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钱子勇
初到通辽，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座异域之城。它宽阔的马路两旁是稀落无序的商店。店铺都是国营的、集体的，形式比较单一，大多是碱土沙石混合夯实的墙体，还略带粗放的红砖毛坯。房顶呈半月形土坡，“土坡”上矗立着高低不一的烟囱。尚未入冬，这些烟囱里就会冒出呛鼻的黑烟。整个城区的天空就笼罩在这弥漫的烟雾里，让人辨不清东西。
城区最大的一处高楼是通辽市第一百货商店，是一处砖混结构的建筑，虽然外墙没有任何修饰，但由于毛砖砌得规整，砖隙用水泥勾缝，更显得原汁原味，远远望去，古朴大方，尤似鹤立鸡群。
马路不很长，但也有一路公共汽车。马路的中段设有一个岗亭，由一名交通警察值岗。因为乘客不多，公共汽车行驶的间隔很长。汽车时不时地从马路上驶过，扬起夹杂着马粪草屑之类的尘土，向四周漫延开去，落到房顶、树梢、行人的头巾和肩膀上。马路上大多跑着马车和小毛驴车。这些畜力车辆是通辽主要的交通工具。它们常常满载着秫秸、煤炭，或者饲料和其他杂物，在这个城市里大摇大摆地穿行。车老板那肆无忌惮的高声吆喝，夹带着习以为常的臭话脏话，指挥着生灵们前进的方向。而那些生灵除了自觉履行着劳动义务，还会毫无顾忌地把便溺自由自在地拉撒在这条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让马路春夏变得“泥泞”，秋冬变得“崎岖”。
这条马路是通辽作为地级市的象征，它东西不过数里，但两旁布满了政府机关、医院、公司。这里是通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通辽最知名的“明仁大街”。
明仁大街后面有一条特别的胡同，小而狭长。胡同两边开着形式不同的茶馆、饭店、饮食酒肆。这些铺面若是开张，会在店门上方挂出筒形的红、蓝“幌子”，红的表示“大众”，蓝的表示“清真”，用膳的人们只要远远瞧见“幌子”迎风招展，就可直奔那里饱餐畅饮。
虽然这些餐馆、饭店都是国营或集体经营，吃饭、用点心都需要“粮票”，但为了给出差办事来的客人提供便利，店内还设置了各类食品的“议价”服务，所谓“议价”就是把粮票折合成人民币（加价）。
胡同里显得十分热闹。尤其到了周末或是傍晚，来这里用餐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大都是在填了一个礼拜的苞米碴子后急于改善一下伙食，心甘情愿地到那条胡同去被“议价”一次。
那条胡同叫北市场。胡同虽然狭小，但确是通辽繁华的象征，也是这个城市通向经济发展的起点。
通辽的最高学府是“通辽师范学院”，为培养少数民族的师资而设立。“师范学院”虽建在离主城区比较远的大北郊，但它仍不愧为那片学区的老大哥，宽宽的校门，大大的操场，高高的教育楼和围着楼宇的林荫草地，都显示着它与众不同的格调。从这所学院里走出来的学生，头会抬得比别人高一些，腰板也会挺得直一些。因为他们觉得在那座城市里，他们是唯一的高级人才。他们甚至会很快融入这个城市中各个部门的领导阶层，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宰。
学区内还有几所中等专业学校。如“哲里木盟农牧学校”、“哲里木盟财贸学校”、“通辽市师范学校”、“通辽市民族学校”等，它们印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元素的多样性，也为哲盟地区的经济建设输送着急需的优秀人才。
通辽还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它东联东北三省，南接首都北京，西指内蒙首府呼和浩特，更有直通霍林郭勒大煤田的专行线。南来北往的列车交汇于此，换乘着旅客，传递着信息，转运着货物，交流着经济，让这个城市追赶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火车站由南向北有一条不宽的公路，叫建国路。这条路原来很短，大概只通到“哲里木盟行政公署”，长不会超过两公里。后来由于学区的扩展，这条路就一直延伸到了城区最北端——俗称西辽河防洪堤的北大壕。所以，整条公路似乎很清楚地分为两半，一半是柏油路面，另一半仍然保留着黄土加沙石的原始状态，形成了城乡结合的典型结构。
北大壕，是为阻挡西辽河的洪水泛滥而构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绵长数十公里，临江沿岸用青石叠砌，不让河水冲刷堤岸。南面斜坡上则是密密的树林，既护坡、又挡沙。
西辽河是一条季节性很强的河流，极大部分时期是干涸的，行人车马可以在河床上自由往返。到了雨季，河水暴涨，有渡船摆渡，自古以来没有架过一座桥梁，虽显不便，但也已习惯。
