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
张苍罢相后，文帝有意拜窦广国为相。
窦广国何许人也，为何能够获得皇帝的青睐？原因只有一个，窦广国是皇后窦姬(《史记索隐》称名为窦漪房)的弟弟。
窦姬生于赵国清河郡观津县(今河北武邑县东二十五里观津村)，吕后执政时，曾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了一批良家女子入宫，其中就有窦姬。
不久，吕后将其中一些人分配给各个诸侯王，每个诸侯王赏赐五人，窦姬也在外放的名单之上。
离家日久，窦姬迫切希望回到故乡去，她央告做分配花名册的宦者吏(宦者为少府下属官署，主管皇帝饮食起居等，不一定是宦官)，无论如何，也要把她的名字写到赵国名单上，那样她离家就近了一些。
这名宦者答应下来，谁知临了却一时粗心，将她写到了代国名单上。
窦姬得知后，伤心、绝望交织在心头，悲痛欲绝，泪如雨下，恨极了那名不负责任的宦者。与其去边塞代国，还不如老死皇宫。她打算执拗不走，赖在宫中。
只是，名单早已报请吕后批准通过，岂能随便改变？窦姬被迫无奈之下，只好动身前往代国。
鉴于吕后为了控制刘氏诸侯，曾将多名吕家女子嫁给高祖诸子，她这次给诸位诸侯王送女人，目的肯定不单纯，难以摆脱给他们身边安插眼线的嫌疑。
因此，这些姑娘到了各个诸侯国，自然会引来诸侯王们的抵触。估计窦姬也是做好了思想准备，被遗弃冷落还好说，说不定还有性命之忧。
谁承想，她到了代国后，当时还是代王的文帝对她一见钟情，喜欢得不得了。很快，她为文帝生下一女二男，备受宠爱。
可以说，窦姬是因祸得福。试想，她要是去了赵国，随着三位赵王被杀，那一幕幕血雨腥风中，她很难逃得脱，说不定早就香消玉殒了。
文帝那时已经册封了王后，且王后也已生下四个儿子，地位牢不可破。窦姬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小心翼翼过日子，相夫教子，看着儿女们一天天长大，然后老死代国。如此，她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然而，命运总是捉摸不透，谁也想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不知染了什么疾病，王后和她所生的四个王子，先后都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待文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窦姬顺理成章地被册封为皇后，她生的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
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短短数年间，窦姬从一名出身民间、孤苦无依的卑微女子，一跃成为大汉皇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窦皇后的家人自然也该受到封赏，只是她双亲早就过世了，兄弟二人也离散多年，音信杳然。因此，就算她成了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也无亲人与她共享荣光。
为了安慰窦皇后，薄太后命令相关人员去观津县，将窦皇后父母坟茔修葺一新，并让当地两百户百姓守护墓园，一切都按照自己父母的墓园规格来办。
然而，身边没有亲人的滋味很不好受，窦皇后本以为自己后半生就要在没有亲人相伴的孤独落寞中度过，却没想到失散多年的兄弟找上门来了。
窦皇后兄妹共三人，哥哥窦长君(《史记索隐》称名为窦建，字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
窦家家境贫寒，加上父母早亡，窦皇后被征入宫后，兄弟二人的日子异常艰难。窦广国约摸在四五岁时，遭遇意外，被人劫掠，落入人贩子手中。
在以后的多年间，可怜的窦广国就像牲畜一样，被不停地贩卖，一会儿被卖到东边，一会儿又被卖到西边，如此辗转转移，先后去了十余个地方，最后被卖到了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
这户主人家在山上有口炭窑，拥有一百多名烧炭工。窦广国被送上山，做帮工烧炭。此后的日子里，他每日起早贪黑，整日砍柴烧窑，与炉火相伴，过着烟熏火燎的日子。
山间夜风很大，为了避风，大伙儿只能挤在一起，睡在一处山崖之下。烧炭是个苦力活，一天下来，整个人都快散了架，一倒地，就能马上昏睡过去，就算是雷鸣电闪，都毫无知觉。
一天夜半时分，或许是出于本能，窦广国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无法安然入睡，遂起身坐了起来。就在那一瞬，猛感觉到有山石滑落，他来不及思考，急忙跳起来撒腿就跑。
跑到远处后，惊魂未定的窦广国回头再看时，发现山崖整体坍塌，刚才睡觉的地方早被坠落的山石淹没，近百号同伴，无一人生还，全部命丧山崖之下。
窦广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庆幸之余，他当即给自己卜了一卦，卦象大吉，预示他不出数日就会被封侯。
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窦广国虽有点不太信，但还是很高兴。主人家看上百人都遇难了，就他一人活了下来，也觉得此人不简单，说不定有神暗助，便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几日后，主人家决定带上他出一趟远门。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长安。
窦广国初到长安，就听说朝廷刚刚册封了皇后，皇后姓窦，观津人。
乍听到消息的那一瞬，窦广国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姓窦，观津人？这不是自己老家吗，莫非是她？
他有点不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
窦广国被人贩子从老家拐走时，不过四五岁模样，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故乡的记忆亦越来越模糊。在为数不多的残存记忆中，他除了记得自己姓氏和故乡名字外，还依稀记得自家门前有棵大桑树，每年春季来临时，桑树郁郁葱葱，甚是茂密，他常常陪着姐姐一起去摘桑叶。
那时的他，虽年纪不大，但身手却异常灵巧，一溜烟蹿上树梢，在枝丫间来回窜动，桑叶在他小手间，犹如雨下，纷纷落地，姐姐拎着篮子在树下拾捡。
有一次，他正在树上摘桑叶，一不小心，一脚踏空，从树上跌了下来，好在有惊无险，人没出意外，毫发无损。
时隔多年，这件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虽说冒认皇亲的后果很严重，但窦广国还是豁出去了，决定去皇宫碰碰运气。只是皇后受封以来，肯定少不了有人前来攀附，当年姐弟俩离别时，匆忙之间也没有留下任何信物，都过了这么多年，又怎么证明自己与皇后的关系呢？
