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九日，是张居正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日子。这天，他身体不适，请假在家调养，忽然，太监驾到，带来天子圣旨，召张居正即刻入朝。
张居正整好衣冠，匆忙赶往皇宫，远远就望到御座上等待已久的小万历。正是这个白白胖胖的十龄幼主，将承载埋藏在他心中二十年，依旧沉甸甸的中兴大梦。他“扑通”一声跪在皇帝宝座前。
万历亲切地问候：“先生为父皇陵寝之事，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可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张居正连连叩头道谢。
万历又说：“父皇有言，先生是忠臣，高拱是奸邪，以后凡事都要先生尽心辅佐。”
尚未正式就任，就得到新皇帝的一再褒奖，此情此景令张居正越发感激涕零，年近半百的人潸然动容，双肩微颤着俯伏奏称：“臣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不敢不竭才尽忠，以报国恩。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这是行君道所优先做的，恳请陛下多加留意。”
经万历皇帝授权，张居正成为明代第二十六位首辅，这距他正式入朝为官整整二十六年，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占据着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聚焦了最耀眼的灯光。
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来看，张居正和太监结盟，扳倒曾经的刎颈之交，不免有小人之嫌。但他很快便以自己的言行向世人表明，他是有明一代最优秀的首辅、旷世难得的贤臣良相。
他的晋升首辅，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大明帝国而言，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内阁的威势在他任上达到顶点。
张居正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者多，勇于任事者鲜，张居正，视匹夫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以坚忍不拔的恒心与毅力，总统庶务，总理万端国事。他不曾一曝十寒，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脚踏实地去做事。
他个性果决，怀着“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与己身谋利益”的理想，凡事以国家利害为依准，为了贯彻他的施政纲领，他不复计身为己有，勇往直前，从不放弃和退缩。
这是他为政成功的基本要素，也是引起争议诽谤的源头。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正月，正是喜气洋洋过新春的时节。然而，乾清门中，一起扑朔迷离的王大臣闯宫案，给新皇帝登基的第一个春节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也给新上任的首辅带来莫大的困扰。
主人公名叫王大臣，并非朝廷大臣，姓王名大臣而已，不过是一位小逃兵。事发当日清晨，年仅十岁的万历小皇帝起个大早，在宫中四处散步，当他走到乾清门时，突然，一名宦官打扮的男子仓皇而过。
年幼的皇帝察觉到此人来路不正，两眼一亮，大喊：“站住，你是什么人？”
王大臣听人家喊他，更加害怕，脚底不停，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前跑。
小万历见势更为恼火，吩咐身边侍卫：“快逮着他！逮着他！”
两旁侍卫立即将之拿获，当场搜身。不搜不要紧，一搜吓一跳，他身上竟然藏有刀剑各一把，令所有在场人员目瞪口呆。
万历改元，百废待兴，竟有人持刀剑闯入紫禁城，真乃不祥之兆。一时人心惶惶。朝廷为安抚人心，将王大臣移送东厂，严加审讯；同时敕谕兵部、督察院：严厉督率巡捕、巡视等官员，立刻驱逐尽绝潜住京师的四方无籍之人，地方邻里有容隐不举的，一经发现严厉制裁！
