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相轧如此。
——孟森
高拱、张居正这对刎颈之交曾经惺惺相惜，一度联手合作，击败内阁其他竞争对手，排除万难促成大明帝国和蒙古双方的封贡互市，开创了明蒙数十年的太平基业。
好景不长，“名望相近则相嫉妒”，张高二人虽都是治世名臣，却也无法跳出这个怪圈。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两贤未能合作多有惋惜。
高拱老乡马之骏在《高文襄公集序》中曾言：“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高拱，谥文襄），张江陵公文忠（张居正，谥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倾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张居正老乡李腾芳对两人评曰：“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独怪两人始相得甚欢，卒于相抵。”
高张二人都无比忠诚，且身负奇才，励精图治，不幸的是，两人没能合作到底而沦为互相倾轧。
权位的互相逼近是矛盾丛生乃至反目为仇的根源，明朝特有的内阁制度使内阁首辅与次辅虽然仅是一步之遥，权力地位却有天壤之别，而能当上次辅的，个个也都是人中龙凤，怎能坐看自己成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一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张璁、桂鄂之于杨廷和，夏言之于张璁，严嵩之于夏言，徐阶之于严嵩，高拱之于徐阶，一代代次辅无一不是经过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才得以扳倒首辅，位极人臣。张居正和高拱，也概莫能免，二人的反目不仅是两位能臣之间人际关系的破裂，也是自从嘉靖中期以来内阁倾轧内讧的缩影。
高拱、张居正二人心高气傲，个性张扬，才能一时瑜亮。强烈的权力欲，志向、性格上的相似点，注定他们无法在小小内阁中和平共处，更何况两者利益多有冲突，门生部下也时有交锋，他们两人的分道扬镳，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中后期，在两人表现得亲密无间时，罅隙已慢慢浮出水面。作为内阁首辅的高拱发现曾经的小弟羽翼渐丰，共事多年的经历让他深知张居正的秉性：劲气内收，貌似古井无波，一旦剑拔出鞘，必会给予致命一击。想到这里，高拱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起防备之心。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先前外敌当前，自当同心抗敌；现在危险解除，攘外之后必须安内，高拱是时候解决张居正了。
高拱开始将焦点集中到张居正身上。大权在握的高首辅一向盛气凌人，从不藏蓄隐忍，每每有人忤逆，高阁老总是睁大两眼怒视对方，继而恶言不断，力求先声夺人。
他虽然和张居正相互欣赏，但也只容许张以副手身份，俯首帖耳地协助自己。这当然是不甘人下的张阁老无法接受的。
高拱再度入阁之初，事无巨细都要与张居正商量。这引得高党鹰犬眼红嫉妒，遂有人夸大其词在高拱面前挑拨离间：张居正所举荐的人才都被录用，外人看见了，怕会以为天下有张居正一人足矣，哪知高大人您的功劳呢？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拱早就对张居正心存芥蒂，听到这句话后，疑心更是加重了，自此用什么人再也不和张居正商量。
同样，在首辅充满怀疑的眼光中，张居正也开始自保反击，他索性放出话来：高拱擅权，用人唯私。
如此蜚语相煽，两人关系的裂痕至此难以弥合。鹰犬们巴不得二人相争，好从中渔利，高拱门客为了讨好首辅大人，每天像贼般跟踪张居正，将其过失，哪怕是今天穿的衣服上有褶皱没有熨平，都一五一十地汇报给高阁老。
其中，都给事宋之韩所做尤甚，他看准时机，一气呵成上千字的批张奏疏。无奈宋之韩不善保密，奏疏未及上奏，他的一举一动被同样跟踪他行迹的张门鹰犬告诉了张相公。
张居正得知自己将临祸且不测，深沉稳重的他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径自来到高拱住处，开门见山向高拱表白：“高兄难道不顾念‘香火盟’旧情而要对付我？”
高拱错愕：我即便有此想法，你又怎能抓住把柄？遂厉声反问：“是谁在暗中捣鬼，要弹劾你？”
张居正：“你的门人宋之韩都已写好弹劾奏疏。”
