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高参的宦海沉浮
准黄埔出身的钱大钧曾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一度出任侍从室主任，参与中枢决策，可谓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然而，西安事变中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被蒋猜忌，又因其嗜财如命私分军费，被撤职查办落拓为“孩子王”。虽不久被重新起用，但已心灰意冷无心仕宦，赴台后任虚职终老此生。
姓名字号：钱大钧 字慕尹
籍 贯：江苏昆山
祖 籍：江苏吴县
生卒年月：1893年6月14日—1982年7月21日 卒年89岁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军 衔：国民党中将加上将衔
最高职务：军统局局长、淞沪警备总司令、上海市长
生辰八字：癸巳 戊午 辛巳 甲午
属 相：蛇
命 相：得长辈或上司的惠助，再加上自身之勤勉，
而于壮年获得相当之发展，名利双收。
然因基础运劣之故，成功之后恐诸遭挫败。
个人爱好：体育、戏剧、书法。
家世：
祖父——钱伯熊，为前清贡士。
父亲——钱自梅。
母亲——江氏。
兄弟——共四人，钱大钧排行老末。
1909年——保送进江苏陆军小学。
1911年——入淞军干部学校。
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1916年——入保定军校。
1917年——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学习。
1919年——任保定军校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第九期炮兵队长。
1921年——任粤军第一师少校、中校参谋。
1924年——任黄埔军校筹备处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后任中校兵器教官。同年，任代理总教官并兼任军校参谋处处长。
1925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1926年——升任师长。同年，兼任广州警备司令。
1927年——任广东省政务委员会清乡督办，后任北伐军北路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上将军长。同年，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并兼任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同年，兼任江南“剿匪”司令。
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
1930年——任南方前线总指挥，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任武汉要塞司令，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
1932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及武汉分校常务委员。
1933年——任保定行营上将主任兼军政部保定编练处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同年，调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
1935年——任陆军中将。同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加陆军上将衔，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
1937年——改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
1938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9年——在成都创办西泉中学，自任校长。
1941年——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不久改任秘书长。
1942年——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点验委员会主任、军政部特别党部特派员。
1944年——再次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1946年——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后任上海市体育协会会长。
1947年——被选为吴县参议会议长。
1948年——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
1949年——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任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任“总统府”资政。
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7年——任“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和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
1958年——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委员会”委员、远东旅行社董事长。
1960年——任国民党纪律委员会委员。
1963年——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