为加强防备，内阁又颁布门禁七事：禁穿道，制面牌，重换班，清包占，悬赏罚，查内属，重事权。
王大臣虽只是一游手好闲的逃兵，但也颇有来头。他是首辅心腹戚继光将军麾下的一名逃兵，这给将相二人都蒙上了深深的阴影。
张居正获悉后，第一时间与冯保沟通：事关蓟辽行伍，不宜涉及手握重兵的边防大员戚继光，以免影响国防。
他随即代皇帝票拟谕旨：着令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
冯保绝不是省油灯，一个歹毒诡计涌上心头，他又想起了待在河南老家且与其积怨已久的高拱，欲利用此案彻底打倒高拱，诛灭高氏全族。
冯司礼监手拿圣旨，亲自到东厂审问。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悄悄地对王大臣说：“你想死还是想活？只要你听我的，说你是受了高阁老之命行刺皇上的，那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否则，呵呵，后果很严重。”
他随即嘱咐心腹辛儒与王大臣共处一室，精心编织这个瞒天大谎，教他高拱指使行刺的具体口供，在公开审讯时一定要供认：高阁老家人李宝、高本、高来是同谋。
为配合王大臣的口供，冯保派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捉拿高府家人，以定高拱之罪，一时舆论哗然。
嘉靖以来的首辅，除了李春芳，无一例外地晚景凄凉，不是被杀就是被禁锢乡里。张居正模糊不清的态度加剧了外人恶意的揣测，越来越多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新首辅，觉得他有心除掉曾经的劲敌，谣传本案是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联合，置前首辅高拱于死地。
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沸腾，传播中外，甚至引来朝鲜使者的高度关注。
太仆卿李幼滋见状坐卧不安，作为张居正的好朋友兼儿女亲家，拖着病体赶往张府，责问张居正：“首辅为什么做这种事？”
张居正迷惑不解：“我做了什么？”
李幼滋道：“朝廷捉到乱闯宫门的人，您下令追查幕后主使，现在东厂声称主使就是高阁老。将来人们肯定把陷害旧僚的罪名算到您头上，到时候您如何辨解？”
刚送走了李幼滋，张府就收到首辅挚友陆光祖的急信：“此事关系重大，希望相公能竭力挽救。万一不能保全旧相，相公虽有苦衷，恐怕也有苦难言。我为此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我与相公深交已久，所以才敢冒昧相告，并不是为了旧相高阁老。”
在朝的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也按捺不住心头焦慌，共同走访张居正，为高拱申辩。张居正听着二老的慷慨陈词，沉默不言，良久怏怏不乐道：“我素来敬重二位，可为什么你们认为是我要害高拱呢？”
杨博说：“我们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现在除了先生以外，无人能救高阁老！”
张居正面色愈加严峻，陷入深深的沉思。二位大人来意已明，他们退到一旁悄悄地观察首辅的神色，不知首辅的沉默到底是凶是吉……
张居正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之前之所以沉默，无非是想撇清王大臣与爱将戚继光和自己的瓜葛，但现如今若继续沉默下去，失去的就可能是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两害相权取其轻，张首辅下决心要雪高拱冤屈，迅速上疏制止：“要是追查过急，恐怕会波及无辜，有伤天地和气。”
一纸疏文远远不够，万一政治同盟冯保执意咬定高拱不放，株连蔓引，一发不可收拾。这怎向天下苍生交代？又怎样面对昔日的知己？但如若因此与司礼太监交恶，未来的改革之路便横生困阻，如何才能既救得高拱，又不得罪报仇心切的冯保，成了张居正面前的一道难题。
焦虑中，张相爷想到一个有能力解决困局的最好人选——刑部主事郑汝璧。郑汝璧初入仕途就以出众才华受到张居正器重，张居正找他来一同谋划。小郑机警，拍拍胸脯向首辅担保：“这事不难，我心中自有办法。”
