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佛”一生官运不衰
在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既是“五虎上将”之一，又是“八大金刚”之一。其一生有两大战绩：西安事变善后处理的胁迫者；皖南事变千古奇冤的制造者。因攻于心计不露锋芒，对蒋忠贞不贰，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
姓名字号：顾祝同 字墨三
籍 贯：江苏省淮阴市涟水县
生卒年月：1893年1月9日—1987.年1月17日 卒年94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 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
生辰八字：壬辰 癸丑 乙巳 丁亥
属 相：蛇
命 相：权威显达得众望，忠实热诚运极旺。
大德奏功无难事，终得富荣乐千钟。
逢凶化吉，吉人天相。
以听取众，必成大功。
个人爱好：养花。
家世：
生父——顾芝田，靠卖枯草养活家小，为人迂腐抠门，卖枯草时常常因缺斤少两和人吵架和耍赖，但其极怕老婆，故得诨号——顾稀泥。
生母——在顾祝同三岁那年，因产后风去世。
继母——娘家姓龚，原是讨饭姑娘，脾气很大，对顾祝同张口就骂，举手便打。
义父——顾南田，是个瞎子算命先生，年轻时因好色被人弄瞎眼睛。顾祝同9岁那年，因无法忍受继母的虐待，离家出走，认其做义父。
兄弟——顾祝生（同一母亲所生，为老二）、顾祝祺（继母所生，为老三）。
1910年——入江苏陆军小学第五期，辛亥武昌起义后参加革命军，任第九师第四十三团排长。
1911年——加入同盟会。
1913年——任南京卫戍队参谋。
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
1924年——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后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一营营长。
1927年——任第二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后因功升任第九军军长兼第三师师长。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后又任陆军海军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
1931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任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委员。
1933年——任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军总指挥。
1935年——任陆军二级上将。
1937年——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同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后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1940年——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队总指挥。
1941年——奉命制造皖南事变。
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
1948年——任参谋总长部参谋总长。
1949年——兼代国防部部长，后又兼任西南军政公署长官。
1950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59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
1972年——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1987年——病逝于台北，享年94岁。
◇忠心拥蒋扶摇直上
顾祝同出生在江苏省安东（后改为涟水）县，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家境不是很富裕。因其3岁丧母，继母对他很刻薄，经常非打即骂，使他的幼年被剥夺了诸多欢乐。他7岁入私塾读书，17岁考入县立高小。1910年考上江苏陆军小学第五期，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
1917年初顾祝同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六期步科学员。1919年12月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良，受到校长杨祖德的表彰。在毕业典礼上，顾祝同亲手接过校长杨祖德颁发的奖品——一条毛毯，从此结束军校生活，正式进入军营。此时他已经27岁了。
顾祝同先到长江上游陆军总部第四旅任见习官，后升为连长。次年底转赴湖南，在谭延闿部任“清乡”司令部副官，卫队营营副。此时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再度举起护法旗帜。顾祝同不愿在旧军队中服役，于1922年1月南下桂林，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加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
当时蒋介石正在粤军第二军任许崇智的参谋长，顾祝同经同学介绍，前往拜访蒋介石，闲谈中得知蒋介石于1906年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时，顾祝同十分高兴，马上说：“速成学堂就是我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你高我几届，我应叫你学兄。”蒋介石客气地说：“称学兄不敢当，我们是同学。”两人交谈甚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粤军素有排外风气，蒋介石要想在粤军站住脚，必须团结一批非粤籍的中下层军官作为根基。顾祝同这个谦逊的学弟正是很好的人选之一。而顾祝同对蒋介石十分钦佩，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谒见蒋公，只觉得蒋公比我年龄稍长，是一位青年军官的气概，与一般军官显然不同。”从此顾祝同的命运便同蒋介石连在了一起。