窦广国思前想后，决定将姐弟俩摘桑叶时自己失足坠落之事写在条子上，递进宫去。
窦皇后看后又惊又喜，一瞬间，陈年的记忆，犹如潮水一般涌来，但单凭这一件事，尚很难断定。于是，她向文帝汇报，请皇帝帮忙拿个主张。文帝听后，立即表示，让窦广国进宫当面问个清楚。
离别多年后，姐弟俩终于见面了，但是两人都早已面目皆非，根本没法辨认。
一个是雍容华贵，高高在上的皇后；一个是面孔黝黑，胼手胝足的奴仆，外貌相去甚远。
沉默了许久后，窦皇后终于开口了，她旁敲侧击，询问窦广国还记得哪些往事。
窦广国想了想说：“我记得，和姐姐最后一面是在驿舍，当时姐姐要离家西去，临走前四处央求，借来洗浴盆和淘米水，将我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又讨来饭食，给我一口一口喂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话音刚落，窦皇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下子拉起跪在地上的窦广国，拥抱在一起，号啕大哭起来。
眼瞅着一对苦难的姐弟俩劫后重逢，哭成泪人的情景，在场的侍从们无不受到感染，一个个哭得抬不起头来。
哭了很久，倾诉完离别之苦后，窦皇后渐渐平复了心情，决定好好补偿一下自己受苦受难的弟弟，当场给他赏赐了大量田地、房产和金钱。不久，又将哥哥窦长君和窦氏族人统统迁到长安来。
一时间，窦氏成了京城万众瞩目的新贵。
这引起了一些功臣们的警觉，由于大汉朝廷刚刚经历了诛灭吕氏的斗争，对于皇室外戚，他们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抵触。
好不容易刚刚扳倒吕氏，可不想再次冒出个窦家外戚来把持朝政。
此时，周勃和灌婴等老臣尚在人世，他们忧心忡忡，聚在一起商量：“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没死，但估计过不了多久，老命都会攥在窦氏兄弟二人的手中。这两人出身卑微，又没受过任何良好教育，趁着他们刚得势之初，得给他们找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来教导。另外，还需一帮为人正直的宾客在旁帮衬才行，这样，他们将来才不会恃宠而骄。”
周勃和灌婴久经宦海，眼光很毒，很快就看到了，窦氏的崛起，难免给朝廷带来隐患。
一个人在童年时遭受的心灵创伤往往很难愈合，这会对他的人格塑造会产生极不利的影响，甚至不少人会出现心理障碍和人格畸形。这样的人，一旦爆发，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膨胀，会加倍报复社会，以弥补内心的落差，追求心理平衡。
好在周勃和灌婴未雨绸缪，提前预防，及时给予窦家兄弟良好的教育，做了大量的心理疏导，使得他们在人格教育上没有出现缺失。数年下来，二人都成为知书达理之人，为人文质彬彬、温润如玉，处世谦和有礼，成为朝野称赞的谦谦君子。
与飞扬跋扈的吕家子弟相比，窦氏兄弟二人身上丝毫没有新贵的骄横霸道。
然而，不幸的事，终究还是避免不了，窦皇后生了一场大病，虽然病愈，但造成双目永远失明。
后宫之内是女人的战场，永远没有常开不败的花朵，喜新厌旧是帝王的共性，文帝也不能例外。
很快，在文帝身边出现了新宠，他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慎夫人、尹姬两位宠妃身上，至于窦皇后，渐渐就被冷落了。
时间一长，窦皇后的后位隐隐开始受到挑战。
窦皇后喜欢黄老之术，为人平和，在宫中与其他后妃在一起也很随和，不太在意尊卑之别，闲坐休息时，常和大家同坐一席。
一来二去，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不过，按照礼制，皇后为尊，嫔妃为臣，尊卑之分不可僭越。皇后可以谦和，但嫔妃们可不能因此忘了本分。
然而，慎夫人却仗着皇帝宠爱，渐渐忘却了这一点。
因后宫争宠引发的斗争史不绝书。汉宫中悄然发生的变化，都被袁盎看在眼中。
袁盎为人正直，一生都以捍卫儒家纲常为己任，君君臣臣，尊卑已定，岂能乱套!
有一次，文帝巡游上林苑，窦皇后、慎夫人同行。
休息之时，袁盎看到慎夫人的座席竟然和皇后并列，心想这还了得!当下悄悄将慎夫人的席子往后挪了一下，以显示主次差别。
不料这样一来，却惹恼了慎夫人，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死活不肯落座。
文帝也觉得袁盎纯属闲着无事，出来搅局，本来大家开开心心地出来游玩，却被他扫了兴，当下二话不说，气冲冲地回宫去了。
不过，袁盎却没有气馁，依然追随皇帝进了宫。
趁着身边没人，袁盎向皇帝解释他刚才做法的原委：“陛下想要后宫和睦安宁，就必须明确尊卑，使其各安其分。陛下既然已经册封了皇后，就要时刻维护皇后地位，慎夫人就算再受宠爱，但毕竟只是个妾，怎么能和皇后同席？陛下要是喜爱她，厚赏即可，切不可发出错误信号，让有些人产生误判，以为陛下在发出某种暗示，陛下以为是为了慎夫人好，其实是在害她，难道陛下忘了前朝戚夫人的下场吗？”
文帝听后，觉得袁盎言之有理，便也没再责怪他，事后将他的话，如实转告给慎夫人。慎夫人听后才反应过来，立即派人给袁盎送去黄金五十斤，以示谢意。
虽然慎夫人此后低调了许多，但要说她没有想更进一步，将窦皇后取而代之的想法，也是不真实的。
不过，无论是慎夫人还是尹姬，虽说备受宠幸，但她们都有个不足之处，就是自始至终没有为皇帝生下一儿半女。
这种缺陷，在后宫斗争中是致命的。
就算窦皇后是个年老色衰的盲女人，但她儿子终究是太子，一旦文帝驾崩，新君即位，凡是曾对自己母亲做过不利之事的人能有善终吗？
只要不是傻子，谁都能看出来这一点。
所以，不管慎夫人多么受宠，终究无法取代皇后。
况且，文帝即位以来，数任丞相周勃、陈平、灌婴、张苍都是高祖时期的老臣，作为一代帝王，他当然不愿意让朝政大权永远把持在这些老臣手中，要开创新局面，就必须培养自己的亲信。
然而，文帝信得过的人不多，他所依赖的不过是从代国带来的数人而已，但这些人，无一人是宰相之才。
比如母舅薄昭，本来是可以托付的骨肉至亲，可惜他擅自杀死朝廷使臣，使者代表天子，如此胆大妄为，实在不能姑息。只是文帝为人至孝，为了不让薄太后伤心，不愿亲自下诏诛杀，只好暗示他自杀。
可惜，薄昭硬抗着，不愿意自裁。
文帝没法子，只好让群臣披麻戴孝，整日到薄昭府上哭丧。
时间一长，薄昭实在受不了，只好一死了之。
除了薄昭，张武是文帝另外一名旧臣，是追随文帝自代国南来的六人之一。文帝曾对他寄予厚望，称帝后第一时间封他为郎中令，负责宫廷防卫事宜。
可惜的是，张武晚节不保，一入长安很快腐化堕落了，大肆受贿捞钱。文帝很气愤，只是念及他是故人，不忍心责罚，就主动给他送钱去，希望他能感到羞愧，有所收敛。
正因为如此，有才学、品行操守俱佳的窦广国成了文帝心中新任丞相的最佳人选。
然而，文帝没料到的是，纵然窦广国人不错，没有恶习，但很快还是招来一片反对声。缘由很简单，朝中大臣们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吕后专权、外戚横行留给他们的心理阴影太深了。
文帝本以为，随着张苍离职，高祖时的功臣集团成员或告退或老死，是时候交棒给新生代了。
没想到很快有人反驳，谁说功臣都死绝了，朝中不是明明还有申屠嘉吗!
