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皇御极之始，郊庙必亲，朝讲日事，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奋，百废俱修。国有余粟，民有余食，熙熙恬恬，亦一时之盛。
——李三才《历陈国势病由疏》
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
——孙奇逢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张居正秉国之钧，气势迥山岳，士大夫们无不心驰神往，中外相望其风采。此时的张居正志得意满，然而审视帝国四周的环境，令人不寒而栗，他接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行政效率低下，贪官污吏横行，朝纲不振，国库入不敷出。
许多管事官员，就像坐在不停下沉的破船上，时刻担心会被淹死，又想不出良方自救。天天计算着自己何时可以升官或调离，好把破船“送给”继任者。这艘破船就在一个个继任者的不断交接中，不断破败，不停下沉……
政治家与官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家富于理想，以天下为己任，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能将满腔热情，灌注于自己的智慧中。
张居正少时便有“毅然欲振天下之衰”的宏伟志向，激流汹险的官场，没有磨平他性格的棱角，蹉跎岁月的流逝没能磨灭他心中的热血激情。现在大权在握，迎着官场的无际黑暗，张居正默默拔出磨炼数年的治国之剑，勇敢出招。刚坐上首辅宝座十七天的他，就代小皇帝起草了登基二十五天以来的第一道戒谕，明确官员职责义务，在百官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戒谕先分析国内严峻形势，指出士风浮薄，官场腐败，奸人投机倒把，邪党蛊惑人心，庙堂上下受恶恩仇，混杂交错，朝廷威福大柄，徒为大臣报恩报仇的资本。然后严正申明：皇帝初承大统，已深切洞察弊源，丞欲芟除。从今以后，人人都要纯洁身心，恪恭职守，不得欺君罔上以行私，不要随波逐流，不可肆意妄为以乱朝政。内政大学士要协恭和衷；吏部大臣当虚心鉴物；内外堂官，人人都须各分猷念；科道官个人都要公是公非，直言敢论。总之做大臣的要有正色立朝的风范，做小臣的应有退食自公的气节，努力使朝清政肃。
文武百官聚在太和殿下，恭听新皇帝第一道戒谕，戒谕恍如黑夜中的耀眼极光，威焰逼人。诏下，百官惕然，知道新朝天子要在师相的辅佐下整刷朝纲，一时无不尽职尽责，朝政果然焕然一新。
户部尚书王国光统筹安排各个粮食渠道，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问题。他还别出心裁地设立“坐粮厅”，专门督办军粮，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工部尚书朱衡对黄河治理发表见解，指出茶城（疑为今江苏徐州垞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出，自茶城至邳州、宿迁一线，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则河患可纾。
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州、辽东；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府、大同、山西（亦称太原镇）三镇，订立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八规以考核边臣。
内阁大学士们抓紧修纂先朝实录、确定经筵讲官人选，为小皇帝编纂了图文并茂的皇家教材《帝鉴图说》……
万事开头难，无论怎么说，这个头，张首辅开得不错。
张居正并没有因这点成绩而骄傲，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官场老油条只不过看见新天子新首辅，装模作样烧几把火，到后来还会原形毕露。没有彻底的人事洗牌，官僚系统迟早还会回到扯皮推诿的工作作风上。
官僚系统人浮于事，正是帝国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剂名为综核名实的良药在张首辅脑中渐渐成型。
“一个好汉三个帮”，完成改革大业，需要一批志同道合者与自己一道披荆斩棘。对追随者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严峻的现实已不允许张首辅选取人才从零培养，当务之急是从现有朝廷官员中遴选出合适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才。张居正不失时机地打出“考成”牌，批量制造自己需要的改革良吏，并对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去芜存菁。
药方已有，接下来就是设法获得皇帝的支持和文官集团的配合，继而推广执行。虽然“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天才之举，但张相公为了说服万历皇帝，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十六世纪的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士大夫对改革有着近乎偏执的排斥，而对祖宗成宪怀抱着奇特的迷思。
