。
直皖之战就像是一个烂尾故事，前半部分剑拔弩张精彩纷呈，结果双方刚刚拉开架势，就草草地结尾，让人大失所望。自冯国璋入京继任总统，直皖两系的针锋相对历时三年，但却只打了三天的仗。民初的战争大抵都是如此，各地军阀都是军校出身，拉开架势以后便只会按部就班地照着教科书排兵布阵，双方对打也都是你来我往、见招拆招，于是哪方率先冲出一个不管不顾的愣头青，哪方往往就能够占尽先机。
历数民国的几位战神级人物，冯国璋、吴佩孚、张学良都是混不吝的角色。冯国璋是教科书派的代表，别人大多只是摆摆架势，他是来真章，对方往往一声“哥们儿你来真的”掉头就跑了，民初军阀最爱惜的就是身家性命和自己的部队；吴佩孚虽然是秀才出身，但打仗也是不管不顾，通常都是低着头往前冲，属于“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宗师级人物；到张学良的时候，这位公子哥脾气的少帅，最喜欢的就是把手底下的长枪短炮全抬出来，冲着敌人一顿暴揍，管它是赢是输，场面上至少看着热闹。是故民初的战争，大多都时间短，不怕不要脸的就怕不要命的，碰上这种不循规蹈矩的主，没有见过大阵仗的人早就一哄而散：本来就经常欠饷，为什么还给你卖命？
1920年7月18日直皖战争结束，20日，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大队人马则于24日抵达，分别接管了南北苑兵房。29日，北京政府即下令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这“十大祸首”，段祺瑞虽然是安福系领袖，直皖战争中亦被吴佩孚指为“国贼”，但到底是北洋元老，真打完了仗谁也不敢碰他。民初的战争大多都是北洋系的“家务事”，所以打来打去，战场上死的将领寥寥无几，打完了仗也是一团和气，虽然做出“通缉”的姿态，但也没有见谁真被通缉到以后杀头的。民初的北洋系也就死了陆建章和徐树铮，连帝制复辟的祸首张勋后来也活得好好的，活到六十九岁才因病去世。
直皖战争结束以后，有书生意气的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其性质是“由国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这位北洋系的大将，显然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然守着旧教条的束缚，却幻想着民主新生活。但在北洋军阀掌控的时代，这样的提议纵然能够得到西南军人的支持，却不可能得到北洋系内部的认可，最终也只能胎死腹中。战争结束以后，直奉急于加固自己的联盟关系，于是，曹锟便和张作霖结成了儿女亲家。曹锟将当时只有七岁的女儿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年仅八岁的儿子张学思，曹锟和张作霖就此成为儿女亲家，还专门摆下上千桌的订婚宴，中外报纸传为战争以外的花边新闻。不过在1931年，十七岁的张学思离家出走，这桩曾轰动一时的政治婚姻最终不了了之。
直奉操控北京，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就在10月12日，直系大将、江苏督军李纯突然去世。江苏地处南北要冲，自古便是富庶之地，直系“长江三督”之一的陈光远希望由王占元调去江苏督军，自己则调往湖北督军，以苏军二把手齐燮元或是新崛起的吴佩孚督军江西。徐世昌则希望由王士珍、靳云鹏或是吴佩孚为江苏督军兼任巡阅使，一来节制长江二督，二来放一个能够对南军有震慑力或是能均衡南北关系的人物。而奉系的张作霖则希望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便极力举荐曾占据徐州的张勋出任江苏督军兼巡阅使。徐世昌虽然不愿意坐视直系继续虎踞长江，但更不愿意让张勋出来，于是在12月3日任命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以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当初直皖之战，直系与奉系联合的口号是“清君侧”，矛头所指乃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因为徐树铮惯常嚣张跋扈，确实也得罪了不少北洋军人，但说到根本问题，是皖系壮大危及直系奉系的生存空间。当时北京政府因为不堪大笔的军费支出，所以号召“裁军”，但皖系招兵买马，裁撤的却尽是直系与奉系的部队，最终引发了直皖之战，所谓“清君侧”也不过是个名头。等到直奉控制北京，军费支出仍然是个大问题，双方便又借此来弹压对方，而此时奉系的矛头所指，则是曹锟的左右手吴佩孚。但是说到根本，还是银元和地盘的问题，对于北京政府这是缓解财政危机的唯一渠道，对于地方军阀来说，却是分毫不能相让的。
