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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南受挫:邢士廉大意丢上海(1 / 1)


民初的中国,有一南一北两座城市最为紧要,一是北京,一是上海,前者是政治中心,后者则是金融中心。民初军阀派系纷立,说谁的势力最大,就要先看看他是否占据着这两座城市。皖系当国的时候,段祺瑞和徐树铮把持北京政权,卢永祥拥兵于浙江、上海;等到直系开始当家作主,吴佩孚却抛开北京、上海,选择在洛阳“虎踞中原”,后来曹锟把持北京政权,齐燮元自卢永祥手里夺得上海,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徐徐拉开,刚刚处于鼎盛期的直系面临盛极而衰的窘境。军阀打仗不外乎为了权和钱,把北京让给了冯玉祥,张作霖自然不能任由失势的直系还占据着上海。

就在张宗昌进入南京的同时,奉军第八师亦在蔡平本的率领下自芦台出发,越过长江后抵达南京下关。在下关守卫的苏军官兵毫无斗志,向蔡平本所部投降,蔡平本随即命令先头部队向常州进发。张宗昌在攻取南京之后就率部进攻上海,其先头部队抵达苏州。于是,张宗昌便率部与直军将领孙传芳对峙于上海以西地区,此时皖系将领吴光新代表段祺瑞主持议和,张宗昌遂与孙传芳在上海签订和约,各自收兵。张宗昌顺利占领上海,此时第八师先头部队业已进抵苏州,蔡平本随即命令所部在常州驻扎下来,以备随时策应上海。

在占据上海之后,张宗昌积极布防,他把所部的主力放在龙华,并任命手下将领毕庶担任海军司令,控制长江下游和东海海面,另外派亲信王琦掌管财政。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混世魔王”终归还是露出了他的本性,他在上海英租界三马路会中旅馆住下,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的保护下,在上海滩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上海滩的帮会头目此时纷纷极力拉拢张宗昌,青帮长老黄金荣、杜月笙更是亲自为张宗昌接风洗尘。

正当张宗昌在上海玩得不亦乐乎之际,段祺瑞任命卢永祥为江苏督军,这样一来张宗昌将江苏据为己有的计划便落空,他气愤之下便率部退至徐州。张宗昌是个实实在在的大老粗,他在上海的时候,张作霖本来就非常担心,一来怕他无法应对外交纠纷,二来又怕他坐大。趁着张宗昌退出北京的契机,张作霖便向段祺瑞要求将皖系将领郑士琦掌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段祺瑞因为要依靠张作霖对抗冯玉祥,加之已经据有江苏,便将山东督军的职务交给了张宗昌。

但彼时的地方军阀都是拥兵自重,对上面的命令也是阳奉阴违,郑士琦接受了段祺瑞的任命,却离官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看郑士琦没有动静,便派所部许琨率两个旅开入山东,把郑士琦的部队打得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张宗昌又委派参谋长王翰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来了个软硬兼施,到此时郑士琦知道不走不行了,才离开了济南。4月,张宗昌自徐州率领大队人马进入山东,正式出任山东督军,随后他又以武力驱逐了山东省长龚博衡,自兼省主席,将山东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手里。

抢地盘是北洋军阀内部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打下江山以后就要分江山。在入关以后,奉系将领首先盯着的就是直隶这块大肥肉,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之前,张作霖是把直隶允诺给郭松龄的,但李景林是直隶人,他自然想要把京畿重地占为己有,他的主攻方向是热河,在占领之后张作霖并没有命令他入关。但李景林一心想要直隶,于是在占领凌源以后,就南下猛扑喜峰口,随后攻克天津,在争夺直隶的过程中率先占据了有利的形势。李景林的部队号称“疾行军”,盖以速度见长,李景林已经占据天津,张作霖自然也不能将他再赶走,只好顺水推舟地任命李景林暂行署理直隶督军,并任命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在把李景林安排到直隶、张宗昌安排到山东以后,张作霖原本准备让姜登选担任江苏督军,以郭松龄接手安徽的事务。当时在南下的宣抚军中,有自津榆驻军调拨来的一个旅,是郭松龄的第二旅,郭松龄便委派该旅旅长刘伟率部坐镇蚌埠,这也是为了郭氏他日南下接管安徽做准备。事情本已安排妥当,但杨宇霆忽然自荐要去江苏,他一直都是以智囊的身份出现在张作霖身边,如今打下了天下,他也要占个地盘当两天土皇帝。在杨宇霆、姜登选和郭松龄之间,张作霖最信赖杨宇霆,其次为姜登选,郭松龄最末,所以便委派杨宇霆到江苏去担任督军。