祖宗在古人脑子中占据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变法恳切地呼吁革新，革新就不可避免地与“祖宗成法”相抵触，积淀着的历史成了现在、甚至未来的沉重羁绊。“祖宗成宪”曾无数次指导人们行动，而后来者尝试与之割离时，那长久的牵绊成为时代的剧痛。
这也许就是古老帝国变法革新时，步履维艰的尴尬。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新法的自觉抵制。王安石毫不畏惧，喊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不作美。
老天爷偏偏大动肝火，降临天灾，反对派一起责骂王安石是罪魁祸首，既然天变足以令人畏惧，他的“祖宗之法不足守”更使得王安石成为官场的众矢之的。
改革变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显得尤其艰难，真想打破祖宗成法，还得回归祖宗成宪，从故纸堆中找到证据，一来让改革顺利进行，二来也为改革者自己寻找理论靠山，以此对付反对者。
最经典的案例要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考”干了件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而这狗肉才是真正有料的东西，时人只奔着“孔子”去围观，却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君主立宪”的先进思想。
万历元年冬，张居正奏上著名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正式向万历帝提出推行考成法。
只有改革官僚体制，才能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问题。张居正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臣稽考《会典》，观昔高皇帝鸿图远谟，定考成之法，明确易行，又可督察。今官场弊积重难返，有违《会典》成宪，非恢复祖宗旧制不可。”
考成法“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这是一套严密的官僚考核方法。
通俗说来，考成法规定办事时效，建立监督网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借以指挥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转。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六部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章奏，稽察驳正六部过失。
六部尚书是二品大员，六科都给事中仅七品小官，但对六部的封驳、纠劾权却操在六科手中。
以小官箝制大官，以六科监察六部，这是明朝的创制。张居正创造性地扩大六科职能，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
外壳不变内部变，机构不变职能变，张居正巧妙高举“祖宗成法”的大旗，免去保守官僚毫无意义的议论纷争，把改革阻力减至最小。
万历小皇帝完全支持考成法的推行：“爱卿的设计非常好，事不考成，怎知绩效？奏准！”
皇帝批准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必须按时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刚刚颁布一个月，兵部就率先响应。
兵部尚书谭纶乃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国家重臣，对考成法的实质了然于胸，他率领兵部同僚不辞劳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务，一一订立完成期限，登记在两本青色的小册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内阁。
兵部给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郑重下达五年内修理大同沿边墙垣，三年内修理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内修理好广灵、威远工程的任务，违期必究。
王崇古雷厉风行，仅仅用了六个月，就顺利完成宣府一带边墙、城堡、墩台多项工程。
消息传到京师，朝臣大喜，张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认真贯彻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拟票嘉奖他们：
“原总督王崇古，总督侍郎方逢时，巡抚副督御史吴兑赏赐银币有差，吴兑提薪俸一级，钦此！”
在兵部的积极带动和边帅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个帝国推广开来，其他部院衙门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实施以后，数十年废弛的政治逐渐得到改善。
史称，考成法“如疾风迅雨，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无所不披靡”，“自是，政体为肃，一切不敢饰非”。
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感叹，考成法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考成法并非十全十美，综核吏治、严格行法颇有矫枉过正之处。