为此，北大壕就成了通辽城区的北部边界，也是保护城区的有效屏障。
通辽虽然是地级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重镇，但从它的国民经济比重来衡量，也只能算是塞外的一个偏远小城。
这里的一切都透视着原生态。
除了沙尘暴，通辽处处展示着它的圣洁与纯正。
……
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因为对那片土地的热爱，我和妻子时常会产生重返通辽搜寻往事的想法。而正巧今年夏天，南方的气温热得格外烦人，于是更强化了我们外出访问的念头。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知青好友祖玉、达辉、立本和克宁的附和。于是决定九月初成行。
为了回味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仍然选择了四十二年前那条“知青专列”驶过的专线，企图复制当年“只身去国六千里”时的“革命豪情”。
列车带着往日的记忆从杭州站出发徐徐而行，我们的思绪也随着车轮的节奏缓缓开启。
北大壕
1973年秋，我和祖玉一起被招入哲里木盟财贸学校读书。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祖玉比我大一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在内蒙古支边务农四年以后，好不容易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学，却来到通辽这个让人难忘的城市。
哲里木盟财贸学校建在通辽市学区的最北边，紧临西辽河的北大壕。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一幢三层的小楼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显得十分“高大”，旁边三幢留着宽大窗户的平房也显得通畅、明亮。
周边没有树木，也没有围墙，一切似乎都刚刚开始。
三层小楼的底层和二层是学生宿舍，三层是教师们办公的地方。虽然有些拥挤，但条件还算不错。
四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土炕换成了木板床，窗下的暖气片已在散发热量，使整座楼房充满了春的气息。
三幢大平房中的两幢用作教室，另一幢辟作学生食堂还兼会场。
操场不大，有一片长满荒草的跑道，一副篮球架。运动器械少之又少，常常几个班级的学员在那里一起混战而不论章法。
学校是简朴的，看上去还有些寒酸。
但学校的老师和员工倒是非常热忱。第一任的党总支书记叫吴朝德宝，是个蒙古族领导，很忠厚诚实的样子，是这所学校开拓者的象征。校长张世杰是个汉族领导，很能用时髦的语言打动人心。教务科长李彤宇精干而忙碌，学校的每个角落总能见到他的身影；而政工科长霍宝全则统揽着每一名学员的档案，洞悉着每一名学员的心灵，在我们看来有点“狡黠”而自信。
我和祖玉分到同一个专业班。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李瑞臣。虽然看上去不那么精明，却有着十分可贵的实干精神。
学校里的专业老师都是哲盟财贸战线上的尖子。我们的专业老师叫黄永利，他称自己是哲盟皮毛鉴定方面的权威。所以，他认为只要跟他好好学习，自然会有很深的造诣，甚至成为新的权威。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毕竟这是第一次招生，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事情也都会随时发生。
第一批招来的学生都来自农村。有北京、天津和浙江的知识青年，而更多的则是哲盟当地的回乡青年。因为“文革”期间，招生没有规章，所以，只要有人推荐，不管学历高低，年龄大小都可以在同一个班级里读书。这些人统称为“工农兵学员”。
我和祖玉是这群人中学历最高的老大哥，也是这一届学员中唯一的南方人。由于语言上的差异，或者说南方知青声誉在内蒙不那么好的原因，他们常常把我们当作“另类”，只利用我们的智慧，但时刻提防着我们有什么“不良的用心”。
通辽是蒙古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从农村、牧区推荐上来的蒙古族青年也很多。在这个群体中，他们占有一定的优势。他们相互之间用蒙语传递着信息，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但为了和我们交流，他们又不得不放弃这种神秘方式而大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列，学习汉语，努力听明白我们这些南方学友的方言。