1968年——转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1969年——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
1973年——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
197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2年——在台北去世，终年89岁。
◇准黄埔晋身“八大金刚”
钱大钧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颇为不幸。4岁时父亲经营的小商业破产，举家迁往苏州，全家生活陷入贫困之中。14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更加清贫。此时钱大钧已经读完私塾、初等小学，正在长洲高等小学堂就读。不料，两年后母亲去世，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为生活所迫，钱大钧只好终止学业，随次兄去上海经商。
但是，钱大钧一直学习成绩优秀，深受老师喜爱，他最终舍不得中断学业，以志趣不投为由返回苏州，重新进入长洲高等小学堂。1909年，钱大钧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入设于南京的江苏陆军小学第四期。从此，钱大钧开始了一生的军旅生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小学也在这场政治变动中停办。钱大钧随即去上海参加学生军，投身到反清活动之中。当时，上海革命党人钮永建在淞江军政分府创办了一所淞军干部学校，钱大钧便与蔡熙盛等人进入该校学习。1913年江苏陆军小学堂改为学校，钱大钧返回学校，完成陆军基础教育，毕业后回到钮永建的淞军别动队任排长。
二次革命时，钱大钧随淞江钮永建组织的学生军和敢死队攻克上海郊区龙华，进而攻打上海制造局（现为江南造船厂），二次革命失败后由钮永建介绍逃往日本，在东京与同是因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的孙中山相识，得以聆听孙中山的教导，亲承孙中山的革命熏陶。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于是决心解散国民党，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钱大钧宣誓加入该党并表示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其间，钱大钧在东京还加入了东京大森浩然学社，研究军事学术。
钱大钧于1914年末回国，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其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钱大钧遂投身于护国运动之中，他联合同志，发表演讲，积极从事倒袁运动。袁世凯派兵镇压护国运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钱大钧被湖北都督王占元怀疑，只好离开武汉，秘密转到上海。适逢钮永建在淞江重建旧部，钱大钧便前往淞江协助钮永建组训新军，配合蔡锷等在云南发动的护国运动，开展活动。
第二年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后，钱大钧又回到湖北军校恢复学业，毕业后递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由于成绩优异，1917年4月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
1919年6月，钱大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第九期炮兵队长。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革命政权，钱大钧辞去第九期炮兵队长之职南下广州，担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当时师长为邓铿。其间，钱大钧先后参加了讨伐西江战役，赣州战役，讨伐沈鸿英、林虎战役。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与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因而深得师长邓铿的信任，遂于1923年晋升为中校参谋。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钱大钧与邓演达、顾祝同等人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他因精于兵器学，被任为中校兵器学教官，不久，升为代理上校总教官，同年升任校本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钱大钧具有儒将风度，他有两方面才能：一是具有较坚实的军事基础知识，步炮射击和器械体操，均有较高技艺；二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尤其对古文有较深造诣，深受蒋介石宠爱和器重。
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时，钱大钧为校本部少将参谋长。东征途中，他协助蒋介石、周恩来指挥部队与陈炯明部进行了英勇战斗。2月12日，东征军进攻淡水，受敌钳制，态势不利。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缺乏指挥作战能力，没有掌握好部队，贻误了战机，遂被撤职。钱大钧代理该团团长，终将敌军击败。
但2月13日棉湖之战，钱大钧却贻误了战机。当日第一教导团千余人，在棉湖的西北山地，遭到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林虎部主力的围攻，伤亡惨重。钱大钧本应率第二团驰援，按照一般作战原则，一团与敌接火后，二团这时应加快速度，按预定方案迅速果断地攻击敌人的侧背。但团长钱大钧听到枪声，反而命令部队在山谷中休息，静候上级命令。但此时指挥部派出的信使，根本找不到他们。