第二天，顾祝同便被任命为军部上尉副官、军事教导队区队长，从此随侍蒋介石左右，为他以后的升迁埋下了伏笔。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特邀顾祝同任军校教授部中校战术教官。该教授部成为了准黄埔系的主要集中点，在该部20位教官和军校总教官，其他各部主任、副主任中，后来担任过国民党内军事要职的就有17人。
顾祝同在黄埔被列为“八大金刚”之一。作为战术教官，他讲课举实例以明原则，深入浅出，发挥引申，深得学生喜爱。后来隶属于顾祝同部下的黄埔学生均仰慕其教学的从容态度，加之顾本人为人宽厚笃信，深得学生尊重，直至晚年，黄埔学生中不少有过将军、司令、军长、部长、主席经历的人，无不对顾祝同“墨师”长“墨师”短地尊称之（顾祝同字“墨三”）。
广州商团叛乱平定以后，黄埔军校先后编组成立了两个教导团，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教导团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该团团长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少将，而第一团团长则为何应钦。1925年2月，顾祝同随从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其间，顾祝同的第一营严守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受到民众的拥戴。攻打淡水城一战中，团长王柏龄临阵退缩，顾祝同率领第一营与陈炯明部叛军展开血战，终于协助第一团攻下淡水城。
棉湖之战，由于第二团行动缓慢，未能按部署及时赶往敌人侧背攻击，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孤军作战。由于第一团与陈炯明的右路军林虎部兵力相差悬殊，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情况万分危急。好在第二团终于赶到，协助教导一团大败陈炯明的主力林虎部的三个师。其间，顾祝同的第一营作战英勇，表现突出，棉湖之战结束，顾祝同升为第二团参谋长。第二次东征凯旋后，顾祝同先任第二团中校团副，旋又升第三师上校参谋长，接着又晋升为第三师少将副师长。
可以说，在黄埔时期，顾祝同已奠定了在国民党军界的基础。由于当时蒋介石本人尚羽翼未丰，后来在军界走红的诸将领此时不过是蒋之嫡系第一军中的连排长，大多数尚是大头兵。而顾祝同已是该师中的副师长，所以他在黄埔系内官阶较高，在国民党中也素有“元老”之称。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顾祝同随东路军出征。10月顾祝同所在的第三师攻克永定，12月初北伐军攻占福州后，第三师连战皆捷，顾祝同晋升为第三师师长。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孙传芳趁机渡江攻占龙潭，南京陷于危急之中。顾祝同奉命率第三师，协同其他部队奋起反击，于26日收复龙潭车站。孙传芳兵败逃回江北后，顾祝同升为第九军军长兼第三师师长。该军各师团长以至各连排长全部为黄埔生，是蒋介石蓄意培养且最为信赖的嫡系部队。
但是，在1928年的二次北伐中，顾祝同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受到何应钦的质疑。当时以顾祝同的第九军和刘峙的第一军为主力，向孙传芳发起进攻。两军沿津浦路北上。刘峙的第一军担任津浦路正面攻击，顾祝同的第九军担任津浦路左路攻击。攻占临淮关后，顾祝同对孙传芳的兵力布置情况不明，又第一次指挥三个师大规模作战，心慌手乱，担心突前吃亏，便将部队后撤。而刘峙乘胜前进，在长淮卫与孙传芳部遭遇，一战而胜，占领了蚌埠，抢占了头功。此时，顾祝同部已后撤60公里，而刘峙的第一军却前进了20公里。
何应钦本来认为顾祝同作战能力强，作风稳健，比刘峙能干，有意培植顾祝同，拟将第一、第九两个军归顾指挥。通过此次战争，发现顾优柔寡断，非统率大兵团作战的将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顾祝同总是归刘峙指挥，升官也总在刘峙之后，顾、刘二人也因此结怨。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了达到压制各路军阀的目的，迫使地方实力派裁兵减员，中央军也宣布带头裁军。顾祝同的第九军被编为陆军第二师。顾军长变成了顾师长。虽然顾祝同手下兵力未变，但级别明显降了。
蒋介石的“削藩”，引发了中央军与各军阀的混战。在1929年爆发的蒋桂战争中，顾祝同率第二师前往参战，占领武汉，随后升为第一军军长。年底又参加讨伐反蒋的唐生智、石友三的战争。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重创冯玉祥部，战后担任了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11月改任潼关行营主任，负责中原军事善后。
在与倒蒋军阀的大战中，中央军的准黄埔系将领均得以升迁，顾祝同也不例外，当时加在他身上的头衔有，国民党政府警卫军军长、江苏省主席、第二军团总指挥、中央执行委员，此外还被授予一等、二等宝鼎勋章各一枚。
1933年，顾祝同被任命为“湘鄂赣粤闽”五省 “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军事部署由蒋介石直接掌握，顾的下属北路军前线总指挥是在国民党军界红极一时的陈诚，遇事越级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也时常直接指挥陈诚和其他各军，弄得顾祝同这个总司令形同虚设。但顾祝同对此从未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对蒋始终保持唯命是从的态度。
