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赵英
“小三芬”是浙江慈溪知青余兰芬的雅号，这个雅号的由来说起来还真有点意思。刚到农场那会我们知青去食堂打饭一般都用两个搪瓷碗，一个盛饭、另一个盛菜。她的搪瓷碗外侧用红漆醒目地写着三个字——“余兰芬”，可能是油漆在搪瓷表面的附着力差，不久写在碗上的字就缺胳膊掉腿地残缺不全了，而残留的痕迹正好是“小三芬”，因此大家都以此与她逗乐。
到农场初期我和她，还有岑如兴住在同一个宿舍，睡同一铺炕。我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她常开玩笑地说，社会上有“同学”有“同事”，现在我们成为“同炕”。
1999年12月余兰芬英年早逝的噩耗把我给震晕了，我为失去昔日同甘共苦的好姐妹、我的“同炕”而悲哀，难受了许久许久。在上山下乡四十五周年之际我愿以这篇短文献给九泉下的兰芬姐，寄托我对她的深切哀思和怀念。
“小三芬”其人
兰芬姐是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人，1950年出生，属虎。她和我家先生张立民是同学，都是逍林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她还是我同班同学余婉芬的堂姐，所以我和她比较要好，有很多共同语言。她比我略高些，约有一米六八左右的个头。她皮肤白嫩滋润，两只眼睛不大，笑起来常常会眯成一条线；而她的嘴较大，兰芬姐常乐观地以“嘴巴大，吃四方”来炫耀和安慰自己。
和兰芬姐相处的那几年，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她与世无争，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去占别人的便宜。劳动时轻松一些的活儿总轮不到她，反正她也不会刻意地去争。一次在小麦打场的场院里劳动，在脱粒机旁收拾地面又脏又累，飞扬起来的麦芒和麦秆颗粒落在身上又扎又刺痒。不少人都往后躲，她却始终坚持在前面干。下班回到宿舍，只见兰芬姐满头发全是尘土像个“白毛女”。有人开玩笑说她“傻”，她笑嘻嘻地说：“脱粒机旁收拾地面这活是脏了点，但总得有人干嘛。”多么朴实的话语啊！
慢工出细活
兰芬姐是个慢性子。走路慢腾腾的，说话慢条斯理，干活也常比人慢半拍。但是她决不是偷懒，而是慢工出细活。
为了便于拖拉机耕作，我们到场时胜利农场的耕地已形成规模化，地块四四方方的，初步实现了林网化。有的地号一块地足有一千多亩，一眼望不到边际。1971年中耕夏锄时节，一次我们一起在玉米地铲地。第二遍中耕时玉米已经长到一尺多高，我们知青在连、排干部的带领下一字排开，一人负责一垄，齐头并进。七月份的天气非常炎热，机械式的铲地除草是很累人的，我们的上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可看看前面地垄还是看不到头。尤其是兰芬姐她动作慢已被大队伍拉下两三百米。好不容易我铲到了地头，没顾上休息马上去接应兰芬姐。带我们劳动的贫下中农孙排长也过来帮忙，他是指导我们铲地并负责质量检查的。孙排长看了兰芬姐干的活，发现她铲地和除草特别认真，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决不糊弄。
在林带旁工间休息时孙排长表扬了她：“我特别赞赏余兰芬，虽然活干得不算快，但她的活干得细很地道，值得大家学习。”兰芬姐疲惫地坐在地上擦着汗，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一封鸡毛信
1971年初，农历己酉年腊月兰芬姐接到了一封家书。打开信封发现里面除信纸外还有一根鸡毛。以前我们只听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长海娃送鸡毛信的故事，如今看到实际的鸡毛信可还真是第一次。此信表明兰芬姐家里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兰芬姐的父亲是慈溪逍林镇一位有名望的老中医，家里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第二，是家里两个女孩中的老大。家里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兰芬姐从小就得到奶奶的宠爱。可偏偏家里的这个大孙女儿、奶奶的掌上明珠摊上了支边内蒙古的事儿。远离家乡和父母亲人到偏远、艰苦的边疆农村，家里是一百个舍不得。尤其是老奶奶心疼得不得了，几次哭得昏厥过去，半年多时间老奶奶不思茶饭，久而久之病倒了，这一病还真的不轻，曾一度出现病危。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真实的现代鸡毛信故事。
得到农场领导批准后，兰芬姐星夜兼程用了三天时间赶到家里。病重的老奶奶见到朝思暮想的宝贝孙女回来竟然从病床上一骨碌地坐了起来，让陪伴在侧的家人惊讶不已——这就是不可战胜的亲情的力量！
在医生的积极治疗和家人的精心护理下，老奶奶渐渐康复了，这其中兰芬姐所起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1971年农历正月过后，她如期返回农场投入了春播生产劳动。
