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屯胜利农场科左后旗知青 苏博颖
苏博颖 女，1952年1月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1969年5月下乡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四营；1974年10月入南京气象学院学习；1978年1月毕业分配到长春工程学院任教；1981年调到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从事全省水文情报预报工作，研究员（教授）。曾任吉林省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理事，东北四省（区）水利科技协作委员会联络员，吉林省水利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秘书。
下乡时，我在胜利农场四营的鸡鸭号工作，在这个班组中有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姐妹令我难忘。
张秀君是天津知青，在她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大城市人的那种娇气，她憨厚、朴实，干起活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从来没听见她叫过苦、喊过累。有时她还帮助我干活，我是鸡鸭号的烀料员，她经常帮我往锅里压水、倒料等。我俩住同一个宿舍铺挨铺，无话不说、形影不离。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都市女孩的正直与善良。
王伟君是浙江知青，她身上透着江南淑女的那种特有的灵气，她性格开朗、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爱唱歌，不论干活还是休息，总能听见她的歌声，若找不到人，就顺着她的歌声去找，我就是听她哼唱歌剧《江姐》而学会了《绣红旗》。我在她身上学到了做事的严谨与细腻。
最后说说胡伟英吧，她也是浙江知青，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圆圆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无论说话还是走路都是那般的轻盈。时尚的衣服和发型令我们这些本土的女孩子都多看她几眼。按年龄她比我们大，但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英！
记不清是哪一年，为了丰富知青们的文化生活，场部要求各营成立宣传队，并要进行全场文艺汇演。我们四营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和小英是宣传队的骨干，我们排的是《红灯记》，我的嗓音适合老旦，扮演李奶奶，李玉和由天津知青赵继炎扮演，李铁梅自然就是小英了，卖木梳的是贺士彬，其他演员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拉京胡的是天津知青李洪生，打扬琴的是后旗知青王景录，导演是浙江知青胡曾凡和姜嗣良。排练是辛苦的，正值冬天，营部西头那间会议室是我们的排练场地，屋里取暖的设备是一个烧煤的炉子。我们每天都要生火，窗户糊得严严的，煤烟味呛得我们直咳嗽。由于整天练唱，嗓子哑了，发干甚至发炎红肿，回去泡点“胖大海”水喝，第二天接着唱。那时没有录音设备，胡曾凡和姜嗣良手里拿着简易的剧本，演员的动作、道白等全由他们来指导。音调是由李洪生拉京胡定的，唱腔是我们这些演员自带的，那年月举国上下满大街都飘着样板戏的旋律，我和弟弟是在家里的广播中学会样板戏的，而且八个样板戏中的每句台词、每个唱腔都差不多能倒背如流，可谓是“字正腔圆”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我们一板一眼认真地排练着。在场部汇演时，各营的知青及场部的职工和家属把大礼堂围坐得水泄不通，也像城里人一样看上了“样板戏”。那次汇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是服装、道具和布景比不上正规的，如果只是闭着眼睛听，还真说不上是哪个正规剧团在演出呢！汇演结束营里的宣传队解散了，我们都回到各自的连队，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和小英有了别样的感情。闲暇之余，我们也哼上几句，为此鸡鸭号的姐妹总是拿我俩开心，每当小英找我剪头时她们就会说又找你“奶奶”剪头啦！有一年刚刚流行“的确凉”，看到小英和其他浙江知青穿上“的确凉”衣服格外精神，比用纯棉做的衣服好看多了，艳丽的颜色、挺实的面料和精良的做工令我们这些本土知青羡慕不已。据说当时在日本，人家都不穿这种含有化学成分衣物，我们还不理解：“棉布的衣服有什么好，洗完了净是褶，还不挺实。”于是等到春节探亲回家时我就让她们捎来两件，我和弟弟在我们本土知青中是第一批穿上这种衣服的，后来“的确凉”在我们四营流行起来。在和天津、浙江知青一起生活期间，我们也学会了“临睡前要洗脸、刷牙，女孩子要经常洁身”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常识，一种文明与时尚的意识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传统和落后观念。
四营南鸡鸭号留影，左起：张秀君、苏博颖、王伟君。
时光荏苒，四十多年过去，很多往事都已随风散去，但那青春的记忆却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里。2010年11月末我们通辽、后旗的十二名知青组成“访友团”，一路南下到余姚，到北京，到天津去看望当年的知青战友，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张秀君、王伟君和胡伟英，两鬓如霜的我们含泪相拥，手拉着手不愿离去。后来张秀君两次来通辽看望我们，我和伟君、小英也经常电话联系问候。
知青——这一特殊年代的专有名词，它虽然留给我们许多苦涩，但我们也收获了友谊。在那面朝黄土背朝天、枯燥乏味的蹉跎岁月里，能结识像张秀君、王伟君和胡伟英这样天南地北的同龄人是件幸事。“营房内外说三语，南腔北调笑声齐”，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知青情结让我们用一生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