张居正半信半疑地看着信心十足的小郑，苦思冥想，指令耿介正直的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会同冯保一起会审王大臣案，希望德高望重的朱都督能主持公道，牵制冯保。
复审那天原本风和日丽，朱希孝一到东厂，忽然间乌云滚滚、狂风阵阵，紧接着就风雨交加。
东厂的问刑官白一清看到这种天象，对两个问刑千户感叹：“天意如此，高阁老是顾命元老，此事本捕风捉影，勉强诬陷，我辈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难免杀头之祸。二位受冯公公厚恩，当向冯公公进忠言才是。”
复审开始，法官、陪审、犯人各就各位，这时，本该严肃、庄重的法庭，居然上演一出闹剧。在正式审问之前，犯人要拉下去先揍五百大板，这叫“杀威棒”，先杀杀犯人的锐气。
闹剧就此开场：王大臣一看自己尚未供述，就要先莫名其妙地挨顿毒打，张嘴就嚷：“不是许我官做？怎还打人？”
高坐堂上的冯保一愣，定了定神，赶紧转移话题，大吼：“王大臣！谁主使你进宫行刺皇上？从实招来！”
王大臣挣扎着大吼：“就是你主使的！你怎又来问我？”
那边冯保还在硬撑着审问：“我问你，昨日你还说是高阁老命行刺皇上，今日为什么要翻供？”
王大臣一句比一句狠：“那些话都是你教给我的，我怎么可能认识高阁老？”
朱希孝见状不妙，担心王大臣激动之下，把隐情和盘托出，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派胡言，只该打死。”
又对冯保说：“冯公公，这厮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声中，会审草草收场。
冯保恐怕事情败露，正好此刻，刑部主事郑汝璧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把王大臣引到隐蔽处，把他的舌头剪掉。次日会审诘问，王大臣含糊不复能语，把真相永远闷在了腹中。
不到两个月，王大臣就被正法处死，此案不了了之。高拱一家得以保全，善居乡里；他的门生故旧被震慑而有所收敛。一场可能导致无数人头落地的悲剧被扼杀在萌芽期。
闹剧戛然而止，大家的议论却从未停息，不少人指责张居正幕后操纵，以图杀人灭口，永保相位；也有认为张相同情高阁老，摒弃恩怨，援手相救。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大学士朱国祯曾这样描述，王大臣一案，高拱说是张居正借此陷害他；张居正又称是自己息事宁人解救了高拱。
抛开恩怨的双方，真相到底如何？不妨翻阅最权威的第一手官方文献《万历起居注》：“至是，罪止一身，余无所问，中外之人背始贴席，咸翕然颂上仁恕，而归辅臣保护之力焉。”认为是皇帝的仁慈和辅臣的调护，及时制止了悲剧发生。
目睹此事全经过的申时行、于慎行等朝廷高官也一致认为，冯保害人，张居正不计前嫌救助高拱。只是闹剧之后被别有用心之徒给越描越黑，最终演绎成了张居正心狠手毒害同僚，阴谋未遂转向虚心假意伸手援助的骇人戏剧。
再来看看受害者高拱，却丝毫不领情，毕竟这位叱咤一时的悍相连受打击，或许他想起年轻时自己对张居正的赏识换来的却只有失望，始终无法原谅他，在其回忆录《病榻遗言》中痛骂张居正是“阴倾害而阳保全，又做师婆又做鬼”的奸人。
平心而论，张居正与高拱一时瑜亮，他们之间既存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也确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
张居正诚心托仆人将玉带、器币、杂物等价值千金之物送给高拱，安慰高拱不要担惊受怕。
这或许是政治作秀收买人心，或许是念及旧情加以援手，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实际行为为准则，高拱与张居正的恩怨，最终定格于此。
轰动一时的王大臣案以王大臣的死草草结束，宫府重新回归平静。
张居正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认识到，权力之路有如河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为首席大学士，明天就可能沦为阶下囚。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若想保全身家性命，进而大展宏图，关键在于皇帝的支持。