不留情面
文帝即位之初，为了安抚高祖时的功臣们，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对在大汉开国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官员们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封赏，那些年俸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们，更是重点拉拢的对象，对他们一律加封关内侯(秦汉时期封爵共二十级，关内侯为第十九级，无封地)。上了这份名单的，共有二十四人，其中就有申屠嘉(复姓申屠，名嘉，其姓如司马、司徒一样，来源于上古官名)。
按照汉朝封爵制度，关内侯一般常住京城，并无封地，只是对封户享受征收租税之权。在此次封赏中，文帝特意给申屠嘉封五百户。
申屠嘉，梁人，早年是一名材官(经过特殊选拔的士兵，要求作战勇猛、体能好，类似于今天的特种兵)，在楚汉之战中，因军功被提拔为队率(底层小军官，相当于作战小队长)。
后来，英布发动叛乱，申屠嘉在平叛中立下战功，被提拔为都尉(中高级武官，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军分区司令)。
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淮阳王刘友改封赵王，淮阳国收归朝廷，改为淮阳郡。申屠嘉擢升为淮阳郡守，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
吕后称制后，于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四月恢复淮阳国，封惠帝儿子刘强为淮阳王。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刘强去世，其弟刘武继封淮阳王。
恢复淮阳国后的数年间，申屠嘉的任职去向不明。
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原御史大夫张苍拜相，御史大夫一职出现空缺，遂由申屠嘉出任。
如今相位出现空缺，候选人有两人，一位是窦广国，另一位就是申屠嘉。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文帝当然倾向于窦广国，他实在不想让功臣集团继续把持朝政。但他也知道，一旦任命窦广国，他的外戚身份必然会引来朝臣反弹。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文帝最终还是选择拜申屠嘉为相，封故安侯(将他原食邑改为封地)。
由于出身军人，申屠嘉虽然成了百官之首，但仍然保持着军人本色，为人做事直来直去，不喜欢技术官僚的做派。要是有人找他商量事情，他都在办公场所见，从不在家接见任何同僚。
申屠嘉之所以底气足，是因为他做官清廉，胸中无私，说话办事自然就硬气多了，就算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也敢于硬碰硬。
对于这位将军出身的铁面丞相，百官无不望而生畏，没人敢招惹他。不过，也有不知趣的人，仗着有皇帝撑腰，竟然不买申屠嘉面子。首个撞到申屠嘉枪口上的人便是太中大夫邓通。
太中大夫，位居诸大夫之首，秩比千石，没有固定编制限制，人数不等，其职责为皇帝顾问，参与议政，有时候还代表皇帝出使，名义上归郎中令(实际上，两者之间在职务上没有多大交集)节制。说白了，就是看似地位崇高，实则没有多大实权的闲职。
这种官可谓活少钱多的美差，可以拿着极高的俸禄，却不用负责具体事务，可以利用亲近皇帝的机会发表对朝政的看法，却不用担责。出任这种官职的人，大多是皇帝的宠臣贵戚。
邓通之所以爬到太中大夫高位，并非他有多大能耐，只因他是文帝的男宠罢了。
秦汉之际，君王蓄养男宠者不乏其人，尤其是汉初历任皇帝，身边不乏男宠身影。从本质上看，他们与那些以色侍君的后宫女子别无二致，只不过是男儿身罢了。
比如高祖就宠幸籍孺，惠帝宠爱闳孺。这两人身无长物，就是靠着谄媚取悦君王，以换取人主欢心，经常陪同伺候皇帝起居，甚至公然共同起卧，成双出入。
切不可小看了这些小白脸们，由于他们身份特殊，能在皇帝身边说上话，朝中公卿大臣们要向皇帝汇报工作时，不得不借助他们转达。
比如惠帝时，辟阳侯审食其惹恼了皇帝，被打入大牢，最后幸亏打通了闳孺的关节，才侥幸逃过一命。
由于备受皇帝宠爱，闳孺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对朝野有着很大的示范效应。为了讨得皇帝欢心，他们对自己外貌形象格外注意，少不了涂脂抹粉，头冠插上锦鸡羽毛，腰带饰以贝壳，显得丰神俊朗，风度翩翩，引人注目。
时间久了，竟然引得宫中郎官、适中等人的效仿，一时间，引领了宫禁之人的审美取向。
惠帝去世后，闳孺和籍孺二人无法再在皇宫容身，只好出宫，迁居安陵。
不过，汉宫的男风并没就此消失。
文帝即位后，有一次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境中，他正在飞升登天，但是无论怎么努力都飞不起来。正当焦急万分之际，猛地觉得有人在身后狠狠推了一把，一下子，他感到轻松了许多，身体轻飘飘飞了起来。
在飞升之际，文帝回过头瞟了一眼，看到一个黄头郎(郎官的一种，因着黄帽，故名)的背影，依稀间，见他衣服背缝上有个洞。
待梦醒后，文帝对梦境之事记忆犹新，他素来好鬼神，觉得梦中之事应是某种征兆，便暗中在宫中寻找梦中之人。当漫步至未央宫苍池之渐台时，发现一名撑舟黄头郎身影与梦境之人颇有几分相似，细看之下，竟发现，他衣服背缝上有个洞。
又惊又喜之下，文帝唤他过来，问其姓名，自称姓邓名通，蜀郡南安人。文帝转念一想，邓者，登也，当即认定此人就是助他登天之人，便让他留在身边。
与梦中之人相遇于现实，既令人觉得欢喜，又觉得美妙!文帝对邓通的关爱和赏赐，远远超过了一般臣子，就连宫中后妃所得宠爱都逊色于邓通。
文帝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即位以来，处处节俭，不喜铺张奢华。譬如有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但看到工程造价近百金，如此一笔巨款，差不多抵得上十户中等人家家业了，他觉得做这种没多大用途的娱乐工程实在不值当，便搁置了建造计划。
在日常后宫生活中，文帝也要求嫔妃们不得过于奢侈，就是他最喜欢的慎夫人，也不许她穿那种衣摆曳地的华丽服饰。
不过，自打见到邓通以后，文帝一反常态，对他的赏赐从来毫不吝啬，先后累计赐予的钱将近过亿，并提拔邓通为上大夫。
更不寻常的是，文帝打破君王不亲临臣子之家的惯例，光顾邓通府上，两人一起饮酒作乐。这种荣耀，就是以前那些开国将相们都未曾有过。
不仅如此，文帝犹担心邓通受到委屈，连未来的生活，都为邓通规划好了。有次，他让一个相士(通过看面相断吉凶之人)给邓通相面，相士围着邓通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很笃定地说：“此人将来必会因贫困交加，饥饿而死!”
