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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篇:“梁山泊”的新版本(1 / 1)


“落草为寇”这件事往大了说就是揭竿而起,往小了说就叫劫富济贫,就看这个人是想当个土皇帝,还是想当个山大王。但无论如何,“为寇”这种事情和传统的孔孟思想是有着直接冲突的,所以一直是辱没门风的事情。直到陈胜吴广和施耐庵的出现,前者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性口号,后者则给出了“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于是,“为寇”变得那么冠冕堂皇而又义正辞严,哪还用像周武王起兵的时候费尽心思搞出“凤鸣岐山”的行为艺术?

但凡乱世,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时局越是动荡,去山上当贼的人就越多。哪怕是到了近代的民国,军阀混战的时代老百姓找活路的方法还是上山去当土匪,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山东的响马山西的贼,河南尽出溜光锤”,中原地区都已经民不聊生,更不要说别的地方了。不过,这句话虽然流传很广,但当时土匪最为猖獗的并不是这些地方,而是东北。少帅张学良在回忆录里讲道:“那时的东北,当土匪好像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往往有这样的问话:哎,朋友,今晚上帮帮忙好吧?今晚要出去抢点儿。”

而且在东北的土匪里,是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的,当时的人只要过得揭不开锅盖了,去院子里提溜起一把耙子就上山投了匪。所以历史就是这样,它走着走着,就倒了个,老百姓动辄就要上山去当土皇帝,而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反倒是过得憋屈。清朝末年的世道就是这样,生逢乱世,上面当官的横征暴敛,下面当匪的打家劫舍,老百姓当不了官自然只能去当匪。

清政府对匪患非常恼火,责令辽东官员进行整治,可是这些天天抽着鸦片的官老爷,哪对付得了林海雪原里的土匪啊?当时最流行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洋人的玩意儿对付洋人,官老爷们就寻思着为什么不来个用土匪对付土匪呢?那就得找个靠得住的,还干过土匪这营生的,当然,这个人的能力还得出色。官老爷们拧着眉毛想了会儿,就把目光落在了张作霖的身上。于是,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就和新民府知府沈金鉴商定,提拔张作霖成为统带,让他负责剿灭辽东匪患的具体事宜。

赵尔巽和沈金鉴并不知道,他们就此开启了张作霖乱世枭雄的传奇一生,这个光头东北佬从此就要开始纵横辽东、定鼎中原的征途,直到走进紫禁城抵达人生的顶峰。张作霖生在一个普通的东北人家,和北洋系的其他军阀不同,他没有文人背景,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张作霖的家庭是多么渴望摆脱平庸。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早先靠着开小杂货铺赚了点儿钱,但是赚的没有花销的多,入不敷出久了杂货铺也就倒闭了。杂货铺倒闭以后,张有财又不愿意去干繁重的活儿,就开始在街上晃荡,后来就迷上了赌博和吸鸦片烟。

当时的张作霖还没有在社会上历练过,非常羡慕那些能够识文断字的同龄孩子,所以他经常跑到附近的私塾去听课。私塾先生名叫杨景镇,有一天他发现了偷偷伏在窗外听课的张作霖,好奇之下,就叫进来询问缘由。张作霖就把家里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杨景镇,杨景镇觉得张作霖这么喜欢读书识字很难得,就免费让他到私塾听课,还赠送给他纸笔。这一段私塾经历对张作霖来说意义非凡,后来张作霖当上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还专门请杨景镇到奉天自己家里开设了私塾。不过可惜的是,张作霖的私塾只念了三个月,因为三个月后,张作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他的父亲张有财死了。

和大部分的赌徒一样,张有财赌博有个特点:逢赌必输。杂货铺关闭以后,张有财的收入就微乎其微,单是靠名字里美好的期望是不能换来钱的,所以在赌场里欠下的债就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张有财再到赌场去推牌九的时候,老板带着几个平头壮汉拦在了他的面前,打开账簿告诉他已经欠下了多少银元。张有财也干脆,反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债主一看张有财这么穷,钱是要不回来了,那就要他的命吧!于是,张有财就让债主给活活打死了。

张作霖的个子不高,又不会什么手艺,初入社会的他,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做,于是就开始靠卖烧饼为生。虽然卖烧饼赚不到几个钱,但手里多少有了点儿余钱,加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张作霖沾上了他父亲的恶习:赌博。其实在小的时候,张作霖就经常跟着他父亲张有财出入赌场,耳濡目染,也开始流连在赌桌上。这一上赌桌,张作霖就很难下来,卖烧饼赚到的几个钱经常一眨眼就输掉了。