十岁的小万历生于深宫，长于妇寺，懵懵无所知。孩子眼中，母亲永远是最牢固的依靠，皇上年幼，皇太后作为最能影响小皇帝的人，自然曝光于政治舞台。
皇室妇女，多和太监接近，太监往往成为沟通内宫与外廷的桥梁。
张居正如今的上司是两宫太后，两宫太后的军师又是大太监冯保。前任首辅的黯然落幕，与他那句“哪有十岁天子能裁决政事的”不无关系，根本在于他失去了后宫与大太监的支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张相坐上首辅宝座的第一天起，他就努力拉拢好以冯保为首的宦官集团和李太后等人的后宫这两股势力，为己所用，以实现心中的改革蓝图。
冯保长期侍奉李贵妃母子，小皇帝的坐朝都由他携抱，小皇帝亲切地称其为“大伴”，深得太后和皇帝宠爱，可谓内廷心腹之臣。
宦官身体有残缺，权势却炙手可热，他们在政务上对内阁多有牵制，内阁大臣稍不小心，就会因得罪太监而身陷奇祸。远的不说，就看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政敌高拱，无一不是与太监关系紧张，渐渐被边缘化，最终从政治舞台上落幕。
张居正清楚太监这股势力的可怕，尤其本朝太监能量巨大，和冯保结盟，控制好宦官这一派政治力量，对双方都有利；若是控制不利，跟冯保互相斗争，于万历新政有百害而无一利。
张居正积极与冯大太监结好，给他必要的尊重和迁就，换得冯保的配合支持。当然，讨好太监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要他们安分守己，少干预朝政，不反对改革，以此控制腐朽的宦官势力。
冯保胸无大志喜欢挑事，他代表皇室去郊外祭陵时，耀武扬威，忘乎所以，走皇帝走的道，行皇帝才能行的礼仪，遭到多人弹劾。
张居正知道即使因此反对冯保，无非是在内阁和司礼监之间平添障碍，因此他没有公开处置冯保，只是私下告诫他要收敛，注意形象。
为了随时掌握宫中府中最新动态，以便自己准确及时地做出决策，张居正甚至吩咐自家仆人游七和冯保家仆徐爵结为兄弟，方便两家主人联络。
冯保飞黄腾达了，要在故乡深州建坊，光宗耀祖。大太监兴土木，于情于理都极为不妥。
但张首辅出于笼络冯保的需要，拍手支持。他嘱咐保定巡抚孙丕扬代为筹划建筑。孙丕扬在晚明也是个风云人物，当初因得罪前首辅高拱罢官而去，多亏张居正重新起用于废籍。对首辅怀有知遇之恩的孙巡抚生性倔傲，在此事上严词拒绝！
冯保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心中郁郁不乐，孙巡抚深知此举也会引来首辅的不悦，便引疾辞职。
既然别人不肯出力，冯保便自建生圹（即生前预造的坟墓），张首辅亲自作《冯公寿藏记》，称颂他仁智忠远，措辞肉麻至极，借此转移冯保注意力，让他自寻乐趣，不要插手政治。
在有气节的士大夫眼里，堂堂一国相君竟然为了一时权宜，不惜巴结太监，无疑可耻可恨，张居正却对这种风言风语一笑而过，因为他知道，既给甜头又能有效控制，才是对付心思复杂的冯保的上策。
有明一代太监种类繁多，中央有司礼监，地方还设有镇守、守备太监。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是武将职衔，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太监把持。
镇守太监们仗着自己远离京师，天高皇帝远，往往越出军职，插手地方事务，俨然雄踞一方的土霸王。
嘉靖初年，小皇帝锐意进取，一度裁革镇守太监，但不久又死灰复燃。张居正当国，内侍请求恢复各地镇守太监，一向反感宦官参政的相爷当然很不乐意。
张居正碍于人情又不能当面跟内侍撕破脸皮，灵机一动，计上心头，煞有介事地告诉前来传话的太监：“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正需要各位担当镇守重任，阁下等挺身而出，精神可嘉啊！听说最近陪都南京一带盗贼猖狂，十分难治理，各位可要小心呀。”
小太监被相爷一番说辞吓得开始动摇，他们无非想到地方作威享福，哪有本事安绥靖边，真的遇到战乱，最先投降叛变的恐怕就是镇守太监。
冯保听说此事，也及时阻止了小太监们的无理要求，小太监从此安分守己。约束别人不难，可冯保自家后院偏偏也着火了，他侄子冯邦宁为非作歹，殴打平民，触犯大明律法，闹得满城风雨，路人议论纷纷。主流舆论认为，冯邦宁有叔叔冯保做靠山，定能逃过一劫。
