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系”首领的达变人生
作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群对蒋介石由崇拜到追随，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并甘愿弃武从文，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进行政治策动，并主持对日外交，长期受到蒋的信任与重用。去台后继续发挥余热，往来于台日之间，精通养生之道，享年101岁。
姓名字号：张群 字岳军
籍 贯：四川华阳（今成都市）
民 族：汉
生卒年月：1889年5月9日—1990年12月14日 享年101岁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生辰八字：己丑 己巳 甲申 庚午
属 相：牛
命 相：家门余庆福无强，子孙繁荣富贵强。
白手起家立大业，财源广进智谋全。
锦绣前程，须靠自力。
多用智谋，能奏大功。
个人爱好：书法、锻炼。
家世：
父亲——张汉霞，字星亭。
母亲——姚氏。
兄弟姐妹——张群居长，二弟张澈（字达泗），才能平平，曾担任成都营业税局局长，三妹与伍某结婚，四弟张骧（字云）曾任西九江电报局局长、汉口电政管理局局长、川康电讯监督兼重庆电报局局长。
1901年——就学于新学堂。
190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第二队。
1908年——入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1917年——任大元帅府参军。
1918年——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副官长。
1925年——任河南全省警务处处长。
1928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政务次长、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会委员、兵工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1929年——任同济大学校长、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
1930年——任上海市政府市长。
1931年——任国民会议代表招待处主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2年——任故宫博物院（代）理事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1933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3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1936年——任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国防会议会员。
1937年——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
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1940年——任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1941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6年——水利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代）主任。
1947年——任行政院院长。
1950年——任“行政院”设计委员。
1953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54年——任“总统府”秘书长。
1957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
1960年——任故宫“中央博物院”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
1972年——任“总统府”资政。
1990年——逝世，享年101岁。
◇从结拜兄弟到高级幕僚
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华阳县，张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01年后张群就学于新学堂，1906年在读华阳中学时听说保定军官学校在四川招生，于是投笔从戎，考入步兵第二队。
当时来自浙江奉化的蒋介石在炮兵科学习，由于所学科目不同，此间两人并不相识。1908年张群考上公费留日，与蒋介石等63人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在赴日的轮船上，张群与蒋介石邂逅结识，从此成为终生莫逆之交。
到东京后，张群与蒋介石双双进入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堂。张群原拟继续攻习步兵，但由于蒋介石学习炮兵，张群出于对蒋介石的佩服，见贤思齐，于是也转入了炮兵科。
留学日本，一方面使张群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对其一生的政治发展、仕途经历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使他与蒋介石成为了莫逆之交，为日后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创造了契机。
在日本，张群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经黄郛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投身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之一陈其美打电报给蒋介石，召他回国参加革命。张群闻讯，与蒋介石一起返回上海，参加上海的光复之役。
当时张群和蒋介石、黄郛同在陈其美手下任职，朝夕相处，又有留学日本时结下的深厚友谊，经黄郛与张群提议，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三人仿效古人“桃园三结义”之举，于1911年11月末，焚香点烛互换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当年黄郛31岁，蒋介石24岁，张群22岁，排行第三。从此，张群对黄、蒋更为尊重，凡事均以盟兄意见为是。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群被通缉，于是携妻子亡命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完成学业。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张群和蒋介石同任大元帅府参军。当时西南各省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但四川军阀林立意见分歧，张群被派往四川联络协调，后来当了两年警察厅厅长兼成都市警察局局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群应胡景翼之邀赴开封，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局长。