一团孤军苦战的情形二团官兵已经察觉到了，各级军官纷纷来找钱大钧请战，要求出击增援一团。而钱大钧向来为人谨慎，这次又是他第一次单独指挥实际作战，于是就更是谨小慎微，生怕一步走错，会带来什么闪失。他当时的看法是，虽然一团正在和敌人激战，但并不能断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就是一团，万一敌人对一团采取的只是佯攻，把主要兵力部署在针对二团的方向呢？那样莽莽撞撞地把二团带上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因此，这第一仗，还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眼见团长优柔寡断，二营营长刘尧宸气冲冲返回营队，当即召集排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二营的任务是担任正面攻击，四、五两连是第一线，六连为预备队。于是，刘尧宸率部冒着弹雨冲上去。事已至此，钱大钧知道再不增援一团，大家都难获善果，于是下令出击。
在一团打得最艰苦已经展开肉搏战的时候，二团在二营长刘尧宸的带动下，终于全部投入了战斗，马上有效地减轻了一团正面所受到的压力。敌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终于全线溃败，学生军大获全胜。此次战役，由于二营长刘尧宸及时率部增援一团，致使钱大钧命令全团出击，总算未给钱大钧带来坏的影响。
4月底，钱大钧被调回黄埔军校训练新兵，组建第三教导团，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旋出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少将团长，6月参加了平定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0月，陈炯明勾结英国人兴兵报复革命军，钱大钧率领第三团参加二次东征，与何应钦扩编后的第一旅合编为第一师，由何应钦兼任师长，钱大钧兼任东征军前锋。在此次东征中，钱大钧曾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四千之众，震惊一时。10月22日，钱大钧率部攻打海陆丰，配合主力将陈炯明部彻底消灭，第二次东征胜利。
此后，钱大钧升任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1926年初，何应钦升任第一军军长，钱大钧升任第一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在随后的日子里，钱大钧成了蒋介石黄埔系中最亲信的干将之一——“八大金刚”之一。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崛起之地，从黄埔初创到北伐时期，正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的发迹、崛起时期，钱大钧作为“八大金刚”之一，与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七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
◇侍从室幕僚风光一时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但钱大钧没有参加北伐，被蒋介石留在了广州，任命为广州警备司令，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和广州市戒严司令，一方面负责维持广州治安，把守大本营，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已蓄意叛变革命，一旦举事，钱大钧可在广州积极响应。
果然，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钱大钧在广州立刻行动，配合李济深发动了四一五政变，派兵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杀害邓培、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派兵搜捕黄埔军校，抓捕左翼人士并予以杀害。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上空。随后，钱大钧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受命巩固北粤，并去曲江、江西省赣县等地遣散改编部队，同时兼任新编第一师师长。
南昌起义爆发后，钱大钧奉蒋介石之命，力图堵截叶挺、贺龙率领的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部队。8月25日，钱大钧率部在瑞金的壬田与起义部队发生激战，结果，钱部两个团被击溃；8月30日，又在会昌激战，又有4个团被起义部队消灭。但钱大钧仍不甘心失败，又多次对起义军进行堵截、战斗，始终未能消灭起义部队。10月初，起义军胜利突围。
由于钱大钧“剿共”有功，钱部改编为第三十二军，钱大钧擢升该军上将军长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广东梅县宣誓就职。
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后，为了控制及遏制桂系、晋系以及冯系等军阀，蒋介石以整编军队为名，开始实行“削藩”。钱大钧奉命率部北上，先后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和江苏省政府委员，第一编遣区主任，所部第三十二军缩编为陆军第三师，任师长，并兼任江南“剿匪”司令。在担任淞沪警备司令期间，钱大钧对上海实行恐怖统治，中共领导人罗亦农因被叛徒出卖，在公共租界被捕，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于4月21日惨遭杀害。此后不久，共产党员陈乔年也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杀害。钱大钧还于当年7月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训练治安人员与秘密警察的学校。