阴险狡诈之徒总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机钻营、陷害善类。
沂州知州沈应科聪勇仁孝，所治之处的百姓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入职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陈述职报告，然后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复考。
无奈布政使与沈应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这在以往或许还能通融过关，不巧此时全国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误一天就不能通过考核，遑论十天，最后的结果是降级处分。
山东巡抚李世达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诬陷，专门找到首辅求情，说他工作认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责任不在于他，况且他又出自相门，相公大人大量就宽恕他吧。
张相爷固执地坚持原则，沈应科依然没逃脱被贬官的恶运。
鉴于考成法中，升迁与政绩挂钩，一些官员为了向首辅邀功，奉行太过，每每给下属下达过高的目标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规定任务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导致官员工作压力巨大，催征过急，人心惶恐不安。
张居正的论学好友胡直进京汇报工作，临走时专门拜谒首辅，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干，辅佐幼主实在是游刃有余的，只是如今的一些庸官为求高升，只顾眼前的政绩，一味劳民伤财，长此以往，于国家于民必酿大害。”
这个问题，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近来因实行考成之法，执事官员惯于降罚，不分缓急轻重，一概从严从重惩罚。
户科给事中萧彦不失时机地奏上一本，他从民生出发，认为以催科多寡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有损民力，提出“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的建议，获得批准。
在浮竞之风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现令人事变动更加频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他们不安其位，视官如传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给事中张楚城针对这一弊病提奏请施行久任之法：
张楚诚认为，所有官员的提拔，必须有量化的标准，知县、知州都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级行政管理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官员要任满三年才能从副职提拔为正职。在这样量化的升职周期内，如果有官员才能不适合所在岗位或不适合所管地区，经抚按官查实后，可以更调岗位及地区。
这种想法和张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谋而合，张相一向认为如果官员任期太短，必无善政，给他们充足的时间熟悉政务、尽心职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内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务，并发现优秀的人才。“官员不久任，更调太频，迁转太骤，真才实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尽职尽责？”
张居正欣然采纳张楚诚之议，果断拟旨：两京十三省一体遵行久任之法。间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从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
无原则的久任亦非绝无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容易与地方豪强串通舞弊，欺闭朝廷。
礼科给事中李邦佐条陈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迁不能只注重其任期，重点是看其政绩，由抚按官荐举，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论调。
本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励精图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风书写中外官僚姓名、履历，作为用人行政的参考。其后，继立的皇帝大多昏聩无能，这种举措渐渐废弛。有心的张居正吸取历史经验，认为此举非常有助于开发圣聪。
张居正命人制造一座御屏，置于小皇帝讲读进学之所——文华殿。御屏中间三扇绘制天下疆域，左边六扇列文官职名，右边六扇列武官职名，两京及内外尚书以下，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也都一字不差地列在屏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