高拱这才明白宋之韩的大嘴巴坏了事，事已至此，怕是只能丢卒保车了，否则打草惊蛇，让张居正对己起了戒心，再想一举扳倒他可就难上加难了，于是道：“老夫立即制止他。”
张居正得理不饶人：“既然是你的意思，又何必再制止呢？”
高拱说：“老夫明天就将他赶出京城，以证明老夫清白。老夫绝无对付你的意思。”
次日清晨，高拱入部，第一件事就是下调宋之韩到外省做参政以慰居正。宋之韩虽走，却把首辅与次辅的矛盾放到了桌面上，一群处心积虑挑拨离间的人看到了机会，开始变本加厉地在高阁老身边吹风挑事，此番吃了暗亏的高拱从此对张居正戒心倍增，再也不敢放松警惕。
以张居正此时的实力，扳倒如日中天的高首辅颇需一番周折，但高拱的桀骜不驯与用人不端早已得罪了不少人，加之张居正当初放言“高拱擅权，用人唯私”，这样的舆论武器在抹黑高拱的同时帮张居正赢得了人心，他在朝中的实际威信已然超过高拱，胜利的天平已经慢慢倾向张次辅一侧。
张、高二人在内阁平分秋色，当务之急是引进第三方力量以打破平衡。高拱推荐清心寡欲的浙江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隆庆帝听从师议，命高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内阁诸事仍由老高首辅主持，表面看来一切都很平静。
高拱排除了内阁的对手，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谁来掌印内廷司礼监的问题。司礼监某种意义上代表监督皇权和控制政府机构，确保皇权利益不受侵犯。内阁发出的政令如果没有司礼监太监的配合就是一纸空文，就好比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满心抱负的高阁老觉得只有在司礼监安插自己人，才能政令畅通，大权牢牢在握。
此时恰逢这一显赫的职位留下空缺，最有资格循序晋升的是冯保。冯保，河北深州人，嘉靖年间入宫。这个太监颇不简单，喜好读书，聪慧敏捷，在嘉靖时就凭借一手好字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载：“冯保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
隆庆初年，冯保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东厂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重要性不言而喻。冯保以其超凡的能力深得皇帝信任，此时以秉笔太监掌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高拱担心冯保势力过于膨胀，乘机抓住冯保小毛病处处钳制他，大力推举同乡——御用监的宦官陈洪，破格提拔本不称职的陈洪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陈洪比起冯保，才能上相差甚多，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没文化又没谋略，不久即因忤旨被罢斥。机遇再次降临在冯保面前，而高拱还不甘心，再次设置障碍抵制冯保，竭力推举尚膳监孟冲，让管膳食的太监掌大印。
高首辅所作所为除了更加彰显自己“用人唯私”的恶名，也着实得罪了冯保。冯保为此怀恨在心，足智多谋的张居正岂能看不出这关节的奥妙？
此时隆庆皇帝病危，高、张两大重臣的友谊也濒临决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张居正和冯保结成了同盟。此时，张次辅的实力终于发展到足以和高拱一战的水平，双方摩拳擦掌，窥测对方，斗争一触即发。
高拱门生首先发难，这次他没有直接攻击张居正，而是先敲山震虎，抨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礼部尚书潘晟徇私失职，迫使潘晟致仕归家。张居正心里郁闷不平，但他保持了一贯的沉稳作风，沉默不语。
紧接着，户科给事中曹大埜跳出来弹劾高拱的“十不忠”：皇帝身体不适，高拱却目无君父，言笑自若；负责纠察的言官大多是高拱心腹，遇到不利于主子的奏章，隐瞒不报；高拱开启贿赂之门，官员贪污枉法……
曹大埜此人并不简单，“十不忠”的措辞虽然极尽夸张之能，但若细细品味，所提到的罪名也并非不实之词，而且列举的一些罪状还都击中要害。
高拱是隆庆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大臣，想凭这样一纸疏文扳倒高拱，有点低估高阁老了，曹大埜是张居正学生的学生，此时跳出来打响第一枪不过是战略需要，全无胜算把握，且早已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加之隆庆帝这时重病缠身，心境不畅，看了此疏自然是勃然大怒：曹大埜胡言乱语，给我贬出京城！