文帝一听，哈哈大笑：“朕最不缺的就是钱，让他富贵还不简单？不过是朕一句话的事情。”
文帝心想，就算给邓通一座钱山，或许也会花完，但如果朕让他自己来造钱，那还用担心将来他会没钱花吗？
于是下诏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邓通，让他自己铸钱，想用多少，就铸造多少。如此一来，邓通等于掌握了大汉的货币发行权。
在以后的日子里，邓通在没事干的时候就铸钱玩，而且是完全合法，可以在市面流通的。
没过多久，邓通所铸之钱就流向全国，人们称之为邓氏钱。
皇帝如此宠爱，邓通自然是感恩戴德，他也没啥出色本领，既不能为国举贤，也无力为君分忧，唯有努力殷勤伺候文帝。有时，文帝准他放假休息，但邓通主动放弃休假，坚持留在皇帝身边。
邓通这样做，固然是为了讨皇帝欢心，但肯定也是为了防止他人乘虚而入，取代他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其实，文帝又何尝能片刻离得开邓通呢？他对皇帝的服务可谓体贴周到，无微不至，这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有次，文帝染了毒疮，皮肤溃烂，脓血流个不止。
为了减轻文帝痛楚，邓通伏在伤口处，用嘴一点一点地将脓血吸干净。文帝看在眼里，既感动，又有些失落。患疮病，最易招人嫌弃，但没想到，邓通竟然不嫌脏、不嫌累，甘愿如此为自己付出。
文帝是个孝子，尝药侍亲，三年衣不解带，同时，作为一名父亲，他又何尝不想自己儿子也能做到至诚至孝？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自他患病以来，孩子们的表现，还不如邓通。
生病的人，情绪很低落，皇帝也是人，也有向人倾诉的渴望。
“你看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是谁？”文帝怅然若失地问道，好像是问邓通，又像是在自问。
“那还用问，最爱陛下的人，自然是太子了。”邓通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文帝没有再说话，坐在那里若有所思。
恰好此时，太子刘启进来探视，文帝不动声色，示意他为自己吸脓。
不同于父祖，刘启出生就是天潢贵胄，没吃过苦、遭过罪，面对父亲突然给出的难题，一时间心理上实在难以接受。但看着父亲的盈盈目光，只好捏着鼻子，不情不愿地将脓吮吸一遍，但胃里不停翻腾，要不是强压着，差点恶心吐出来。
不过事后，刘启很快听说邓通也给父亲吮吸脓血，而且还吸得非常投入，吸得津津有味。那一刻，刘启内心比吸入脓血更恶心。
一个人做事如果超出了常理，超出了正常认知，大多属于那种人格低下、谄媚下贱之辈，这样的人是不大讨人喜欢的。
这件事，也为邓通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不过文帝却觉得，邓通才是天下最爱他的人，因此，对他宠爱有增无减。日子久了，邓通自然免不了有些恃宠而骄。
作为帝国丞相，申屠嘉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算皇帝本人也对他礼遇有加，可惜邓通被皇帝宠坏了，竟然有些忘乎所以了。某次，申屠嘉上朝参见文帝，在一旁的邓通却大大咧咧杵在那里，忘了向申屠嘉行礼。
武将出身的申屠嘉本就不大看得起邓通这号货色，看他仗着皇帝的宠幸，竟然忘了身份，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斤两申屠嘉当下气不打一处来。
等汇报完工作后，申屠嘉直通通对文帝说：“陛下如果宠爱邓通，赐予富贵，臣无话可说，但朝堂之上，朝廷礼数还要维护!”
文帝听完，一时抹不开面子，替邓通打圆场：“丞相别往心里去，你就是不说，朕也明白，我是平常有点过于偏爱他了，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可申屠嘉生来火暴脾气，哪能咽下这口气？此事决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待退朝，一回到相府，立刻命人带上自己手令，传邓通前来问话，并放出狠话来，邓通要是胆敢不来报到，就地斩杀。
邓通心里发怵，急急忙忙跑到宫中，向皇帝求救。
文帝明白，申屠嘉心中有气，必须要让他出出气才行，遂宽慰邓通说：“你且尽管去好了，我随后会派人去接你。”
既然皇帝亲口允诺，邓通不好再推托，只好忐忑不安地前往相府。
一进大门，远远望见申屠嘉端坐在大堂中央，不怒自威。邓通不由得胆虚了一半，立刻免冠去履、赤足散发，冲着申屠嘉叩头请罪。
邓通本以为，有皇帝宠着，自己屈膝请罪，已让申屠嘉挽回了面子，料他会见好就收。谁承想，任他叩头不止，这位将军丞相依然没有松口迹象，邓通当下不由得慌了，难不成他真的会杀了我？
看着邓通的样，申屠嘉大声呵斥：“朝廷是高祖之朝廷，你不过一介弄臣，竟敢在朝堂上随意轻狂，依律就该立即斩首。左右!马上将此人拉出去砍了!”
邓通一听丞相来真的了，吓得差点瘫了，惊恐万分之下，叩头如捣蒜，头都磕烂了，血流满面，但申屠嘉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
此时，文帝在宫中内心也是七上八下，掐指头算时间，估摸申屠嘉气出得差不多了，赶紧派使者手持符节，前来传达口谕：“朕一时半会儿离不开此人，还望丞相权且饶过他一回!”
邓通眼看人头就要落地，多方皇帝及时搭救，总算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连滚带爬，出了相府，跌跌撞撞返回宫中，尚惊魂未定，一见到皇帝，立刻号啕大哭：“陛下要是再晚一点，丞相可就真杀了我!”
文帝看邓通可怜样，心中也不忍，只好温言安慰了他一番。
申屠嘉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廉明，在个人操守方面无可挑剔，加上他是高祖时期的老臣，因此，纵然在处理邓通时做得有点过火，文帝也只能隐忍不发。
作为一名军人，申屠嘉不屑于官场权谋，也不愿意放软身段。只是，作为帝国丞相，申屠嘉坚持原则之余，少了几分圆融和灵活。丞相作为百官之首，上要辅佐天子，下要统领百官，协调总领国政，每日处理的事务千头万绪，面对形形色色的官员，如果一味由着自己性子，不懂变通，实在算不上一名称职的宰相。
邓通在朝堂上失礼，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但申屠嘉的驴脾气上来后，愣是上纲上线小题大做，闹得皇帝都差点下不了台。通过此事不难看出，虽然申屠嘉已经官居丞相，但依然改不了军人性子，做事雷厉风行，工作思路简单粗暴，根本不讲究方法。
眼瞅着丞相将皇帝身边红得发紫的宠臣折腾个半死，皇帝最终只好出来做和事佬，才算保住了邓通性命。
日子一长，臣下们算是摸透了文帝的好脾气，胆子渐渐就大了，什么建议都敢提，什么话题都敢说。
比如袁盎，多年来，以维护儒家纲常礼教为己任，眼看不合儒家尊卑秩序之事，就立刻站出来指摘一番。在朝堂上，周勃目无君王时，他站出来了；面对皇室宗亲刘长图谋不轨时，他站出来了；甚至对后宫之事，他也敢于干预，慎夫人企图越位时，他又一次站出来了。
从朝堂进谏，到掺和宗亲恩怨，再到插手后宫，文帝对他的态度也逐渐由赞赏变为厌恶。文帝觉得袁盎手伸得太长了，只是一时忍住，没有发作而已。
凡是正常人，大多数都喜欢听赞美顺耳话，没有人愿意有人成天在你耳边聒噪，尤其是皇帝。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大多都认为自己永远正确、高大。
明君和昏君的区别在于，昏君直接让人闭嘴，而明君一般会用和蔼可亲的笑容说：“大家有意见尽管提，千万别客气，你们要是让朕意识不到自己错误，就是等于在害朕!”
但如果有人就此信以为真，要么是个官场弱智，要么就是情商堪忧。
很明显，袁盎既不是弱智，也不是情商低下之人，他之所以敢于屡次跟皇帝提意见，是因为他是一个勇于坚持自己信仰之人，是一个正直而又纯粹的人。
这样的臣子历来颇让皇帝头疼，他们是一群敢于坚持原则、不怕自我牺牲之人，皇帝想要整治，却一时苦于找不到把柄。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宵小之辈，站在阴暗处察言观色，一旦发现有机可乘，便会落井下石。
没多久，袁盎就听到一个消息，有人背地里在皇帝耳边给他下绊子使坏。他不由得着急起来。
意外难题
给袁盎暗中报信的人是他的侄子袁种。袁种在皇帝身边担任贴身侍卫，自然会接触到一些一般大臣掌握不了的秘密，他多次听到宦官赵同(本名赵谈，司马迁为避父讳，改为赵同)在文帝面前中伤袁盎，心中感到很是不忿，特地通知叔父做好思想准备。
赵同可不是一般宦官，他是文帝的男宠之一。与除了懂伺候人外一窍不通的邓通相比，赵同精通星象和望气，很对喜好鬼神的文帝的胃口，以至于文帝每次出行，都要与赵同同车。
袁种给叔叔支招说：“对于赵同这种人，想和他斗，就要当众折辱，狠狠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让他失信于皇帝，往后再也抬不起头来!”