每隔十天，吏、兵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誊写，及时更换。
假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皇帝只要大眼一扫职官书屏，立刻获知此人全部有效信息：原来是什么官衔，有哪些工作经验，今日能否胜任此职；如果某地方有事，通过这个“数据库”，也能搜得何人在此地任职，能力如何，今能否处理该事。
这套方法影响深远，连朝鲜也效仿此招整顿吏治。《朝鲜李朝实录》明文记载：“英祖二十一年，元景夏奏：‘昔皇明张居正进职方屏风于神宗，左三扇书文官姓名、履历，中三扇尽郡国山川，右六扇书武官履历。今亦依此抄书官案，以备省览好矣。’”
二十多年以后，张相爷早已去世，万历彼时已近中年，当他御居启祥宫时，又另置一个二尺多高的小围屏，围屏左右所列同当年一样，安设在启祥宫前殿，不知这位叛逆的皇帝每日看到这屏风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用心良苦的老师。
通过大力推广考成法，张居正初步解决了对已有官员的管理难题，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单靠严格的官员管理制度是不够的。
一方面，并非所有官员都完全赞同自己的改革思想，另一方面，隆庆、万历年间的阁潮，使得现有官员体系中派系林立，大家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同一方向的合力。
张居正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官员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改革大业补充新鲜血液。
万历即位的当年，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号称“天官”的吏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杨博文武双全，是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元老重臣。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治世能臣极为推崇此老。
杨博半生从事军务，为官的最后几年他又做起人事工作，离职后留下太宰的官职空缺，当时有三位候选人继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最高，从前往后分别是：左都御史葛守礼、工部尚书朱衡和南京工部尚书张瀚。
葛守礼深得清流派支持，资望最高；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面对这样的实力派选手，张居正也觉得一时难于抉择。
一日，张相爷突然请教朱衡：“鄙人受先帝顾命、辅佐幼主，责任重大，您老有何指点？”
朱大人一怔，他仔细想来回答：“老夫以为，当今皇上年幼，现在应重在调教圣上要爱惜、养育黎民百姓。振作纲纪非当务之急，可以等以后再议。”
张相爷颇不以为然，感慨一番：“不敢苟同！先皇将大政托付于我，我怎么能因循守旧，姑息养奸，辜负先皇顾命？如今国家法纪不张，官吏无规无矩，百姓不信朝廷，贪图安逸、虚座岁月之风盛行。而修明法制，才能庇护黎民，怎么会违背与民休息的理念呢？”
朱衡不为所动，依旧固执己见，张居正想不到朱大人居然如此倔强，拂袖而去。在首辅的心中，朱衡已然被淘汰出局。
一个合格的吏部尚书，人品正直固然重要，然而在当时，眼看着首辅在策划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改革，作为人事部门的主管更重要的是尊重内阁意见，以方便张居正在人事上的布局，葛守礼向来被人评价为憨直，如果此人当上了吏部尚书，将来若有意见不合，必然对自己形成阻力，权衡之下，排在老末的张翰反而最得张相爷青睐。
文华殿上，小皇帝询问起三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张居正先依次介绍他们的履历，然后品评：“葛守礼固然是正人君子，可惜他不善变通；朱衡则过于执拗。”
万历又问：“那张瀚怎么样？”
张居正大唱赞歌：“张瀚品格很高，文学、政事也都精通，可以胜任。而且把不被舆论看好的他提拔上来，他必定感激不已，对陛下感恩图报。”
小万历遂点用张瀚。
其实，第三名原本不过是陪推，也就是前两名的陪衬，照例是弃之不用的。
张相爷却固执地认定张瀚清贞简靖，违背众议而独用之，一时引起舆论不满。他们为朱、葛二公鸣不平，攻击首辅任人唯私，张居正对此却置之不理。
他对六部尚书视同僚属，自有一套办法驾驭六卿。每有重大空缺需要选人，他必不直言相告，而让铨叙官员自己琢磨。
若两人意见不一，张居正姑且表面应承着。当两人意见水火不容，且异见者“执迷不悟”坚持己见，张居正就会动用门客敲打，直到其醒悟。
然而这样的举措使得反对者在暗暗积蓄着力量，直到在张居正死后如火山般爆发了，后人议论从来不乏“专断独裁，喜附己者”之类的批评，而其政治生涯中许多知人善用之举被后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张居正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素留心人才，其对官员升降的看法往往高于铨叙官员，所论一语中的，想反驳申诉也很难。早在隆庆初年，他刚入阁之际，凡有大规模任免官员，多半要等末相张居正出来决断。正所谓“能长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