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轻松的事情。教文化课的老师多数是从农牧区选拔上来的天津知青，我们知识相当，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教专业课的老师多数是从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基层单位的技术员，他们从实践到理论尚有一段距离，当然不可能有深奥的知识传授给我们。更何况那时是知识短缺的年代，即便我与祖玉是高中毕业生，但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早已是“高才生”了。在学校里，我们从未有过傲视他人的举动，也未曾有过越规的行为。我们事事处处都遵循校规和班级制订的制度，自觉为学友们做好榜样。
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位蒙古族姑娘，科左后旗知青，上学前曾在公社担任妇女主任，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组织认为她领导五十人的一个班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事情。但面对新的对象，她还是碰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语言是摆在她面前的第一大障碍。她要传达上面的精神，就要有很好的表述能力。然而，她过于直率的讲话往往让一些同学无所适从。因为同学们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又在不同的农村牧区经历过多年的磨砺，他们不太乐意顺从一个姑娘的发号施令。相互间产生了矛盾，她会很快想到“另类”的我们，借助我们的力量来聚合全班同学的人心。
在“必须团结在党组织领导周围，努力完成两年学习任务”的口号下，我和祖玉很快成了姑娘书记的左膀右臂，姑娘书记成功完成了南北合璧的“战斗堡垒”，指挥起一个班的五十名学友就显得方便了许多。
从此以后，她的言论经过“科学修饰”，同学们真心响应；她的举动经过“精心改造”，变得切实可行。她成了全校最有能力的党支部书记，她的名字叫马桂芝。
马桂芝是我在哲盟财贸学校读书期间印象最深的一位蒙古族姑娘。她的纯真，她的豁达，她的豪情都毫无保留地反映了蒙古族人的优良品格。在校期间，她从不操控蒙古族学员来挤压其他民族的同学。我们班蒙族学生接近一半，她们交流都用蒙语。但事后，她一定会在适当的场合向大家介绍她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她从不出于民族情感无原则地庇护犯错误的蒙古族学友。我们班有一位从牧区选调来的蒙古族青年，因为换了环境变化很大，在校期间四处拈花惹草，毫不顾忌，使班里的秩序大受影响。为了整肃纪律，在这名同学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将他递交学校处置。她从不有意照顾蒙古族学友获取荣誉，尤其在组织发展问题上，她有极强的原则性。有一位蒙古族学友为了入党，那么“求”她，她都不为所动，她认真坚守着“党员标准”，而且理直气壮地为两名符合条件的汉族学友介绍入党。
在情感问题上她是维护“专一性”的模范。在农村，她有一位务农的男朋友，家境十分困难，后又到部队当了兵。她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很大的信心，如果有一丝动摇，她能很快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尽管城市充满着诱惑，然而她始终不渝地等待着这位兵哥哥复员归来。而与她一起选调上学的另两名当地男青年很快抛弃了在农村的未婚妻，心安理得地过起了城市生活。她对那种移情别恋之人总是嗤之以鼻。
她瘦小的身形伴随着强悍的灵魂，显示着高大的形象，永远占据着我们的心灵，就像北大壕的围岸，守护着安居的辽城。
北市场
北市场，是每个通辽人都非常熟悉的地方，也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
北市场那条长长的非常狭窄的胡同里，的确有许多诱人的好东西。
当我们过着每天啃着粗涩的玉米面窝窝头，就着大葱蘸大酱的苦日子，北市场里已经布满了平时少见的美味佳肴，为顾客提供着优质服务。
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是，这里既有蒙古族群原始生活习性的影子，又有蒙汉交融中衍生出来的混合文化，包括生活方式。
