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张立民
1969年6月，我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支边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金宝屯胜利农场。我们农场地处东北平原西部，科尔沁草原的东侧。内蒙、吉林、辽宁三省在此交界，东西辽河静静地从她的两侧流过。正像她的名字“金宝屯”所表述的那样，那里是一块肥沃的黑土地，是一方滋润万物生灵的好水土。我深深地眷恋着她……
我先后在胜利农场三分场和场部政治处工作，在那里一共生活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1973年9月我离开农场去南开大学求学。是胜利农场为我搭建了锻炼成长的大舞台，是胜利农场哺育和教育了我，给了我进步和发展的最好机会。我深深地感恩胜利农场的培育之恩，我这辈子和胜利农场结下了深深的情结，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维系。这个情结，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刻骨铭心的。
老高头——教我做事先做人
老高头，一位平易近人、令人尊敬的农场老领导。他叫高文治，河北省完县人氏，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具有丰富的农场管理经验。据说原先他是哲南农场场长，“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后调来胜利农场。1972年担任胜利农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代后担任副场长。
第一次见到高场长是1969年7月中旬，在三站麦收的田野里。那天下午烈日当空赤日炎炎，天气异常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我们正在46号地收割小麦，金黄色的麦子沉甸甸地弯着腰，长长的麦垄一眼望不到边际。半天下来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已累得直不起腰来，个个汗流浃背，手上打起了许多血泡，都无精打采。麦田里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有的偷偷躲到阴凉的防风林带歇息，有的腰酸得干脆一屁股坐在地里不愿再起来了，有几个瘦弱的女生还哭起了鼻子……此时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出现在我们刚割过的麦茬地里，他头戴一顶蓝色半旧的鸭舌帽，帽檐全被汗水湿透了，沾了一圈尘土，饱经风霜的脸庞显得和蔼可亲。只见他正弯腰一穗一穗地捡拾知青们遗漏在地里的麦子。
“同学们辛苦了！”他洪亮简短的一句话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他招呼大家围坐到林带的阴凉处休息并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多少年龄、老家在哪里说起，问大家到农场以后生活是否习惯，有没有想家。他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拿镰刀，如何捆麦子等农活要领。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学们请注意千万不能丢掉已经到手的粮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直到有人过来向他汇报工作，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高场长，一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1971年10月我从三营调到场部政治处宣传组工作。当时高场长刚刚回到场部恢复领导职务，他的家属还住在三营。我有幸与高场长同住一间单身宿舍，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位当时农场的最高地方领导。我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和指导，受益匪浅、终生难忘。高场长特别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工作繁忙，每天很晚才回来休息。到了宿舍他并不马上睡觉，总要斜靠在铺盖卷上，一边抽着他自己卷的蛤蟆烟，一边喝着浓浓的红茶和我聊天。他最爱问我的话是：“小张啊，听到了什么群众反映和意见没有？”一次我向他反映了一个与实际有出入的问题，他认真地追问我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告诉他是听小道消息说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地对我说，在机关工作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道听途说，一定要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嘱咐下第二天我深入有问题的单位搞调查，很快弄清楚了真相。为此高场长特别高兴，逢人就讲小张通过调查研究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了依据，还在场部机关的干部会上多次表扬了我。
高场长的脑子特别好，全场的信息都记在心中。他的心中装着一本账：哪里生产出现了问题，哪里的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他都了如指掌。我特别敬佩他关心群众疾苦，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的这一优良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刘领导——我进步的引路者