面对巷议之口和政治同盟，张居正必须拿出平衡之策。如果此事不严肃处理，后果是政治威信的破产，而且会坐实他勾结宦官的罪名；如果为了名声屈从舆论从重处罚，冯邦宁又没犯滔天大罪，见识过王大臣案的张居正，自然了解冯保睚眦必报的性格，犯不着冒这个风险。
张居正的最后选择是把冯邦宁革职为民后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这个通报，既能敲山震虎，让别的官员知道约束子弟；又顾及冯保颜面，给人留下了司礼太监以身作则不包庇亲属的美好形象，更何况打板子这样人治性质的处罚，不比充军发配，执行起来回旋余地极大。冯保也是政坛老手，对张相的一番苦心自然了解，从此严格约束家人，禁止他们凭借己势作威作福。这场风波就这么在张相的周密安排中落幕了。
尽管如此，世间依然有传闻说张居正对冯保卑躬屈膝，每次投递给他的揭帖都自称“晚生”，明末杨士聪不以为然，认为此说必是反对派的肆意诽谤。
知父莫若子，在张居正儿子张懋修眼中，父亲绝非谋权固宠而讨好冯保，相反，他劝导冯保行善，注重名节。欲行大政就必须宫府一体，相互协调。苦心国事之人自然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其实，宦官与明朝文官无他区别，人品层面也是参差不齐，不宜一概而论，冯保作为宦官中的佼佼者，如果简单认为他只是一个阿谀奉承、仗势欺人之徒，也略显偏颇。太监不乏名垂青史的，如汉代吕强、北齐田敬宣、唐代杨复光、宋代邵成章及明朝郑和、怀恩。
冯保了解国家典章制度，熟读经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此才华横溢，完全可以做个好太监，留份正气在人间。
冯保也颇识大体，一贯支持张居正的各项施政措施。同时，张居正还通过冯保挟制、约束其他太监，在推行内外政令时，太监不敢有丝毫阻挠，“宫闱之内，蔼然如春，肃然如冬”，得以顺利进行。
明天启年间，人们回忆起万历初年的和谐景象，司礼监王安希望能效仿皇祖初年张居正与冯保“内外夹治，宫府一体”模式，劝导内阁大臣刘一燝、韩矿效法张居正，他效法冯保，共同革新朝政。站在一旁的孙承宗颇为认同。
尽管张居正拉拢太监屡屡遭受当时清流和后世文人的诘责，但身在最高权力场中的有识之士也逐渐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乃至后世官员要效仿他，联合强大的宦官阶层共同刷新吏治、整饬法纪，由此也见得张居正驾驭权珰的高超手腕。
张冯二人的政治结盟，归根到底是皇权之外的权宜之举。作为权力三角的最重要一极，代行皇权的正是万历生母李太后。说到李太后，《明史》中虽然有她的本传，但到底叫什么名字却无明文记载。野史和民间传说补充正史缺疑，说这位李贵妃名为李彩凤。
隆庆正室陈王妃只生过一个女儿，可惜没多久就夭折了，隆庆登基前，封李彩凤为才人；登基以后，陈王妃成为陈皇后，李才人升格成李贵妃。
隆庆皇帝短暂的一生只有两个儿子，还都由李彩凤所出，李贵妃的地位可想而知。好在她在宫中并不因此恃宠耍威，不论隆庆生前死后，对陈皇后始终毕恭毕敬，在众人口中风评颇佳。
她严格约束自我，爱护教育下一代。
在嘉靖帝去世之前，隆庆帝的太子地位风雨飘摇，李贵妃曾与儿子共同度过一段饱受歧视的艰难岁月，万历帝一直对母亲心怀感激爱戴之情，也畏惧母亲威严，所以他亲政之前，凡事听从母亲指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何把小万历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好皇帝，一直是李彩凤的心头大事。她不辞辛劳，以身作则，从生活的点滴做起，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李彩凤出身泥瓦匠之家，幼时生活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她不像慈禧太后或武则天那样天生有着对权力的渴望，而是慧眼识俊才，把一切国事都托付给忠心耿耿的大臣。
赶走高拱之后，“主少国疑”的危难之际，李贵妃于情于理都急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依靠。正是在这种需要下，一位英俊有为的可靠男人走进了她的世界……
