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事
张释之才上任没几天，廷尉府就接到一名人犯，押送犯人前来者是皇帝卫队骑士，他们声称皇帝出巡途经长安城北中渭桥(建于秦始皇时期，初名横桥，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又称作渭桥)时，该犯突然从桥下窜了出来，车驾马匹受到惊吓，差点伤到天子。
张释之一听，事关皇帝安危，自然不敢大意，立即亲自提审。
廷尉大堂，张释之端坐其上，问：“说吧，究竟是怎回事？你藏匿于桥下，到底有何图谋？”
“我本家住长安郊区，当时恰好路过中渭桥，听闻道路封闭，禁止通行，一时间无处回避，只好藏于桥下。乡下人没见过大场面，左等右等，时间过去了很久，估摸了一下，以为皇帝车队差不多过去了，便探头爬了出来。谁知，刚露面，正赶上皇帝车驾驶了过来，仓促之间，一下子就蒙了，只好撒腿就跑，不经意间惊扰了皇帝。”那人怯怯地回答道。
张释之听他说得合情合理，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就按照违反清道禁令处理，罚了点钱了事，并将处理结果汇报给文帝。
文帝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此人冒冒失失，惊扰了我的马匹，亏得马儿生性温顺，我才侥幸平安无事。倘若赶上一匹烈马，说不定朕现在早已身受重伤，如此严重罪行，你竟然就想罚点钱结案了事？”
看到皇帝愤怒，张释之并没有慌乱，依然很平静地回答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我只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如果随意变更条文，轻罪重罚，以后如何取信于民？如何让民众敬畏法律？假如陛下在案发现场立即处死他，我无话可说，但要是交给廷尉府，廷尉作为大汉首席执法之人，就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执法。如果随意增减处罚，天下执法者群起效仿，都按照执法者自己的喜恶判决，那么，老百姓们会怎么看？他们又如何肯再相信朝廷？希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
法律的可贵就在于它不做假设性有罪推理，一切判决结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执法者不能掺杂个人情感，不能受外界干扰。唯如此，才能保持法律的尊严和公信力。
法律条款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一旦公布，就不能随意更改，哪怕它是一部有缺陷的法律。这对构建公平社会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有着更大的正面意义。
然而，在专制社会，对法律最大的破坏往往来自上层权力的干扰。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在高压皇权之下，公正公平从来没有实现过。再完备的法律，在皇权面前都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横行的年代，想要追求法律的公正无私，无疑是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追求公平、公正、公理，依然是人类的至高追求，哪怕是在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总有一些人，勇于挑战权力桎梏，不肯停下追求正义的步伐。
在黑暗如铁的岁月中，他们身上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让我们感触到人类良知的温度。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民族数千年来面对屠刀和凌辱时，不至于丧失正义必胜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的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风雨。
毫无疑问，张释之就是这样一个人。
虽然文帝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张释之的判决结果。
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此次道路违禁案审判结束不久，长安又发生了一起惊天偷盗大案，有贼人竟然惦记上皇家宗庙的器物，夜半时分，悄然潜入高祖庙，将神座前供奉的玉环盗走了。
作案者是惯犯大盗，还是迫于生活、铤而走险的初犯，我们一概不知，但偷盗者很快落网，被交到廷尉府。
本案性质恶劣，手段卑劣，不但冒犯了皇家尊严，也严重伤害了文帝的个人感情。这不仅仅是偷盗皇家财产，更是对当今天子祖先的冒犯和大不敬。
文帝将案犯交给张释之处理，并事先对案子定性，要求从严从快处置。
很快，廷尉府将判决结果送到御前，以偷盗宗庙器物罪判处死刑。
文帝一看，勃然大怒，以前有人冒犯朕，你张释之宽宥处理也就罢了，如今对冒犯朕皇考的大案，也竟然想大事化小，这事传出去，你是赢得了宽仁的美誉，倒让朕背上不孝的恶名!
文帝盛怒之下，当着张释之的面将判决结果给驳回去了：“该犯为非作歹，简直无法无天，竟敢偷盗先帝庙的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府，就是要灭他的族!没想到你却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条条框框，高举轻放，你让朕往后如何立足于朝堂之上!又有何颜面侍奉先帝宗庙？”
文帝将一顶大帽子直接扣在张释之头上，你为了顾及法律，竟然不顾及朕的感受!
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换了一般官员，早就招架不住了。但张释之不同凡人，他是个坚守原则的人，他心中有一根底线，那就是法律必须得到全面彻底的执行，决不能随意曲解和选择性地执行。
他缓缓跪下，免冠，面向皇帝，一字一板地说：“法律判决，就必须体现出罪行的差异，对罪犯的惩处，必须与他的罪行相对等。按照法律规定，判处死刑已足以惩处该犯的罪行。”
怒火让文帝丧失了理智，此时跟他讲什么法治精神，他根本听不进去，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法理剖析，而是怒火的宣泄口。
任凭张释之再三耐心解释，文帝依旧不肯罢休。
直到最后，张释之向他抛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偷盗宗庙器物，就要被灭族，那么，假如有一天，有狂妄愚蠢之辈从长陵(高祖陵)挖走了一抔土，请问陛下又该如何处置？”
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为了惩治犯罪，弘扬正义和公平，哪怕是在万恶的专制皇权社会，法律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但并不能就此抹杀它同样也有维持公平正义的法律属性。
哪怕它本身就是一部恶法，比如存在株连灭族等不人道条款，但在惩处犯罪时，也必须体现阶梯型审判，根据犯罪的不同程度，体现出差异性。如果不管罪行造成的结果差异，一律处以最重刑罚，那么，非但不能彰显法律的正义，更不能有效震慑犯罪。
面对张释之的诘问，文帝哑然，不得不暂时将此案搁置。后来，他将此事与薄太后商议，好在薄太后也是个明白事理之人，母子二人合计后，最终，还是认可了张释之的判决。
由于张释之的坚持，皇帝不得不放弃干预司法的企图，他守护了法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这个世道从来不缺乏丑恶，官员贪墨渎法，强者欺凌弱者，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唯有逆来顺从，才能艰难地活下去。
但是，像张释之这样坚持依法办事的官员的存在，唤醒了绝望中的人们对公理和正义的最后一丝希望。不过，在皇权社会，想要保持独立的司法审判，几乎很难做到，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皇帝身上，只是，能遇到像文帝这样懂得克制和内敛的皇帝，几乎与陨石砸在头上的概率差不多。
其实，文帝之所以收手，很大程度是迫于形势的不得已而为之，而并非出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自古以来，张释之常有，而汉文帝不常有。在戏剧舞台上，经常看到忠良蒙难、好人遭殃，但好在正义虽然迟到，却从未缺席，赖天子圣明，忠臣的冤屈得到昭雪，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种大欢喜的结局，大多只是戏剧的套路，是善良人们自我安慰的美好幻想罢了。真实的历史上，更多的是坚持正义的人未必有好的结局，坏人却逍遥终身。
所以，在传统民间故事中，像作为正义化身的包拯出场时，往往怀抱尚方宝剑。他需要最高皇权的加持，方能伸张正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当时人们对法律公平的期望，仍然寄托在皇帝身上。
但是，皇帝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对于这一点，张释之也心知肚明。多年后，文帝去世，太子刘启上位，他恐慌不已。他知道，司马门事件虽说时隔多年，但刘启心结依旧未释，必然不会放过他。
两难之间，张释之称病在家。但长期装病也不是个办法，问题还得面对，他也想过干脆辞职回家。反正老家家境也不差，就算一家子回去，也不至于饿肚子。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刘启心中的气肯定难以理顺，一旦自己离职后，成了一介布衣，恐怕下场会更凄惨。
算了，还是向刘启服软认个罪吧。但这样，岂不是自扇嘴巴，承认当初自己做错了？刘启能否放过自己还两说，但势必会招来士大夫的唾弃，多年坚守的道义，将彻底被踩在脚下。
如此，天下人又会怎么看他？或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当年的种种做法，不过是沽名钓誉之举!
