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军阀们是都想当总统的，就像是以前的那些将领都想当皇上，不管是北洋之“狗”冯国璋还是窝在东北的张作霖。但不管是谁，恐怕都没有曹锟对总统的位置更狂热、更执着。论实力，皖系衰败之后，曹锟的直系当国，总统府或是国务院都得看曹老三的脸色行事，但是偏偏就没有人提出来让曹锟当总统。究其原因，是因为曹锟的身前横亘着张作霖这棵大树，身后又有吴佩孚那座险山。如果没有吴佩孚当打手，他不可能打败皖系和奉系，张作霖虎踞东北，这只老虎还没有到气息奄奄之际。
清朝著名的文人郑板桥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难得糊涂。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往往有一副憨相，而真正愚笨的人则往往恨不能把自己的聪明劲全挂在脸上，这也就是大智若愚和大愚若智的区别。曹锟年轻的时候，他爹让他学造木船，他不愿意学，让他学做农活，他也不愿意卖力，只好让他去贩卖布匹。但是因为家里贫穷，买不起手推车，曹锟就把布匹搭在肩膀上出去叫卖。曹锟这个人，生性豪爽，喜欢舞枪弄棒和结交朋友，朋友相聚就难免喝几杯，喝醉了以后曹锟找块地方就能睡，所以经常露宿街头，每次在街上醉倒了，一些调皮的小孩子就趁机把他揣在钱袋里的钱偷去，等曹锟醒来以后发现钱被偷了，也不生气，只是一笑了之，所以天津大沽一带的人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而且曹锟不像其他军阀，天天盯着自己的位置，生怕给身边的副将夺去。吴佩孚打仗打得好，他就把指挥权都交给吴佩孚，人家说吴佩孚“功高盖主”会夺他的位，他也只是傻乎乎地一笑，不了了之。曹锟愈装傻吴佩孚就愈较真儿，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都游说过吴佩孚，说你这么厉害，实力这么强，还跟着曹三傻子做什么？吴佩孚怒目圆睁，曹锟对老吴有知遇之恩，又这么信赖老吴，谁也别来挑拨！既然没有办法挑拨吴佩孚自立门户，于是就只能再去拉拢曹锟，可曹三傻子装傻充愣的功夫炉火纯青，就是老狐狸徐世昌也拿他没有办法。段祺瑞是个老派军阀，他看不起布贩子出身、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以前靠阿谀袁世凯、如今靠倚重吴佩孚的曹锟，但是形势比人强，他的皖系将领在前线丢盔卸甲，只有曹锟部下的吴佩孚攻无不克，他只能对这个曹三傻子极力安抚。
光靠甜言蜜语是不行的，要拉拢曹锟就得有真材实料。段祺瑞衡量了一下曹锟的资历，觉得给他个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足够了。但当时的湖北督军是王占元，曹锟一来不想得罪王占元，二来对两湖巡阅使也不感兴趣。更加重要的是，曹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自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大本营直隶，所以曹锟为此大为光火，自湖南前线发来电报，要求请假一个月到鸡公山。当时南北战争正值胶着之际，段祺瑞急忙派心腹徐树铮南下安抚。就是在此时，有人开始提议向曹锟许以副总统之位，但被段祺瑞否定了。而段祺瑞又哪里知道，此时曹锟的胃口在经过湖南战争之后，已经吃大了。
1918年5月29日，身在湖南前线的曹锟在未经段祺瑞同意的前提下，即带着第一路军司令部离开汉口。在离开汉口之前，曹锟致电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河南督军赵倜，假借“民生凋敝，不堪再战”之名命令前方直军“停战待命”。其时段祺瑞已经三度组阁，正在积极运作安福国会控制将开始的大选，湖南战场忽然罢兵让他猝不及防。恰在此时，直军前线将士联名通电，声称湖南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另外，前线直军的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五位旅长亦联名通电请假。
直军的厌战情绪让段祺瑞非常恐慌，急忙于6月召开军事会议，不过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并非真正涉及军事，而是总统选举。正是在此时，皖系提出了推曹锟为副总统的建议，当时皖系的备选方案有两个，要么是由徐世昌出任总统，而由冯国璋出任副总统；要么就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时下台，以曹锟出任副总统。其实皖系何尝不知道，冯国璋早已经对政坛失去兴趣，此时正恨不得尽快离开总统府，哪里还会接受什么副总统的职位，而段祺瑞与冯国璋虽同时下台，但段氏已经把握着皖系与安福系的大权，纵然下台亦是“太上总理”，所以上台下台并无区别。