不久，顾祝同被任命为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1935年4月，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三日，顾祝同会同刘峙等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提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付之实施……”。何应钦于16日出任“讨逆军总司令”，随即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集团军总司令，准备武力征讨张、杨。
面对宋美龄与何应钦之间的微妙关系，顾祝同采取狡猾的对策，即接受何应钦的任命，就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之职，然后消极应付，只令西路军胡宗南等部在咸阳、宝鸡间暂时监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他本人则一直在南京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活动。他与宋美龄、孔祥熙联系密切，时常出入孔宅商议对策。而此时，刘峙的东路军却在积极行动。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后，顾祝同以其左右逢源的行动受到蒋介石嘉奖，积极迎合何应钦进攻西安的刘峙遭到蒋介石的嫉恨。
1937年1月1日，顾祝同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小型会议，研究对西安事变的报复措施。随后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5个集团军，包括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陈诚的第四集团军，卫立煌的第五集团军，向西安地区分别推进，以施加军事压力。临行前，蒋介石特地叮嘱顾祝同：“以不战而屈人为上，武力解决为次。”
顾祝同一面率重兵进驻潼关号令各军作好攻击准备，一面与张、杨旧部进行紧张的谈判。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攻势面前，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第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漳关至苏皖边境整编；第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整编。
2月9日，顾祝同率部进驻西安，下令将东北军的25个师整编为4个军10个师，调往苏北、皖北、豫南，由军委会直接指挥；西北军（十七路军）整编为三十八军下辖的2个师，迫使杨虎城出国。至此，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胁迫下，按蒋介石的旨意完全解体。
同时，顾祝同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祖涵，代表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事宜。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中共代表提出四点建议：取消边区政府；中共必须发表宣言，服从中央及蒋介石领导，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改革；红军整编为一个军辖三个师。由于此四点建议是限制和削弱中共红军武装，双方未达成共识。以后又经过反复争论磋商，双方相互作出让步，国民党承认陕甘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正式形成。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后，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淞沪之战，奋勇抵抗，重创日军，为中央政府和上海的撤退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南京失守后，东南门户洞开，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早期授衔的二级上将深得蒋介石宠信，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地处东南，包括苏南、皖南、赣东北及闽、浙两省，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也是经济上支撑抗战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八年，经历整个抗战时期。尽管第三战区与日伪军接触范围很大，但顾祝同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并未利用第三战区的有利战略位置向日寇出击，八年间除在浙赣线一带与日军进行过一些战斗外，进行过的较大战役仅为浙赣战役，正面战场上的大战役多发生在其他战区。相反，顾祝同利用辖区的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然而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方面，顾祝同却是全力以赴。他把第三战区称为“铁的三战区”，常说：“如果任何一方面的敌人踏进了第三战区一步，我便要将他歼灭！”这句话是针对新四军说的。新四军在1938年成立时，被编入第三战区。