就在张释之两难之际，有个王生替他解了围。
王生，名字与籍贯不详，只知道他是研究黄老之学的读书人，年纪一大把，但不曾出仕。汉初朝野崇尚黄老思想，像王生这样的人，在朝野间很受推崇。
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朝廷征召王生入朝。
按照礼制，臣下上殿要脱去鞋子，仅穿袜子方能进入。古代的袜子，就是一双缝制的布套，套在脚上，然后用带子拴在脚踝骨上。
王生须发皆白，一袭布衣，步入大殿。
大殿之上，皆是峨冠博带的衮衮诸公，三公六卿分列两旁。
王生回过头来，看见了张释之，大剌剌将脚丫子一伸，说：“我袜子带松了，帮我系一下。”
话音一落，大殿上一片哗然，这个老家伙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廷尉乃是朝廷重臣，岂能任他指使!
众人没料到的是，张释之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跪下来，一丝不苟地将王生袜子带系好，然后站起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一切非常自然，他没有生气，没有难堪，仿佛做了一件理所应当的平常事。
大殿上又是一阵骚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有之，惊讶得合不上嘴的有之，众人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事后，有人看不下去了，埋怨王生：“就算张廷尉脾气好，你也不能这样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让他跪下给你系袜子带呀!”
谁知王生哈哈一笑，说：“你们懂什么？我这是在帮助张廷尉。”
看着他一脸不解，王生解释说：“我一个乡下糟老头子，折辱张廷尉图个啥？张廷尉是一代名臣，天下敬仰，我又不能帮他做点啥，因此，让他跪下为我系袜子带，是帮他树立敬老礼贤的美誉。”
群臣一听，恍然大悟，交口称赞王生做得不错，对张释之为人自然又敬重了三分。
实际原因，其实王生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说出来。
不妨想一想，他要是真为了帮张释之树立高大形象，大可在长安闹市中，让张释之当街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他系袜子带，那样岂不是远比庙堂之上传播更快？
王生是个聪慧人，早就看出了张释之目前的困境，与其说他在为张释之做宣传，还不如说在为张释之解围。王生在大殿上那一幕行为艺术，其实并非做给百官看，而是做给宫禁之中的刘启看。
一个新君即位之初，头等大事就是尽快树立威望，如果不想在朝野舆论间失分，就不会蠢到向张释之这样深得民望之人开刀!
王生鼓动张释之主动向刘启认个错，保证不会有事。张释之内心惴惴不安，但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进宫，向刘启认错。
果不其然，刘启大度地表示，过去的事了，提它作甚。
但实际上，刘启是个记仇的人，他内心依然迈不过那个坎儿，一年后，就把张释之撵出朝廷，打发到淮南国做国相去了。
没多久，张释之就在落寞中悄然离世。
有些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张释之虽死，但他正直磊落的家风留了下来，他的儿子张挚(字长公)，跟父亲一样，特立独行，拒绝迎合权贵。不过，他的命运跟父亲差不多，在大夫任上，被免官回家。
官位可以丢，但信念不能丢，张挚直到死，也没再出来做官。或许他低个头，认个错，拐个弯，做个高官并不难。
但如果那样，他就不是张释之的儿子了。
晁错方案
文帝即位以来，提拔重用了一些人才，而且一度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然而，他做事缺乏魄力，用人很难做到有始有终，张苍、袁盎、张释之等曾深受倚重的臣子们，最终皆被疏远抛弃。
在那个时代，天下人都有错，但皇帝永远是绝对正确的。国有难，思良将，每当危机来临时，文帝总在叹息身边缺乏为国效力的人才，殊不知，世间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发现人才的眼光和重视人才的魄力。
大汉建立以来，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匈奴人倚仗弯刀短弓，在帝国北疆恣意侵扰，但是，朝廷上下始终拿不出个有效的对策来。多年来，汉廷上下除了被动还击，对来去如风的匈奴人毫无办法，想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威胁，更无从谈起。
文帝来自北方代国，对匈奴的祸患感触尤为深刻，在代国那些日子，每日无不生活在匈奴人的阴影之下。对于匈奴人的残暴肆虐，他耳闻目睹了不少，一提起匈奴人，他就恨得牙痒痒。
但如何应对匈奴，乃是国之大事，不能感情用事，必须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才行。只是群臣们对匈奴主张不一，主和者有之，主战者有之，群议纷纷，莫衷一是。
鉴于大汉立国以来对匈作战胜少负多，多数人还是主张以和亲安抚为主，不过，也有人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提出不能对匈奴妥协，要做好随时与敌人战斗的准备。他指出，与匈奴的战斗关乎大汉生死存亡，绝不能对敌人保留丝毫幻想，不但要勇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直到赢得最后的胜利。
此人正是太子家令晁错。
按照汉朝制度，太子有十县为个人汤沐邑，该地区的税收归太子，作为日常开支用，而这项工作即由太子家令负责。与此相关的太子府库房、饮食等都由太子家令掌管。
太子家令秩千石，地位待遇相当于司农少府，是个肥缺。
按理，晁错只要管好太子的钱袋子，让太子吃好喝好玩好就行了，至于匈奴战事这类国防大事与他八竿子打不着，根本没必要蹚浑水。
这世间有一种人，有理想，有信念，位卑不敢忘忧国，晁错正是此类人，他的志向从来不在安心做一名太子家令。他不愿意关起门来，过属于自己的滋润日子，他追求的是大汉的长治久安，梦想立不世之功。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汉初以来，读书人研习的对象，或儒学，或黄老，然晁错则不然，他入门研究的是法家思想，专攻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
申不害、商鞅二人都曾主政一国，分别在韩、秦两国推行变革，以法治国，他们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影响极大。
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天下显学，无外乎儒、墨、道、法四家，然而大多数都仅仅停留在学术理论阶段，真正用来治国，有过政治实践并取得成功的，仅法家一家而已。
秦奉行法家思想治国以来，采用严刑峻法，耕战一体，成效斐然，经过数辈人的打拼厮杀，终于一统天下。但成也法家、败也法家，最终不出十五年，秦王朝就土崩瓦解。
一个帝国的灭亡，固然是多方面原因所致。但世人直观印象中，秦的覆亡，用法家思想治国无疑是主因。因此，汉以来，相对于儒家、道家大行其道，法家思想进入了沉寂期，像晁错这样依旧钻研法家思想的人，比较少见。
晁错口才非常好，加上博览群书，通晓经典，想谋个差事并不难。他先被任命为州郡文学掾，后来从地方调到长安，担任太常掌故。
太常掌故秩百石，隶属于太常，负责整理收集典章制度，以备皇帝顾问。