督军团的代表张怀芝遂于15日抵京，面谒冯国璋，问冯氏是否愿意屈尊于副总统之位。冯国璋去意已决，无心再浸身政坛，所以表示愿意和段祺瑞双双下台，这样一来，曹锟便有希望出任副总统。但副总统必然是个远期饭票，于是段祺瑞又特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任命曹锟的爱将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但皖系还是怕这个官职不够实在，特地让印铸局给新官上任的曹锟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所有特任官的印都要大，不论个头还是分量都处于各省督军之上，等于是暗示曹氏乃副总统的候选人。
好了，副总统候选人曹锟先生，您官也升了、大印也捧着了，该继续到前线指挥作战了吧？可曹锟当了四省经略使以后，依然留在天津私邸的花园里饮酒赏花，毫无南下之意。段祺瑞一再电促曹氏南下，而曹锟则回电请北京政府先将欠饷发下来，然后划定经略使权限，绝口不提南下就职的事情，段祺瑞请他入京，他也一直推托。这位民国最大的官，每天都在天津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而且还致电北京政府请求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交由他派人管理。偏在此时开始筹备国会选举，段祺瑞也只能任由曹锟在天津做寓公，先将前线战事搁置下来。
1918年8月12日，国会即将开幕，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会竞选总统，“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冯国璋的这封电报写得言辞恳切，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因此颇得中外好感。另外，南北双方的很多军人也被冯氏的这封电报打动，比如曹锟的爱将吴佩孚。
吴佩孚早在进驻衡阳之后，便开始与南军有来往，直系罢兵，首先是吴佩孚停止南征。在罢兵之后，吴佩孚曾致电江苏督军李纯，在这封电报中他痛斥“武力统一”政策，并且反对安福国会包办民意，“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靡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吴氏本为秀才，文笔出众，其情真挚，故而这封通电在国内引起轰动，直戳到段祺瑞的痛处。
皖系团结在段祺瑞的身边，一是段氏位高权重，二是段氏是皖系中最富个人魅力之人。直系中的大当家冯国璋软弱，二当家李纯迟钝，三当家曹锟傻气，而且也谈不上个人魅力，如今的吴佩孚虽然只是个师长，但其言行却出类拔萃，很快得到了直系军阀的拥护。是故虽然吴佩孚“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但其所发电文却引得北方政局动荡，段祺瑞和张作霖不得不请曹锟略加训导。22日，吴佩孚将致冯国璋的求和电文送交全国各报刊登，并得到西南将领的响应，谭浩明、谭延闿均致电回应，表示对吴佩孚“同深赞服”。
段祺瑞、张作霖、倪嗣冲随即发表通电斥责吴佩孚，身在保定处于皖系和奉系胁迫下的曹锟，不得不通电各省，但仍然替吴佩孚辩解，“今该师长等有此举动，谅系奸人挑拨”。身在衡阳的吴佩孚此时最为忙碌，运用着笔杆子与北方诸将你来我往，其致电段祺瑞称“我师”，自比“诤子”，说自己乃是服从总统冯国璋主和的意图，并且公开攻击张作霖，称其“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随后接连致电段祺瑞，表示“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即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曹锟这个时候不得不再次电斥吴佩孚，说他“引经据典，大放厥词……又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
吴佩孚敢如此直面北京政府，乃是他知道自己对段祺瑞的作用，皖系诸将虽然手握重兵，但不过都是“宵小之辈”，而且自私自利，平时叫嚣起来是可以的，真的放到战场上一个比一个不济。吴佩孚虽然只是一个师长，但却是阵前唯一可用之将，他虽然对皖系指手画脚，但段祺瑞却始终不敢对他予以免职或是问罪。因此，吴佩孚虽然放出“如不允下停战令，师长等回防待罪，请即派员接替”的话去，北京政府依然没有举动，只是苦了身在保定的曹锟，于是吴氏又致电老上司，表示“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算是让曹锟得到些许心安。