袁盎听后，心里有了主意。
有一日，他看到皇帝车驾，知道赵同与皇帝同车，便跪伏在车前，文帝在车上见状，感到很疑惑，问到底怎么回事。
袁盎正色回答说：“能够有资格与天子同车而行之人，应该是天下俊杰，陛下却与一个刑余之人共坐一车，难道大汉人才都死绝了吗？”
文帝尴尬地笑了笑，示意赵同下车。
赵同觉得很委屈，哭哭啼啼下了车。
这件事，表面上看，袁盎狠狠敲打了一下赵同，赢得了一局。实际上，他没有考虑一个人的看法，那就是文帝的内心感受。
任何人被公开指责，都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尤其是当着自己备受宠爱之人的面受到批评，更显得掉价。常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皇帝也是人，也需要个贴心人，说点私心话，但就这么点小自由都要被剥夺，文帝心中肯定很不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发火而已。
但是，袁盎却没有意识到，他不经意间已惹恼了皇帝。
没过多久，他再一次拿文帝乘车说事。这次，他是从安全角度批评皇帝危险驾驶。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文帝乘车外出游玩，驱车登上霸陵，袁盎在旁陪同，估计皇帝当时兴致很不错，上山之后，打算玩一把速度与激情，想从山顶极速冲驰下山。
古代马车可没有制动刹车，一旦掌握不好，就有可能车毁人亡。
不过，文帝似乎满不在乎，他从车窗内看到袁盎使劲拽马缰，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不由得感到好笑，便逗他说：“怎么，将军怕了吗？”
面对皇帝的冒险冲动，袁盎决定果断制止。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听说身家千金之人，不会坐于屋檐之下，因为怕屋瓦坠落受伤；家资百金之人，为防意外，不会倚靠楼台危栏，这是因为他们懂得爱惜自己；又听说圣明君王不会心存侥幸去冒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肩负家国天下的重任。如今，陛下放纵车马疾驰，万一马匹受惊，发生意外怎么办？就算陛下不拿自己当回事，但您可考虑过太后的感受？可想过高祖的帝业怎么办？”
袁盎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在文帝头上，文帝顿时没了激情，索然无味之下，只得悻悻然放缓车速下山。
谁说皇帝能够说一不二？谁说皇帝可以放纵任性？就是感受一下飙车都不行!
屡屡让人扫兴，文帝对袁盎的厌恶也到了极点。没有人愿意整天被人在耳边叨叨不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文帝心想：算了，你还是离朕远点，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
袁盎很快接到调令，前往陇西担任都尉。离开京城繁华世界，赴偏远苦寒的陇西，袁盎倒也坦然，没有怨言，径自去上任。
在陇西期间，袁盎与士卒们同甘共苦，深得军心，士卒们对袁盎感恩戴德，乐于听他差遣，不惜效死。
不过，袁盎戍边生活没多久就结束了，朝廷调任他去齐国任国相。从帝国西陲，到东疆海滨，主政一国，是个不错的差事。袁盎简单收拾一下，赶赴齐国上任。
齐国是诸侯中一等一的大国，富庶繁荣，比起在陇西高原每日忍受凛冽西北风的苦日子，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说明皇帝还是比较体恤袁盎，让他吃点苦头，略施薄惩后，又委以重任。
文帝只是不愿袁盎在他耳边聒噪，至于袁盎的工作能力他还是认可的。这不，袁盎在齐国的舒服日子没过几天，长安方面又传来诏令，改任他为吴国国相。
仅仅从职位来看，袁盎这次职位变动属于平级调动，其实，同为国相，大有不同。如果说，齐国还算日子过得不错，那么吴国就是肥得流油了。
袁盎似乎捡了一个肥缺，应该做梦都会笑醒，然而，事实上，朝廷给他抛了一枚烫手山芋，因为吴王刘濞可不是善茬儿，是个不好伺候的主儿。
高祖分封刘濞时，就看出他是个不安分之人，只是苦于自己的儿子都年幼，不得已将吴国这一重要地域交给他。
刘濞为人骁勇骄悍，自去了吴国后，野心勃勃，肆意扩充实力。吴国临海，气候湿润，境内河道纵横，地势开阔，物产丰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可谓要啥有啥。
在惠帝、吕后执政那些年，朝廷对于地方控制较弱，放任诸侯扩充力量，尤其是吕后时期，她忙着对付高祖诸子，根本顾不上远在东南的吴国。
刘濞恰好利用这段空档期，大量纠集各地亡命之徒，煮海为盐，开挖豫章郡(根据《括地志》记载，此处并非为治所是今属江西南昌的豫章郡，而是指故鄣郡，治所在今浙江湖州长兴县一带)铜矿，私下铸钱。
盐和铜这两项战略物资，给刘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有了钱就好办事了，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对刘濞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比如徭役和赋税，从来都是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沉重负担，刘濞大手一挥免了吴国境内百姓赋税。
如果有的家庭无人服兵役，不要紧，你可以雇人服役，至于佣金，刘濞帮你出，而且价格绝对公平合理。另外，逢年过节之际，刘濞都会出面慰问境内贤达，给普通百姓赏赐礼物。
刘濞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收买人心。
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又得民众拥护，刘濞很自负，目中无人久矣。
文帝即位之初，吴国与朝廷的关系很微妙，刘濞自恃年长，不来长安朝觐，只是派太子(《史记》《汉书》皆不载其名。《楚汉春秋》云：“吴太子名贤，字德明。”)前来拜见皇帝。
对于刘濞这种敷衍态度，文帝自然很不满意，但为了不搞僵关系，也就默许了。但谁承想，吴太子这趟长安行，竟死于一场棋局。
原来吴太子在长安逗留期间，闲暇无聊之时，和太子刘启凑到一起饮酒对弈。下棋本不过一种娱乐活动，方寸之间的输赢，本无伤大雅，奈何两人都正值年轻气盛，好胜心强，加上又喝了酒，渐渐地，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估计其中一方悔棋，另一方断不肯忍让，于是起了争执，产生了口角。
刘启自认为是皇太子，未来的大汉天子，自然轻视区区一方诸侯王太子，至于吴太子从小在骄奢溺爱中长大，加上他的几位老师都是剽悍好斗的楚人，平日里没少对他教唆和怂恿，耳濡目染已久，养成了无理搅三分、有理不饶人的坏脾气。
只是在长安，没有人会迁就你，吴太子傲慢轻狂的态度，激怒了刘启，怒火冲头之下，刘启一把抄起棋盘，冲着吴太子扔了过去，不偏不倚，砸在吴太子脑袋上，当即毙命。
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文帝感到很难堪，但也总不能让自己儿子抵命，只得让人好好收殓，然后派使者将遗体送回吴国。
没承想，没过多久，吴太子遗体又被送回长安来。刘濞让人捎来一句硬邦邦的话：“如今天下一家，人死哪里，就葬在哪里，埋在长安就是了，何必送回吴国，来回折腾!”