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和秦末战乱，许多典籍散失殆尽，至文帝时，天下重新回归秩序，整理挖掘像《尚书》这类古籍事项被提上日程。只是，国家图书收藏里连只字片语都找不到了，朝廷里面已经无人知晓《尚书》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值得庆幸的是此时距离秦朝灭亡才不过数十年，还有一些秦时遗民逃过了劫难，活了下来。
书简竹帛可以被焚烧掉，但人的记忆是没法被抹掉的。当年，始皇帝的焚书令从咸阳传达到全国各地时，不少读书人家收藏的书简都被搜出来付之一炬。不过，好在上古书籍文辞简约，字数并不算多，有些记性好的人，愣是将整本书背了下来，储存在脑海中，靠着人工记忆保存了不少上古古书。
另外，秦法虽说严苛，但为了使文化薪火相传，有一些人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冒着被杀头灭族的危险，想方设法将一些古籍藏了起来。只是许多人历经多年战乱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藏书处，随着主人的消失，成为永久的秘密，永远消散于历史长河中。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藏书人，侥幸躲过了战乱，幸运地活了下来，等到了天下重新恢复平静，汉朝建立后，又回到了故乡济南郡(治所东平陵县，今山东章丘市西)，他叫伏生。
当然这不是他的本名，秦汉之际，称读书人为某生，伏生相当于伏先生的意思。有种说法，伏生本名伏胜，但可信度有多高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们还是称呼他为伏生好了。
伏生是秦朝时的博士，专研《尚书》，得知始皇帝下达焚书令后，他不忍心多年朝夕相伴的书简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便偷偷将它们藏于墙壁的夹层中。
天下乱起后，伏生也跟随众人亡命天涯。
好在楚汉之争不过短短四年，时间不算太长，伏生凭借记忆，在残垣断壁间找到了当年的藏书。可惜的是，数十篇已丢失，只找到二十九篇。
《尚书》是上古的档案汇编，是研究三代以来政治大事的第一手资料，古代社会保存档案资料非常不易，因此，它能穿越时空流传下来，其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汉朝建立后，儒家经典不断被搜集挖掘出来，经整理后，在社会上逐渐重新流传开来，只是《尚书》一直没有被发现。伏生让《尚书》重见天日，无疑是填补了儒家经典的一大空白。
只是，经历焚书事件和多年战火，《尚书》永远成了残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无法挽回的损失。伏生手中的这部《尚书》残卷，就了世上为数不多的遗珍孤篇了。
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像伏生这样的国宝学者，该请到长安来，神仙般供着才是。只是，伏生已年过九十，根本经不起舟车劳顿。现在是与时间赛跑的时候，必须趁着伏生健在，抓紧培养继承人才行。
文帝决定派人前往伏生处学习《尚书》，这份传承文化的重任落到晁错肩上，其中原委不言而明。一来晁错博览群书，文化功底深厚；二来身为太常掌故，整理搜集典籍本来就是职责分内之事。
然而，晁错的这趟公费学习并不顺利，他首先需要克服语言关。
伏生年迈，齿落殆尽，说话漏风，口齿不清，操着齐地方言，而晁错是中原人，说的是颍川方言，两人沟通本来就非常困难，更何况《尚书》记载的是上古文献，语言文字佶屈聱牙。所以，师生之间，往往是伏生气喘吁吁地说了半天，而晁错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后来改变授课方式，伏生先讲，再由他女儿担任翻译，转述给晁错。如此一来，晁错虽然听懂了一些，但由于双方方言差异，掌握得也不过十之六七，略通大意而已，实事求是地说，晁错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
由于惠帝时，朝廷已经废除秦时以来的挟书律(即民间不得擅自藏书，违者灭族)，所以伏生《尚书》问世后，很快风靡齐鲁大地，许多儒学大学者皆以伏生《尚书》来教授学生。
在伏生门下求学者，除了晁错，还有济南郡本地人张生(名字不详，是一名博士)，和千乘郡(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欧阳生。
比起晁错，这二位学术研究精深，后来皆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对两汉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说张生，他后来将所学《尚书》传授给一位姓夏侯的都尉，夏侯都尉又传给族子(血缘关系较远的家族晚辈)夏侯始昌，夏侯始昌再传给族子夏侯胜，这一脉传承被称作大夏侯氏学。
夏侯胜又传给从子(堂侄)夏侯建，夏侯建自创门派，被称作小夏侯学。
再说欧阳生。欧阳生，名不详，字和伯，学成以后，传授给老乡倪宽(两人都是千乘郡之人)，倪宽后来又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估计欧阳生早卒)，此后欧阳家代代相传，至曾孙欧阳高，开创欧阳学，显赫一时。
大小夏侯学与欧阳学，皆出自伏生《尚书》，由于在传播之始，文本是用汉以来的隶书书写，为了区别于先秦时的古文字(包括周秦籀文、秦小篆)，称之为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在西汉之时，对学术界影响甚巨，但相对于张生和欧阳生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晁错在学术上的造诣逊色得多。不过，晁错的济南学习之旅，客观上对世人认知《尚书》的价值，以及今文尚书最终取得官方承认，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至于对晁错本身，此次学习似乎没产生多大效果，儒学典籍的学习，没有让他变得儒雅起来。相反，他的骨子里处处透露出耿直、倔强，甚至近乎于刻薄的秉性，为人处世爱较真、认死理，缺少圆融和变通，更像商鞅这类法家之士。
晁错的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合群，在官场上不受欢迎的人。比如，他和袁盎就很不对付，两人别说在一起吃饭聊天，就是同处一室，都觉得对方多余。
同僚们往往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晁错远远看到袁盎，掉头就走，袁盎也一样，一看到晁错，就视若空气，根本懒得理睬。
要说两人有什么私人恩怨，那倒没有，只是政见和性格不合而已。就这样两个互相不大待见的人，谁也没料到，他们的一生，却犹如欢喜冤家一般，注定纠缠在一起。
不过，袁盎在官场上虽有起落，但总体上还是受到文帝重视，随着走马上任吴国国相，仕途得意，风光无限。
晁错本来志向不在学术研究，而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但在官场上一直没有起色。他从伏生那里学成归来后，写了一份学习总结报告给文帝，文帝口头嘉勉一番后，给他授予了太子舍人(在宿卫太子府小官)、门大夫(负责给太子府看门)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官。估计考虑到晁错的学术水平还不错，后来文帝又升他为博士。
但晁错并不醉心于学术，他特别想让皇帝知道，他不是个甘心埋首简牍的老学究，而是胸怀济世安邦之志的大才。
博士一职，虽说是个装点门面用的虚衔，但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提建议。
晁错打定主意后，决定亲自给皇帝写一份意见书，内容是关于皇太子教育方面的。毕竟，他曾担任太子舍人和门大夫，提这方面建议显得合情合理，不至于招皇帝反感。