抗战中，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并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蒋介石对此又恨又怕，一心想除掉和抑制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从1939年起，蒋介石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一系列反共摩擦，顾祝同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第三战区内亲自部署发动了罪恶的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在何应钦、白崇禧以总长、副总长名义发出“皓电”的第二天，顾祝同在长官部的例会上，指定参谋处制定围歼新四军的计划，并命令派最强的部队去执行这个计划。为和重庆开通有线电话联络，直接与蒋介石秘密通话，从1940年秋顾祝同便指使部属赶修重庆至上饶的长途载波电话线，在其严厉催逼下，线路终于在12月中旬开通。保障了他和蒋介石的秘密联络。
12月初顾祝同接到蒋介石密令，要求其对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于是，顾祝同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全部开到江北”，同时密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和有关军师长，在新四军撤退途中将其全部消灭。并亲自指挥部队在安徽茂林设伏，构筑工事，完成了对新四军的袋形包围圈。
1月4日，叶挺军长率新四军9000余人，告别皖南根据地，北上转移。6日，部队行至茂林。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遣为由，下令围歼新四军。新四军已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上官云相指挥其部队，大举围攻。新四军仓促应战，寡不敌众，经过7昼夜的激战，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被俘。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压，顾祝同多次劝降不成，将其押送重庆。
皖南事变严重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抗日力量。在1942年日本向衢州发动进攻时，顾祝同部被占去大量地盘，其长官部也于仓皇中撤到福建，以后才又回到江西铅山。
因一手制造了千古奇冤，反共有功，顾祝同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但顾祝同对蒋一贯绝对服从，从不敢居功自傲。1944年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时，曾向蒋介石推荐由顾祝同继任，未被采纳。有人为顾打抱不平，顾祝同却心中有数，很坦然地说：“我早已向委员长表示过，军政部长只有陈辞修能干。”由于顾祝同一贯忠心事主，从无怨言，深受蒋介石宠信和赏识，蒋介石于1945年1月升顾祝同为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
抗战八年间，准黄埔系有起有落，何应钦、蒋鼎文、刘峙、钱大钧等人均因种种原因，不是被束之高阁，位高而无实权，就是保持原来位置无进展，更有甚者被削去实权，深受冷落之苦。只有两个人地位不断升迁，这两位便是陈城和顾祝同。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顾祝同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接受驻浙江日军的投降。9月8日又参加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中国战场日军的投降仪式。
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都回南京后，顾祝同又接替何应钦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志柔并列为军事巨头。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顾祝同又充当内战急先锋，继刘峙担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即指挥徐州、郑州之线30万兵力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结果被刘邓大军歼灭5万多人，大败而归。
1947年春，蒋介石又发动了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命令顾祝同直取鲁中，以解除对南京和上海的威胁，保住国民党的首脑机关和总部。顾祝同将所辖24个整编师60个旅共45万人的兵力，分为3个机动兵团，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分别为第一、二、三兵团司令，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企图首先打通徐州至济南的铁路和徐州至临沂的公路，占领鲁南；然后全线进攻鲁中，占领山东。
但是，顾祝同过低估计了解放军的实力。当年在江西、苏中时的老对手，华野正副司令陈毅、粟裕将军采取挖心战术，于4月14日将其“御林军”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包围在孟良崮地区。顾祝同急令第七军一个师和第三十八师驰援解围。并于16日24时传达蒋介石的旨意，要求部属“把握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作战”，严令增援部队于17日攻占孟良崮。但就在他下达命令的同时，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被歼灭。
顾祝同对这次山东战场上寄予了很大希望，原以为会有所作为，以挽回败局，在蒋介石面前好好表现一番。没想到事与愿违，当他听到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举枪自杀的消息后，顿时目瞪口呆，瘫坐在沙发上半天一言不发。