谁都看得出来，刘濞这是在置气。
文帝自感理亏，只好好言安抚刘濞。不过，自此以后，刘濞不再谨守藩臣礼仪，比如岁首入京朝贺等事宜，一概称病缺席。
全长安上下都知道，吴王的病根其实是自己儿子无辜枉死京城。朝廷方面经过查证，确认刘濞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染病。
刘濞自己不来长安，但时常派使者来长安，表面上是替他向朝廷致意，实际上是来京城探听口风。文帝对刘濞很恼火，下令将数拨人都扣了起来，命有关部门严肃审查。
刘濞听到消息后，开始有点慌了，暗中开始谋划造反，但为了争取时间，必须先设法稳住朝廷才行。因此，他依然按时派使者行秋请之礼(按照《周礼》，诸侯春秋两季，分别到京城觐见天子，汇报请示工作，春季称春朝，秋季称秋请)。
文帝在接见吴国使者时，当面责问吴王刘濞为何不亲自前来长安觐见，使者慑于皇帝威严，只好如实和盘托出：“古话说得好，‘深渊之水过于清澈，一眼就能看到潭底的鱼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暗示上司不给下级预留任何秘密空间，会激发两者之间的矛盾)。吴王确实没病，只是听到朝廷接连扣留了吴国使者，心中害怕被皇帝降罪，装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恳请陛下与吴王冰释前嫌，再给吴王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文帝看出来了，要是威逼过激，将刘濞逼急了，这家伙肯定会造反，如今国家千头万绪，断不能在此时再启战端。经过反复权衡后，决定当务之急，要设法稳住吴国。于是，下令将以前扣押的吴国使者悉数释放，并给刘濞送去案几和手杖，传话给他，从吴国到长安路途迢迢，吴王年纪大了，实在经不起车马颠簸，故朕特许以后可以不必亲自到京城觐见了。
不得不承认，文帝这一招很高明，双方矛盾被搁置，紧绷的关系一下子放松下来。刘濞也暂时解除了对朝廷的警惕，放缓了谋反步伐。
不过，此举仅仅是掐断了引信而已，并没有彻底摘除刘濞这颗炸弹，一旦风向变化，谁也说不准，他会什么时候爆发。对于这一点文帝心知肚明，所以他要派一个信得过之人到吴国去，安插在刘濞身边，充当朝廷耳目，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文帝觉得袁盎为人正派，能力强，从任职朝廷到主政一方，履历完备，派他去吴国再合适不过。
文帝的用意，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一桩美差，分明是送入虎穴，与虎狼伴舞。
袁盎侄子袁种在皇帝身边待得久了，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文帝的用心，他知道叔父为人一条筋，性子急，脾气倔，只是此次要面对的吴王刘濞，非邓通、赵同这些弄臣能比的，他可是手握生杀大权，主政一方的诸侯王。刘濞就连皇帝都敢不放眼里，更别说区区国相了，他要是被惹恼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袁种觉得很有必要给老叔提个醒。
袁盎辞行时，袁种特意将他拉到一边，劝道：“吴王此人骄横已久，指望他回心转意，改良从善，已几无可能，他身边多是一些为非作歹之辈，叔父此去吴国，要是向朝廷揭发惩治他们，后果堪忧，定然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扑，轻则被反诬，重则他们铤而走险，不排除暗中谋杀您的可能。故而，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睁只眼闭只眼即可。吴国气候潮湿，您要善自保重身体，大可每日饮酒自乐，只要设法拖住吴王，让他不要谋反就行。”
这些话，就算侄子不叮嘱，袁盎何尝不明白？面对大是大非，袁盎从来不隐瞒自己观点，以敢于发声闻名朝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莽汉。
到了吴国后，没过几天，刘濞就派人送来厚礼。
这等于给袁盎出了个难题，朝廷派国相的目的就是监督诸侯王，国相结交诸侯，历来是大忌，如果袁盎收下吴王的礼物，必然会招来朝廷的猜忌。但如果拒绝，很明显，他在吴国必然待不了多久。
这哪里是送礼，分明是相互取信的投保单!
但南下只身赴吴，根本目的不就是稳住刘濞吗？其他的，暂且顾不了太多!
这礼不但要收，而且要开开心心地收，大张旗鼓地收!
听说袁盎收下了礼，刘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看出来了，袁盎是不会与他对着干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袁盎与刘濞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刘濞看来，袁盎不给他添乱，自然再好不过了。在袁盎心中，只要刘濞不谋反，就是最大的胜利。各取所需，不亦乐乎？
只是，袁盎没想到，多年后，他接纳刘濞所赠财物之事，将会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
不过至少目前，袁盎的日子过得比较舒心，每天喝喝酒、吹吹牛，在吴国温润的暖风中，流连于江南秀丽风光，好不惬意。
自从和朝廷的关系松缓以后，刘濞谋反的心思也没有那么迫切了，毕竟造反不是闹着玩的。何况，他觉得自己还没有绝对能取代文帝的把握，那么，目前能做的唯有静待时机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袁盎决定请假回趟长安。此去吴国可谓不辱使命，袁盎心情不错，可是刚到长安，好心情就让人给破坏了。
在路上，他恰好碰到了丞相申屠嘉的出行车队，出于礼貌，袁盎立即叫人停下车子，下车向申屠嘉行礼。
申屠嘉看到站在道旁的袁盎，仅仅在车上微微颔首一下，然后扬长而去。按照礼节，申屠嘉应该下车回礼才对，但他貌似丝毫不想给袁盎面子。
袁盎身后站着许多属从，在自己手下面前遭人轻慢，他感到非常没面子。望着申屠嘉一路远去的烟尘，袁盎一脸难堪，无地自容。就算你申屠嘉是大汉丞相，我袁盎好歹也是一方诸侯国相，也算是有头有脸之人，你岂能当众羞辱于我!