皇帝死后，按照宫廷礼仪，先皇之妻就成“皇太后”了，李贵妃是万历生母，她现在也可以称皇太后。但正妻和贵妃的差距在于，陈皇后作为隆庆的原配，在皇太后称号前可以加两个尊字，比如陈皇后叫仁圣皇太后，而李太后不是原配，虽可称皇太后，但前面不能加“仁圣”这样的尊字。
万历皇帝是李太后的亲生儿子，李太后地位不在陈太后之下，而且两宫太后情如姐妹，她却不能享有同等待遇，这令李太后颇为不悦，终日侍奉在她身边的冯保也无法接受。
可礼部毫不让步，固执遵守旧制。
张居正看见这个困局，也认为称号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他力劝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破例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
经过多方讨论，终于有了结果：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
历史上不乏有人批评张居正是喜结后宫、谄媚邀宠的佞臣。其实，李太后作为帝制皇权的最高代表，权力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即使礼部一时可以以祖宗成法搪塞，但若上位者真有此意，让十岁的小皇帝降一道圣旨也不是不可，如果真到那个地步，无疑给文官与皇帝之间徒增裂痕，对双方全无好处。张居正能审时度势，在危机之前劝说礼部顺应上意，也仰仗于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事物根本的强大分析能力。
张居正给李太后上了尊号之后，李太后很高兴，这给两人长达十年的合作打上了融洽基调。
李太后笃信佛教，喜做功德之事。京师内外大修大建寺庙梵刹，耗资颇巨，多为无用之费。佛教劝人为善，一般人信佛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塑造良好风气，但对于李太后这种高高在上的“国母”级的人物而言，这种兴趣爱好远比铺张浪费还烧银子。
南北朝梁武帝崇佛，国家财政为之一空。现在李太后有这种宗教爱好，自然少不了铺张浪费，张居正总管内阁事务，看见这样大的支出不禁眉头紧锁。
张首辅当然不愿动用国库的钱财满足李太后的私人爱好。可太后张口要钱，不给也是藐视皇权，为了维护李太后必有的尊严，张居正创造性地把本属于皇室采购中心的宝和店划归李太后的名下。
宝和店非同小可，它是皇店，只有国亲国戚才能在此生产经营，主要管理皇产和皇室的财政出入，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这等于把皇帝口袋里的钱放到太后口袋里，而且自负盈亏，李太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没要来国库银子，却意外得到个“生金蛋的母鸡”，花完了宝和店的钱也就不好意思张口再要。
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用于宗教爱好的开支，又不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可谓“双赢”。
李氏相继修胡良河、巨马河两座桥，还建立多座寺庙，每处工程完工，张居正都写碑文赞颂太后仁义善良，为万民之表。文才斐然的他写出的文章自然深得太后赏识，而且首辅写碑文，太后面上增光，张相以应酬性的碑文换来李氏在政治上的支持，不可不谓之高明。
张居正与小万历间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作为家长的李太后与张先生之间也就有一层独特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民间就有“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传说。其实，明代宫禁之严，远非民间艺人所能想象，张居正哪有机会轻易进出宫闱并越雷池一步。
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最为稳固。张居正、李太后、冯保，这个政坛“铁三角”的默契合作使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稳定，实现了“宫府一体”的和谐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