大姐风范
在浙江女知青中兰芬姐的岁数是比较大的，她从生活、学习上关心帮助年少的女知青，处处垂范，颇有大姐风范。
1969年下半年，我和她临时调到三分场孵化室帮助工作。那里是全场孵化雏鸡雏鸭的地方，一是温度高，二是气味大，工作环境较差。一次上夜班她和另一个知青一起在按程序翻动孵化中的鸡蛋，由于两人配合和衔接出现了失误，一整板正在孵化即将破壳的鸡蛋摔落在地全被打破，造成了比较大的经济损失。她俩吓得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她们受到孵化室领导的严肃批评。惹了那么大的祸兰芬姐心里很是难过，在收拾整理完现场后她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找领导承认了错误，并写了书面检讨，把主要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农场地处东北高寒地区，我们曾遇到零下35度的严寒。滴水成冰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有时由于没烧好火炕，屋里气温很低，早晨起来眉毛和刘海都因呼吸的哈气而结上一层白白的霜。冬天是农活相对比较清闲的季节，我特别想织一件毛衣御寒，于是我向兰芬姐学习编织毛衣的手艺。原先我只会织平针，不会织花纹，是兰芬姐手把手一针又一线教我。我不得要领学得比较慢，她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和示范。我不会忘记我亲手织的第一件有花纹的毛衣凝聚了她的精力和心血。
兰芬姐特别乐于助人，常救人于危急之中。记得1972年春季我们在地里刨玉米茬子，平整土地为春播做准备。通辽女知青唐恩来不小心一脚踩在尖尖的玉米茬子上，顿时脚底鲜血如注。那里离营部的卫生院足有三四里路，怎么办？大家都非常焦急。“快点，我背你去医院！”经过简单包扎，兰芬姐二话没说背起唐恩来就往营部跑，此时她的慢性子仿佛也变成了急脾气。仗着她人高马大，快步流星似地直奔医院，经过医生的及时处理和治疗，受伤的通辽知青安全无恙了，兰芬姐却累得大汗淋漓，面色煞白。三十多年后的2009年，唐恩来重返农场提到此事时还充满感激之情。
由兰芬英年早逝所想到的
兰芬姐急匆匆地走了，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她就心里难过。她英年早逝使我想到了几个问题：
兰芬姐一辈子坎坷，命运多舛。1974年她被选送到通辽农牧学校学习农业机械。毕业时许多同学或留城或留校，大多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偏偏她被分配到地处偏远的扎鲁特旗乌额格其牧场，据说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远不如胜利农场。在那里他与通辽农牧学校同学、慈溪市周巷镇知青王伟信结婚，生育了两个儿子。1980年代知青大返城浪潮中，许多知青返城找到了较好的工作或自主创业获得成功。偏偏他们夫妇调回慈溪后又去了艰苦的西三农场；中年回到慈溪老家白手起家，又要养育两个儿子，自然是困难重重。事业不顺心，家庭不顺心，过度的焦虑和辛劳使她得了要命的尿毒症。祸不单行，差不多同时，她丈夫王伟信也患上了肝病。兰芬姐1999年12月逝去，她丈夫也在2009年去世。老天爷似乎对她太不公平，为什么降临到她头上的尽是痛苦和数不清的灾难！
1969年6月赵英和余兰芬（左）摄于辽宁省昌图县古榆树镇。
命运是一个人在客观和主观条件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不完全相信宿命论，但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人的命运完全可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你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只要你保持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只要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奋斗，那么你就会创造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兰芬姐的不幸在于她懦弱的性格：她不善于坚持自己的主见，遇事委曲求全；她长期心情抑郁，积劳成疾，终于酿成无法挽回的苦果。
兰芬姐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五个年头，但曾经患难与共的知青兄弟姐妹们没有忘记她。愿她在天堂那边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和不幸，没有那么多的坎坷与曲折，无忧无虑、舒舒心心地过上好日子。
2013年8月15日，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