相比张瀚的名不副实，帝国另一巨公兵部尚书谭纶则名副其实，众望所归。谭纶早年任职于东南沿海，反击倭寇经验丰富。像他这样通晓战争的文官，在明朝官僚体制中极为罕见。
隆庆时他与戚继光一同被调往北边蓟辽一带练兵筑墙，改革军务，蓟州军貌焕然一新，多年抗南倭御北虏的战争实践使他形成了系统的治军用兵、边海防建设思想，他对帝国战争规律认识之精辟、感悟之深刻，已达炉火纯青境地，无人能敌。
张居正素来钦慕谭纶的才华勋业，极力推荐谭纶任兵部尚书，实现了谭纶梦寐以求的梦想。
谭纶自然心怀感激，他在写给吴兑的信中称赞万历皇帝聪明伶俐、有尧舜之智；张居正刚毅稳健，有伊尹、周公之谋，并表示要趁此大好时光为国效力，留名青史。
然而，就在踌躇满志的谭尚书还沉浸在兴奋与憧憬中时，一场官场危机悄然而至，险些令他丢掉刚拿到手的乌纱帽。
万历元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从小生长在南方的谭纶不大适应京城的干燥与寒冷，略染疾病。他奉命与成国公朱希忠到朝日坛祭祀大明之神，由于身体不适，陪祭时连连咳嗽。
生病咳嗽，这再正常不过了，但这点小事却被雒遵、景嵩、韩必显三个小言官抓着不放，小题大做，弹劾谭纶“大不敬”，连祭祀太阳神这样的大礼都不放在眼里，还能把国家当回事吗？
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言官奏疏颇不以然，他不无讥讽地拟票道：“咳嗽小疾易治愈，能当兵部尚书的人却难选，让吏部看看言官论奏，问问景嵩等人什么人配任该职。”
此时主持吏部的张瀚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与谭纶也是铁哥们，第一时间给出恳切的批复：“兵部尚书的人选非常难得，况且处置大臣也应该遵守礼制，如因咳嗽之故，而勒令致仕，不但不近人情，恐怕也有失国礼。”
小皇帝在张相爷、张太宰教导下，绝不宽恕这些没事找事的言官，白嫩的小手提起御笔，当即拟旨：“咳嗽小失，何至于去一大臣？这厮每一经论劾，百计搜求，阴唆党排，不胜不止。如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那三个善鸣之士各降三级，而谭纶本人只稍加警告，象征性地扣掉一个月工资作为惩罚。
这种“一箭双雕”的处置方式，既有效保护了任事大臣，同时也惩戒了不肖之徒。知情者不得不畏惧其无与伦比的智术权谋，从此再也不敢找谭纶麻烦，谭纶得以安心工作。
可没过多久，谭纶又惹了麻烦。
一个清朗的晚上，谭纶正和客人共进晚餐，就在此时，边关传来的战报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人人都为边事而着急上火，但谭纶神态自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继续盛情招待客人。
他命仆人把一家老少都关在府中，不准闲人进来打扰，并亲下军令：在此期间，闭门谢客！为防止同僚趁虚而入，谭府管家从后门把命令发布出去，谭纶和客人继续饮酒作乐，硬是把外面心急如焚的军吏晾在一边。
关键时刻，国防部长闭门不出，举朝仓皇，副部长们连连登门拜请，谭纶托仆人推辞：“我家主子喝醉了，已经就寝，不能接见你们。”
性急的少司马怒不可遏，放声痛骂：“这是何等的危急时刻，尚书还有心作威作福，岂不是将国事当儿戏？”
小万历也心急如焚，请不出本兵，他就急忙召见股肱重臣张先生。张居正不愧是谭纶知交，一眼看透其中端倪，他也和谭纶一样镇定自若：“陛下莫忧，兵事已经委任谭尚书，谭纶不上朝议事正说明大事已定了。”
小万历半信半疑地看着张先生，迷茫的眼神中泛着一丝惶恐，既然如此，也只能静待局势好转了。
果然不出张居正所料，明军节节胜利，谭尚书也进朝入贺。
小万历大喜，深深嘉扬张先生知人之明和谭尚书破敌之计。谭纶回到府中，宾客不解地问：“大人能辨贼，神机妙算固然高明，可是为什么偏偏拒绝僚属拜访？”
谭纶自有他的道理：“江山安危首先系于皇上，其次便系于我。当时情势正乱，京城百万人家，难保没有敌人奸细，我如果轻易出去，他们的间谍者仅一人一骑，弯弓持矛戕就能轻易害死我，那谁来主持大局？”
他深深叹了口气：“况且我若前往兵部，左右僚属的意见纷繁复杂，莫衷一是，我又怎能悉心调遣呢？边防不可一日松懈，我已戒备良久，如今敌人正中我圈套，我敢保证我方必胜。”
宾客们听闻此言，对妙用机权的谭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也由衷感叹谭纶生逢其时，有幸与刚毅果敢的张首辅共立功名。
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两大实力长官都是自己人，加之不少高拱故吏转身支持张居正，朝廷内部肃清只是时间问题，边疆用人问题被提上了首辅日程。
边疆最重要的变动当属宣大总督。
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它面对的是势力最为强大、对大明政权骚扰最为频繁的俺答。是时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听取高层意见，努力结成封贡一事，为蒙汉两族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惜关于王崇古的非议很多，王家本是山西巨商，家财万贯，言官对他弹劾不断，说他家官商勾结，垄断一方盐政，他推行封贡互市完全出于家族利益，一时言论汹汹。
为了平息舆论，更为了保护难得的军事人才，张首辅计划让方逢时接替宣大总督，把王崇古调至京师。
一番努力后，张居正说服万历决定让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方逢时本来就和王崇古共事多年，交接起来顺风顺水。
与此同时，帝国另一军事巨镇蓟辽镇的总督吴兑，气识宏伟，深谙用兵之道。他原本是前首辅高拱门生，与之关系密切。高阁老在和徐阶的权力斗争中败北，狼狈告老还乡之际，相公门生故吏躲之唯恐不及，唯独吴兑搀扶老师把他送至潞河舟中，握手垂泣而別。高拱甚为感动，而徐阶因此忌恨吴兑，小吴不被提拔重用。