政府的财政问题自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便已经很严峻，等到靳云鹏接手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财政问题的根源，便是各省督军大肆扩军，几乎是毫无计划的，以至于大笔的军费支出远远超出预算。而军费到了各省，又往往到不了军队里，督军们往往先要抽上一笔，要不那么多姨太太如何养活？等钱发到下面，已经不剩多少，所以欠饷问题才会日积月累。北京政府一直呼吁裁军，但是一来地方军阀大权在握，二来各系明争暗斗也无法施行，所以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问题段祺瑞解决不了，靳云鹏就更加解决不了了。1921年12月17日，靳云鹏内阁宣布辞职，皖系的最后一任内阁也就此垮台。
随后，旧交通系再次登台，并力主魁首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在袁世凯时代便有“财主”之名，手中亦掌握着中国两大金融机构之一的交通银行，徐世昌正苦于财政问题无从解决，自然欢迎梁士诒组阁。24日，在得到曹锟和张作霖的首肯之后，徐世昌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梁士诒乃以颜惠庆为外交总长、高凌霨为内务总长、张弧为财政总长、鲍贵卿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其中，鲍贵卿、齐耀珊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梁士诒内阁中既有直系也有奉系，同时他亦借组阁之机将新旧交通系合二为一。
但是梁士诒组阁之后，财政问题这个黑洞并没有填满，再者虽然曹锟和张作霖都认可梁士诒组阁，但直系大将吴佩孚却非常反对。其实曹锟也不支持梁士诒，但张作霖竭力拉曹锟作为推荐人，曹锟碍于情面，勉强答应。所以此时的梁士诒内阁，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综合了各方势力的中和内阁，但其实却是由奉系操控的。梁士诒组阁之后，即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允诺以胶济线作为条件向日方商洽借款，吴佩孚即借此事向梁士诒发难，而梁士诒则极力辩白。但日方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则表示，梁士诒确实以胶济线为条件与日方接洽，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其实关于对日借款一事，至今仍然是历史谜团，但此事终究给梁士诒内阁造成了致命打击。在全国上下的“倒阁”声中，梁士诒不得不于1922年1月19日递交辞呈，徐世昌虽未批准辞呈，却批了准假，内阁乃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揆。
梁士诒内阁下台是直奉矛盾激化导致的，自民国成立以来，各系军阀都希望以控制内阁来完成对中国政坛的主导。皖系当权时便成立安福系控制国会，而直系当权时曹锟和吴佩孚自然也希望能够操纵国会，张作霖扶持梁士诒内阁，乃是希望奉系控制内阁，这样自然涉及了直系的根本利益，是故直系才会对梁士诒内阁穷追猛打。曹锟虽然平素难免会对吴佩孚有疑心，但每逢关键时刻必会站在吴氏一边，是故直系比之皖系才会看似更为团结。张作霖想要控制北京局势，但他有先天缺陷，便是屯兵关外，对北京有些鞭长莫及。
梁士诒内阁垮台之后，直奉局势更为紧张，北洋耆要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往来奔走，希望能够避免战事。张作霖早已经在密谋围攻直系，他联合各方反直势力，准备一举推翻曹锟和吴佩孚。随后，奉系的大军便分批入关，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但张作霖却不敢贸然动手，此时全国上下都在攻击梁士诒的亲日行为，奉系要出兵便只能以吴氏“倒阁”为由，而此时梁士诒亲日理屈，加上孙中山的北伐军迟迟无法出动，使奉系陷于被动。
另外一边，曹锟亦不愿意和张作霖开战，于是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多番前往沈阳表示善意。王承斌，字孝伯，奉天兴城人。保定武备学堂二班步兵科、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毕业后出任禁卫军排长，后归入北洋第三镇曹锟麾下，“身材丰硕、相貌奇伟”，在直军中以骁勇善战闻名，是曹锟、吴佩孚之外直系的第三巨头。王承斌与吴佩孚之间素有隔阂，王承斌曾参与反对共和的“宗社党”，遭到吴佩孚的痛斥，吴氏还要求曹锟开除王承斌，只是曹锟未允。王承斌去见张作霖，主要因为他是奉天人，与张作霖有同乡之谊，张作霖则向王承斌表示，他所厌者只是吴佩孚一人，与曹锟并无过节，王承斌回到天津后据实告诉曹锟，吴佩孚获悉后与王氏芥蒂更深。