曹大埜被贬，高拱心知皇帝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一边，自然不会罢休，怀疑背后有人指使，高阁老一面上疏“乞休”，引来兵部尚书杨博、给事中雒遵等人的挽留，造成声势；一面策动手下的言官继续攻击曹大埜。
御史张集就含沙射影地暗讽冯保、张居正：“当年赵高假传圣旨杀害李斯，导致秦国覆灭。先帝时，严嵩广为纳贿，援结太监作为心腹，同谋杀死傲慢的夏言，由此深获皇帝信任，登上相位，罔上行私二十余年。他倒台时，天下极为穷困。”
张居正看完这一奏疏，顿时脸红气急，他一眼发现疏文的漏洞，一向矜持的他奋起反击：“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快拟票让各衙门知道。”
冯保则把此疏收留不发，以杜后继者，并派太监到内阁传言：“万岁爷看完奏疏后大怒，要将此人廷杖，并削籍为民。”
消息不胫而走，张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每日在朝房听候发落，以为必遭廷杖，连身后事都提前向家人嘱咐好了。
张居正的幕僚王篆提醒：“张集之事一日不了，闲人议论就一天也不消停！还请早作决断。”
张居正当即派王篆到朝房转告张集：“张相公让我告诉你，可以安心回家了，暂时无事。”
张集虽然从朝房回到家里，但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高拱乘机向张居正兴师问罪。
为官者遭到弹劾在当时再正常不过的了，尤其是首辅被论，更乃家常便饭。高拱并不以此为训，反而铁了心要给张居正一个下马威，拉破脸皮大吵大闹，当面指责张居正背信弃义。
张居正回到家越想越不安，傍晚时分，讲究仪容的他顾不得换上正装，身着白色内衣，只身跑到高府前园，求见首辅。
高拱语带讽刺地问：“张兄来我府上，有何贵干？”
张居正思虑再三才张口：“我不敢说曹大埜事件我毫不知情，只是如今事已至此，只希望高兄能宽恕我。”
高拱举手指天说：“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灵在上，我平日待你不薄，你今日怎能这样辜负我！”
张居正说：“高兄无论怎么责骂我，我都无话可说。只求高兄能宽恕我，我一定痛改前非，若有再犯，就让我七个儿子同一天死去！”
高拱本也是性情中人，见张居正已然悔过，便不再追问，淡然地说：“张兄不必再担心，我已告知科道停止追查了。”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二月二日，穆宗隆庆上朝时，一反往日安静久坐的风格，忽然起身，走下大殿。大臣们心里正默默琢磨：陛下今天怎么这么反常？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听皇帝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文武大臣极为惊骇，又不敢走近皇帝，微微听到他口中呼唤阁老国公四字。几个国公大步走上，跪在他后面，张居正、高拱也过去把他搀扶起来，送回宫中，一路上，神志不清的皇帝咬着张阁老胳膊不放，嘴中还不停喃喃自语。
三个月后，隆庆皇帝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匆促召见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到乾清宫接受顾命。
奄奄一息的隆庆帝握着他们的手，眼含热泪道：“希望爱卿竭力辅佐太子，太子天资聪颖，将是位好皇帝，朕先走一步，军国大政劳驾先生们了。”
第二天，隆庆帝驾崩，随后下葬于昭陵。
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帝入土了，给臣子们留下的却是一个病体沉重的庞大帝国。在隆庆皇帝驾崩至太子朱翊钧即位的短暂十几天里，一场惊心怵目的夺权政变拉开帷幕。
高拱在曹大埜事件上饶过张居正，但还是煞有戒心。他首先与由他引荐入阁的高仪商量，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冯、张二人所作所为，必成社稷之忧。要想去掉此二人，有碍于先皇顾托。委而不顾，不忠；依违取容，则有负于先皇之托，更不忠。怎么办呢？