巷子里四处弥漫着白色蒸汽的“烟雾”，还带着浓烈的椒味和酒香。店门是敞开着的，为了防止蝇虫进入屋内，门口都挂上了用草杆和粗绳结成的“门帘”，就像孩子们玩耍的风铃，风儿吹起时会响起各种悦耳的碰撞声。
巷子里的店铺大多是低矮的土坯房。厚实的墙体，狭小的窗户，如同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碉堡。两旁高高的白杨如同家家户户的卫兵，房前屋后没有留下污沟杂草，平整的路面上也见不到骡马遗留下的痕迹。这里的环境给人的印象是干净的。
巷子里供应的菜肴、点心品种繁多，而且多有地方特色。除了大众化的综合饭店外，还有火烧、烧麦、馅饼、饸烙、羊杂……专营店，兰州拉面、东北水饺也落户在这里。这些大小不一的店铺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别有风味的通辽小吃一条街。
此外，巷子里那些茶馆酒肆，专为喜欢品茶的顾客提供茶水，为喜欢收集“情报”的闲人提供原料。
走在这条巷子里的人，大都是干部、职工、大专院校学生和在附近修筑道路、桥梁的军人，很少见到普通的市民。
巷子里供应的食品绝大多数是“议价”的，价格要比国家定价的贵一倍以上。但是“议价”食品不受“粮票”限制。所以，买卖显得非常灵活，只要舍得花钱，每个人都可以到这里来享用美食。
当我们第一次踏进这条巷子的时候，似乎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原来，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尽管这里体现的仅仅是食欲上的解放。
肉和酒的诱惑几乎任何人都无法抵御，即使口袋里没有钱，人们也要不由自主地向餐饮处深深回望。沿着北市场胡同的巷子，我们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观察着大大小小店铺里的动静，嗅着各家各户飘出来的气味，盘算着应该落脚的地方。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来回蹓跶了两三趟之后，终于在一家“茶馆”里落了脚，这家“茶馆”的名称叫“明仁茶馆”。
茶馆里出奇的安静。有人一边轻轻地嗑着通辽盛产的葵花籽，一边吮吸着暗红色的浓茶，微闭着双眼，似乎沉浸在深邃的学问里；有人抱着厚厚的书籍，旁若无人地把头埋在字里行间，享受着书中诱人的情节，在他们的脸上还能看到悲哀、愤怒、愉悦、欢快表情的变化。
我们像蒙古人那样各自要了“红茶”或“花茶”。
茶缸应该是白色的搪瓷杯。但那白色早已被长年累积的污垢严实地遮掩起来，内壁更是失去原有的纯白，只能见到厚厚的茶渍，乌黑而光亮。茶沫沉在杯底占去将近一半的容积，从底部泛起的水珠夹带着茶叶细沫浮上沉下，随即带出一股沁人的茶香。我们立马就有了上去狠啜一口的冲动。
但茶缸看上去确实有些不雅，思虑再三，我们还是希望店家能换一个体面点儿的茶具，店家对我们的“无理要求”大为不解。他们认为乌黑的茶缸代表的是悠久的历史，茶渍正是累积的财富。无奈，我们只能将此认作通辽的“茶道”。
从此，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到“明仁茶馆”里来品茶，为的就是要品出通辽悠久的历史。
北市场的胡同中有一家“清真馆”很有名气。店面虽然不大，但它做出来的特色牛肉馅饼可谓通辽一绝。因为它选料考究，做工精细，烤制适时，品质上乘，来这里尝鲜的食客很多。有时候，前客刚刚坐下，后客已后面排起队来，不知底细的还认为是他们的保镖。
第一次下馆子总有一种新奇，也有一些忐忑。先要窥探别人如何点菜，然后再估摸一下口袋里的钱够不够消费，最后决定种类和数量。
寒冬的北市场别有一番滋味。大雪过后，深深的胡同与低矮的“碉堡”连成一片，好似银色的舰船停泊在陌生的港湾。
家家户户的大门挂着厚厚的棉褥，阻挡着西伯利亚吹来的冷风。野外一片洁净，只有高高悬起的“幌子”迎着朝阳，昭示这里仍然有大家需要的生活。
掀开沉重的门帘，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热浪还带来混浊的说不清是哪一种生物的野味。
我们悄悄地躬身进屋，要上一小盘牛杂，一小碟花生米，每人两张牛肉馅饼，附带二两通辽土制的高粱老白干。学着当地老乡的样子，不很熟练地在空盘子上倒点白酒，用火柴点燃，再把酒壶置于火上慢慢地煨。数分钟后，酒热了，我和祖玉，还有另一位中学同学兼知青战友学舜，三人各酌一杯，轻轻地抿上一口，一股暖流顺咽喉而下，即刻传遍全身。
我们曾在这里无数次相聚，无拘无束地交谈，那一泻如水的话语，就着津津乐道的浓茶，永远是那样亲切而随意。那一刻，觉得神仙也不过如此。