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名叫《言太子知术数疏》，内容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太子才智超群，天赋过人，书读得够多了，驾驭、骑射等超绝出众，现在该给他补补刑名之术的课了。
所谓刑名之术就是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君王如何驾驭臣下之类的帝王之术。不难看出，虽然晁错学了《尚书》，但从内心推崇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
本来嘛，儒家仁义主张，作为舆论宣传说辞还可以，但到目前为止，从没有一个君王当过真，真拿儒家学说来治国。
文帝接到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后，感到很合胃口，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提拔到太子身边的关键岗位上去。当即下诏，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
晁错凭借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太子刘启的宠爱，成为太子身边的红人，两人成日形影不离。每有大事，晁错都在一旁，帮助刘启出谋划策，府内之人都称他为“智囊”。
晁错上任太子家令后，决定再接再厉，继续给皇帝提建议，这一次他的建议是关于国家对外大计方针的。大汉对外政策的焦点，毫无疑问就是匈奴。
晁错的对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这些年来，汉朝受够了匈奴的欺凌!自大汉建立以来，北部边疆就没安宁过，匈奴人或大举入侵，或小股滋扰，杀害边境军民，劫掠村镇乡邑，给汉朝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
长期以来，汉朝与匈奴作战不断受挫，匈奴人给大汉军民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大汉畏敌心理很严重。想要扭转目前局面，指望匈奴人回心转意，与大汉和平相处，无疑是痴人说梦。
狼是改不了吃人的习惯的，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狠狠揍它，只有彻底打疼了它，它才会变乖。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打赢匈奴，单凭蛮干肯定不行，必须讲究战略战术。首先，汉朝急需一场胜利，而且是压倒性胜利，唯有如此，才能鼓舞士气，彻底克服畏敌心理。
自吕后以来，匈奴人三次突破陇西，烧杀劫掠，那里的将士们士气低落，军中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丧失了必胜的信念。所以对匈奴作战，必须从陇西发动反击，唯有如此，才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晁错指出大方向后，又列出了胜敌之法。
为何与匈奴人作战，多是汉军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还是人，关键在于将领的素质。
陇西一带百姓常年受匈奴欺辱，所以很容易唤起斗志。陇西的士卒们久经战火，并非贪生怕死的怯战之辈，只是将领多是平庸之人，就算是一群狼，由一只羊做领队，也会变得涣散无力，靠这样的军队，想打胜仗，基本不可能。
现在必须做的，就是将能力强的将领提拔到关键岗位上去，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想要克敌制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占据有利地形，利用地理优势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强化军队训练，严肃军纪；
三、加强军队武器装备，提升士卒战斗力。
结合汉匈双方的优劣，晁错认为敌我各有所长。具体来说，匈奴人最大优势在于马匹，匈奴马成长于草原大漠，那里自然环境恶劣，战马经受过雪灾、风暴、狼群等种种考验，它们能够在冰雪覆盖大地之后，用蹄子刨开积雪，寻找枯草充饥，常年游牧迁徙，等于时刻处在战斗状态。
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匈奴马极强的忍耐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军马匹多属于圈养，其战斗力以及耐力显然没法与匈奴马相提并论。
除了马匹优良外，匈奴军队战斗力之所以优于汉军，还与匈奴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由于匈奴人常年过着游牧迁徙生活，他们能够数日不下马，困了就在马背上睡觉。在作战时，可以在飞驰的马背上突然回身射击，其骑射技艺是汉军无法匹敌的。
不过，匈奴并非没有弱点，其生产工艺远远落后于汉地，武器和甲胄等作战装备远不如汉军。匈奴人身穿的基本是皮甲，常用武器是弯刀短弓，无论甲胄防护，还是弓箭射程，都远逊于汉军。
根据汉匈双方军队的优劣、作战地理条件对各自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制约。在丘陵山谷地区，汉军无法发挥优势，但在地势平坦的旷野两军对垒，无论军队人数还是装备，匈奴与汉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尤其是汉军强弩，匈奴人根本无力招架。
汉匈边境冲突中，匈奴人之所以屡屡得手，就是倚仗快马短弓，搞游击偷袭，且从不与汉军进行大规模的对垒阵地战，成功扬长避短，让汉朝军队疲于应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如何击败匈奴，晁错提出了一条很高明的计策——以胡制胡。
当时有数千义渠人，归降了汉朝。义渠人活跃在今天甘肃庆阳西南一带，主要以游牧为生，在战国时，还曾一度立国，后被秦所灭。
晁错认为，义渠人的生活习性与匈奴人非常相似，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熟悉匈奴的特点，将他们武装起来，配合汉军作战。
可以说，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生活习性、作战方式、地理环境以及提高战斗人员素养，扩大战争盟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可谓涵盖了方方面面，并从战略战术角度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主张，逻辑缜密，契合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这份建议书后世称为《言兵事疏》，这篇雄文，展示了晁错“智囊”美誉并非浪得虚名，就是从今天视角去看，也不由得为之拍案叫绝。
但奏疏递上去时，晁错内心还是隐隐有些不安，以他目前的身份，妄议军国大事，有点不合时宜。为了稳妥起见，在奏疏末尾，他特意加了一句《论语》上的话，“狂夫之言，请明主选择”。
意思是我就说了一些狂悖的话，陛下姑且看着办。
晁错满怀忐忑，皇帝如何处置，他心中没谱。
移民政策
上书不久后，晁错收到一个意外惊喜，文帝赐给他一份玺书(加盖皇帝玉玺的回信，以示庄重)。
皇帝对臣下回书，是一种特殊礼遇。晁错自然异常欣喜，从玺书字里行间，他敏锐察觉到，皇帝对他的建议还是蛮欣赏的，不过，话说得有些意味深长——
“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什么意思？
你晁错提这些建议没错，但朕要是听取采纳了，就有问题了!