第七十四师被全歼的消息传来，顾祝同并没有罢休，而只是下令暂时停止进攻，调整部署。然后采用所谓“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击，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作战方针，于6月下旬再度向沂蒙山区发起进攻。
而此时，刘邓大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进攻。顾祝同闻讯后急忙调兵堵截，但在刘邓大军的打击下，再度损兵折将。到8月上旬，顾祝同被解放军赶出鲁中地区，他苦心经营的对山东重点进攻方案宣告破产。
为挽回败局，蒋介石于1948年秋撤销了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另立徐州“剿总”，任刘峙为“剿总”总司令。顾祝同却再度高升，从蒋家重臣陈诚手中接过了参谋总长之职，协助蒋介石继续策划反人民的内战。7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南京军事会议”上，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停止战赂进攻，巩固长江以南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把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部队分为几个机动兵团，在江南组建二线兵团，以夺回战略主动权。对于这样一个垂死挣扎的方案，事到如今蒋介石、何应钦等不得不予以认同。
然而，国民党军队失败的速度大出蒋介石等国民党首脑的预料。10月辽沈会战结束，国民党军队即被消灭47万，东北败局已定。在此情况下，顾祝同便想请一直被打入“冷宫”的白崇禧出马，并为此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环顾手下嫡系将领，一个个全为解放军手下败将，不得不同意顾祝同的主张，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武汉、徐州两大集团的军事行动。顾祝同寄希望于桂军的骁勇善战，白崇禧的指挥有方、足智多谋，希冀能扭转局势。不料，白崇禧最终予以拒绝。
由于刘峙指挥不力，顾祝同只好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到徐州部署对解放军决战事宜，提出“守江必守淮”，“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守徐州”，“一处作战，各方支援”。他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华东野战军已发起淮海战役，西撤之黄伯韬第七兵团被包围在碾庄地区。顾祝同急令“剿总”副司令社聿明率部东进解围，但援兵未到，黄伯韬兵团已被全部消灭。紧接着，由华中来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杜聿明被围几天后企图突围，其第十三、第二、第十六3个兵团突围未成，在陈官庄全军覆没。半年时间，在顾祝同直接指挥的淮海战场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消灭。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为便于遥控国民党军队，再度任命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12月7日，蒋介石指派顾祝同与胡宗南两个心腹干将分别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和副长官，准备在西南负隅顽抗。顾、胡上任后筹划在成都地区与入川解放军进行一场决战，但第一野战军贺龙部进兵神速，其计划未来得及执行便被打破。他指挥的西南军事，终究无法为国民党挽回败撤台湾的大局，只有余程万的26万军队退入缅甸，成为长期侵扰滇缅地区的游击队，逃入越南沿海的富国岛孤军先后退至台湾岛。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失败。
1950年1月，顾祝同以参谋总长兼代“国防部长”身份，奉蒋介石之命赴云南边境蒙自布置残部进行滇西游击战，同时将那里的主力部队抢运到台湾。处理完公务后，顾祝同突然决定到西昌去看看老朋友胡宗南，并于15日清晨由蒙自飞往西昌。他刚到西昌，便得知解放军打到了蒙自，他险些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事后知道解放军得到情报：“驻蒙自的国民党部队准备逃往台湾，顾祝同可能已到蒙自。”于是集中三个军的兵力直扑蒙自。经此一战，驻蒙自的国民党军一部分被歼，一部分经滇南逃往越南、缅甸。顾祝同因一时心血来潮去了西昌，使他逃过一劫。后来，他在《墨三九十自述》中回忆此事时，还在庆幸自己福大命大。
◇台湾政坛常青树
顾祝同逃到台湾后，国民党上层许多人要求追究其战败责任。顾祝同惊慌之中赶紧交出“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全部职务，以躲避风头过关。蒋介石对这个一贯忠诚的下属一向很关照，此时亲自出面替顾祝同说情，加上顾祝同的人缘好，渐渐地也就没有人再提追究一事了。
但由一个身居要职的国民党实力派变成无所事事的“寓公”，顾祝同一时难以习惯，整天抑郁寡欢，把自己关在家里极少出门，对外说要闭门思过。蒋介石知道后，特地打电话开导他，安慰他，要他到处走走，散散心，不要难为自己。有蒋介石开导，顾祝同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不时外出到朋友家或者以前的下属那里串串门，聊聊天，天气好的时候，也会到台北附近的风景区去走走。