在1929年爆发的蒋桂之战中，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的钱大钧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为了控制湖南，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兼省“清乡”督办。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于武汉，桂系同样要控制湖南。于是，由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于2月19日发出决议，罢免了鲁涤平湖南省主席等职。蒋介石一面派蔡元培、李济深等人前往“查办”，一面派钱大钧秘密去鄂北随县，策动收买当时驻武汉的第四集团军夏威的部下李明瑞，并大功告成。当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挑起蒋桂之战后，作为桂系基础力量的李明瑞部的倒戈，给桂系带来沉重打击，使桂系很快撤出武汉，溃逃广西。
蒋桂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将李宗仁在武昌创办的军官学校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并任命钱大钧为教育长。
钱大钧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一直在蒋介石的指挥棒下转来转去，但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他的胆量却似乎没有增加。在1930年4月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总指挥，夏斗寅为副总指挥，在湖南羊楼司一带部署兵力，严阵以待。钱大钧乘专车到前线督战，不料途中“遇险”，车行至湖南省通城附近时忽然枪声大作，钱大钧吓得赶紧躲进树林。然而所遇只是一小股反蒋部队，且南有追兵断其退路，北有部队阻其入湘，钱大钧并无生命之虞，只是虚惊一场。
中原大战以蒋军获胜之后，钱大钧所部第十四师编入陈诚的第十八军，并由陈诚兼任师长。钱大钧仍任武汉分校教育长，并兼武汉要塞司令官。在此任期间，1931年2月武汉100多名伤兵闹饷，3月武昌第一纱厂、震寰纱厂工人强烈要求增加工资。钱大钧按照蒋介石“严惩首犯，格杀勿论”的指示，不顾伤兵与工人的死活，蛮不讲理地认为是共产党支持闹事的，派兵逮捕了一部分伤兵和工人，枪毙了领头的12名伤兵。
同年秋武汉发生大水，钱大钧奉蒋介石“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得任意抽调兵力参加防汛”的手谕，坐视洪水泛滥，未出一兵一卒参加防汛抗洪，致使洪水进入汉口市区，100万难民无家可归，造成汉口有史以来最大劫难。钱大钧却因反共有功，于1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2年，蒋介石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兼中路军总司令，任命已升任第十三军军长的钱大钧兼任中路军总预备队指挥官。其间，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方略、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而钱大钧的十三军所辖孙元良八十八师、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和三十三师，也是“围剿”苏区的主力。此后，钱大钧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协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方略；1933年又调任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主任，指挥五个军，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可谓风光一时。
与此同时，钱大钧时时不忘敛财。他在担任淞沪警备司令、武汉要塞司令以及现任保定行营主任期间，大肆搜刮国财民脂，在上海、苏州、南京以及北平、保定均购置了豪华私邸。在保定行营主任任上，为了笼络人心，还经常用金钱和礼物馈赠河北将领，而费用则从“行营开支特别费”中支取，每次至少数万元。当时，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并改“钧”字为“钩”，讥讽他为“钩大钱”。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正式成立。侍从室下辖侍一、侍二两处，钱大钧被任命为侍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其工作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其侍一处成为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办事的实际权力机构，其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经过这一任命，钱大钧成为了蒋介石最为亲密的高级军事幕僚。
钱大钧自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与疏忽，无论在蒋介石身边处理文件，还是跟随蒋介石外出，所有有关蒋介石的警卫、食宿安排、行动安排，都格外谨慎精细，每遇大事必定要亲自过问。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军事幕僚，接触军事机密甚多，但他深知自身职责，从不对人讲起，平日里多是沉默寡言。他以效忠蒋介石为己任，对蒋介石奉之如神，百依百顺，因而颇称蒋介石的心意。