2007年浙江知青褚抗援从胜利农场归来告诉我：原场部政治处老领导刘加昌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我难过了好长时间。老刘是哲里木盟五七干校留在胜利农场的干部，辽西一带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有很强的文字功底和演讲口才，原则性和责任心都极强。1971年底我从三分场调到场部政治处时，他是政治处的负责人之一，主任是军管会的孙德璞。老刘非常器重我，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心的培养。他总是有意识地把我推到第一线去摔打和磨练，有意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1973年是他和屈丕声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刘是我政治进步的引路人。
在工作和业务上老刘精心地帮助和指导我，他是我在农场的恩师。记得1972年下半年农场领导去基层蹲点，老刘带我去了二营（五站）。白天他经常带着我随连队下地劳动，晚上他不是组织召开各种会议就是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工作非常繁忙。当时他负责全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动员和宣传工作，各站都要把进展情况定期向他汇报并汇总。在他的领导下我负责编写农业学大寨的简报，指导全场的工作。那些日子他教我如何写好新闻报道，如何写好短评。写长篇的大文章老刘最拿手，为此他言传身教指导我如何搭好文章的“架子”，列好文章的提纲。他特别重视指导我抓住文章的中心思想突出重点，他认为这是写好一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对我写的初稿他总是像中学的语文教师那样认真批改，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地改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是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轻易放过。而对所作的修改他从不居高临下强加于人，总是和颜悦色地给我讲解那样改的原因和好处。在老刘领导下的工作是愉快的，与他共事的那段时间，是我的政策水平和写作能力突飞猛进的阶段。
1990年春我去东北出差专程去农场看望他。分别十七年，当我再次见到老领导头发稀疏双鬓花白，饱经风霜的脸上多了不少皱纹，内心十分感慨。盘腿坐在他家温暖的火炕上，我们爷俩聊得十分投机。刘婶做了一桌子东北菜招待我，使我有回到家里的感觉。没想到那次相见竟成了我们“师生”的永诀！
尚大哥——关爱我胜似亲人
1973年上半年，我随政治处组织组的领导尚金荣去一营（二站）蹲点，在基层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和经验。尚大哥是河南开封人，1966年毕业于河南农学院园艺系。他中等个子，戴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很随和。他不仅精通农业技术，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认真，办事特别严谨。老尚是我们知青的良师益友，他很理解和体贴知青的疾苦。向他反映的问题他总是惦记在心上，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那时我身体不太好，正患急性胸膜炎。老尚知道后，一再嘱咐我要少受累，多休息。一次他家里改善生活杀了一只鸡，邀请我过去吃饭。我不好意思去婉言谢绝了。没想到老尚特地叫夫人张雪峰大姐给我送来了热腾腾、香喷喷的小鸡炖蘑菇。看到领导如此关爱和照顾自己，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我离开农场上南开大学后，老尚先后调到哲里木盟科委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委工作，后来又担任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全家也先后搬迁到通辽和呼和浩特市。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但老尚仍像在农场时那样，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值得骄傲的是老尚的两个女儿学习成绩优秀，相继考入了南开大学。大女儿尚旭1995年在南开大学外语系毕业，去了新加坡发展。小女儿尚煜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上的，2003年从南开毕业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在北京的中国矿业大学任教。至今我和老领导尚金荣之间的关系一直密切地保持着，这也许是胜利农场情结带给我们两家的一种缘分。
好哥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深情地想念坐同一趟知青专列一起支边来场的知青战友：邵桂华、潘鸣耀、陈建业、王宪举、谢泓君、赵建、茅忠耀、钱子勇、干达辉、褚抗援、邬孝根、徐友峰、周鸿奋、陈建英、胡家达、冯乾强、岑承天、岑正权……还有很多恕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长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时刻牢记在心。我经常想起他们，连做梦都在一起愉快地聊天和玩耍。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我。
邵桂华和我有过很相似的经历。当年他和我分别是天元和逍林镇知青的头，在三营我做过政工干事，他做过保卫干事。后来我上了南开大学，他上了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我们又分别留校任教。1981年4月他调任余姚市卫生进修学校校长，为家乡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桂华既有工作热情和能力，又能组织和协调，是我们浙江老知青开展联谊活动的组织者，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广大插友一致公认的知青领军人物。我最敬佩他的是无私奉献精神和对人的真诚热心。随着岁月流逝，近年来老知青们差不多都已退休过上了稳定、富裕的生活，大家都迫切希望能够经常聚会和交流。桂华积极主动地担当起了组织工作，把老知青的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很有特色，使大家有了“知青之家”的感觉。这其中桂华和夫人齐爱贞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付出了许多精力和财力。大家都夸他热情为老知青服务真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有心人，我曾多次与他谈及此事，桂华总是乐呵呵地一笑了之。