幸运的是，没多久徐阶也辞官，高拱再相，小吴的仕途一片大好。无奈时局变化，高拱终究被张居正所击败，吴兑联想到自己之前因政治斗争几起几落，担心再被列为打击对象。所幸宰相肚里能撑船，张居正坐上首辅宝座后，不仅没打压吴兑，还迅速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兼蓟辽总督。
有些张门鹰犬看得眼红，就向首辅进谗言：“吴兑可是高拱私党，用他恐怕有后患。”
张居正义正言辞：“你说的我也知道，可还有谁的才干能取代他吗？”
张相公找到吏部尚书张瀚：“替我致信吴兑，问他能否担任此职？”
吴兑心知首辅有心起用自己，故作谦虚，连连推辞：“我在边塞滥竽充数好久，一直等待被劾，相公怎还没忘记我？就让我归乡休息犬马之身吧。”
张居正阅人无数，听张瀚回报后一下猜中他的心思，颇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对，这不是他的真实心意，再致信问问看。”
吴兑察觉相国看好自己，心中自然万分高兴，为了提高身价，他又和相国谈起条件来：“蓟镇戚继光和辽镇李成梁这两大帅不易驾驭，得给我加上尚书衔。”
张居正虽然急于求才，但也没那么好说话：“不可，待你立功疆场，不愁做不到尚书。”
终于，吴兑出巡蓟辽，为当地安宁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战功累累，果然做到了国防部长一职，终张居正在世，吴兑无纤芥之嫌。
除了中央、地方要员，作为大权独揽的一朝元辅，张居正不守门户之见，将治理视线放到基层政权与基层官员上。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中央只制定政策，真正要执行各种方案安抚百姓，都落实在基层政权和官僚身上。
小官小吏中不乏实干之士，但囿于人事制度局限，他们受到提拔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部分人一生都无升官出头之日。张居正又使出一招：三途并用。三途并用顾名思义，凡有真才实学者，不论出身高低，不拘近年资格，进士、举人、贡生一体擢用。
他迈着沉稳的步子踏进庄严古朴的吏部衙门，苦口婆心地告诫铨选官员：“良吏未必皆进士，进士未必皆良吏。”这两方的冲突严重阻碍了人才的畅通传送，铨选官员领会首辅用人之道，开始关注基层人才。
有明一朝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官员阶位尤其重视科举出身。明中叶之后，没有进士资历的官员，即便落职县令，也难免受到穷酸秀才们的嘲讽。
山东费县的父母官杨果以吏员任知县，他“干局开敏，能肩繁钜”，政务能力颇高。刚到职视事那年，遵职要到县学视察，并考查儒生们的课业。令人扫兴的是，当他到县学坐定之后，全县儒生竟无一人前来参见。
杨县令压下心中怒火，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不动声色地张贴出一张告示：
县学将于某月某日举行“季考”，希望诸生认真复习功课，迎接考试。
按理说这么一来，儒生们就不敢怠慢了。假如季考不合格，轻则罚没膏火银子，重则撤消秀才资格。
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吓倒儒生们。
他们欺负杨果没有科举功名，私下串通一气，决心捉弄一下这位初来乍到的县太爷。他们在试卷上或故意写一篇文理不通、生僻字成串的文章，或仅数行文字以塞责，鬼画桃符，文面污浊，或戏为俚词，以寓嘲谑……
杨果不愠不躁，好酒好肉牿赏这批狂妄儒生。事后，他将全部试卷打包封好，连夜作一篇送给府上督学的呈文：鄙人没有功名，评不出文章优劣，烦请大人俯尊亲阅，以定高下。
呈文送出之前，消息不胫而走，这下糟糕了，督学大人哪里是好惹的，当他看到诸生的“火星文”岂不要气得吐血，大家数年寒窗取得的秀才功名将毁于一旦。诸生吓得穿上囚服，叩首求哀，对杨县令无不口服心服，从此以后“洗肠涤胃”，乖乖听从杨县令的指令。杨大人镇住了儒生们，得以一帆风顺在任长达九年。
在考成制度日益完善期间，如果不是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以杨县令的出身，这样长时间的任职几乎是天方夜谭。
杨果的事迹坚定了张首辅“不计虚名，量才为用”的用人理念，他宣告：“有才干治理民众的人，无论其出身高低，即授知县，持按官要尽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明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王崇古款贡，张学颜清丈，潘季驯治黄，可谓人得其位，吏称其职。
万历新政从整饬吏治开始。吏治者，考成法为其内核，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当政治相对清明之后，经济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当年财政相当困难，催征太急，四方之民已是精疲力竭，各地仓库空荡荡的，边饷不支，公私交困。
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宫廷善行当为天下先”，节流首先从控制宫廷浮费下手。
先皇隆庆去世之前仍在搜刮民财，命云南进宝石二万枚，广东采珍珠八千两，江西烧瓷器十多万件。
这么多奇珍异宝，皇帝一人享用得完吗？如今已是万历新朝，张居正不买前朝旧账，速令他们停止挖宝石、采珍珠、烧瓷器，就这样，三省民困稍微减轻些许。
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要永远杜绝嘉靖、隆庆以来形成的派遣太监出外督造或督办宫廷用品等事。张居正巧妙以《隆庆遗诏》指示工部立即召回“督造内臣”，也就是那些派到江南监督织造的太监，以后也不许再派了。