黄埔军校创办时，蒋介石曾派王柏龄到上海邀请旧时同学及同事赴粤工作，张群因故未能成行。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准备全面反共，建立反动政权。为了拉拢党政军各方面官员拼凑班底，将张群从河南召到南昌，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并主持南昌行营，成为蒋介石名正言顺的幕府领袖。
兄弟分别十年，如今聚首，两人决定从此紧密合作。尤其蒋介石“得势”，张群更是甘愿助盟兄一臂之力。
张群虽然学过军事，军人出身，但追随蒋介石后弃武从政，使出浑身解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四处游说，可谓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蒋介石分配给他的第一桩使命便是游说孙传芳。孙传芳及其将领数十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均有同窗之谊。张群借此关系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孙传芳选择。第一为上策，即与国民革命军携手共同北伐；第二为中策，即局外中立；第三为下策，即助吴佩孚对抗国民革命军。
无奈孙传芳当时轻视国民革命军力量，认为国民革命军成不了大事，不屑与之携手。又因曾受吴佩孚提携，不愿负吴，于是采其中策，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保持局外中立。这样，蒋介石派张群游说孙传芳的目的已经达到，张群出师得胜。而孙传芳的所谓中立却不是很好保持的，当北伐军挥师挺进武汉的时候，孙传芳感到了自身的危险，这才悔之不迭，方从赣州发动攻势，怎奈已势单力薄，大势已去。
正是在张群等人的参与谋划下，蒋介石在北伐军进占南京、上海之后，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然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张群被提升为军政部次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上海兵工厂厂长，一跃而成为蒋介石身边的要员和最亲近的幕僚，从后台走到前台，正式公开参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决策。
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张群被称为“蒋介石的怀刀”，活跃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也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办理，张群也最能领会蒋介石的意思，总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与蒋介石共进退。
1930年张群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刚刚上任，中原又起战火，阎锡山、冯玉祥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倒蒋，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当中原大战正酣之际，争取张学良成为蒋介石及反蒋派取胜的关键。张学良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暗中静观战局发展。张群受命充当“掮客”角色，带着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巨款赶往沈阳，与吴铁城一起，又跟踪张学良从沈阳到葫芦岛再到北戴河，再三游说，软磨硬泡，终于说动张学良出兵助蒋，使蒋介石最终取得中原战场的胜利，张群的一张嘴抵过了千军万马，为此再立奇功。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中，张群是新政学系的领袖。所谓新政学系，不过是一个熔旧式官僚、新派学者和政客名流于一炉的松散型政治组织，是一个既无组织亦无原则的政客集团。由于张群的推介，原属北洋时期的政学会成员如黄郛、杨永泰、吴鼎昌、熊式辉、陈仪、吴铁城、翁文灏等，纷纷投到蒋介石门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国民党内一个主要政治集团，人称“新政学系”。
政学系的主要任务，一是对各党派的运用，二是对各实力派的运用，三是对英美和对日本外交的运用。其中对实力派和各党派的运用，是政学系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以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愿望和需要进行政治策动，一般对各种政治问题都预先做好几种不同的答案，根据情况或形势变化提出相应的主张，故能和蒋介石的意图一拍即合，也确实根据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解决了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因而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新政学系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的杨永泰，另一个便是张群。杨永泰被刺杀后，张群成了“新政学系”的唯一领袖，在拉拢各党各派增加蒋家王朝势力的活动中，张群起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边，被称为做“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对党派，几乎都通过张群而得以与蒋介石结合。
民社党首领张君劢，本是政学系重要干将张嘉璈之兄，但民社党投靠蒋介石却是由张群策动的。青年党主席曾琦1932年与张群熟悉后，便由张群介绍给蒋介石，最后投靠蒋介石。一些地方军阀、杂牌军队，也都通过张群的拉拢而依附于蒋介石。四川是张群老家，各军阀都通过张群疏通，与蒋介石联络和建立关系。军阀陈调元、刘镇华、徐源泉、龙云等，多通过张群加强了同蒋的关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多由张群拉线传达一切。
在拉拢各党派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方面，张群确实发挥了“糨糊、胶水”的作用。而张群的朋友评价他“只能呼之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有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也说得颇为形象，张群对蒋介石方方面面研究得可谓透彻，因此善于迎合蒋介石。张群深知蒋最忌讳属下任用亲信拉帮结派，因此对于同乡、同学、亲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一概不予录用。凡所用之人，首先要禀报蒋介石，顺利通过后才予以录用。张群也因此标榜自己“大公无私”，或以“清高”自命。