由于权大任重，钱大钧非常忙碌，既要批阅重要军事电文，又要拟出中肯办法供蒋介石批阅。他拟的作战计划，不仅为蒋介石所欣赏，也使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半个军事家”的刘斐等人深为折服。
在此后平息“两广事变”中，钱大钧又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当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出倒蒋通电，出兵湖南。蒋介石为了剪除异己，一方面向两广调兵遣将，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利用各种关系瓦解陈济棠部队。钱大钧与陈济棠部重要骨干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粤军第一师同事，两人私交甚好。蒋介石命令钱大钧利用这个关系，策动余汉谋反正。钱大钧即前往江西大庾，不遗余力说服余汉谋，终于不负蒋介石重望，余汉谋于7月通电反陈拥蒋。同时，广州的空军也弃陈投蒋，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被迫下野逃往香港，广东割据局面结束，钱大钧因此更得蒋介石的赏识和恩宠。
蒋介石为了巩固广东局势，准备在广州成立行营，任命陈诚为行营主任，钱大钧为参谋长。但却担心如此任命会让钱大钧受委屈，便找钱大钧谈话，蒋说：“修辞（陈诚）经常要下部队奔走，想请你为侍从室主任兼行营参谋长，这样可以坐镇行营，全权处理行营重要军事决策。并不是以你是老师之尊而降格于学生陈诚之下，事先你以修辞（陈诚）为主任之选，足见你是胸有谋略的高级幕僚。因此我非要用像你这样具有谋略、宽怀阔度、博大胸襟的人才不可！你可以每天上午过江到行营办公，下午回到侍从室工作，行营对侍从室还是要用呈文行文的，实际上你还是修辞的上级。我想你亦当乐于而为之。”蒋介石如此费尽心机的解释，钱大钧哪敢有不乐于接受之理，何况钱大钧对蒋介石历来都是百分百服从。事实上，尽管陈诚是广州行营主任，但钱大钧仍可全权行使行营的重大军事决策权。
此时，钱大钧可谓达到一生中权力地位的顶峰，在继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钱大钧于1936年9月晋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遭猜忌之后仕途幻灭
然而好景不长，在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小小的疏忽，使钱大钧受到蒋介石的猜疑，从而离开了军政中枢。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乘专列前往西安召开西北“剿共”战略高级军事会议，钱大钧作为侍一处主任随同前往。蒋介石不顾当时民族危机上升，仍然坚持“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发起兵谏。为了断其退路，张、杨决定将蒋介石停在临潼车站的专列开走。
蒋介石到达西安第三天，张学良乘拜见蒋介石之机，对钱大钧说：“据委员长专列司机讲，机车车头气泵有点毛病，要到西安车站维修一下，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你看如何？”钱大钧与张学良一向私交甚好，不知是计，未加思索便答应了。当时钱大钧想向蒋介石报告这件事，转念一想，芝麻大点小事没有必要，何况修车也是件好事。列车的车厢很快被甩下，机车开进了西安车站。
当时蒋介石住在华清池，钱大钧等侍从室的人员也都住在华清池。12月12日凌晨4时左右，东北军一零五师一个团包围了华清池，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捉拿蒋介石赶到华清池门外，他们本打算乘车直接冲入院内，遭到蒋介石门卫岗哨的开枪拦击，双方发生冲突。
钱大钧被枪声惊醒，赶紧拔枪急奔蒋介石卧室护驾。谁知蒋介石不在，他回来寻找，在华清池畔被一颗飞来流弹击中背部，从前胸穿出，顿时血流不止。伤口的剧痛使他跌坐在地上，但还不停地急呼双方不要开枪。东北军白凤翔师长、唐君尧旅长见钱大钧满身是血，也急令士兵不要乱开枪，双方这才停火。白、唐随即将钱大钧送往医院，幸亏子弹只是穿透肺叶，加上抢救及时，钱大钧才大难未死。
蒋介石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回到南京一下飞机便将钱大钧与张学良同时扣押起来。惊魂稍定，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亲自提审钱大钧，问他是否与张学良互相串通，故意将火车头开离临潼，使他遇难时不得脱身。钱大钧连呼“冤枉”，说对张、杨的兵谏事前毫无所知，火车头被开走自己并不知其中有诈，又讲了自己当时如何中弹住院的情景。钱大钧说完，扯开上衣让蒋介石看枪伤，接着又求正在旁边的戴笠将血衣取来递给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指示戴笠，将钱大钧暂时调离侍从室，让他休养一段时间。
从此，钱大钧人生的鼎盛时期已过，开始一步步走向衰退。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后，钱大钧不久便被调离了侍从室，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大钧随蒋介石巡视各地防务，并奉命两次到前线劳军，11月指挥有关部门将故宫古物7000余箱抢运重庆，保护了大批国宝文物。此间与蒋介石的距离渐渐拉远，同时远离了军政中枢。但在宋美龄的支持下，于1938年2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