袁盎回到家中，越想越羞恼，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往后自己还怎么在官场混？恐怕在下属面前，腰板都没法挺起来。不行，这面子从哪里掉了，还要从哪里捡回来。袁盎一旦较真起来，就是在皇帝面前，也是毫不退让。
袁盎决定亲自到丞相府，向申屠嘉讨个说法。赶到相府后，他提出要求面见丞相，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申屠嘉本人出来。
过了许久，申屠嘉才磨磨蹭蹭出来接见。
袁盎心中有火，但没有流露出来，反而一脸庄重地向申屠嘉跪下，说：“希望丞相规避闲杂人，我有些话要私下单独跟您讲。”
在秦汉时，可不像后世，除非特别重大朝会场合，臣下见了皇帝一般都不会行跪拜礼，更别说下属见上司了。所以袁盎行跪拜礼，表明了他和申屠嘉谈话的严肃性。
申屠嘉是武将出身，比不得儒生，没有那么多矫饰，见袁盎一板一眼地说话，顿时心中很不痛快，当下冷冰冰回答道：“如果你要说公事，请去官署，去找长史、掾吏(丞相府属官)，做好记录，我会将足下意见转呈陛下；要是私事，请恕我不接受私人谈话。”
申屠嘉意思很明白，别跟我套近乎，咱们之间没有私人情谊。
袁盎本来意在维护申屠嘉权威，给他面子，好吧，既然你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就休怪我说话尖刻了。
心中如此想，但他跪姿不变，脸色依然如旧，但语气却变得不太客气了：“请您扪心自问，作为丞相，您与相国陈平与绛侯周勃相比如何？”
申屠嘉没好气地回答说：“我自然是不如他们。”
“连您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这很好，陈平和周勃曾辅助高祖灭暴秦、除群雄，建立大汉，而后又在诛灭吕氏的斗争中立下不世之功，保住了刘氏的天下，这功劳够大了吧，但他们的结局又如何？您是过来人，应该比我更清楚吧!而您不过是底层材官出身，靠的不过是弯弓之力，从一名小队长，慢慢坐到淮阳郡守位子上，根本没有拿出过什么治国安邦的方略，也不曾有过攻城略地的过硬战绩，又有什么目中无人的资本呢？”
申屠嘉沉默不语，因为袁盎说的都是事实，他没法反驳。
袁盎继续说：“再说当今陛下，他自代国入主长安以来，宵衣旰食，兢兢业业，每逢朝会，碰到郎官呈上奏书，没有一次不是停下车来，听取意见，如果合适当即采纳，如果觉得有些不妥，先暂时搁置，从未拒人千里之外。正因为如此，四海仰慕，万众归心，陛下也因为每天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而变得愈加圣明。反观丞相您，却闭塞视听，傲慢自大，长期下去，恐怕离惹祸上门、被陛下治罪的日子也不远了。”
申屠嘉是个粗人，但并不傻，听完袁盎一席话，马上幡然醒悟，立刻拉他起来，冲着袁盎回拜，并略带歉意地说：“我就是个粗人，很多时候，不晓事理，望将军莫怪。今日幸得将军提醒，实在感激万分。”
说完，就挽起袁盎手臂往里走。
自此，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敢于碰硬
袁盎敢于直言，也能慧眼识人，善于发现人才，比如廷尉张释之就是他举荐给文帝的。
张释之，字季，南阳郡堵阳县(亦作赭阳县，今河南省方城县东)人，家境富裕，哥哥张仲为了给弟弟谋个差事，花了一笔巨款，给他捐了个骑郎(按照汉朝制度，花五百万钱，可以买个常侍郎)。
骑郎，秩比三百石，是郎官的一种，归郎中令节制，平常在宫中值班宿卫，遇到皇帝外出，就在车驾周围侍从护卫。说白了，也就是皇帝的警卫人员。
张释之之所以选择做郎官，是因为郎官较容易接近皇帝，本以为做了郎官，得到提拔的机会就会多一些。但谁承想，他在骑郎位子上一待就是十年，眼看前途渺茫，他感到灰心沮丧，觉得再耗下去，这辈子恐怕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张释之觉得自己辜负了哥哥，感到很愧疚，害得哥哥花了那么一大笔钱，自己却在十年间原地踏步，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与其这样浪费年华，还不如早做打算，另谋出路。于是，他打定主意，辞职不干了。
当时袁盎正在中郎将任上。中郎将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郎中令，负责职掌宫禁宿卫，随行护驾，另外，对郎官的考察选拔也是其职责之一。算起来，袁盎也是张释之的顶头上司。
由于平常工作中接触得多，袁盎对张释之比较了解，知道他人才难得。听说张释之要走，觉得让这样一个德才兼备之人，就这样埋没了，实在可惜。当即求见文帝，希望皇帝挽留张释之，提拔他做谒者。
文帝听后，表示要当面考察一番，看看他究竟是否名副其实。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才华，张释之激动不已。
一路上，他边走边盘算着如何给皇帝留个好印象，觉得以皇帝的高度，只要从宏观大视角给他阐述一些治国方略即可，没必要说枝末细节。具体如何操作，那是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事。
因此，见到文帝后，张释之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大计方针，文帝听后，脸上非但没流露出欣赏的神色，反而皱起了眉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题：“休要扯太远，高谈阔论的话就不要说了，重点还是说点贴近现实的事吧!”
文帝是个实干家，素不喜欢那些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言辞。
张释之听后便改变话题，给皇帝分析起秦亡汉兴的原因来，说得头头是道，文帝听得津津有味。渐渐地，他意识到，张释之此人不简单，是个人才，当下直接提升他为谒者仆射。
人生想要成功，单靠才华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机会，和一个赏识你的伯乐。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绝大多数准备好了的人，不见得有机会。
张释之为了这一刻整整等了十年，好在他比较幸运，遇到了袁盎，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自此他的仕途一路光明，步步高升。
事实证明，袁盎没有看走眼，张释之在以后的工作中，敢于直言不讳，绝不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这样的操守在专制社会实属难得，一般人很难做得到。
譬如有一次文帝出行，游上林苑。上林苑为皇家园林，其范围极大，足足有几百里，其间既有供皇帝狩猎用的大片猎场，也有供皇帝观赏的野生动物园，里面豢养着诸如老虎等猛兽。
文帝登上虎圈高处，观望圈内的老虎，兴致颇高，随即询问在旁陪同的上林尉有关园内动物饲养方面的情况。
估计这位仁兄对本职业务不太熟悉，接连一问三不知，尴尬地左盼右顾，不知如何作答。就在此时，有个看管虎圈的啬夫(动物饲养员之类的小吏)站出来插话，代表上林尉回答皇帝问话，而且汇报非常到位。
文帝听后，频频点头，表示很满意，并意有所指地说：“作为一名官吏，不就该如此吗？看来上林尉是该换人了!”
张释之看出来了，眼前这位伶牙俐齿的啬夫其实动机不纯，表面上看是在为上司解围，实际上就是个见缝插针的投机主义者。如果任由这种巧言令色之人上位，必然会助长朝廷的不正之风。
“陛下觉得绛侯周勃是个怎样的人？”张释之不动声色在一边问道。
文帝不晓得张释之为何突然这么一问，只好随口答道：“是位令人敬重的长者啊!”
“那么，东阳侯张相如(汉朝开国将领，曾参与平定陈豨之乱)呢？”张释之继续问道。
“他也是一位长者啊。”文帝回答说。
“那么，绛侯和东阳侯是像这位啬夫一样在朝堂上喋喋不休、在陛下面前卖弄口舌吗？没有，他们是敦厚持重之人，只知道尽力为国办事，却拙于言辞。秦朝为何那么快就崩溃了？就是官吏中有太多只懂得迎合上司、善于做表面文章之人，皇帝却被蒙在里面，不知实情。现在陛下只因这个啬夫伶牙俐齿，单凭他的一番花言巧语，就越级提拔他，恐怕难免引来一些只懂耍嘴皮功夫，却不干实事之人群起效仿。希望陛下多加慎重为好!”张释之道出了他的忧虑。
文帝本也是一时兴起罢了，见张释之劝阻，也只好打消了任命啬夫为上林尉的念头。
在回宫途中，文帝让张释之与他同车，命人放缓车速，让张释之给他再细细剖析一下秦朝的弊端，好引以为鉴。
皇帝要求，张释之也不推辞，他结合眼下，以事实为依据，认真为文帝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车轮辚辚，道狭且长，君臣二人一路颠簸，谈古论今，越谈越投机。等车驾抵达皇宫后，文帝当场宣布提拔张释之为公车令。
公车令一职，全称为公车司马令，秩六百石，归卫尉节制，具体负责皇宫司马门守卫，以及宫中巡逻工作。
司马门是皇宫外门，凡是天下官民向皇帝上书，或者四方诸侯要上贡天子，必须交给公车令转交。
按照制度规定，无论官民皆不能擅闯司马门，就算是皇子诸侯也必须下车下马，经公车令验查后，方能通行。
不难看出，公车令一职虽说官职不高，但肩负皇宫的安全工作，责任重大，非皇帝信任之人，绝不会被放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
文帝对张释之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了。
谁也没料到，张释之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同车进宫，至司马门拒不下车，径自往里闯。
一个是皇太子，另一个是皇帝的爱子，这两位，谁敢惹？
守门的士卒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放行肯定难逃失职罪责，但强拦住，无疑是活腻了。
就在此时，只见张释之大步向前，迎了上去，直接拦住车辆，阻止他们入宫，请他们要么下车，要么原路返回。
刘启和刘武哥儿俩哪里肯听？坐在车里纹丝不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张释之面见文帝，揭发太子和梁王蔑视法度，犯了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可是相当严重的指控了，文帝一时两难，还未决定如何处理两个儿子时，消息就传到薄太后耳朵里。
老太太心疼孙子，当即召见皇帝，问个究竟。文帝为人至孝，眼看惊动了老太太，心里既惭愧，又过意不去，只得摘下帽子，赔罪说：“只怪我教导儿子不严，惊扰了太后!”