但事实上，张群只不过是不把亲友同乡等安排为自己属下，对他们的关照却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他的二弟张彻才学平庸，由于久居成都，四川军阀因有求于张群，便对张彻给予关照。尽管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此伏彼起，但张彻历任税官不为所动。其四弟张镶不学无术，声色犬马，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却被提拔为电报局长，高薪高位。而这些人对张群亲属的关照，自然要由张群本人对他们的关照去偿还。
◇党国要员险成阶下囚
1932年行政院改组，张群辞去上海市长之职，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策划对付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红军。随后不久，改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北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3年7月，张群任湖北省主席。1935年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受伤，亲日派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乘机改组政府，自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此时何应钦为军政部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张群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群改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7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张群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张群虽官运亨通，但却并非一顺百顺。其间川军头领刘湘病逝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及四川省保安司令。张群为四川人，不料却遭到四川诸军阀的强烈反对，使蒋介石被迫收回成命。
原来，抗战爆发后，川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派出14个师出川抗战，刘湘随军督战。1938年1月刘湘因病逝世于汉口，川军顿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蒋介石想借机夺取四川，于是宣布撤销刘湘主持的第七战区和川康绥靖公署；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接着又任命张为四川省保安司令。张群作为四川人，本应顺利就职将四川轻轻纳入蒋介石囊中。然而这一撤一任，使川军诸将领感到严重威胁，于是全体表示强烈抗议。张群为老乡所拒，使他丢尽了面子。
为了给张群挽回面子，也为了稳定大后方局势，蒋介石采取迂回策略，于1938年8月任命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主管西南各省，成为了四川省府的上司。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张群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周恩来成为了国共双方谈判的主将。谈判之前，蒋介石给张群定下三项谈判原则：其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其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其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从8月28日起在43天的谈判中，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反反复复纠缠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问题上。因为蒋介石要“军令政令统一”，就是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当时共产党已经领导着19个解放区政权和120万正规军，220万民兵。张群虽然态度谦和，不愠不怒，但在重大问题上毫无商量余地。由于双方条件要求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
后来，鉴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共产党方面表示了很大诚意，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暂时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终达成协定，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开始部署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中国国内冲突。12月底，国民党接受中共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国共谈判在马歇尔的参加下恢复，并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美方代表马歇尔的参加中，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10日，张群与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当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下达停战命令。中共中央也发布停战命令。
在美方代表马歇尔的调停下，张群在谈判中虽然表现得颇有诚意，但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做给国际舆论和国人看的，因为蒋介石已经加紧部署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时隔5个多月，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挑起内战，张群的使命就此结束，于当年9月赴美治疗颈部肿瘤。
1947年4月，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65次会议上，国民党又演出了“改组政府”的丑剧，张群粉墨登场，担任了由国民党、民主社会党、青年党组成的首届联合内阁的行政院长。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即是内阁总理，可谓权倾一时。张群一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经济自助十项计划”，想要在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清理税则、恢复生产等诸方面有所作为。但此时正值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全面内战一发而不可收拾之际。山东、陕北两个战场全告失败，蒋介石又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加紧“戡乱”，庞大的军费开支令张群无计可施。为弥补财政赤字，除了苛征暴敛，便是滥发纸币，以致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张群疲于应付，焦头烂额。