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导致郭松龄倒戈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民初的军阀倒戈,大抵不外乎两个原因:利益和理念。一个是私欲,一个是公理,因为倒戈是一件大事,弄不好就会背上“不忠不义”的名声,所以只是以单方面的原因来给一个人盖棺定论,难免都有些武断。郭松龄早年加入过同盟会,本来就对革命更有好感,加上张作霖一而再再而三地偏袒杨宇霆,老郭自然就被推到了兵变的边缘。尤其是入关以后,张作霖似乎更信赖喝过洋墨水的杨宇霆,但事实又证明,杨宇霆这个人只能当个随军的师爷,去做一方诸侯,真没有那个驾驭力,这也是最后他会命丧老虎厅的根本原因。

说到杨宇霆这个人,其实和皖系的徐树铮非常类似。两个人都是所在军阀派系中的狗头军师角色,也都富有谋略,遇事头脑非常清晰,也都曾一度将各自的军阀派系从低谷中挽救起来,但两个人也都有些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两个人相比,徐树铮要胜出一筹,小徐既有幕僚之才,也有将兵之能,戎戍西北的时候被称为“西北王”,与“东北王”张作霖一时伯仲,西北边防军官兵唯“小扇子”马首是瞻。而杨宇霆在这方面就差远了,就在杨宇霆去江苏之前,姜登选曾对张作霖说,“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

姜登选的话其实说得非常中肯,奉系军阀与其他派系的军阀不同,是张作霖一家独大,其他的将领对他唯命是从,很少出现地方将领违抗命令的事情。杨宇霆在东北时,就经常招致其他奉系将领不满,但是因为有张作霖的信赖和支持,其他人也只是私下牢骚两句,真跟杨宇霆闹掰了他们也不敢。可是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就不同,地方将领拥兵自重,早就习惯了对中央视若无睹。

而恃才傲物的杨宇霆,并不相信姜登选的话,所以越有人觉得他南下不妥,他便越是做出一副强人的姿态。杨宇霆就任江苏督军时,不带一兵一卒,“以示勇敢沉毅”,待抵达江苏边境光明车站时,已经倒向奉系的直军将领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亲自前往迎接。据陈调元后来回忆,杨宇霆下车之后,对陈调元、郑俊彦二人非常冷淡,“杨宇霆对我们毫不寒暄,却盛气凌人地对我们说,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他本人不想来,雨亭硬让他来”。

杨宇霆就任江苏督军之后,便重新委任各师长,直军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均来拜谢。但杨宇霆居高临下,对几位师长的态度极为傲慢,平素也惯以高高在上的口吻训斥这些地方将领。至于杨宇霆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管理江苏,历史学家金毓黼认为是杨宇霆知道“江南士夫素轻视辽人”,所以他才会选择“峻崖岸以临之”,以为“乘奉军方张之势,可安坐鞭笞江南也”。

不管怎么说,杨宇霆都是数犯大忌,不过,他更昏头的招数还在后面。就在姜登选、杨宇霆南下督苏、皖的时候,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率部南下负责上海防务。邢士廉也是奉系军阀中的士官派,他字隅三,生于奉天郊区的木匠屯,早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黑龙江军官养成所任教练官,后在孙烈臣的督军署任中校参谋科长,此后又升任军警督察处督察长、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谘议、参谋长、第十九混成旅参谋长、第二团团长、哈尔滨长春司令部参谋长、长春绥芬河铁路警备副司令等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运送物资到南方支援卢永祥和孙中山,从而得到张作霖的信任,以第二十四旅旅长身份驻防广宁。

邢士廉抵达上海之后,就爆发了五卅惨案。6月13日,奉军以“沪案”(即五卅惨案)发生、外人干涉为由,派兵进入上海市区,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除邢士廉部,姜登选部亦开入上海,丁喜春部则入驻南京,另外,奉军又抽调两个旅开赴上海。奉军进驻上海以后,即与帝国主义强行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组织,残酷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大量奉军涌入上海,最惶恐的要数浙江督军孙传芳,江苏和上海邻近浙江,奉军源源不断地开来,并传出“图苏乃图浙之先声”的消息,孙传芳为了稳住江苏督军杨宇霆,特地派心腹之人到江苏提出和杨宇霆结盟。对杨宇霆来说,他初抵江苏,军心未稳,孙传芳则是久居苏浙,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孙传芳要稳住杨宇霆,杨宇霆更应该稳住孙传芳,结盟应当是眼下互利的一件事。但眼高于顶的杨宇霆,根本没有把孙传芳看在眼里,断然拒绝了孙传芳的提议。这样一来,孙传芳陷于奉军团团包围之下,就逼得他不得不铤而走险率先发难,杨宇霆可以说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孙传芳的计划是“浙孙攻其头、豫岳拦其腰、西北攻其尾”,派人去联络与张作霖交恶的冯玉祥和岳维峻。孙传芳密派幕僚杨文恺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冯玉祥早已经与张作霖面和心不和,遂答应了孙传芳的邀请,表示只要孙传芳对奉军发动进攻,他就做出预备作战的姿态牵制热河和京畿的奉军。随后,杨文恺又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前往开封,会晤河南督军岳维峻,岳维峻也答应会以进攻山东策应孙氏。