入阁不久的高仪为官耿介清廉，且人轻言微，不愿卷入这场政治搏斗，泛泛而谈：“天道六十年一轮回。正德初年，刘谨弄权，而内阁大臣李东阳竟与他相勾结，导致其余两位阁臣刘健、谢迁去职归里，如今六十年已过，当时情景再现，这岂不是天意！”高仪把张居正比作当年的李东阳，且二人皆为楚相，而高拱与刘健同为河南籍宰相，且境遇颇为相似。
高拱不以为然：“我岂是刘健，当时明武宗已有十五岁，李东阳只暗中勾结刘瑾，还顾及形迹，所以刘健不过是去职而已。当今的皇上才十岁，而张居正阴狠更甚，不顾形迹与冯保勾结。如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转眼间就告诉冯保，为太监出谋划策，彼此狼狈为奸，欺负年幼的皇帝，这怎么让我经国济民？”
高仪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反问道：“那又有什么办法？”
高拱把他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高仪：“我要在皇上登极那日，先上疏条陈五事，明正事体，让皇上能掌控朝政。不仅防止太监弄权，亦以防彼此勾结串通，捏造皇上圣旨，以行私害人。如若行得通，再陈致治保邦之策；若行不通，只能任由他们诬蔑陷害，生死就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高拱显然预谋已久。宦海沉浮三十年，政坛老手虽屡历挫折，最终还是胜利了，排除了他的对手，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他最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听人摆布，如果落到这一地步，还不如斗个鱼死网破。他计划在新皇登基时，立即呈上事先拟好的《陈五事疏》攻倒冯保，箝制张居正。
那么，高拱的搭档高仪是否支持他呢？
高仪含糊道：“高兄所言，自然是大丈夫应做的事，只是祸福难料，在下不敢鼓励支持，也不敢阻谏劝止。”
冯保此时也不歇停，在宫内秘密活动，取得了太后尤其是万历生母李贵妃的信任和支持，在万历即位之际，文书官拿着圣旨来到内阁：授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
冯保的势力从朝内扩张到朝外，更激起高拱的极大不满。急于扩大内阁权力的高拱深知，一旦冯保凭借内府大权，疏通皇后、贵妃门路，再反身收拾自己，自己定无活路，遂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指使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合上疏攻击：冯保是大奸，欺君罔上，陷害忠良，臣等速请陛下将冯保交给法司，加以重处。
只要奏文一到内阁，高拱便可借首辅票拟的权力驱逐冯保。
先帝遗体未寒，连连不断的奏疏咄咄逼人，内廷和外廷的政治博弈已趋白热，高拱正在洋洋得意静候胜利佳音之时，事态却正朝着不利于己的方向，悄悄发生着变化。
在高拱和冯保明争暗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张居正保持着异常的冷静和清醒：如果高拱胜利，下一个驱逐对象就是自己；高拱失败，首辅之位就是属于他。
他从二十三岁踏入仕途以来，苦苦寻觅等待的不就是这把交椅吗？光阴似箭，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没有它，何以施展抱负？
当初曹大埜事件中高拱曾放自己一马，但面对触手可及的首辅位子，张居正要做出最合乎利益的选择，将自己的天平倾向冯保。他将高拱的行动向冯保和盘托出。
更要命的是，高拱送呈收回司礼监权力的奏疏后，看见“照旧制行”的回命，大为不满，随口而出：“哪有十岁天子能裁决政事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传到冯保耳中，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幼主登基，孤儿寡母最害怕的莫过于外廷操权、怠慢内廷，怎能经得起大臣如此藐视？这分明是触犯幼主大忌，自投罗网，明摆着给政敌送去反击的口实吗？
冯保牢牢抓住高拱把柄，遂以“高拱擅权，蔑视幼主”为由，添油加醋地到李贵妃那告状，说高阁老看不起十龄幼主，想趁机收拾内廷，而且要另立陛下叔父周王为帝。
李氏听后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更为反感高拱。古代社会，女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远不如男人，但在恰当的时机里，历史车轮走向却掌在妇人之手，高拱之不幸便在于此。在这个节点上，李氏的态度最终决定了高拱的失败和万历初年的政局大势。