一年后第一届“行宪”国大召开，蒋介石由民主总统变为了独裁总统。本来蒋介石内定“首届行宪内阁”，“黄埔系”掌兵，“CC系”主党，“新政学系”和其他党派势力主管行政，行政院长人选仍然是张群。
不料，立法院在蒋介石提名之后以“假投票”的方式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而何应钦此时已被蒋介石冷落了两年之久。张群却在CC系、复兴系的立法委员那里碰了钉子，皆不予通过。结果，刚刚主政一年的张群便灰溜溜地从行政院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1948年5月被任命为总统资政。
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为作垂死挣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旋即，重庆绥靖公署撤销，成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任该公署长官，主持西南大局，策划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张群曾对刘文辉说：“西南是最后的堡垒，四川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就是四川不能丢，到必要时中央将调百万大军来保卫四川。”尽管嘴上如是说，事实上张群已经在考虑后路。他将四川的征兵由42万减为6.2万人，征粮即停，还释放了四川民盟成员田一平、孙文石、张大昌等21人出狱。
年底，蒋介石眼看四川即将解放，成都旦夕不保，企图利用云南和西康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为此，张群多次赴昆明活动。12月初，张群到昆明与“云南省主席”卢汉商量，说蒋介石准备把“中央政府”搬到昆明和西昌，被卢汉将军以“云南民穷财尽粮缺，负担不起，云南人民不会同意”为由予以拒绝。
12月9日下午，张群再次飞赴昆明，准备控制局面，并安抚卢汉。不料，卢汉将准备已久的起义提前举行，张群一下飞机便失去了自由。次日，张群给卢汉写了两封亲笔信，表示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极深，无法接受卢汉等人弃蒋投诚的建议。并说自己无军权，留在昆明无用，希望卢汉念昔日旧交，放其一条出路，并要求面见卢汉。
卢汉见到信后，派杨文清前往见张群。杨文清对张群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此时，国民党军用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并发出警告，要求保障张群的安全。在此情况下，卢汉又顾及与张群的旧谊，于是决定释放张群，并赠3000元港币作路费。11日午后，飞机起飞前，卢汉派了一些旧军政人员前往机场送行。张群对卢汉的关照感激涕零，一再托“代主席”杨文清代为致意，并和送行者一一握手道别。
下午2时，飞机起飞，张群就此逃往台湾，改变了成为阶下囚的命运。
◇对日外交的一张王牌
同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一样，对日外交也是国民党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张群作为蒋介石的最高幕僚，在对日外交问题上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也是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曾于9月底东渡日本，随行人员便有张群。蒋介石在日本期间，与张群等人广泛结交、会见日本朝野，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密谈，拜谒日本黑龙会的头山满，为东山再起捞资本。蒋介石回国后，张群暂留日本继续活动。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张群从此成为国民党外交的实际主持人。从1927到194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20年间，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时时不忘侵略扩张，处处挑起事端。张群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卖国的外交政策。此间，张群与日本交涉的第一件大事便是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
1928年初，国民党军队进行对张作霖的“二次北伐”，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北伐军进军济南时，日方反应强烈，于5月出兵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人进行大肆屠杀。北伐军在蒋介石的妥协政策下毫无反抗，以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被扣押1时，外交特派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舌，挖去眼睛后，与其他外交人员共16人一起被杀害。张群与日方参谋部第三部长松井石根谈判，松井石根等人嚣张至极，谈判毫无结果。到11月，济南军民被杀被伤者人数已达6万左右。
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屈辱退让、忍辱负重的对策，命令北伐军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结果北伐军眼睁睁看着中国民众任日寇宰割，一枪未发便撤退了。最后张群与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延与日方谈判，达成协议，宣布“济南之不幸事件既往不咎”。这是张群第一次主持对日谈判——卖国求和。
“二次北伐”结束后，为和日本修好，张群再次奉命赴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会谈，向日本介绍中国国内政局，希望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国民党南京当局的统一事业不要加以阻难。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张群作为上海市长，采取的是消弭和扼杀人民的抗日热情，抵制人民的抗日运动，“尽力消弭淞沪地区人民反日行动，不使扩大为全面之冲突”。认为中国困于贫弱和内战，无力单独抗击日本。中国内部尚未统一，国力尚未充实，对日关系不宜破裂。这种举动和主张自然符合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的对策，但却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此张群被迫辞去上海市长一职。