张有财死的那一年,张作霖只有十三岁,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父亲一死,张家的家境就更是雪上加霜。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毕竟是一个弱女子,要照顾四个孩子谈何容易,于是她只好带着孩子投奔镇安县(现辽宁省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但是王氏的娘家也不富裕,平白添出五张嘴来,家里的日子也很快就揭不开锅了。张作霖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很快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指望家里了,他决定到社会上去混口饭吃。

十四五岁的张作霖正处于人生里最叛逆的时期,尤其在接触过社会以后,开始变得游手好闲。王氏发现他总是出入赌场以后非常生气,但是她也知道赌博这种东西,一旦沾上,要戒掉并不容易。既然张作霖不想卖烧饼,王氏就想着让他学点儿手艺,于是介绍他去学木匠。张作霖去跟着木匠学了没有两天,就跑了回来,死活也不去了,他嫌拉大锯太累,不愿意干木匠活儿。王氏顿时对张作霖灰心丧气了,她在张作霖的身上看到了张有财的影子,干脆对张作霖不管不顾,放任自流。

此后的张作霖开始了漫无目的的生活,他当过货郎、卖过包子,但是赚下的钱都挥霍在了赌场上,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债台高筑的张作霖没有什么正当工作,无力偿还赌债,整日在债主们的追讨下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张作霖知道自己在小黑山混不下去了,走投无路的张作霖选择离开家,他不愿意像父亲张有财一样暴尸街头。

张作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沿街乞讨想要活下去,这对于张作霖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他在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地寻找着生存的机会。从镇安出来,他一路流浪到了高坎镇(今辽宁省大石桥市高坎镇高坎村)才停下来,当地大车店的人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就留他在大车店里打杂。

大车店又叫“骡马店”或者“骆驼店”,主要开在交通要道和城关附近,因为这些行贩常用的交通工具是大车而得名。早期的大车店主要是为过往行贩提供简单食宿,费用低廉,房子三五间不等,都是通敞的大间,南北大炕,一铺炕通常能睡下二十来人。大车店里的陈设也较为简单,一般就在地上放张木桌和几条长板凳,预备两个洗脸盆、胰子和毛巾,胰子一般都是用猪胰子、羊胰子掺加火碱做成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因为世道混乱,大车店居住的人员就变得鱼龙混杂起来,除了过往的行贩和江湖艺人外,寻医讨药的人、打官司告状的人以及黑白两道的人都开始出现在大车店。

所以,不是谁都能开得了大车店的,开店的人除了要具备一定的财力,还必须跟黑白两道有关系,要么是在官府里有人,要么就是和当地的山贼土匪有瓜葛。三教九流的人都往大车店里住,有的土匪甚至还会选择在入冬后到大车店里“猫冬”,如果店家不是八面玲珑的角色,或者有足够硬的关系,如何能把这大车店经营下去?除了财力和势力,开店的人还得精于算计、工于心计,要能周旋得当、左右逢源,面对任何突发状况都要有处乱不惊的承受力。凡是能开大车店的人,必定是在当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正是在大车店的这段生活,让张作霖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大车店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比外面的社会更加错综复杂,人情冷暖,钩心斗角,张作霖在其间摸爬滚打,算是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实践课。而日后官居显赫的张大帅,也得以把他从大车店里学来的招数学以致用,与日本人巧妙周旋,与直系军阀之间若即若离,一介草莽的他与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这些高材生斗起法来完全不落下风。对于那些只懂得用烟土和银元来谋求胜利的军阀来说,大车店里的波谲云诡是真正刀尖上行走的日子,对张作霖来说,这远比政坛上的明争暗斗来得刺激。

不过,让张作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大车店还学会了一门手艺。既然是大车店,那大车自然是少不了的,所谓大车就是由牲口拉的车,拉车的牲口一般是马、牛、骡子或是驴子。牲口要是生了病,那大车就瘫了,没法继续赶路,所以大车店里通常都有兽医。张作霖喜欢看兽医给牲口瞧病,一来二去,他居然记下了一些方子。有一次,一个商贩的骡马病了,偏巧兽医不在,急得那个商贩直跳脚,这时候张作霖站出来,给那匹骡马弄了点儿草药,谁知竟然真的治好了。

最开始的时候,张作霖只是觉得给牲口看病有趣、好玩,于是他就开始跟着店里的兽医学着当兽医、相马。张作霖这个人虽然贪玩,但是很聪明,善于观察,加上幼年时在杨景镇的私塾了认了几个字,算勉勉强强能开个方子,后来居然真的成了一个兽医。他娘当初想让他掌握一门手艺当木匠没有成功,哪里能想到他竟然误打误撞地当上了兽医,而且张作霖的医术越来越好,后来成了高坎镇远近闻名的兽医,甚至连山上的土匪也闻名来找张作霖给牲口看病。