这话听着有些矛盾，其实不然，文帝的意思很明了，就是晁错的主张固然很有见地，但是不合时宜。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文帝知道，以汉朝目前的家底，根本无力与匈奴开战。
战争从古到今，说白了，归根结底拼的就是消耗，开战容易，粮食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
晁错明白了，他主动进攻的策略被皇帝否决了。
不过，晁错没有灰心，决定再次给皇帝上书。既然皇帝不愿意与匈奴开战，那么，退而求其次，咱们积极防御。
在这篇名叫《守边劝农疏》的奏疏中，晁错提出为了防御匈奴人侵扰，必须加强边境国防建设，具体方法有两条：
一、移民实边；
二、备战屯粮。
攻守，是战略问题，但在战术层面，要想有所作为，须具备两大要素：人力和物资储备!
相对于匈奴，大汉无论在哪方面，皆拥有绝对优势。匈奴与汉的矛盾冲突，属于结构性矛盾，这种残酷竞争绝非朝夕之间能够解决的，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必须在边疆地带加强移民，而且还要设法站得住脚，实现军民一体，为国戍边。
其实，移民实边策略早在秦朝时就曾实行过，可惜功败垂成，最后边民纷纷逃亡。究其原因，是因为秦廷将罪犯、商人等强制押送边境戍边，移民不过是惩罚手段，民间当然毫无积极性可言。
北方天气严寒，环境很差，大多数地方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蛮荒地区，不少人要么死在途中，要么由于水土不服，死在戍边地头。待到秦朝崩溃，他们便一哄而散，各自逃亡，始皇帝开拓的河南地再次落入匈奴手中。
秦廷自始至终只懂靠高压手段，却没有任何奖励机制，很显然，这种移民政策一开始就注定会彻底失败。
晁错指出，匈奴人不种庄稼，衣食用度全靠牲畜，不像中原人那般套牢在土地上，他们来去如风，飘忽不定，逐水草而居，这就意味着，守边军民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没法预测匈奴人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杀出来。
汉匈边境绵延万里，分兵把守局面，使汉军根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给予匈奴致命一击。匈奴躲在暗处，汉军置于明处，信息上完全不对称，匈奴一旦窥察到某地兵力薄弱，就会发起攻击，从东部燕、代，中部上郡、北地，西部陇西，匈奴神出鬼没，汉军常常被搞得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以往遇到边境告急，朝廷方面若是派一支快速小分队驰援，难起作用。但若大规模调兵遣将，等援军抵达时，匈奴人早已逃之夭夭。
时间久了，有些地方的汉朝军民，实在不堪匈奴侵扰，而朝廷又无法及时支援，迫于无奈，为了自保，不惜与匈奴暗通款曲，甚至绝望之下有人干脆投降了匈奴。
种种此类事件，无疑是打击了边境军民的士气，进一步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匈奴打仗，基本没有任何有章可循的战术，你固守，他滋扰；你出击，他退却；你后撤，他又尾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汉军犹如跟魅影搏斗，有劲没处使，但又没法摆脱，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精神紧张，疲惫不堪。
汉军在边境筑造边塞戍所，分兵把守，可是规模太小，根本不起作用，搞不好还被匈奴一锅端了。要是规模较大，匈奴人是躲远了，但是长年累月仰赖内地供应补给，反而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负担。
另外，戍边军人定期换防制度，引发一个问题：当一批士兵刚摸透边境情况，就要撤防，换上一批新兵，又要从头开始。如此周而复始，边境将士一直处在摸索敌情状态。
想要改变当前局面，必须要让一大批人扎根边疆，就地垦荒，实现自给自足。
晁错认为，想要百姓安心戍边，就得让他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同时朝廷要给予优厚政策。比如只要愿意去边疆的犯人，可以减免刑期；良家百姓同意应募赴边，赐予爵位，免除赋税，给予衣食等生活用品补助。只有这样，才有人敢于冒险前往北境。
为了安排移民，让他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朝廷应在边境一带，选择有水源的要塞之地修筑城郭。诸城之间相互距离，不能离得太远，大概保持在不过一百五十步[1]即可，这样一旦出现敌情，大家可以相互救援，共同御敌。如此，既加强了边防力量，同时也缓解了朝廷远途供应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
这一次，文帝接到奏疏后，没有犹豫就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诏招募民众，移民边境。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抛弃故土，移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短期内在感情上肯定很难割舍，更何况要去的是一片充满生死考验的边塞之地。如果想要移民们在新移民点生根发芽，单靠政策导向和经济利诱还是不够的。
于是，晁错经过综合考量后，再一次上书文帝，进一步建议朝廷，在边塞移民点，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建立组织机制加强管理。
一个人到了陌生地方，少不了出现水土不服等疾病。还有，乍到异乡难免动思乡之情，产生孤苦无依之感。在移民队伍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和巫师，医生防止疾病，巫师给予精神抚慰，防止移民们由于疾病折磨或者思乡，而大规模逃亡，避免重蹈秦朝覆辙。
此外，朝廷必须对新移民点管理官员的选拔把好关，务必任命一批勤政爱民的官吏，按照伍、里、连、邑等级建立基层组织，让移民们尽快熟悉新环境。在闲暇时，尽快着手组织移民加强军事训练，逐步形成战斗力，增强自保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所有的矛盾根源都是经济问题，吃饱穿暖是普罗大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然而在古代社会，在绝大多数时期、绝大多数人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挣扎在生死线上。
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农耕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客观原因外，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还要承受沉重的赋税，以及黑商的盘剥。
在传统社会，按照职业，人们一般分为士农工商。在名义上，农民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士人，要高于商人。然而实际上，农民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顶风冒雨，胼手胝足，倘若逢上好年景，或能混个肚子圆；如果遇到旱、涝、蝗等天灾，就会立刻破产，被逼得卖儿鬻女。
商人促进货物流通，互通有无，固然有推动社会经济繁荣的贡献，但是在生产效率很低的古代社会，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高利盘剥，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更有甚者，某些掌握了巨额财富的富商，结交王侯显贵，大搞权钱交易，影响力超过了一般官员。晁错认为，当今天子即位以来，社会稳定，没有大的灾害，但国家粮食储备却没有明显提高，这与商人的所作所为有莫大关系，这是很危险的事。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农民大量逃亡、土地荒芜、农业萧条。
如何扭转目前局面？晁错建议重农抑商，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农业的氛围，朝廷要通过政策性引导，用粮食作为调节社会的杠杆，鼓励民间积极给朝廷募集粮食，按照数量多寡授予爵位。
这样一来，有钱人必然用钱购买粮食，献给朝廷，以换取爵位；普通民众，卖粮得了钱，增加了货币收入；而朝廷可以趁机增加粮食储备。国家有了粮食，反过来，就可以减免百姓赋税，减轻民众负担。
爵位，可以由皇帝随意授予，完全是无本生意。晁错这一招，盘活了粮食的有效流转，避免了商人大量囤积粮食，实在高明得很!