1932年初，蒋介石正集中力量在南方对红军大肆“围剿”，为应付北方局势，任命张群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主持对日交涉。张群不负蒋介石厚望，在一系列的对日交涉中，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长城抗战爆发后，在黄郛受命北上与日军交涉中，张群多方协助，终于促使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顺利签订。接着，《何梅协定》、《大滩会议纪要》、《秦土协定》等卖国协定一个个地签订，对日妥协活动被推向一个新高潮。
1935年，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后，一改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时对日敬而远之不直接谈判的外交政策，秉承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的旨意，主动与日本谈判以求全面调整中日关系。此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方得寸进尺，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经济蚕食，浪人走私，支持汉奸暴动，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等，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也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使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发生变化，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发生新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蒋介石起初表示可以原则上接受，随后态度日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无果。张群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口头提出的超过“二十一”条的七项强硬无理要求，提出中国希望调整两国关系的五点希望。要点为：取消《塘沽协定》与《上海停战协定》；解散冀东伪政权；停止华北自由飞行，停止走私及恢复中国方面被取缔的自由，解散察东及绥远北部伪军。这些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提出的反要求，日方显然不能接受，谈判至《西安事变》前破裂。
在近一年的谈判中，张群作为中方代表先后八次与日方代表会谈，一改以往对日一味妥协退让的态度，维护了中国主权。
1937年1月日本驻华使馆秘书、武官奉调回国前，前往谒见张群并辞行，张群对其明确指出：“日本之对华态度影响甚巨，故我国方面决定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而同时在其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
抗战爆发后，在讨论与日本的和战方针问题的庐山谈话会上，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必亡国。”亲英美的孔祥熙则主张，“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则提出了“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真言”，被蒋介石奉为“国策”。这一充满失败主义论调的基本政策，在实际中被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所体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于1937年11月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南京陷入危急之中。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张群即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但此间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代表态度越来越强硬，要价越来越高，谈判最终破裂。
1938年1月中日两国同时召回大使，双方绝交。此后，中国方面除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集团和日寇勾结外，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外交处于停滞状态。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参加了由美、苏、英、加等国组成的对战败国家实施管制的远东委员会，中日两国亦重新开始了外交往来，张群再度成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于1948年又一次到台前主持对日外交，直至败逃台湾后年迈“退休为止”。
◇去台后继续发挥余热
到台湾后，张群已失去在大陆时期的风光。国民党撤台之初，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蒋介石忙于复出、国民党改造运动，无暇顾及这些昔日重臣大员，张群除仍任“总统府资政”这一虚职外，中央党部改组结束后，又被赏赐一顶“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桂冠。
此时的张群已大权旁落，但由于他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具有丰富的与日谈判经验，尽管在“外交部”没有任职，但仍然是对日外交的主要拟定和执行者，尤其当美国宣布将缔结对日和约时，张群又得到重用的机会。
在对日和约问题上，1951年12月10日，美国派杜勒斯访日，与吉田首相就台湾问题举行会谈，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被迫放弃了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打算，同意与台湾当局单独缔结和约。蒋介石在“总统府”召集对日和约小组会议，出于对张群的信任，指定张群为谈判代表。但由于“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由时任“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任主要谈判代表。张群意识到自己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对蒋介石的指派坚辞不就。而事实上，张群确是对日外交的一张王牌，其影响与能量不可小觑。蒋介石最后决定，张群为对日和约小组召集人，主持重要问题的讨论，谈判由“外交部”负责。
1952年2月17日，日本派以河田烈为首的谈判代表团抵达台北，台湾方面由“外交部长”叶公超和“外交部政务次长”胡庆有为正副代表，开始举行媾和谈判。张群一直“以私人资格，多方面协助其成”。其间，张群多次与日方谈判代表河田烈会晤，讨论谈判中出现的困难，也向蒋介石建议适当让步，以便有回旋空间。日本对大陆的态度确实加重了其与台湾媾和谈判的砝码。4月28日下午3时，“台日和约”终于在双方努力下完成。