蒋介石深知，在和他一起来台“共患难”的高级将领中，真正能像顾祝同这般死心塌地追随他的并不多。由于顾祝同不拉帮结派，没有形成“小圈子”，在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中少有顾祝同的同乡、亲戚，因此蒋介石对他一直信赖与器重。由于到台之初局势尚未稳定，权力重组尚未明朗，蒋介石为了安抚这些跟随自己飘零过海的高级将领、党政大员，特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任命顾祝同为该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何应钦，另一副主任为白崇禧。不久又任何顾祝同为“战略顾问委员会资政”、“国策顾问”等职。1952年10月，蒋介石又给了顾祝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这一荣誉职位。
对这些有名无实的荣誉职位，顾祝同是“非常满意”的，何况在大陆时期顾祝同对蒋介石的所有任命没有表示过任何不满，何况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大批原军政大员都享受着这种位尊而无权的职位，顾祝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1954年7月，蒋介石又给了顾祝同军事生涯中的最高荣誉，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达到顶级。
1959年，顾祝同终于有了重新被重用的机会。蒋介石到台湾后，一直精心策划着如何将权力移交给儿子，建立第二代蒋家王朝，因此处处为儿子接班创造机会。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将过去的党国重臣、实权要员除了可以完全驾驭的心腹之外，一概打入“冷宫”，为蒋经国接班扫清了障碍。在选择陈诚、俞鸿钧、严家淦等人为蒋经国保驾护航之外，蒋介石开始考虑任用一两位“元老”到前台“压阵”，一方面为蒋氏家族的权力接交保驾护航，一方面也可以堵住那些被冷落了的官僚们的嘴巴。于是，这个重任便落到了顾祝同身上。
1959年6月，顾祝同被任命为“国防会议秘书长”。“国防会议”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主要由党政机关首脑组成，由蒋介石本人亲自主持会议。国民党的重大决策均出自此机构。从此顾祝同在秘书长的位子上一坐八年，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他的器重非同一般。
这一点，使顾祝同的命运与其他空任虚职的去台高官有了明显区别。连何应钦去台后都落得有宠无势，而顾祝同能得以进入蒋介石的决策核心，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顾祝同对蒋介石的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对蒋介石言听计从，最善于揣测蒋介石的心理，明里暗里都模仿蒋介石的言谈举止，学着蒋介石那种装模作样的姿态。钱大钧说顾祝同有“道学”、“令人钦佩”。何应钦说：“顾墨三百依百顺。”
1967年2月，“国防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会议”，年事已高的顾祝同主动让贤，向蒋介石提出由蒋经国的亲信黄少谷任秘书长，自己改任副秘书长，继续留在权力中心发挥其长老的影响。1972年夏，“战略顾问委员会”被撤销，顾祝同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顺利就任国民党中央主席。顾祝同认为自己完成了蒋介石赋予的托孤“重任”，于是向蒋经国提出辞去一切职务的请求。蒋经国见顾祝同已是耄耋老人，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便准备给他安排一个最高荣誉职位，使其体面“退休”。1976年11月，顾祝同在连任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的同时，被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以84岁高龄离开了国民党最高决策圈。
1981年4月，顾祝同连任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1982年，顾祝同90大寿之日，蒋经国授予其“中正勋章”，成为台湾获颁“中正勋章”第一人。
◇“军中圣人”安享晚年
顾祝同的晚年生活虽不像何应钦那样多姿多彩，但也丰富快乐。他的亲朋故友等常到顾府看望他，这些人里既有他的同乡、同学，也有他的晚辈及属下。尽管顾祝同不培植私党，但他却有着浓厚的同乡观念和同学观念。他对同乡王敬久、王仲廉、方先觉、韩德勤、冷欣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照，他们的升迁与顾祝同的着意提拔是分不开的。大凡江苏人特别是涟水人，顾祝同都特别关注和关照。对于本家、亲戚中的同辈或晚辈，自然更是近水楼台，如顾希平、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顾祝荣、赵锡田、王连庆等人，都是顾祝同一手培养和提拔的。这些同乡亲友都对顾祝同深怀感恩之情，敬称顾祝同为“墨公”。
对于部下、部署来说，顾祝同是一个宽厚、宽容的好领导、好上级，因此顾祝同有着非同一般的好人缘，这主要得益于他别出心裁的带兵方式。早在第二次北伐时期，顾祝同就开始采用自己的独特的治军方法。对士兵，他采取松散管理的方法，不仅不要求士兵严守纪律，而且不禁止士兵嫖赌。但要求士兵打起仗来要敢于冲锋陷阵，不吝生死，临阵逃脱则格杀勿论。
对军官，顾祝同则采取笼络的办法，除每月借开会之名将营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以丰盛宴席让大家大吃大嚼一顿以增进感情之外，每月每人还有数额不等的补助费。对营以下的军官，虽然没有明确的补助，但每人每月都可透支100元左右。连长们每月吃几个空额是公开的秘密。对违反纪律的军官，顾祝同总是告诉军法处从轻处置。被撤职的军官，往往只是离开一个短时期，回来时照常任用。对受伤或者阵亡的军官，顾祝同会支付比规定多一些的抚恤金。对年轻的退伍士兵，会尽力给予妥善安置。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兵的，就安置到他创办的农场里，或资助一笔钱，让他们经营小商业。每有退伍官兵遇到困难找上门来，顾祝同都不会让对方空手而归。顾祝同还建立了子弟学校，保证了退伍官兵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尽管顾祝同在军功簿上战绩平平，但因为独特的治军方法，使他在官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以致晚年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官兵、受过他知遇之恩的部下，都会常去看望他，与他聊天叙旧，丰富的社交活动使他的晚年生活多彩而愉快。