钱大钧上任后，对空军的军令、技术、总务、防空四个厅安排了人选，又任命了辖属三个军的司令，并通过多种渠道，先后得到苏联和美国空军的援助。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轰炸武汉三镇，钱大钧参加组织了这次武汉空中保卫战。在此次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1架，中国空军损失9架。
这次空战后，钱大钧与周至柔等人决定派飞机到日本领土上空进行一次有意义的飞行宣传，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即派出由徐焕升等8人驾驶的两架飞机飞往日本。飞机进入日本国土后，躲过探照灯的照射和高射炮的射击，在东京、大阪、长崎等地上空，空投了宣传品，最后顺利返航。
此次宣传飞行顺利完成宣传任务并成功返航，使日本防空部队措手不及，令日本朝野恼羞成怒。但却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士兵的士气，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徐焕升等驾机返回武昌时，钱大钧特地到机场欢迎，并让他的女儿向飞行员献花。钱大钧因参加组织此次飞行受到嘉奖。
应该说，这是钱大钧重新取得蒋介石信任的开始。然而钱大钧在主持空军事务不到半年，竟再次马失前蹄。1939年初，钱大钧经宋美龄批准获得一笔特别经费，时时不忘敛财的钱大钧竟与少数几个高级官员将这笔经费私分了，后有人密报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以“私分军费”的罪名将钱大钧撤职查办。由于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钱大钧被撤职后，闲来无事，便到风景秀丽的四川省铜梁县虎峄镇西的温泉创办了西泉中学，自任校长。
1941年7月，蒋介石为了控制西南的交通运输，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组建运输统制局，委任何应钦为运输统制局主任。此时钱大钧已离开军界两年，何应钦便乘机给钱大钧说情，保举钱大钧出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在何应钦的说和下，蒋介石终于决定重新起用钱大钧。
钱大钧出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后，工作相当卖力，运输工作很快初见成效。为了保证抗战物资的安全运输，钱大钧还于当年12月亲自到仰光了解印缅战场的情况，详细分析运输中的利弊，提出新的建议，并亲自监督从缅甸紧急输送物资到云南。
1942年6月，在何应钦的保举下，钱大钧出任军政部次长，兼点验委员会主任，一方面协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工作，同时主管全国部队人员、马匹、武器、装具及训练保养事宜，逐步成为何应钦的左右手。1944年何应钦任职多年的军政部长一职被陈诚取代，蒋介石设立陆军总司令部，调何应钦任总司令，钱大钧也随之离开军政部，再度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为蒋谋划全国的军事行动，且重点为协调中美军事合作。钱大钧与当时驻华的美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交往甚多，共同主持协调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急忙调兵遣将，从西南大后方向广大的原敌占区派驻军队，抢夺胜利果实。上海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军事重镇，为了控制上海，钱大钧侍从室一处主任的位子上坐了不到一年，即调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
在此任期内，钱大钧与英国多次交涉，收回了跑马厅，禁止了赛马、赌博等活动，扩建了南京中路，修筑了吴淞海堤，为上海的发展做了一些好事。但他嗜财如命的本性不改，不顾上海货物奇缺，物价上涨，伪币充斥市场，民不聊生的现实，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利用“接收”良机，大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此时他已看透不会再被蒋介石器重，对宦途已不抱希望，于是，1946年3月主动辞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职，5月辞去上海市市长一职，带着他搜刮来的大量财物，回到苏州故里，过起了奢侈、豪华的寓公生活。
但蒋介石并没有忘记钱大钧，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1949年初，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尽管钱大钧知道蒋介石败局已定，却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硬着头皮前往重庆赴任。11月，钱大钧随同蒋介石由重庆飞往成都，12月，钱大钧从海南岛去了台湾。
◇敛财高官老来受清苦
到台湾后，钱大钧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这是一荣誉虚职，并无实际事情可做。钱大钧对宦途早已心灰意冷，对此并无计较。由于喜欢体育运动，钱大钧被聘为台湾省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由于酷爱足球，他在1954年担任了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并自任足球队领队，率台湾球队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亚洲运动会，后来还多次率领运动队到汉城、罗马等地参加体育比赛。1957年，钱大钧还担任了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此外，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和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