另外，只要民众将粮食运输到边境军营，就能得到爵位，送粮六百石赐爵上造(秦汉两朝二十级爵的第二级)，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爵位)，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级)。
那么，爵位有什么用呢？就是犯法后可以抵罪，免除责罚。
在专制皇权社会，因为法律太过严苛，民众想要不违法，几乎很难做到，一不小心就成了犯罪分子，家中有了爵位，就等于拥有了一张免罪符。因此，民间对爵位的需求量非常大。
百姓出粮，朝廷给爵，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晁错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回应，文帝不但接受了晁错的意见，而且下诏将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当年的土地税减半，返还给农民。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文帝决定率先垂范，亲自下地耕作，让皇后采桑养蚕。男耕女织，是农耕社会的最基本分工，皇帝和皇后带头劳动，激励民间积极发展生产，增加粮食储备。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二月十六日，文帝下诏，表明往后宗庙所需的粮食和祭服，要来自皇帝和皇后亲自耕织所出，并要将此事制度化。
很明显，这是作秀给天下人看。
不过，有些具有正面意义的事，即使是作秀，也值得肯定，毕竟上行下效，皇帝的姿态对营造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氛围还是很重要的。
文帝在晁错的谋划下，积极移民戍边，鼓励农业，提高国家粮食储备，国力也逐渐复苏。就在此时，北部边境传来坏消息，帝国边疆烽火再起，匈奴人又大举入侵了。
蚍蜉力量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人攻入北地郡朝那县(治所在今宁夏彭阳县西三十三里古城乡)要塞，北地郡都尉孙印死于混战之中。
匈奴一路烧杀掠夺，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搜刮一空。百姓被掳为俘虏，牲畜成为战利品。匈奴人剑锋直指安定郡彭阳县(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
始皇帝时所建的回中宫(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也在此次大洗劫中被匈奴人焚烧为白地。
匈奴人的前锋斥候，一度已抵达甘泉宫。
在冬日凛冽的北风中，长安城内，似乎已能嗅到匈奴人的腥膻气。京城上下，陷入空前紧张的气氛之中。在这以前，虽然汉匈边境冲突时断时续，但像匈奴这样深入大汉腹地，自高祖兵败白登以来尚属首次。
匈奴之所以如此嚣张，除了仗着兵强马壮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高人在背后给匈奴人出谋划策。
一切还要从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济北王刘兴居发起的那场叛乱说起，虽说这次叛乱根本没形成气候，很快就被朝廷平息了。然而，由于刘兴居的意外搅局，让汉军错过了一次反击匈奴的机会。
当时，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战车和骑兵，前往高奴，准备攻打匈奴右贤王。右贤王实力不济，仓皇出塞，正当汉军准备追击时，刘兴居的叛乱，打乱了计划，文帝只得命灌婴回师南下平叛。
汉匈之间的一场大战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匈奴人一看暂时无法捞到便宜，只得放弃南下，转而向西拓展，攻打月氏(读音月支)。月氏是一支活跃在今甘肃敦煌、祁连一带的游牧民族。面对强大的匈奴，他们哪里是对手？所以他们被迫离开肥美的祁连山牧场，放弃故园，一路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当年，冒顿单于曾被送到月氏做人质，做人质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如今，匈奴人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匈奴人鸠占鹊巢，驱逐了月氏人之后，马不停蹄继续向西扩张，楼兰(都城扜泥城，即今新疆若羌县东北罗布泊西岸楼兰古城)、乌孙(今中国新疆西部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部分区域，都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的赤谷城)、呼揭(亦作乌揭，主要活跃于今哈萨克斯坦斋桑湖至新疆阿尔泰山间额尔齐斯流域一带)等二十六个小国及部族，慑于匈奴兵威，纷纷投降。
一时间，匈奴势力范围东起大海，西至中亚，广袤万里的亚洲北方草原都成了匈奴人跃马扬鞭的牧场。
短短一年时间，匈奴实力急剧膨胀，冒顿单于有点飘飘然，又开始惦记起南方邻居来了。他以异常傲慢的口吻，给文帝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这样：
上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向大汉皇帝问好。皇帝曾提过汉匈和亲之事，本来两家已经谈妥，大家都很高兴，但遗憾的是，贵国边境官员侵扰和欺辱右贤王，右贤王一时头脑发热，没有跟我汇报，误信身边一些小人的挑拨谗言，与汉朝官吏发生冲突，致使匈奴与大汉的和平盟约破裂，我们双方亲密如兄弟般的友谊被破坏，这实在令人遗憾。为了释疑解惑，我特意派使者到贵国，不料使者却被无辜扣押，而大汉自此再也没有遣使来匈奴。
为了惩罚右贤王，我命他戴罪立功，去西边征讨收抚月氏。幸赖上天庇佑，剽悍的匈奴将士们一路向西，凡是反抗者一律杀死，投降者安抚。月氏、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六国民众，皆已成为我匈奴的百姓，他们年轻力壮的弯弓之士俱为匈奴的战士。
现如今，北方已经安定，战士们养足了身子，喂肥了战马。
我觉得，为了年轻人可以无忧无虑快乐成长，老人们能够幸福美满安享晚年，汉匈两国是时候重叙友谊、缔造永久和平了。只是尚不知皇帝想法，故特意派人捎书给您，顺便献上骆驼一匹、战马两匹、驾车之马八匹，聊表心意。
皇帝如果不想匈奴太靠近汉朝边塞，为了表示我方诚意，我可以下令匈奴官民后退，与大汉边境保持一定距离。
顺便说一句，使者书信送到后，还望让它及时返回来。
这封书信当然非冒顿亲笔所书，极有可能出自投靠匈奴的汉地读书人之手，它将中国文字的微妙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字面看，言辞很客气，但在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傲慢、恐吓和蛮不讲理。
文帝接到书信后，就这封匈奴来信让大臣们讨论。
大臣们的意见很统一，目前匈奴风头正劲，如果此时两国轻启战端，很显然对汉朝不利。再说了，就算侥幸打赢了，夺得匈奴一些地盘，又有什么用？
匈奴人那些不毛之地，根本没法种庄稼，对中原人来说一文不值，与其白白消耗人力财力，还不如应了冒顿和亲的提议。