由于心情好，精神状态好，顾祝同在1973年5月82岁的时候，还和86岁的何应钦同游金门和澎湖诸岛，做参观访问。两位高龄老人兴致勃勃，神采奕奕，特意在金门参观了炮兵工事。顾祝同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对工事整修的坚固性赞不绝口。
那天天气很好，顾祝同一边与何应钦及陪同人员谈笑风生，一边举着高倍望远镜，对大陆方向进行观察。但他看着看着，笑声突然停止了，笑容在脸上凝固了，就这样一直凝望了很久。人们都停止了说笑，各自的思绪似乎也被带回了大陆的岁月。顾祝同在想什么呢？是想他的故乡江苏涟水的顾家庄，还是想他留在大陆的亲朋好友？流落海岛已二十多年，恐怕今生难再踏上故土，这是顾祝同晚年的最大遗憾。
放下望远镜，顾祝同与何应钦回忆起在大陆的往事，自然而然地谈起了1925年的棉湖之战。何应钦拉着顾祝同的手对在场的人说：“我的命可是顾上将捡来的，当时要不是他带人冲得快，再晚半个小时，我就有可能去见阎王爷了。”顾祝同摇摇头说：“老长官，那不是我有功，是你的命大，阎王爷不收你。”
除了与亲朋故旧往来，顾祝同晚年开始尊孔读经，并配合何应钦大唱道德重整的高调。一些了解他年轻时“作为”的人常常在私下讥笑他说：“顾墨三年轻时花天酒地，死到临头了又变成了一个道学先生。真是可笑！”
顾祝同年轻时享有“军中圣人”之称，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并非“圣人”，甚至可以说其私生活放荡，只不过他善于伪装罢了。
顾祝同先后两次结婚，原配夫人杨朝云是顾祝同发迹前受父母之命娶回家的。杨朝云为顾祝同生有一儿一女。后来顾祝同在担任第三师师长时，又看上了苏州有名的大家闺秀许文蓉，将其娶回做了二房夫人。许文蓉才貌双全，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被人誉为风流才女。顾祝同专门为许文蓉在上海购买了一幢别墅，又把杨氏所生的儿女接到上海，交给许文蓉抚养。
顾祝同接走儿女后，很少再回苏州与杨朝云相聚。杨氏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女，终日郁郁寡欢。时隔不久，一场意外的大火夺去了杨氏的性命，许文蓉便成为了正房夫人。然而，知书达礼温柔贤惠的许文蓉，并没有改变顾祝同的放荡习性。1941年春，顾祝同又看上了一个叫史文卿的京剧演员。当时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迁移到了屯溪，屯溪位于新安江边，是皖南山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号称当地的“小上海”。有一次顾祝同偶然去听戏，被台上的史文卿的美貌所倾倒，很快坠入情网。为将史文卿追到手，顾祝同费尽心思。他让军法处在屯溪街上贴出一条通告，通告云：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一切以抗战为重，通告所有将士，不得擅自进入剧场，以免玩物丧志，贻误戎机。有敢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没过多久，史文卿便自投罗网，作了顾祝同的笼中之鸟。
以后随着年事的增高，那些偷香窃玉的事已经成为了历史。晚年的顾祝同家庭生活幸福，夫妻恩爱。顾祝同共有十个子女。其中两个儿子：潮生、福生；八个女儿：开生、惠生、省生、瑞生、锦生、永生、珏生、琏生。在一大群儿孙中，晚年的顾祝同尽享天伦之乐。
1982年，顾祝同开始口述回忆录，名为《墨三九十自述》，由其秘书记录整理后出版。
顾祝同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还保持着散步的习惯。顾祝同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很多花，走进他的家就像走进了百草园。他还经常去花市买花、赏花。他认为养花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锻炼身体。长期养花，使顾祝同对于花卉的栽培有了一定的研究，他本人也仿佛成了名副其实的园艺师。
1985年8月10日，已是93岁高龄的顾祝同早上起床后，正准备浇花，突然感到头痛头晕、浑身不适。由于8月的台北天气炎热，顾祝同以为是天热引起的，便没在意。可到了晚上天气凉爽时，症状仍没有消失。家人赶紧把他送到“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老年性高血压，用药后，顾祝同的病情得到控制。第二天血压正常后，顾祝同觉得自己没事了，坚持要回家。医生劝阻不住，只好同意，并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注意休息，可是顾祝同没有把医生的话当回事。
8月12日，顾祝同一早起来，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便前往花市赏花。由于顾祝同血压尚未恢复稳定，加上天气炎热，他本人年事已高，从花市回来后感到十分疲惫，但当时并未在意。晚上，顾祝同在看报纸的时候，突然毫无预兆地晕倒在地上，人事不省。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高血压引起的脑部微血管阻塞。
顾祝同从此住进医院，卧床不起，并吐字不清，无法与人交谈。住院期间，顾祝同的妻子儿女们终日陪伴左右，顾祝同在黄埔军校任教时的学生、老部下、老朋友黄杰正好住在隔壁病房，经常坐轮椅过来看望他。
1987年1月17日凌晨4时20分，顾祝同在台湾“三军总医院”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