为了表示诚意，张作霖同意将北京和直隶境内的奉军调走，但事到临头，曹锐等又恐奉军撤退后，吴佩孚势力更大，无从节制。于是，曹锐说服曹锟，到奉天找张作霖挽留关内的奉军，并且再次向张作霖解释，攻击梁士诒内阁乃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曹氏兄弟无关。1922年2月15日，徐世昌通电解释内阁问题，提议拟派梁士诒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贵卿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亦与直系有往来，但让徐世昌始料未及的是，奉系张作霖首先表示不支持鲍贵卿组阁，而吴佩孚则未发表任何意见。到此时，段祺瑞悄悄离开北京，孙中山则宣布可以北伐，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就变得日趋强硬，开始派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亦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积极备战。
3月8日，曹锐趁张作霖寿辰之机再次北上，张作霖遂提出四项条件：一、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三、段芝贵出任直隶督军；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哪知就在此时，北京政府发生金融案，“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长董康查出财政部所发行的国债券“八厘债券”中存在“猫腻”，财政总长张弧乃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随即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消息传来，张作霖大为光火，遂叱问正在沈阳的曹锐是否能够约束吴佩孚，如果曹氏兄弟无法约束吴氏，奉军便南下代曹氏整顿“直系家务”。
因为事情紧迫，3月10日，曹锐只好代吴佩孚拟了一个通电，表示直奉间决不会引起战事，并且绝对服从曹锟节制。时人以为这封电文真是由吴佩孚发出，所以认定直奉战事有所转机，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等人乃领衔出面调停。徐世昌以为事态渐趋平稳，乃向直奉两系巨头探问组阁人选，哪知道张作霖只是敷衍一句“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的态度则更为冷漠，只甩下一句“军人决不干政”。徐世昌没有办法，只好拉出旧交通系的周自齐署理国务总理，希望借此消除直奉之间的矛盾。
其时直奉临战之际，奉系却处于被动局势。吴佩孚自湖南征战、衡阳罢兵，然后孤军北上，虎踞中原，更是一举击溃袁世凯后中国最大的政治集团皖系，颇受西方国家的重视，一致认定吴佩孚是袁世凯之后真正的“强者”。美国公使休士曾便当面会晤张作霖，劝他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裁军。等到奉军入关，英国公使艾斯顿更是直言奉军不得在京奉线练兵。奉军进抵天津，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奉军在天津驻兵，并对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径表示抗议。同时，北京外交团亦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线的交通，但其实却是偏向直系。
4月3日正值吴佩孚四十九岁寿辰，直系军人纷纷前往洛阳祝寿，实则是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亦赶到洛阳，希望劝说吴氏放弃对奉作战，结果遭到吴佩孚的反对。奉军不断涌入关内，而曹锐依然奉劝曹锟不要与奉军开战，直军面对奉军的步步进逼不断退让。奉军临近天津，曹锐即带着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撤退，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省长，并命令所有驻津直军退守保定。奉军逼近德州，驻守德州的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锟的七弟曹锳则弃职逃走，径自逃回了保定。曹锟只好派张国溶代理第二十六师师长，率部撤回正定。同时，曹锟电令津浦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每一个成功的人身边都有个贤内助，每一个失败的人身边都有个败家子。曹锟身边的“贤内助”就是吴佩孚，“败家子”就是曹锐和曹锳。曹氏兄弟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胆小，但曹锟比他的弟弟们要强一些，关键时刻他豁得出去。其实在北洋系起用家里人的不多，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算是鲜有的代表人物。皖系的张敬尧和直系的曹锟是最喜欢用家里人的，不过他们俩用的人能力可就不敢恭维了。
到这个时候，奉军打到了家门口，曹锟虽然把老婆孩子送去汉口，但他不可能真的跑去汉口。所以，随着奉军的步步进逼，曹锟知道自己已经退无可退，于是他口授一封电报发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