炎炎六月，诸大臣一行来到会极门，听传诏旨。高拱还沉浸在无尽喜悦中，满心以为这是逐走冯保的圣旨，嘱告同僚们看一场英明首辅智斗太监的好戏。
太监王蓁捧圣旨出来，文武百官下跪接旨，只听得王蓁抑扬顿挫地说：“张老先生接旨！”
高阁老顿感大事不妙，我堂堂元辅在此，怎轮到次辅接旨？他愈往下听，愈觉得蹊跷。
王蓁面对百官，高声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将朝廷威福强夺自专，通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即日起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不得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今后都要洗心革面，用心办事。钦此。”
不可一世的高拱听完圣旨时浑身瘫软，“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久久伏地不起。一旁的张居正把他从地扶起，又找了两个小官搀扶高拱出去。
皇帝的圣旨、皇后的懿旨、皇贵妃的令旨，三旨并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高拱削职查办，还容不得他停留片刻，高拱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被赶出京城。
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大逆转！信誓旦旦要驱逐冯太监的高拱，到头来自己反被缇骑赶出京城，踉跄而去。
对此，史书不乏“冯保居奸，张居正与阉人勾结”的种种责难，但高拱急于扩展自己的权力，出言不逊从而引发祸事也是客观存在的，可怜高拱虽是一时良臣，最终也只能归于落寞。
不过，这个重大政变还有另外一番记载，在此期间张居正探视先帝的陵墓，回京后又告病休息，待他回朝后风云突变，亲自启封驱逐高拱的圣旨。
明末清初的学者陶子师认为：“冯保之逐新郑，其谋全出华亭，江陵特与闻耳。”也就是说徐阶在背后出谋划策，指使冯保驱逐高拱，张居正事后才听说而已。
清末史学大家李慈铭以为，高冯二人互相倾轧，高拱本要驱逐冯保，不料自己那句十岁小孩无法治天下闯了祸，激怒太后和皇帝，反被阉人所逐。因此高拱死后，明神宗还衔恨不已。张居正虽也是局中人，但主要是坐山观虎斗，冷眼看他被冯保逐走而不相救，绝无与阉人勾结之理：“盖新郑之逐，以欲去冯保而反为所乘，实以十岁天子，改为十岁孩子之言，激慈圣怒，故没后神宗犹衔之，谓其欺侮朕躬。文忠当是时不免以权势相轧，幸其去而不救，若谓其与冯保合谋，已非事实。”
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可惜两人权谋博弈的具体细节仅存于野史笔记和高拱晚年个人色彩颇重的回忆录，皆未能真实完整地呈现给后人。
不过斗争结果清晰在案，高拱自此退出政治舞台。一个身负重任的顾命大臣何以如此失算，顷刻间落荒而逃？我们不妨看看时人如何评断这一突发事件。
一、幼主最忌大臣擅权，对内廷事务指手画脚。高拱此时整治司礼监，定然引得内猜外疑，惹祸上身。
二、高拱开诚布公，防备宦官专权，实乃社稷肱骨之臣，可惜其刚愎自用以致狼狈收场。
三、高拱陷于猜忌时，张居正完全可以摒弃旧怨，调停平息这场风波。
从这些评论来看，有为张居正辩解的，有为高拱开脱的，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但对高拱刚愎自用、偏激、自毁毁人的性格缺陷倒是众口一词。
高拱的失败，源于他没认识到在封建皇权制度下，无论首辅大人权势多么显赫，权力来源依然是皇权。穆宗的突然驾崩使高拱瞬间失去最大靠山，而皇权重新洗牌的结果必然有人欢喜有人愁，惜乎高拱没能认清大势，又给政敌落下致命口实。时也？命也！
诚如谈迁所言：宫府本应一体，皇帝年幼，各方倚靠宦官实乃常情，身为内阁辅臣应沉心静气暗加查访，待抓住确凿证据之时再行纠劾。高拱初政不失为社稷之臣，但不久就与张居正为敌，同室操戈，失去得力盟友，怎能不遭人嫉恨？
隐忍多时的张居正把握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利用并联合与高拱有隙的司礼监太监冯保，把高拱推倒在地，结束了内阁中的明争暗斗。
嘉靖中叶以来，内阁的内讧已持续了三十多年，重臣之间发生的相互争斗，往往会发展成相互仇杀的流血事件；而隆庆、万历之际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晚明政坛波诡云谲，在每次激烈搏斗的重大战役中，张居正都能站稳脚跟，最终成为隆庆九相中笑到最后的赢家。有此成就，固然有他善于斟酌得失、纵横捭阖的政治天赋的作用，也与他低调沉稳、步步为营的行事风格息息相关。