两年后，我们三人都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就很少再光顾“北市场”这条引人入胜的胡同，但想起它那特有的“品质”，就会有回味无穷的感慨。
北菜园子
北菜园子。其实就是通辽大北郊的一个自然村，只不过这个村不种粮食而种蔬菜。
北菜园子和东北大多数村庄没有什么二样。尘土飞扬的村道，龃龉不一的土房，稀疏不整的胡杨和无人看管的草狗。所不同的是这里有一幢用红砖砌起来的平房，与村民们世代所居的土坯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红砖房一溜十间，老远就能看见它的房顶在淡淡的斜阳下时隐时现，似有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感觉。这是财贸学校为年轻教职工盖起来的一幢家属宿舍。只有成了家的教师才能分到这里的房子。而我正巧赶上，荣幸地得到了两个小间，约有三十平方米。虽然房子交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还都是毛坯，但我们还是心急火燎地接过钥匙，准备自己动手来完成后续工程。
我们是在通辽成家后分配到公房的第一对浙江知识青年，所以得到信息的许多同乡纷纷前来祝贺，并出手相助。
新盛是这些同乡中出力最多的一位。他不仅每个星期日都来帮助抹房顶、铺地砖、吊顶篷、筑围墙，而且还砌火炕、叠炉灶，一切重活都落到他身上，他也从不推辞。
新盛毕业于通辽师范学校，分配在哲盟教育学院，从事学院的后勤保障工作。
经过一番改造，我和妻子总算住进了这三十平方米的家属宿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居所。记得刚搬进新家时，什么也没有置办，唯一可用的就是一铺用泥和土坯垒起来的火炕。
考虑到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开始筹划自己动手打制家具。新盛提供了一套木工工具，我们在祖玉的单位里又找到了木头。我们无师自通地干起了木匠活。一点一滴，费神又费力地整整忙活了三个月，一只三门大衣橱真的让我们做成了。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都带着赞许的眼神。后来，我们又陆续制作了食品柜、小方桌、小板凳等配套用具，慢慢地让这个新家有了一点南方的春色。
邻居们虽然羡慕，但没有模仿我们的格调，他们家里依旧是朝南一铺宽宽的大炕，空荡荡的屋子里堆着杂物，外间一个硕大的灶台上镶嵌着一只硕大的铁锅，旁边堆满了劈柴和块煤。
冬季来临，气温骤降。大雪过后，更有一番景象。平日里阳光温和的小屋瞬间变得如同冰窖。一哈气，还会吐出阵阵薄雾。过惯了暖气生活的我们，真有些措手不及。晚上，寒气更甚。如果没有强烈的取暖用具，即使盖上三床棉被，恐怕也会无济于事。不得已，我们只能像北菜园子的村民们那样，在屋里再支起一只“铁牛”，将长长的铁皮烟筒贯通整个房间，利用烟筒散发的热量来升温。这样一来，屋里即刻失去了往日的清明，还大大增加了水煤气的含量。
儿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降生了。他的第一声哭声划破夜空，仿佛万人大合唱的首个音符，那么强劲，那么有吸引力，他让我们振奋，让我们热血沸腾。他为我们勇敢地翻开了新的生命篇章，鼓舞着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挑战人生。从此，我们成了真正的通辽人，成了北菜园子里的新成员。
孩子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是无穷的，尽管同时伴随着不尽的劳累，但望着孩子甜甜的小脸，就会忘却曾经有过的苦难，牵着孩子胖胖的小手，就会有无穷的力量在体内涌动。
我们清楚地知道要得到家乡亲友的直接照顾是不现实的，别说千里迢迢，就是三十平方米的土屋里也难容下三代人的栖息。一切还得从我们自身做起，一切困难都得由我们自己去克服。
头几个月，妻子把孩子带到单位里，但路途遥远。天又一天天地冷了下来，冰天雪地的，大人和孩子实在难以忍受，于是，我们只好找北菜园子的老乡来照看孩子。还算幸运，经邻居的推荐，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愿意带我们的儿子，而这户人家却是北菜园子里最穷的人家。家中大小十口人，其中八个孩子，清一色的“小姑娘”，最大的十八岁，都没上过学。除了老大已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其余的均在家里“吃闲饭”。于是，以二姑娘为首的姐妹团成了我们家的“小保姆”。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奢望。只要儿子有人看管，就算环境再不济，什么样的条件都愿意接受。好在北菜园子的乡亲们虽然生活贫困，但个个心地善良，他们把我们的儿子视为“宝玉”，精心呵护。他们倾尽所有，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