1955年，台湾发生“孙立人事件”，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庭讯时，钱大钧义正词严地责问孙立人为什么要密谋兵变，孙立人说：“审判长，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对我过去的战绩是很清楚的，我对蒋‘总统’一向忠诚，我更忠于祖国。我如果稍有异心，蒋‘总统’也不会现在安居台湾。”孙立人拿出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发给他的电报，电报是在蒋介石赴台前发出的，内容是邀请孙立人去日本东京与他会晤。孙立人又拿出一份会谈记录，是孙立人与麦克阿瑟在东京的会谈内容，涉及台湾防卫问题，其中麦克阿瑟在会谈时劝孙立人“自主”台湾，被孙立人当场拒绝。
钱大钧审阅了记录原文，只好对孙立人说：“我是根据‘监察院’对你的调查报告而组织军事法庭的。你今后权且闭门思过，过一段时间再对你处置吧。”之后，钱大钧将庭审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并为孙立人求情，但蒋介石坚持要判处孙立人无期徒刑，作为审判长，钱大钧对此无可奈何。不久，钱大钧再次规劝蒋介石，说孙立人不会有异心，希望能给予从轻处罚。不知蒋介石出于何种考虑，这次竟答应了钱大钧的请求，允许孙立人在台中自己家中被监视居住。从此，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的软禁生活。
1963年，钱大钧出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1966年1月，他向美国采购波音727喷气客机5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例。1968年1月，由于年事已高，加之想要多培养年轻人，钱大钧便将实际工作交给别人去办，自己只担任了“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军校出身，过了大半生戎马生涯的钱大钧，也曾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他的痴情在国民党将领中是出了名的。钱大钧年轻时英俊潇洒，对他倾心的姑娘数不胜数，名门闺秀更是络绎不绝。但他却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位欧阳藻丽小姐一见钟情，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欧阳家是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大家，其父对女儿管教很严，他坚决反对欧阳藻丽与钱大钧交往，一是不满钱大钧与女儿私定终身，二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毕竟当时中国政坛翻云覆雨，今天的将军，明天可能就是断头冤魂。而钱大钧不肯放弃，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上门说项，最后甚至搬动了蒋委员长出面，却仍没有得到欧阳父亲的同意。
钱大钧无可奈何，心灰意冷，一天在上街巡视时，突然抽出手枪，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幸好他的副官早就觉察到他的不对劲，一直留心观察他，见他此举立即上前阻止，夺走了他的手枪。
钱大钧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上海，让欧阳藻丽更加坚定了与钱大钧结婚的决心，在其妹妹欧阳生丽的帮助下，欧阳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钱大钧最终娶得美人归，婚后两人生活幸福美满。
钱大钧后来纳妾也非常传奇，1928年，钱大钧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期间，已经生有5个子女的妻子欧阳藻丽突然身患重病，垂危之际，夫妻情深，欧阳藻丽出于对钱大钧后半生和对子女的考虑，决定促成钱大钧与自己的妹妹欧阳生丽的婚事。因为欧阳生丽暗恋钱大钧已久，为此一直不论婚嫁。于是，欧阳藻丽便要求钱大钧在自己死后娶欧阳生丽为妻，钱大钧对小姨妹的情况略知一二，加上欧阳藻丽病危，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欧阳藻丽便叫来欧阳生丽，当面将钱大钧和自己的子女托付给妹妹，并要求两人住在一起，将生米煮成熟饭。了却心事后，欧阳藻丽的病情却一天天好转，后来竟然康复了。于是，欧阳藻丽做主，为钱大钧与妹妹办理了婚事。钱大钧再次结婚后，姐妹二人相处和睦，而欧阳生丽对钱大钧就像赵一荻对张学良那样，始终感情不渝，几十年无微不至地侍奉着他，关怀着他，直至他病逝。当年军统里茶余饭后之余，常有人一边羡慕钱大钧桃花运好，一边笑话欧阳老先生阻婚不成，却赔进去两个女儿。
钱大钧在大陆时虽聚敛钱财无数，但到台湾后似乎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艰苦，一家人住在台北市的一间公家分配的小木屋里，30多年未变。晚年的钱大钧酷爱书法，他在82岁高龄时，仍旧每天坚持练习写字，他书写的钟鼎篆文苍劲有力，他将自己书写的篆体钟鼎文“金刚经”全文，赠送给台湾历史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他还经常同吴门画派的著名书画家互赠书画诗词，并著有《钱大钧上将八十自传》。另外，他对佛学也很有研究，并通晓英文。
随着一日日变老，钱大钧越发感到自己晚景凄凉，加上身体不好，经常住院，时常想起生活在祖国大陆的亲人。怀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钱大钧于1982年7月21日因肝癌在台北市“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