文帝听后，想想觉得也对，遂于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给冒顿回信：
皇帝向匈奴大单于问好。对于单于的提议，我很赞同，只是长期以来，汉朝一直遵守汉匈和约，将最好的物产慷慨馈赠匈奴，倒是匈奴经常背离我们兄弟般亲密的友谊。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单于也就不要过于责罚右贤王了。我只希望，单于往后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所言不虚。
作为礼尚往来，文帝在回信的同时，给冒顿赠送了许多锦绣衣服和黄金配饰等生活用品。
只是，文帝再没等到匈奴人的回信，没多久，从匈奴那边传来消息，冒顿单于死了。
冒顿，这位匈奴历史上最伟大的王，一生横跨秦汉两代，驰骋大漠草原，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他的名字一度成为汉朝君臣的梦魇。现在他死了，大家都觉得可以松口气了。
匈奴新单于是冒顿的儿子稽粥(jī yù)，号老上单于，汉朝朝廷觉得应该趁着匈奴新老交替之际，抓住机遇，主动向匈奴示好，表示汉朝愿意再度与匈奴和亲。
文帝共有两个女儿，长女馆陶公主刘嫖下嫁开国功臣堂邑侯陈婴之孙陈午，次女(名字不详)下嫁周勃之子周胜之。
现在要与匈奴和亲，自然只好从诸侯宗亲中另觅他人了(当然，就算文帝还有女儿，他也舍不得让自己女儿远嫁塞外)。后来，选了一位翁主(诸侯王女儿称呼)，嫁给老上单于。
在帝制时代，女人的命运实属可怜，哪怕你是出身皇室宗亲，也难逃沦为政治交易牺牲品的命运。可怜这位远嫁蛮荒的姑娘，在史书上，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在皇帝眼中，她与送给匈奴的财帛礼物没什么区别，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可以想象，她如同今天的你我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过梦想，也曾幻想过未来的幸福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女子，在史书中根本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载，没有离别的哀愁，没有对未来即将前往的蛮荒世界的惶恐，哪怕是一滴清泪的痕迹，都没有留在史书上。
或许，她也曾在夜半无人时面对残烛明月默默祈祷，但愿来世，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身在帝王家，命运注定从属于权力和政治，根本没有资格拒绝。
皇帝嫁女，自然不比寻常百姓人家，尤其是和亲这种政治联姻，更是关系到大汉帝国的颜面，自然要办得风风光光。
翁主出嫁，除了数量惊人的奇珍异宝、绫罗绸缎等作为嫁妆外，还有一支由宫女、宦官组成的陪嫁队伍，他们跟随翁主一起前往匈奴，伺候她的饮食起居，然后老死异国他乡。
和亲使团即将出发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在陪嫁随从中，竟然有人站出来说不，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前往匈奴，而且此人还是个宦官!
此人名叫中行说(读音同悦)，燕国人。
但是，在当时人眼中，一个小小宦官，算什么东西？跟猪狗牲畜没什么两样的货色，还敢跟朝廷谈条件，死也要死到匈奴去!
中行说最终还是被迫上路了，不过，他临走前撂下一句狠话：“你们强撵我去匈奴那种不是人待的地方，往后我也不会让你们过安分日子!”
一个小宦官能有多大能量？没人拿他的话当回事，这桩和亲过程中的小插曲，很快就被人们忘了。
有一种昆虫叫作蚍蜉(即白蚁)，没有人在乎它们的存在，世人常以蚍蜉比喻不自量力的妄人，然而它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韩非子云：“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汉宫的那些日子里，中行说活得就跟一只小小的蚍蜉差不多，没有人拿他当人看。谁也没料到，就是这只小小的蚍蜉，在汉匈两国间掀起了滔天巨浪，搅得大汉王朝数十年不得安宁。
中行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韩非子的话绝非夸张之词。他心想：既然你们不拿我当人，我就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们知道一下，就算是一只小小蚍蜉，也能翻天!
中行说带着满腔怨恨，踏上了北上之路。
在宫廷多年，他深谙察言观色之道，懂得如何讨人欢心，何况匈奴人哪有中原人那么多弯弯肠子？中行说靠着在汉宫练就的一身逢迎本领，到了匈奴后，在单于庭左右逢源，没多久，就成了老上单于身边的红人，深得单于信任，对他可谓言听计从。
自踏入匈奴起，中行说一刻都没有忘记复仇。
要复仇，就不能让匈奴和汉朝过于亲近，必须设法让匈奴单于厌恶汉朝。
与汉朝相比，匈奴还处在半蒙昧状态，衣食生活皆仰赖牲畜，日子单调简朴，从中原出产的缯帛丝绵、饮食器具等精美生活用品，让匈奴人惊羡不已。
长期以来，匈奴上层阶级以用汉朝服饰为荣，如果有人穿上一件锦衣，就会立刻招来周围人羡慕的目光。
中行说觉得第一步，必须设法要匈奴克服对汉朝物产的羡慕心理，并要建立对汉优越感。
“咱们匈奴人口总数还比不上汉朝一郡人口，但却能与汉抗衡，其中缘由何在？就在于饮食起居，因地制宜，拥有本民族特色，不必受制于汉朝。匈奴人穿的旃衣(毛毡等制成的衣服)和皮袄结实耐用，吃的肉和乳制品营养丰富，反观汉朝人穿的丝绸衣物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匈奴人穿上它，骑马奔驰时，一不小心碰到灌木荆棘就会撕烂。匈奴人一旦迷恋上汉人的这些物产不能自拔，日子久了，受到侵蚀，改变自己生活习惯，受制于人，单于不得不小心啊!”中行说对老上单于循循善诱道。
“那依你看，怎么办才好？”老上单于有些迟疑地问道
“将汉朝送来的绢帛和谷物之类的东西，统统丢到垃圾堆，明白告诉汉人，这些东西对匈奴就是一堆废品，毫无用处，离开它们，匈奴人照样过得很好!”中行说斩钉截铁地回答。
老上单于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
他承认，中行说说得在理，但他做不到。
中行说只看到了衣食之类物品的实用价值，但他忽略了人类的另外一个重要需求，那就是审美!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人的天性，中行说无力阻止匈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以后的日子里，汉地的衣食用品在草原上依然是紧俏品，深受匈奴人喜爱。
不过，中行说的这番见解倒让老上单于对他更加倚重。
匈奴人没有文字，处理日常生活事宜时，都靠约定俗成的习惯，日子过得很简单，无非就是狩猎和放牧。牲畜是匈奴人最重要的财产，牛羊多寡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为了帮助匈奴人提高生产管理效率，中行说先从单于身边人入手，教他们一些简单会计和数学知识，以便于统计人口和牲畜数目。