高拱倒台，张居正为了避嫌，做出姿态与高仪联名上疏，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
他希望皇上能考虑到高拱是顾命大臣，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明显大过就被罢斥，有失天下人心，也非先帝付托之意。
奈何此时所有努力，早已改变不了小皇帝的决心：“卿等不可党护负国。”万历帝执意不从，上疏的人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早，高拱赶去辞朝。
张居正前来送别：“我为高兄申请驰驿行。”
所谓驰驿行，即高级官僚外出享受公家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高拱好歹也是先帝的恩师，离京时要体面一点。
高拱虽已落寞，却也不改桀骜本色，回绝道：“走就走，干吗还要驰驿？”
还顺便挖苦他一句：“太岳如此，莫不怕‘党护负国’的圣旨再出！”
张居正尴尬地摇头苦笑。
就这样，高拱成为有史以来，以最快速度被新皇帝驱逐出朝的顾命大臣。他狼狈辞朝后，仓促乘一骡车，踏上返乡的归途。
壮丽宏伟的国都，被夕阳镀上一层金光。
张居正望着高拱远去的背影，一股悲凉感顿时充满全身。在听旨之初，他或许还暗自高兴，可此时此刻，他已说不清是喜是悲，抑或是忧。历经血雨腥风才站到权力巅峰的他，会不会将来也有一天如高拱一般落下个凄凉收场？
兔死狐悲，张居正回朝后仍不遗余力地为高拱“乞恩驰驿行”：大学士高拱原籍河南，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长途跋涉，着实艰苦，伏望皇上垂念旧劳，特赐驰驿回籍。
这个请求很快便得到了恩准。
后世多少人为这两位不世出的能臣没能合心报国而扼腕叹息。更有甚者辱骂张居正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是个不折不扣的奸邪小人。
一山不容二虎。
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容有二人分享大权，言出法随的皇帝是如此，代行皇权的重臣也是这样。皇帝不理政，造成权力真空，不论外戚还是大臣，是洁身自好还是心怀叵测，谁都无法摆脱权力争夺的阴影。
张居正事后向同为高、张二人知己的兵部尚书王崇古写信抱怨，痛恨昔日的知己听信小人谗言，防范猜忌，自己屡屡对他忠言相告，高拱不但不接受，反致疑怒，最终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如果高拱有幸早生几年，或张居正稍晚入阁几载，顺利平稳地完成权力过渡，那么大明王朝的中兴之气也将更为长久和饱满。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且说卧病在家的高仪，看到老上司下场狼狈，大惊失色，担心牵连到己，忧心忡忡，使得病情加剧，竟呕血三日而死。
高仪入阁办事仅一个多月，隆庆死了，与高、张一起为顾命大臣。在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间，虚与委蛇，在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时，他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
现在，三位顾命大臣一去一丧，就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文渊阁，独挑宰辅重任。
三十年寒窗，坎坷升迁。一生功名所求，已达巅峰，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一旦权柄在握，张居正反倒有些茫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乃祸福旦夕的险境，是生拼死夺的战场。凡行事做人，更当小心谨慎。
不知此时的张首辅是否还记得多年前与高拱一起登山的那个秋日下午，当时他立下了“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那时年轻气盛的他想不到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正是昔日如父兄般亲切的高拱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