薄太后怜惜孙子，一时也顾不了太多，总不能让两个孙子就这样在宫门外候着，进不了门，赶紧命人带上赦免诏书，到司马门引导太子和梁王二人入宫。
这件事动静太大，闹得沸沸扬扬，很快整个长安的人都知道了。
张释之觉得自己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于心无愧。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这么看，他忘了在一些人眼中，有一件事比法律和制度还要大，那就是面子。
刘启作为堂堂太子，栽了这么大跟头，在天下人面前掉了面子，他岂能无动于衷？只是在没掌握最高权力之前，暂时隐忍罢了。
在皇权社会，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不过是权力的仆从而已。这一点，无论张释之是否考虑到，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他最终的结局，就此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不过在当时，经过此事，文帝对张释之更加刮目相看，觉得他敢于碰硬，敢于执法，于是愈加器重他，直接提拔为中大夫(秩比二千石，属于皇帝近身顾问)。
不久，张释之就升任中郎将，坐到了当年袁盎的位子上。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当初张释之满怀失望，准备返乡之际，恐怕做梦也没料到有一天自己会坐到如此高位。然而，他的仕途还远远没到顶峰。
中郎将负责皇帝安全，皇帝出行，就要贴身护卫，称得上是皇帝的影子。有一次，文帝携慎夫人游霸陵。霸陵是文帝给自己选的陵寝之地，他生前曾多次亲赴霸陵游览。
周秦以来，帝王陵多采用平地凿穴覆土的方式。文帝即位以来，念及国家离战乱未久，国贫民困，故而，处处以节俭为先。为节约民力财力，他决定采用“因山为藏”的方式，在长安东郊灞水之侧，在山崖开凿玄宫，已备将来栖骨之所。因陵寝就近灞水，便以水名为陵号，称作灞陵，又称霸陵。
文帝与慎夫人登临霸陵高处，极目远眺，一条大道映入眼帘，道路蜿蜒，直通远方，消失在天际。文帝驻足良久，用手指着道路对慎夫人说：“此乃新丰路，顺着它一路向前，直通邯郸。”言辞间充满了伤感。
是啊，远方的邯郸，是文帝的人生起点，而脚下这片土地，就是自己的人生终点。
人生不满百，不过是往来于两点一线罢了，就算是九五之尊的帝王又能如何，最终还不是岩穴之下的一具朽骨而已？千百年后，所谓皇图霸业，终究犹如烟尘罢了。
或许是触目伤怀，文帝一时情绪很低落，让慎夫人弹瑟，瑟声铿锵悲凉，他不由悲从心来，合着拍子歌唱。
一曲未尽，已是泪光盈盈。文帝念及自己不幸的身世，感叹当前国运艰难，但万千心事，又能说与谁听呢？
半晌，文帝回过头，以聊以自慰的语气对身边侍从众人说：“唉，我千秋万岁之后，葬身此地，用北山之石制作棺椁，然后用切碎的苧麻丝絮充塞石椁缝隙，再在外边涂上生漆，估计后世再没有人打得开吧!”
皇帝话说得如此凄凉，众人哪敢拂逆？都异口同声附和说：“是是是!”
谁料，此时张释之却不合时宜地站出来，一脸严肃地说：“如果陛下棺椁内放置奇珍异宝作为殉葬品，即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未必能阻挡住人心的贪婪，他们还是会想办法撬开缝隙；倘若墓葬中没有陪葬品，即使没有石椁，又何须担忧呢!”
由于人心不足，自古以来，有多少帝王将相坚信视死如生，幻想到了彼岸世界，还享受在世的奢靡荣华，恨不得将生前生活用度全部打包搬到地下。
可惜的是，任你生前位高权重，也难以管得了身后事。墓主死后过不了多久，埋身之地就成了盗墓者的乐园。每当夜黑风高之际，古冢荒坟魅影穿梭，残碑野草丛里旧坟起新土，朽骨被拖出来，陈尸野外，墓穴中奇珍异宝被盗取一空。
倘若赶上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官匪难分之日，秩序大乱后，兵祸所过之处，昔日帝王陵寝、将侯坟丘无一遗存，罕有保全。盗墓发丘这种深更半夜干的勾当，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大干起来。
比如秦末，项羽曾率兵发掘始皇帝陵寝，将地面陵阙宫殿破坏殆尽、从地宫攫取大量财宝后，满载东归彭城(项羽是否挖开始皇帝地宫，历史上说法不一，但估计至少挖开了一些陪葬坑)。
为了阻挡盗墓者，墓主人们可谓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不过，无论是传说中真假难辨的重重机关，还是编造的各种唬人的诅咒神话，都没能挡住盗墓者的步伐。
无论关中汉唐帝陵，还是北邙魏晋公卿坟丘，基本难以逃脱被掘墓抛尸的命运。
就是汉文帝本人的霸陵，虽说在汉末大乱中侥幸逃过一劫，但至西晋后期，五胡乱华、天下鼎沸之时，终究没有逃脱被盗的厄运。
究其原因，虽然文帝一再宣示要薄殓，但后世人并不相信。
历史上一再宣布要薄葬的帝王不在少数，但真正做到的估计凤毛麟角，大多数其实不过是遮人耳目罢了。
文帝陵寝或许陪藏品少一些，器物节俭一些，但相信其规模依然可观。这一点，参照他同样号称节俭的儿子刘启的阳陵，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说，最好的防盗墓措施，正如张释之所说那样，干脆什么都别放，贼不惦记了，自然就安全了。只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毕竟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会成为例外。
可惜，在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例外一说。
当然，张释之的那番话，到底还是触动了文帝。毕竟，敢于对皇帝说真话的人从来都是稀罕物，而在一片附和声中，敢于发出不同声音，更是难得了。
不盲从，有魄力，敢于碰硬，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做一名护卫将军实在是一种人才浪费。有一个岗位更适合他，那就是廷尉。
谁承想，张释之上任廷尉不久，皇帝就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