潘鸣耀与我小学、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支边到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成为同学。我俩前后同学十三年之久，大概是最“老”的同学了。我最敬佩鸣耀为人真诚、办事低调的实干精神。他从事财会工作完全是靠他的勤奋和智慧自学成才的。他从三营食堂的管理员干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做到一营（二站）的主管会计。农场扎实的财会工作经历为他日后返回家乡从事金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返城后他在慈溪市农村合作银行工作，是该行的中层领导干部。他曾长期在慈溪市民营经济发达的胜山镇和新浦镇农村信用合作社当主任。他开拓创新，急企业之所急，过细地做好信贷工作，为扶植中小型民营企业、为发展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口碑。
陈建业小我两岁，是我的挚友。当年在农场时，他的那种勤奋刻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至今我还有很深的感受。大约是1970年前后，他调到农场的酒厂工作。制酒技术涉及微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为了提高白酒的产量和质量，建业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文化知识。他下乡前只是老初一，为了啃下厚厚的专业技术书籍他向老高三的陈亥亥学数理化，向我学语文和写作。记得1970年底他在吉林省双辽县的郑家屯酒厂培训，我专程去看过他一次。一见到我他便拿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的全是他自学中所碰到的疑难问题。他缠住我问个没完，我深深地为他勤奋好学的精神所感动。功夫不负有心人，建业啃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解决生产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在他的努力下胜利白酒获得吉林省的注册商标（农场曾一度由内蒙古划归吉林省），产量和质量都有了飞跃，成为当地方圆几百里深受老百姓喜欢的名酒。从建业的身上我悟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努力和锲而不舍地追求。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不愁事业不成！建业为胜利白酒付出了许多许多，为了事业他几次放弃了上学和选调的机会。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是激励我进步的一个榜样。
王宪举下乡时还不到15周岁，是知青中年龄最小者之一，大家都叫他“阿宪”。阿宪是一个聪明机灵、勤奋好学的小伙子。他人虽小，但下地劳动时重活、脏活抢着干一点也不示弱，曾任连队副排长。他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最拿手的绝活是演奏笛子。繁重的劳动之余阿宪悠扬的笛声吹散同伴们的劳累和疲倦，给沉闷的知青大炕宿舍带来欢声笑语和快乐。作为乐器演奏员他还参加过农场的宣传队，排演现代京剧《沙家浜》到全场各基层单位演出。1972年阿宪被选送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后又公派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留学。学成回国后他分配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先后作为《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常驻俄国莫斯科，后又任中国驻白俄罗斯使馆新闻参赞。2011年回国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至今还勤奋地耕耘在新闻和政策研究工作的第一线。阿宪是知青中的成功者，我觉得他成功的秘诀一是靠个人的勤奋和聪明智慧，二是在于他善于把握住各种机遇。我特别敬佩这位小老弟。
如果说郭凤莲是当年大寨的铁姑娘，那么谢泓君就是我们胜利农场的铁姑娘。这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女知青工作大胆、泼辣，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是当年农场有名的“假小子”。她长期工作在一营的农业连队，担任过班长、排长和连长，1986年她被任命为胜利农场副场长。她在内蒙古工作生活了二十二个年头，直到1990年代初才返回家乡，在余姚市一家企业担任中层领导一直到退休。退休后谢泓君和先生李凌木（天津知青）定居在杭州市，与儿子一家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还常去儿子的公司帮助打理生意。今年6月我有幸在杭州见到谢泓君夫妇，虽已六十开外但泓君还像以前那样开朗乐观，整天笑呵呵的。她告诉我自己的心理年龄要小于生理年龄二十岁，“三种全会”。我问她何谓“三种全会”？她爽朗地笑着说：iPhone、iPAD和QQ。泓君的这种乐观向上、知足常乐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此祝愿她“革命者永远年轻”！