8月5日，“和约”正式生效。随后，张群奉命率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这是战后张群第二次正式“出访”日本，一行人在日本逗留四个月之久，商谈了双方今后合作问题和建立台驻日“使馆”的问题，促成了“台日文化经济协会”。同时，张群与朝野各界频繁接触，曾晋见天皇，并参加天皇立太子典礼，对日本战后情况也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直待“使馆”成立后，一行人才开始返台。
此间，蒋介石决定由张群出任驻日“大使”。消息在日本各大报刊及新闻媒体披露后，张群却提出一个附加条件，即：若由他“出使”日本，遇有重要事情，他须先向“总统”请示，并给“外交部”报告副本。
张群这一要求，蒋介石本人无话可说，但主政“中枢”的陈诚对张群有条件地出任驻日“大使”，心中十分不满，但他不能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提名，于是提出由时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中央党报《中央日报》董事长的董显光出任驻日“大使”。董显光是蒋的亲信，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让步接受。但是，日本通讯社已将张群出任驻日“大使”的新闻传至台北，台北各报亦公开发表，令蒋介石和张群颇为被动。
此后，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频繁往来于台北、东京之间，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工商界里广泛活动，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特别强调“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挑拨分化中国大陆与日本关系，破坏邦交正常化。日本与新中国的多次谈判，都因张群从中作梗而告吹。除了频频访日外，张群还多次“出访”欧、亚、非一些国家，为国民党在国际舞台树立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群除了原先的荣誉虚职外，到1953年，终于有了实际性职务，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委员。1954年5月18日，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20日下午，蒋介石举行“总统”就职酒会，张群走马上任，开始长达伴君十八年的秘书长生涯。
1957年9月，张群再次以官方身份访日，这次访日直接成果就是扩大了台日贸易，日本通过直线上升的外贸额，把台湾当成劳务市场和商品推销地。
此时日本国内要求中国大陆与日本友好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当局考虑到自身的利益，采取“政经分离”的政策，一边保持与台湾的各种关系，一边发展中国大陆与日本贸易关系。张群特在日本发表《中日关系与美国》，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的声望越来越高。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同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16日即发表访华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第二年5月以前访华。日本原本有意与新中国建交，美国这一举动推动了日本与新中国建交的步伐。而这一切对于台湾当局来说，无异于是最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企图“力挽狂澜”。
蒋介石找到张群，此时的张群已是83岁高龄。蒋介石首先表示了关切的问候，然后向张群征询谁去日本最合适。张群即明白蒋介石的目的，立刻说：“如果总统认为我还行，岳军愿去日本做最后努力。”蒋介石很受感动，对张群说：“岳军，80多岁的高龄，我还要你出访，真是难为了你呀！”张群立刻起身，在屋里大踏步走了几步，表示自己还很强健，并说：“‘总统’，您不是也在日日操劳吗？我还比您小两岁，身体好得很呢。”
1971年7月25日，张群来到日本，一下飞机便遍访日本政要。他首先求见刚从领地别墅回东京的裕仁天皇，然后又与快下台的首相佐藤荣作、右翼政客岸信介等人长谈。28日，张群出席“台日合作策进会”，企图借此机会争取日本财经界、工商界支持。但不少财团领袖听说张群要参加这个会议，纷纷借故缺席，令张群十分恼火。在集中日各界学者名流的“中国问题20人委员会”的恳谈会上，张群即席演讲，呼吁“作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企图阻止新中国与日本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29日，张群又在台湾驻日“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指责尼克松此举“是对共匪冒险主义的最大鼓励”，是对民主国家团结的最大损害。“希望日本人了然这个问题的结症与后果”。
30日中午，张群又在岸信介主持的亚洲国会议员联盟日本议员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冷静态度处之，须知操切从事，非贤明之策。”称日本对大陆友好政策是“图近忽远，必将身受其祸，噬脐莫及”。8月1日，张群和佐藤荣作首相长谈，企图能说服佐藤改变初衷。
张群此行，马不停蹄，四处演讲、游说、鼓动、呼吁。然而，历史潮流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阻挡的，其此行也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8月2日，张群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日本。在上飞机前，他用充满忧伤的语调向东京告别：“再见了，东京！”
这是张群最后一次以台湾当局的名义出访日本，从此结束了他与日本官方接触、谈判的历史。张群这张国民党对日关系的王牌，从事外交七十年，最终以失败退出历史舞台。他在《我与日本七十年》的回忆录中含泪哀叹：“七十年漫长的时日是过去了，我自信不能不说是竭尽了心力所能及。”但是“七十年来的努力目前是落空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1972年9月29日，中国大陆与日本两国正式建交。这是蒋介石和张群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在台湾，一些人把中国大陆与日本建交归结于张群对日外交的失败，不少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说张群“只用耳朵听他日本朋友的话，又想保住和扩大权势，一味亲日，落到今日的下场”。还有人笑他对国民党“忠则忠矣，却鲜有辉煌成果”。然而客观地说，张群对日外交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而是国民党的命运决定的，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