每当想起在六七双小眼睛的注视下，二姑娘把她们家仅有的一点点羊奶送到儿子嘴上时的情景，总会让我们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儿子生来皮实，在二姑娘家里和满炕的孩子们一起摸爬滾打，除了浑身灰土，满裤裆虱子，倒也一天一天健康地成长起来。
和我们做邻居的有李景玉、张进。他们是我同届毕业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还有大陈，是哲盟肉联加工厂进驻财校的工宣队队长。因为篮球打得很好，留下当了一名体育教师。小赵是天津知识青年，在通辽县余粮堡公社插过队，选拔上来后在财校当了一名锅炉工。我们朝夕相处，互相关照，结下了深深的友情。六年后，我们调离通辽。有的还时有联系。
在北菜园子那片葱绿的土地上，那幢曾经带给我们无限温情的红砖房，那条连着心声、通向希望的曲径小道，那些散落在原野上一个又一个篱笆墙的遗址，那群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劳作的父老乡亲，那帮食不果腹顽强抗争的姐妹孩童……那座渐渐被蚕食的美丽田园汇成的乡情，永远不会淡忘。
北行的列车跑了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于次日凌晨抵达通辽，来接站的是当年在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一起务过农的通辽知青陈国华和李良臣。四十年后再相逢分外亲切。
我们下榻在准四星级的“威士大酒店”，这是通辽高档酒店之一。经过四十年的变迁，通辽已今非昔比。记得当年通辽只有一家“盟宾馆”，三层小楼，二三十间客房，还是专门为乌兰夫副委员长视察通辽修建的，设施虽好也赶不上现在普通酒店的标准。
第二天一大早，同学马桂芝、曹云岭来看望我们，说是已为我们安排好了在通辽“省亲”的全部行程，让我们万分感动。
其实，我们这次通辽之行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寻找到当年生活的几串足迹，以慰藉对通辽这块土地的思念。
清晨起来，面对纵横交错的道路，川流不息的车阵，整齐林立的高楼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家广告，觉得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
踏上以往十分熟悉的土地，去寻觅久别的旧址——那条曾经让我们留恋忘返的胡同，却已辨不出方位。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依旧是伸向远处的大道，四叉路口高悬着交通警灯。
询问了早锻炼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对那条胡同没有任何印象。在他们的眼里，通辽似乎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整洁的马路、现代化的商场、拥堵的车流、奇装异服的人群……我所描述的干打垒的土平房里飘出来的茶香和高挂在门前的“幌子”，对他们而言好像成了电视剧里的布景，无处触摸。
还是小马告诉我们一些模糊的轮廓。
我们下榻的那条大街，现在叫“科尔沁大街”，就是原来“北市场”的位置，只不过那条狭长的胡同早被宽阔的马路所吞没，往昔原生态的经营模式也不可能完全继承下来，因为人民对生活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滞。我们设想着在“北市场”的“明仁茶馆”里重温品茶的愿望就这样首先落了空。即便如此，我们仍驻足四望，似乎感觉到了大茶壶“嗡嗡”作响的回音，水蒸汽袅袅升腾的幻影，还似乎闻到了异常熟悉的野味醇香，在那条环绕市区的大街上飘忽荡漾。
说好了一定要到“哲盟财贸学校”去转一转，再看看原来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和妻子抹不去的足迹，也许还能找到曾经留下的印记。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哲盟财贸学校已在几年前撤销停办。它的校产一半给了相邻的通辽市第五中学，一半给了通辽市高级技工学校。“哲盟财贸学校”经过三十多年的风雨飘摇以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历史掩埋的命运。