当时有一个正在苏杭督织贡品的太监叫赵玢，他在隆庆年间非常得宠，仗宠拒不撤回。
工部以强硬口气警告他立即回京，否则严肃查办。
工部在警告的同时，连弹劾的折子都写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赵玢看到情况不妙，马上遵命回京，一时朝野气象一新。
张居正尽力减少三公支出，削减冗费。光禄寺承担着朝廷宴会筵席供应的职任，它的经费由各省每年以专款解送，成为各部委中肥水最大也是浪费最大的部门，冗耗冒滥极为突出。光禄寺官员为申请更多预算经费，使出吃奶力气拼命烧钱，一切东西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负责的臣僚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也无力阻止。
张居正掌权以后，一面奏请停止向光禄寺调用款项，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一面派御史清查该寺账目，将肥水衙门的日常运作置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多方调查发现，该寺原来使用的器皿常常超出规定，一再提请添造，这其中大有猫腻，多数器皿根本不是被使用报废掉，而是被寺内官吏和宫中太监偷换变卖了。经过大力整顿，万历元年，该寺就创造了比往年节省六分之五的奇迹，这在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闻所未闻。
张居正通过削减浮费、精简机构、整顿驿站来重建国家经济秩序，然而，百尺冰渊始解冻，仅靠厉行节约，不足以富国富民，要解决经济危机，就必须广开财源。如何如数收缴该收的钱粮，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饱读史书的张居正推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家桑弘羊，他古为今用，把桑氏“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思想理念发展成为具有张氏特色的“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方针。
“不加赋而上用足”绝非一句漂亮的场面话。张相爷有别于那些满脑子搜敛民财以足国用之人，他坚持治乱政用重典，而贪婪成性、舞弊成风的各级官僚和势豪奸猾首先被列入黑名单，杜绝他们中饱私囊，切实维护小民合法权益，增加国库收入。
肃下必先正己，为了取信于民并切实贯彻经济政策，真正均定赋役，张相爷改革革到自家，整顿族人冒充自己名义以取得优免的现象。
张居正的次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根据家父要求，严格清查家户内田粮实数，有无诡寄影射田亩。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田粮七十余石，该县赋役册上却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内阁张氏优免六百四十余石”，五百七十石的差距悬殊令人大跌眼镜。
经过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有族人依借张阁老的名号，一体优免的；
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的；
有奸豪贿赂当地官员，窜名户下，巧为规避的；
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寄存张家名下而多出来的。
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朝第一家族存在的问题恰恰反映出整个帝国种种投机取巧的陋规陋习。
清查之后，张家做出高姿态，坦然愿将诡寄于张家的五百七十余石田粮上交国家，本宅田粮内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其余“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这一招用得极好，张居正利用人们“随大流”心理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精彩剧目，表明他剔奸除弊的决心，不仅极大促进了措施的有力执行，而且为政府树立了威信。由此一来，百姓开始相信政府的决策，各级官员也不得不跟随首辅脚步前行了。
首辅的另一件安民的大事当属整顿驿站。
在明代，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设有驿站，保证官员公差的便利并方便传达公文。
驿站通过陆路与水路，把全国的城市与农村、内地与边疆、内陆与沿海紧密相联。中央政府通过驿站传达最新政令，地方衙门也通过驿道向朝廷反馈信息。驿站设有官员，并备有轿、马、车、船等交通工具，皆由沿途百姓提供。
明初的驿站运行得井井有条，到了张居正的时代，官员滥用驿站、驿丞敲诈百姓现象层出不穷。
官员因公出差，官府照例发给勘合，官员凭借勘合享有免费住驿、公款吃喝等种种特权，用毕及时归还勘合。随着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勘合成为官员的“终身护符”，他们将勘合赠与亲朋好友，滥用驿站，沿途小民受祸极深。