◇家庭生活其乐融融
对日外交失败后，张群正式回到家中，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
张群的婚姻姻缘，可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期。有一年暑假他陪同学王伯龄回扬州老家，路经上海时，张群去拜访了一位本家，也曾是张群在四川读中学时的英文老师。在这次拜访中，认识了一位在教堂工作的朋友丁文俊。后来张群再去上海时，丁文俊经常约张群去“怀恩堂”做礼拜，并热心地做起月老，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就是在怀恩堂中弹钢琴的马育英小姐。
马育英是江苏昆山县人（今属上海市），是家中长女，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马家家境原本小康，但马育英7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接着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先后夭折，剩下育英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母亲去上海，入圣经学校，卒业后任传教工作，往来于上海昆山间。育英11岁时，得浸信会教士帮助，进入上海浸信会主办的晏摩氏女子中学读书，毕业后在母校晏摩氏女中工作。
晏摩氏女中校规极严，马育英不能随便走出校门，与张群相识后，都是张群去学校看她。两人的见面方式也十分独特，每次两人见面时，育英的外国老师便会拿一本书坐在两人旁边，直到两人结婚前一天，该老师才离开。周末时，他们偶尔会到丁文俊家中吃饭，两人之间仍然保持着距离，表面都很矜持，彼此心照不宣却心心相印。
1912年4月，张群和马育英订婚，拟于6月间结婚，但结婚前不久张群遇到一场意外的事故。有一次张群骑马外出，中途遇到暴风雨，一时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只好淋雨回家，张群因此引发伤寒，在医院住了足足三个月。而马育英虽然已经和张群订婚，但是恪于教会学校规定，张群住院期间，马育英仍旧不能到医院探视。
这一场病将两人婚期推迟了四个月，这年10月5日，张群与马育英终于正式结婚。两人虽然都是基督徒，但张群是圣公会，马育英是浸信会。最后两人决定在马育英的“怀恩堂”去举行婚礼。晚年，张群曾回忆说：“婚礼完全是宗教仪式，一切由外国牧师安排。那天结婚的礼堂完全用青色的竹子来装饰，与众不同，也别具情调。”
用青色装饰结婚礼堂，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其特殊性，也给张群留下了特殊的回忆，在马育英去世后的追思礼拜中，张群也用青色的竹子来布置灵堂，作为特殊的纪念。
婚后张群公务繁忙，夫妻二人聚少离多。抗日战争期间张群一人在重庆，便闹出一次婚外情来。当时张群楼下住着一个漂亮女子叫张肖梅，是中国银行的“行花”，其丈夫常年不在家。张群与张肖梅孤男寡女，很快你来我往，过起了夫妻般的生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为博取张群的欢心，为两人在张群住宅对面弄了套房子，更加便利了二人的“夫妻”生活。抗战胜利后张群离开重庆，便与张肖梅结束了情人关系。
而马育英一直“上奉老母，曲尽孝心，下抚子女，竭力教导”，把张家打理得井井有条。1949年马育英带着一家老小跟随张群赴台，直到1974年去世，马育英与张群度过了62年的伉俪生活，两人始终“相处如友，相敬如宾”。
张群和马育英共生育了两男两女，除次女张佩蓉12岁时因伤寒在上海夭折外，其他三个孩子均学有所成。长子张继正，曾留学德国学习工程，因欧战爆发，转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工程学博士，返国后曾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抗日战争后期投笔从戎，去台后历任“经济部”常务次长，“交通部”部长，“经合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经济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秘书长，“财政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席，“中央银行”总裁。
次子张继忠曾留学澳洲雪黎大学，攻电机工程，得学士学位，归台后担任台湾电力公司副工程师，以后受其母影响，研习神学，辞去电力公司职务，改任浸信会牧师，1968年至196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一年。后在美国任神职，致力圣工。
长女张亚兰，曾留美学音乐，嫁给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粤侨刘毓棠。刘毓棠曾任台湾驻新西兰“大使”，美国麦金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及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
张群与妻子马育英同龄，妻子1974年去世的时候，他本人也已是86岁高龄。60多年相濡以沫，妻子突然离世，尤其是张群刚刚结束为之奋斗多年的对日外交生涯，其打击可想而知。但是张群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和儿子们住在一起，生活均由媳妇安排，又独自生活了16年，过得惬意而自在。
◇老寿星的养生之道
晚年张群开始著书立说，他的作品主要有：《谈修养》、《至德管窥录》、《中日关系与美国》、《张岳军先生在川言论选集》、《我与日本七十年》等书。
《我与日本七十年》的宗旨是：“一方面可作为一项近代史资料的补充；一方面我希望两国人士看过后，能了解中日两国过去这段血泪交织的历史关系，体验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训。”他在书中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蒋介石于上世纪50年代在阳明山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张群曾主持该院工作。《谈修养》一书便是张群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对其研究员做的一篇讲演，尔后出版。《谈修养》一书内容丰富，有理有据，主要内容分为养身、养心、养慧、养量、养望等五个部分。
在“养身”篇中，张群融入了自己的健康长寿之道，他认为人必须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要有愉快的心情。他劝诫人们“大笑一次，年轻一天，大怒一次，减寿一年”。张群还有一首不老歌，为“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这八句话，二十四个字，可以说是他养身之道的概括。
在“养心”篇中，他认为人心本是纯洁的，人性本是善良的；纯洁的心，虽常为外在的物欲和社会的恶习所引诱而污染，但仍可用教育或道德或宗教的力量来改善。养心的目的在求正心，其方法有：培养虔诚的信仰，保持淡泊的胸襟，恒守坚毅的意志和永远的热忱。
在“养慧”篇中，即要宁静（头脑冷静）、去蔽（态度客观、排除成见）、求知（好学精神）、实践（学以致用）、力行（必须去做），才能使自己睿智超群。