我们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驱车前往它的原驻地，看望它的新生命。
当我们出现在它身旁的时候，其实已踏在通辽市第五中学的校园内。这是通辽市的重点中学，在校学生已超一万人。遥遥相对，远处一座新的高楼，是在财贸学校的原址上盖起来的，高高的房顶上矗立的却是“通辽市高级技工学校”的牌子。它的校区与五中仅一墙之隔。这一墙之间的广阔空间都是原财贸学校的领地。我们找遍了东西南北，没有找到一丝原有的痕迹，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哲盟财贸学校”曾经在这里存在。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过去的已经消失，不再重生，就如江河流水，一定会注入大海。就是与学校紧紧相邻的北菜园子那个让许多村民赖以生存的小村子也无幸存的可能。那幢用红砖砌成的员工宿舍也一定像垃圾一样早已被铲平。邻居们迁居何处？也不会有人来告诉我们。
北菜园子的小姑娘们也许都已搬进了现代化的小洋楼，享受着暖气，享受着卫生，享受着改革开放给她们带来的小康生活。那位给我们当过几个月小保姆的二姑娘现在一定也有了幸福的家庭，也许会拿她当年辛劳的经历教育着她的孩子。
登上北大壕坝顶，眺望西辽河彼岸，又一片新区已初具规模。雄伟的市政府大楼，宽大的市政广场，林立的政府机关、金融商厦和大片新开发建成的住宅小区把那片曾经被人遗忘的荒原笼罩在人和机械的交响之中。
两座现代化的西辽河大桥屹立东西两侧，把新老城区紧紧地连接起来，再不用渡船，再不用步行。
西辽河经过改造，水源充沛，河水清澈见底，平静如镜，再不像过去那样春季里混浊汹涌，夏季里干涸龟裂。
而我印象中的北大壕也不再是过去那荒草深深、野兔成群的防洪大堤，是一处供市民休闲、娱乐、锻炼、观景的人工园林。
通辽，已经没有了“异域”的任何印记，它已成一座欣欣向荣的繁华新城。
后记
这次通辽之行，虽然没有搜寻到我们当年的印记，但仍获得了不少意外的惊喜。
在达辉的建议下，通过通辽知青的帮助找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吉力布和。老人家现已八十二岁高龄，但身板硬朗，思维清晰，见到我们后仍然能叫出多数人的名字，真让我们倍感亲切。吉力布和是我们在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务农时的二营第一任教导员，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蒙古族领导。他曾把我们视为亲人，百般呵护，精心培养，让许多知识青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入学深造，有的走上领导岗位，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奉献着青春和力量。
在马桂芝学友的精心组织下，我们参观游览了哲盟的奇特地貌——位于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大青沟”。绵延数十公里的沟壑内是一大片从未采伐过的原始森林，经科学考证尚有各类树种千余种，可谓林深叶茂，植被丰盈，鸟语花香。
2011年9月钱子勇、冯迪意夫妇重游通辽，在西辽河大桥留影，背景为新建的通辽市政府大楼和开发新区。
离“大青沟”不远就是著名的“库伦沟”。“库伦沟”远远望去是一马平川，但赶到近前却是深沟险壁，人畜无法跨越，如果两人对面相遇可听见喊话，却终不能相握。为此，我们把散居在库伦旗各处的学友都约到县城来相聚，以免四处奔波。这次见到的学友有那仁其其格、特木其乐和王卫东。虽都已退休在家，但一旦老友相见，都是激动万分。叙谈之中，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以此来追忆当年的浪漫时光。
在国华、良臣的陪伴下，我们一行重返金宝屯胜利农场，重温当年下乡务农的生活。虽然时过境迁，但还是找到了祖玉工作过的冷库，住过的旧房子；找到了我妻子刚到农场时营里给她们安排的老宿舍；找到了我和三连指导员张清和一起住过的大土炉。农场的环境虽然没有多大改变，但据说家家户户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看到往年与我们一起劳动的老战友们安定、富足的现状，真为他们高兴。
通辽，我一直把它认作故乡，因为在那里有我们青春的足印，有理想的呼声，有情爱的结晶，还有割不断的乡情。
2011年12月，写于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