在中原人看来，这不过是些再简单不过的东西，料想宦官出身的中行说也没有太多知识储备。但这些简单实用的知识对匈奴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匈奴人对中行说愈加佩服。
中行说久居汉地，非常了解中原人爱面子，凡事都要讲个名分，在朝堂上尤为如此，各种烦琐的礼仪制度，处处彰显等级差别，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脑袋掉地。
如今，他决定先好好嘲弄一下汉朝，先从气势上压过它。
汉朝和匈奴虽然冲突不断，不过两国君主之间还是少不了书信往来，毕竟无论是战是和，在地理上，双方是搬不走的邻居，要知己知彼，方能有的放矢，谋划对策。
汉朝朝廷写给匈奴单于的书信，一般都是写在一尺一寸长的木札上，书信开头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然后列举外交事宜以及赠送礼品清单，封泥后加盖皇帝宝玺。
中行说给单于出主意，要他再给汉朝朝廷回信时，用一尺二寸的木札，印章和封泥尺寸都放大，超过汉朝皇帝印玺规格，书信开头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然后再写上回赠礼物名单。
过度地虚张声势，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表现。中行说知道，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匈奴人跟大汉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便用这种细节问题和傲慢态度设法恶心汉朝。
外交问题无小事，事关国家体面，汉朝朝廷自然也不甘示弱。
来而不往非礼也，汉朝方面了解匈奴风俗之人，大有人在。有位汉使出使匈奴期间，就拿匈奴人重青壮、轻老弱的风俗做文章。
“听说匈奴人轻贱老年人，是否有这回事啊？”他若无其事地问中行说。
乍听，使节是在了解邻国风俗民情，实际上可以听得出来，话语间不无嘲讽之意。
尊老爱幼，是文明社会的最基本体现，而你们匈奴连这一最基本的人伦素养都没有，就跟禽兽差不多了!
中行说是个聪明人，马上反驳道：“你们汉朝方面，年轻人被派往边疆戍边时，家里老人是否也是将家中最好的衣物和吃食拿出来，给他们带上？”
汉使不得不承认：“是的!”
“同样的道理，在匈奴，作战是头等大事，年迈体弱之人无法参加战斗，将最好的食物让给健壮的年轻人吃喝，让他们保护自己，这样一家人才能免遭灾祸，平安长久。怎么到你们口中，就变成了匈奴人轻贱老人了呢？”
汉使自然不甘心就这样认输，又问：“那么，请问匈奴人父子同处一室，父兄死，便继娶其妻妾，又是怎么回事呢？不知礼仪为何物，颠倒人伦，几近禽兽矣!”
这个问题就比较尖锐了，汉使似笑非笑地看着中行说，看他如何自圆其说。
出人意料的是，中行说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反而很从容地答道：“匈奴人不像汉人，有那么多繁缛虚文礼节，人人都活得简单纯朴，完全出自天性，饿了吃肉，渴了喝奶，闲暇之际，在草原上纵马奔驰，狩猎为乐。高兴时，大家聚在一起，纵酒欢歌，载歌载舞。就是君臣之间，也没有太多礼仪束缚，处理政务，犹如大脑指挥手臂，浑若一体，这是你们汉人不能体会到的。至于说，父兄死，子弟继娶之事，伦理是有些混乱，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部族人口和财产的流失。你们中原人是严防伦理，没有继娶风俗，看上去一本正经，其实完全是表面功夫，假正经而已。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中行说口才实在了得，他根本不给汉使任何反驳的机会，反问之后，又自问自答地说：“你们所谓的礼仪，无非是强调等级差别、尊卑贵贱而已，老百姓日常忙碌于田间地头，伺候桑麻稼穑，农闲时，又要给皇帝修宫殿、修城墙，一年到头搞得疲惫不堪，哪有工夫锻炼自我防卫能力？哪有匈奴人过得轻松自在？别以为你们能住上砖石垒砌的破屋子，佩戴着冠饰，装模作样，就高人一等。收起你那些喋喋不休的说辞吧，其实，你们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经济基础决定文明形态，在处于半蛮荒状态的大漠草原，人们奉行的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匈奴人的头脑意识中，根本没有仁孝礼让这样的文明观念。
客观地说，匈奴人轻视老弱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为了生存不得已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行说说得没错。但他偷换概念，将战争时特殊情况与风俗混为一谈，是典型的强词夺理。至于他贬低中原文明，美化匈奴陋习，更是不值得一驳。
中行说这种诡辩，当然难以说服人，引来汉使激烈的反驳。
屁股决定脑袋，身份决定立场，争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宾主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争议次数多了，中行说懒得浪费口舌，只要汉朝来使一张口，他就硬邦邦扔下一句话：“贵使不要再啰里啰唆了，你现在只需思考做好一件事就好了，那就是按时将汉朝最好的绢帛和粮食送到匈奴来，多余的话就没必要说了。如果胆敢作假，或者成色不好，那么，等到秋收之时，匈奴的战马就会将你们的庄稼踏为平地!”
作为生理残缺之人，宦官心理一般都极度扭曲，仇恨已经蒙蔽了中行说的心智，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复仇。只有复仇的快感，才能让他找到生存的价值。
一定要让汉朝君臣知道，就算我是一只卑微的蚍蜉，也要撼动大汉帝国这棵参天大树!
如果说中行说报复大汉的皇帝和群臣还情有可原，但他整日挑唆匈奴侵扰汉朝边境，使无数无辜百姓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就不能原谅了。
以身侍敌，祸害自己的母国，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可耻行径!但是，如果站在中行说的角度看，汉廷剥夺了他作为男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说，就连做奴才也做不成，毫不留情地将他扔到大漠，丢给匈奴人，既然汉廷如此无情无义，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逆来顺受？
这就是历史的两难!
只是那些无辜百姓的冤屈又跟谁去说？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自从有了中行说这个狗头军师，匈奴人对汉朝的内情更加明了，老上单于掌握了汉朝上下一心求和、不愿开战的心理，对大汉的滋扰更加频繁。
和平不能靠乞求，一味地委曲求全，只能助长敌人的气焰。多年的忍让和苟且，文帝早已忍无可忍，那么就无须再忍了!
他下定决心，要跟匈奴来一个了断!
[1]古人以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步”是一种长度单位，历来说法不一，周以八尺为一步，秦以六尺为一步。据《汉书·食货制》记载：“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