张居正为了纾解地方民困，不惜向不法官员宣战。在兵部帮助下，朝廷颁布《给驿条例》，明确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得随意借用勘合，不得借出差之机走亲访友，出差时不得超用车马和随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索礼受贿，官员奔丧、调动、复任时亦不得使用驿站等，从制度上保证驿站有效运行。
张居正以法为治，抓典型事例，打击不法高官，几位省部级官员先后因违反《给驿条例》违法用驿受到相应处分，立即在官场引起极大震动。
从此，公卿王侯遵命守法，再也不敢肆意驰驿。各地驿站存银不断增加，百姓从中受惠极大。
“隆庆和议”后，困扰大明君臣多年的巨额军费开支得到大幅度削减，帝国财政压力也随之减小，西北的俺答与明廷礼尚往来。
正当帝国朝野上下沉醉于太平盛世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出急报：土蛮大军二十万前锋已过大凌河，来势汹汹，直指辽东。为了防御敌人，请兵部速拨粮、拨钱。
兵部众人为之大乱，赶快上报皇上，甚至有言官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恨不得立刻戒严。小皇帝看着大臣惶恐的奏疏，想着来势汹汹的敌人，又怎能保持冷静呢？无助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总是首辅张先生。
朝会上，张首辅听完这个汇报后显得格外镇定，他眉头一皱，疑生心头：“这时节并不是北方部落进犯的好时机，不必担忧。”
五月正值酷暑季节，雨季马上就要来临，骑兵此时来犯是最麻烦的。土蛮虽蛮，但也不傻，未到火烧眉毛之时，怎会选择这等时节举国来犯呢？
为查清此事，张相爷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急令当地军政、行政部门联合勘察地形，写成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送第一手前线情报给他。
数日后，两条线的情报都送来了，蓟辽总兵戚继光明确奏报：诸部解散无警！
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场虚惊。
张居正自是大为恼怒，李成梁为图封赏，虚报战功以抬高身价，编出这样的天大笑话，真要治他欺君之罪，也在情理之中。
更可气的是，兵部和督抚官员也都是一时名臣，他们接到报告既不核实，又不妥谋对策，就飞奏朝廷，以致人心惶惶。他们哪个不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才夺得功名，又在军事部门常年工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总知道的，因为莫须有的敌情频繁调度边关将士，自然会折损士兵士气，对国防安全构成隐患。
张居正觉得，有必要给予惩戒，让他们及时警醒。他随即严旨申斥不法官员谎报军情的歪风邪行：
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虏动静，未尝东行。辽东所报皆属夷诳赏之言，绝无影响。臣等因此反切忧虑：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取胜。今无端听一讹言，仓皇失措，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
敌情狡诈，万一彼常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不知敌情为虑也。
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犹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乞传谕兵部，诘以寇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并请赈各边饥卒。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前线将领的道德素养可以不甚强求，但现实中谁也不愿常与“座山雕”式将领打交道。张相爷深知此理，一方面善用李大将军的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此公诸多违法乱纪之行，应时刻提醒敲打他收敛。
首辅恩威并用下，李成梁晓得只有遵纪守法、奋勇杀敌才是升官封爵的不二途径。在他治下，辽东无战事，“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他终因战功卓越，被特封为宁远伯。
为答谢首辅知遇之恩，李大帅特意送来价值不菲的礼金。
张居正义正词严地告诉使者：“你们大帅是因为浴血奋战才获得功勋封爵的赏赐，我如果收下这礼金，岂不是有辱高皇帝（即朱元璋）的在天之灵？”
李家使者只得悻悻而去。
在一系列的举措下，奄奄一息的帝国在张居正手上有了新的生机：一时主圣时清，纪纲振肃，风俗淳朴，漠北骄虏，俯首称臣，万历初期成为明代最为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同时代来中国考察的西方大儒，都钦慕帝国民生安定、社会繁荣，赞誉帝国为世界最富强、最文明的先进大国。
张居正不但励精图治，更可贵是能够正己肃下，他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天下人把张相君誉为当代伊尹、周公（伊尹和周公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名臣，辅佐其主治国安民，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偶像），期待相君把庞大的帝国推向全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