1918年9月4日，段祺瑞操纵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据说投票前每位议员都会领到出席费和一张徐世昌亲笔题名的照片，少数不受控制的议员则以每张票5000元收买，由安福系所办的华通银行付款，整个大选经费则从日本借款中提出。议员们在投票后，段祺瑞分别以不同的身价聘他们为顾问、咨议，每月支付200元到1000元不等的费用。可见贿选这种事在民国可以说屡见不鲜，只不过，段祺瑞用的时候颇显手腕，日后曹锟做的时候有点儿太缺乏应变。9月5日继续选副总统，但到场的参众两院议员仅有88人，因人数不足流会。督军团本来内定的是曹锟，但旧交通系的梁士诒却表示缓选副座以留待对统一和平有功之人。
当徐世昌发出获选总统的通电之后，吴佩孚于13日致电徐世昌，表示“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因为副总统流产，让曹锟心里不甚满意，所以他再致电吴佩孚，已经全无斥责的口吻，只说“阋墙之斗，权力之争，不宜再见”罢了。20日，吴佩孚电复曹锟，建议请“长江三督”担任南北和谈的调解人，以徐世昌为调人领袖，江苏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人随即对吴氏的电报予以回应。直系的曹锟、吴佩孚与“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手，直系的势力超过了皖系和奉系，其话语权自然亦不可同日而语。
26日，湖南战场上的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联名通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即徐世昌，其号东海）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自袁世凯去世以来，这是南北将领首次联名呼吁和平，其声势从未有之，通电抵京后安福系乱作一团，甚至传出“吴秀才造反”的声音。
安福系议员遂提议惩办吴佩孚，但段祺瑞并不敢支持，眼前的形势，张作霖的奉军不愿卖力南征，皖系的骁将们都逡巡不前，能征善战的将领似乎唯有这个蓬莱秀才，此时能做的唯有尽力拉拢曹锟。于是命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保定向曹锟说明，将保举曹锟为副总统的唯一候选人，同时派国务院秘书曾云沛前往奉天会晤张作霖，劝他同意曹锟为副总统。曹锟在见过吴炳湘之后喜出望外，遂派其弟曹锐入京进行副总统的选举活动，并派曹均到奉天拉拢张作霖。
民初不管是选举还是打仗，都是要花钱的，而这钱通常也很难花在购买武器装备上，一般都是用来疏通关系，因为政府不发饷，大多都是靠地方督军自己解决，所以钱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帮助曹锟竞选副总统，安福系决定由北京政府拨给曹锟军费150万元，再以这笔钱当作副总统的运筹费，规定每张票2000元，于10月6日当晚签发支票。但是到9日副总统选举时，出席的议员稀稀落落，王揖唐只好派军警四处抓人，最终还是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会。
14日，周自齐邀请140余名旧交通系议员及其他党会议员到天津，以自己在英租界球场29号私邸充当议员总招待所，同时召开谈话会，准备联名推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两项建议。旧交通系的魁首梁士诒亦在北京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就不可能会有南北和谈。15日，安福系魁首王揖唐派出克希克图率八名壮硕议员乘专车到达天津，王揖唐亦从其在天津的私邸中派出一众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到天津各处寻找议员。
安福系众人在天津四处搜寻，却毫无收获，终于在大街上碰到一个正在百货公司买东西的议员，软硬兼施之下获悉，周自齐正带着众位议员在南市妓院内吃花酒。随即集中人力，前往南市妓院，将所有议员挟持着前往火车站。但是因为时值深夜，很多议员趁着夜色逃脱，16日再次选举副总统，王揖唐又派出多辆汽车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亦派出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但即便如此，到场的议员仍然寥寥无几，副总统选举不得不再次流会。经过这一番折腾，安福系自感颜面尽失，而曹锟也兴味索然，不过当总统的瘾却是真正给勾了起来，只是此时做不得，总有一天老曹要做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