兽医张作霖似乎真的喜欢上了自己的职业,甚至准备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下去,在“张兽医”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以后,加上存下一些钱,他终于开了自己的兽医桩。到这个时候,连张作霖的母亲王氏都认为,自己的儿子找到了一个还算稳妥的差事,要在兽医这一行里继续深造,靠着兽医这碗饭在乱世里苟活下去了。

而借由自己的手艺,张作霖的小日子也算是过得有声有色,虽然身材不高,长得也不算俊俏,但是已经有媒婆上门来给他提亲了,美好的生活似乎真的对张作霖打开了门。

可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突遭变故,不仅兽医桩被迫关闭,他自己也险些遭遇不测。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张作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间故事坊间流传得很多,有勾结土匪替人出头招致横祸,有私奔未遂招人陷害,但不管怎样,张作霖这一次遭难算是九死一生,从而也让他的兽医梦彻底破灭了。此时的张作霖不得不面对走进了死胡同的人生,苦苦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

时间到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毅军统领宋庆受命帮办北洋军务,率部抵达九连城,节制各军,声称“此行如不能奏攘倭之功,唯一死以报国”。在抵达九连城后,宋庆随即指派手下将领四处招募兵勇,毅军将领马玉峎随即到镇安县征兵。当时处于人生低谷的张作霖从高坎镇回到了镇安,整日里眉头紧锁,唉声叹气,听闻征兵的消息以后,意志消沉的张作霖像是忽然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决定加入毅军。虽然是九死一生的沙场生活,但对张作霖来说,却可以完全帮他走出人生的阴霾,未尝不是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路。

加入毅军之后,张作霖成为一名骑兵。这一年的张作霖刚二十岁,因为当过兽医,他对马匹有一种亲切感,并且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兵,“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随后,张作霖跟随着毅军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先是参加了辽东、辽南的战役,随后又参加了太平山(今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山)之战,虽然在战斗中毅军将士“迎炮以上,呼声动地,无不以一当十”,但仍然屡战屡败。在田庄台(今辽宁省大洼县)兵败之后,宋庆决定整顿军务,收复失地,并且反对清廷与日方签订合约,他甚至给督办军务处发去电报,表示“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出战的机会,还被革职留任。

其实要说这位宋庆将军,相当不容易,他的部队称为“毅军”,是因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时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巴图鲁”。宋庆的毅军,素来以治军严苛著称,清光绪八年,即公元1882年,他奉命率军驻守旅顺口,据说其所部兵马“军容整肃,设防不怠,为诸军之首”,但偏偏是这样一支“军容整肃”的部队,对内镇压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所向披靡,与外国军队作战却十战九败。可见,部队的军容军纪固然重要,但如果国家落后,只靠军人去奋不顾身,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这位宋老将军戎马一身,最后病逝军中,享年八十三岁,死后清廷照尚书衔赐恤,封三等男爵,入祀贤良祠。

话说回来,宋庆被革职留任之后,部队就清闲下来。该赔款的赔款,该割地的割地,该开放口岸的开放口岸。仗没得打了,士兵们就过起了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可偏偏张作霖过不惯这样的生活,天天对着一堆稻草人喊杀突刺有啥意思?张作霖觉得待下去没有什么盼头,加上几年军旅生涯自己也存下了一些军饷,就拾掇好家当逃回了辽西。当逃兵是很危险的,一旦被抓轻则打得皮开肉绽,重则有杀头的危险,但清朝末年的“勇营”将士早已经腐化到了极点,军官们只顾着贪图享乐,哪还顾得了抓逃兵,不过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于是,张作霖脱去戎装,打马回到了镇安县。回到家以后的张作霖,虽然个头没有怎么长,但身体比之前结实了很多,也长成个小伙子了,加上又有点儿钱,总算能够在当地找个不错的媳妇了。经人介绍,二十一岁的张作霖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这位赵二小姐后来给张作霖生了三个孩子,长女张首芳和两个儿子张学良、张学铭。成家以后,张作霖又操持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兽医。王氏原本以自己的儿子就此过上了安安稳稳的日子,哪知道消停日子没有过几天,张作霖就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体会过戎马生活的张作霖已经很难忍受平常百姓的单调生活,他已经深深迷恋上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江湖日子,这回他想干的是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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