在“养量”篇中，张群指出要度量宽，尊贤容众。即要谦抑以应世，宽恕以待人，忍耐以自制，协和以容众。张群一生高坐政坛顶峰，却鲜有政绩，成为人们酒足饭饱之后议论的话题。为此，张群调侃地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恩多怨，少恩少怨，无恩无怨。”“弥勒佛为何挺大肚皮笑脸相迎之妙趣，盖庙大而有求不能相应，只好以笑脸通人也。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事。”
在“养望”篇里，张群向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蒋二代宣誓自己绝无二心，他表示要学习郭子仪：“功盖天下主不疑，位极人臣众不妒。”其“养望”，即社会对自己的依赖。包括以公诚解忿怨，以负责树众信，以服务为领导，以牺牲求创新。
从“养生”之道的五养中，可以看出张群多少年来在蒋介石面前的谦抑、自制、守静、寡欲、无为、自化等，是何其老到。该书在台湾被喻为：“经史烂熟于胸中，冶中西哲理于一炉”，是张群几十年来读书和为人处世的经验总结。
此书一出，即在台湾“朝野”大受欢迎：“在朝”的大小官吏，皆可从中学到为官之道；要保官、要升官，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离职退休的老官员，特别是退守台湾后被夺权的国民党高官，更可从中找到慰藉，不啻是一份自我精神疗法的良方；对于在奔波、钻营中谋求一官半职者，亦可从其中摸出门径，得到启示。在20世纪80年代初，此书出版不到两年就已经印刷发行了九版。
张群在耄耋之年，仍是起居有律，运动如常，经常兴致很高地四处走动和走亲访友。当记者问他健康长寿的秘诀时，他会笑着说，“忘年、不怒、常笑”所得。但如果还要问下去，他还是微笑着说，淡泊明志，生活简朴，淡然愉悦，表里如一。晚年的张群，成为了大讲特讲修养方面的明星，在养生方面颇受人尊重。他自己也以“立人启后”自律，不断接待来访，答记者问、题词、撰联，满口不离“养生”。
张群喜欢喝酒，酒量也不错，并有自己的一套“酒经”。在《谈喝酒》中，张群谈到：“喝酒要有些条件：第一主人要好；第二客人要好；第三酒要好；第四酒品要好；第五下酒菜要好；第六谈话要好；第七光线要好；第八环境要好；第九太太要好，即使喝醉了，回家也不挨骂。”他的这些理论，得到爱好喝酒的同道朋友们的认同。
在平常生活中，张群有三种爱好：好学习、好书法、好锻炼。早在20世纪30年代任湖北省主席时，他便每天挤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请外国人教他英语，为办理外交事务作准备。在任成都行辕主任及四川省主席时，经常抽空练习书法，其书法形似铁画银钩，但从不作应酬。他喜爱鉴赏与收藏名贵书画，以为娱乐。曾于1972年将一批名贵字画古玩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让大家分享他的稀有珍藏。
他在80岁时，曾撰《自勉歌》一首：
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时，饮食不逾量，作息要均衡；心中常喜乐，口头无怨声，爱人如爱己，报国尽忠诚。
他在90岁时，又自撰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1987年，在张群98岁生日宴会上，亲朋好友看到他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都十分钦佩。对此，张群戏言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里。”这句话惹得满堂喝彩，也成为张群的一句名言，在老一代国民党去台军政人员中广为流传。
张群说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他认为，欧美许多医学家经研究认为人类的“天寿”，即自然死亡的年龄达125岁以上；根据西方科学家的长期统计和分析，人的智慧要到65岁以后才完全成熟，也就是人类潜能发挥的巅峰时代。以往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到了六七十岁以后，才完成他们毕生最成功的作品。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医学科学的进步，人们只要注意营养和运动，活到百岁以上已不是神话。所以，过去我国的古谚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及美国人说“人生自四十开始”，这两句话都已不切事实，应该改为“人生七十今后多”和“人生七十方开始”。
张群还以孔子为例加以说明，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定居，开始著述时已是68岁，他于72岁时完成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春秋》。他认为，70岁以前的人生，虽然每隔十年在修养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但还是局部的发展，而不是完美的成熟。只有到了70岁以后，智慧圆熟，事理通明，始可随心所欲，而不致超越情、理、法的范围，这才是完美人生的开始。所以孔子可以说是最早体验到“人生七十方开始”的先知先觉。
1990年7月，时逢张学良90大寿。此时的张群已是101岁高龄，仍坐着轮椅参加了张学良的生日庆典。并以庆典活动发起人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宣布庆典开始，接着宣读了自己亲自撰写的致词。
张群和张学良是多年的挚友，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派张群进关，为张学良送去海空军副司令委任状和印信，劝说张学良归附蒋介石。张学良在张群的劝说下出兵援蒋，自此两人结下莫逆之交。
到台湾后，由于张学良失去行动自由，张群经常同大画家张大千、“国策顾问”王新衡一起去看望张学良，每月必去一次，轮流做东请客。四川过去把好朋友轮流做东聚餐叫做“转转会”，所以他们四人的聚餐被时人称为“三张一王转转会”。
他们四个人，个个都是美食家，每当轮值，都费尽心思安排宴席。其中张学良做得一手东北菜，深得张群喜爱，每次张群向别人说起张学良的烹饪手艺，都是赞不绝口，说他是当代烹调第一人。对此，张学良十分得意，他对张群说：“张资政，在您面前，我不敢言老。但年纪大了，饭量小了，我相信汉代刘向的那句话‘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张群对刘向的这句话很感兴趣，便让张学良写在条幅上，高悬在自己家中。
岁月的磨砺，让张群对人生有了与众不同的深刻认识，正是这些人生哲学，让他的家庭保持着春天的和谐，生活轻松而充满乐趣，让他在漫漫人生路上，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应付自如。这也正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
可无论张群如何健康长寿，他都有一件心事无法了却。落叶归根，人老归乡，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心愿。百岁老人张群，他忘不了故乡天府之国，忘不了亲友乡邻。当年张群的母亲不愿意随儿子前往台湾，1958年在家乡病逝，而张群在第二年才得知此讯，他悲痛万分，特地向蒋介石请假三周，在家设立灵位，为母亲守灵。张群常常在梦里回到故乡，他醒来后就会对人说，有朝一日能回故乡看一眼，就心满意足了。然而，他是没有能期盼到这一天的来临。
1990年12月14日，张群怀着满心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