杨宇霆在江苏对地方将领颐指气使,早就惹得他们不满,陈调元、郑俊彦早已经在私下密谋驱逐杨宇霆,并与孙传芳秘密取得联络。1925年10月7日,孙传芳邀请安徽、江西、江苏、福建和浙江五省的代表到杭州开会,商议共同讨奉的计划。五省代表公推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决定“拥段反奉”。会议的主旨“拥段反奉”实在是耐人寻味,所谓“拥段”,就是支持段祺瑞,而“反奉”亦和讨奉不同,此中意思乃是说反对而非讨伐,主要是针对杨宇霆。五省代表最终提出这样一个主旨,即在驱逐姜登选、杨宇霆的同时,不忘给自己都留一条后路。

会议结束以后,孙传芳就封锁了所有消息,密令各部向苏浙边境的太湖集结。按理说孙传芳的部队有异动,周围的奉军不可能一点儿风声都听不到,但狡猾的孙传芳对外宣称是准备在双十节这天“太湖秋操”,就是为了庆祝节日,让部队搞点儿表演性质的军事游行之类。驻扎在上海的邢士廉也早就得到孙传芳那里有异动,但是他并没有在意,有杨宇霆、姜登选列强环伺,孙传芳真的能“大闹天宫”吗?

奉军麻痹大意,给了孙传芳天赐良机。他以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将所部编为五路大军,这五路大军由五个师组成,听候孙传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10月10日,孙传芳命令全军出动,由太湖出击,分兵进攻上海和南京。这时候如梦初醒的邢士廉,急忙指挥部队进行迎击,但邢士廉当时只有一个旅,哪里挡得住孙传芳的重兵?杨宇霆急忙命令邢士廉率部撤出上海,以免遭全歼。

孙传芳占据上海,使得奉军将领姜登选和杨宇霆顿时慌了手脚。姜登选急忙致电孙传芳,晓以同学之谊,“今以苏浙近事而论,苏督杨君,决不犯浙,弟所深知,亦曾奉函敬告执事,彼此皆为同学,并无相煎太急之情,而必大逞干戈,以争胜负”。杨宇霆随即也致电孙传芳,表示尊重和平,“人民纵有可欺,天道岂能曲宥,无端启衅,大动兵戈,糜烂地方,百思不解。现在宇霆仍惟严饬所部,不准轻开战祸,重扰闾阎,毋我负人,宁人负我,是非所在,听之公评”。

而此时的孙传芳部于19日抵达镇江,进逼南京,20日,迅速进抵南京下关。兵临城下,杨宇霆顿时慌了手脚,再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在督军署召开了苏军将领的军事会议,请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悉数列席。但这些师长早已经私下与孙传芳有了联络,准备携手孙传芳驱逐杨宇霆,杨宇霆请他们商议如何退敌,他们却一言不发,使得这场军事会议无果而终。其实但凡平素嚣张惯了的人,到紧急时刻若是换上一副求人的尊荣,反而更易让人瞧不起,杨宇霆此时求助于陈调元等,反而更为陈等所恶,只觉杨宇霆如同一个跳梁小丑。由此可知,在战场上,气势和气节同等重要。

眼见苏军将领早已离心离德,杨宇霆只好和他的参谋长臧式毅商量,臧式毅认为此时南京已经难保,不如先将守城的奉军丁喜春部撤离南京,保存实力。杨宇霆急忙密令丁喜春部向城外集结,丁喜春部刚有反应,即被陈调元知道,于是他以江苏帮办的名义邀请丁喜春过府一叙。待丁喜春和所部其他高级军官到陈调元府上,陈调元已经密令所部将丁喜春师包围,从而不费一枪一弹将丁喜春部俘虏,而丁喜春等人亦被软禁。

丁喜春部被俘的消息传来,杨宇霆便不敢在南京逗留,秘密潜出南京,经江北浦口,乘火车北上,同时通知姜登选尽快北撤。姜登选和杨宇霆这两个人,在奉军中素以骁将著称,但此时面对孙传芳的来势都只能灰溜溜后退。由东北到安徽上任的旅长刘翼飞,刚刚率部抵达上海,就遇到孙传芳来袭,于是在丹阳打了几个小时,力战不支撤退。部队被孙传芳部打散以后,刘翼飞化装成僧人辗转回到奉天,张作霖见到刘翼飞以后,不仅没有责骂,反而予以表扬,“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爹妈少给他装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由此可知张作霖对杨宇霆、姜登选极为不满。

姜登选、杨宇霆几乎眨眼之间就丢掉了奉系在东南一带的所有地盘,而孙传芳则凭借此战占据长江下游的五省,成为北洋军阀后期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21日,孙传芳凯旋进入南京,风头一时无两。张作霖自然不想辛苦夺下的地盘这么轻易就丢了,但军师杨宇霆和五虎将一把手姜登选都吃了败仗,张作霖只好找来郭松龄和张宗昌,让他们南下收复失地,张宗昌应声南下,郭松龄的心里却早打起了别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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