茅忠耀是我的知青挚友，是我在三营任政工干事时的好帮手，我非常感激他予我以兄弟般的支持和帮助。阿耀比我约大半岁，我俩有共同的爱好，有相似的性格和特长，因此有许多共同语言。当年军管会在胜利农场搞政治建场，各营都办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和油印小报。我和他搭档办的“三营战报”配合三营的中心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发挥了很好的政治宣传作用，在全场小有名气。我和他分工合作配合得很默契，我主要负责采访、组稿和修改，他主要负责编辑、刻写和油印。阿耀写得一手好字，最擅长在钢板上刻写蜡纸，既快又好。他在胜利农场先后做过政工干事、生产统计和主管会计。1985年10月举家迁往宁波市工作，本人和两个儿子都发展得很好。阿耀那种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却又为人低调、不事声张的品德我很敬佩。
赵建是我的内弟，是我最知心的好兄弟。下乡时他还不足15周岁，当地贫下中农昵称他为“小嘎子”。他在胜利农场工作、生活了二十二年，下过大田，当过赤脚医生。1970年代末在农场“五七”大学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担任兽医，他刻苦钻研、勤学好问，经过艰苦的实践锻炼成长为农场内外知名的赵兽医。他先后在三站、渔库、一站、牧场、奶牛场和农场畜牧兽医公司工作过，他吃得了大苦，耐得了大劳。他所受的艰难困苦和坎坷的人生经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奋斗不止。1980年代初由“以工代干”转正为国家干部，并长期担任农场的中层领导。1990年他举家调回慈溪老家，现在是慈溪市农业局畜牧兽医站的兽医师，参照公务员待遇。从赵建的身上我看到了两个闪光的亮点：永不向困难屈服的韧劲和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实干精神，难能可贵！
“十人帮”——教我学做天津人
“十人帮”是居住在天津这座城市里，1969年6月同时下乡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的五家老知青的戏称。
首先请允许我对这五家做一简单介绍：
当年在场部政治处工作的罗兰，回津上学毕业后一直在高等学校工作，退休前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她先生金世雄是与我们胜利农场相邻的金宝屯原种场的知青，祖籍浙江绍兴，是天津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
当年场部机要员兼打字员郑桂香从天津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解放军254医院幼儿园工作。她勤奋工作、爱岗敬业，1989年荣获解放军三总部颁发的全军优秀教师证书和奖章；她先生袁裕生是天津铁路建筑段的工程师。
当年在场部加工连工作、曾荣获知青标兵的陈泽文1976年毕业于天津轻工业学院造纸专业，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天津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上退休；他的夫人张丽珠原是天津市化工设计院咨询公司的财务主管。
当年农场电影队放映员林杰是“十人帮”中岁数最大者，我们都叫他老林大哥。他197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石油化学专业，先后在大港石油化纤公司、天津市纺织局化纤公司等单位工作；其夫人王婉卿是原电子部712厂的工人。
本人197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留校任教，现在是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我妻子赵英1977年从东北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工作，1979年调到天津市探矿机械厂，1985年调入南开大学。曾任南开大学信息技术与科学学院研究生办公室主任。
由于下乡时我们同在场部机关工作过，彼此相识又相知，所以现在还经常凑在一起玩。这五家老知青中除我家是浙江人外，其余四家都是天津人。1973年9月我上南开大学求学来到天津这个城市，后来留校工作至今在天津已经整整四十一个年头了，远远超过了我在浙江慈溪老家生活的那十九年。
我深深地感恩母校南开大学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开创者、校父严范孙先生祖籍浙江慈溪，我和他是同乡。南开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祖籍浙江嘉兴，我是他们的浙江小老乡。这辈子能成为一个“南开人”是我最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我深深地感恩天津市人民和母亲河海河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也深深地感恩“十人帮”的兄弟姐妹们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帮助和照顾，有他们时刻陪伴在我的身边，使我这个“浙江游子”不感到寂寞和孤独。他们教我学做天津人，使我很快地融入津沽大地，加入了“海河儿女”的行列。
与“十人帮”相处的这些年，有两件事最令我感动，将永记不忘。
一件事是在2010年春季，我妻子赵英腰椎间盘突出症发作，疼痛难忍、坐卧不安，病情十分严重。泽文和丽珠大姐首先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在第一时间通过关系帮我们联系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确诊，并争取到了十分紧俏、平时需要预约很长时间的病床，立即住院治疗。“十人帮”的其他兄弟姐妹得悉赵英住院的消息后，纷纷前来探望。罗兰和桂香家里有老人和小孩需要照顾是很忙的，但她们隔几天就来看一次，有时还送来香喷喷的饺子和可口的饭菜，同病房的病友都夸她们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罗兰还以自己治疗腰病的实例现身说法，给赵英以极大的鼓励和精神安慰。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十人帮”兄弟姐妹关怀下，赵英很快康复出院。
1971年秋，陈建业与张立民摄于吉林省双辽郑家屯。
另一件事发生在2011年10月21日，我九十一岁高龄的老母病逝。当时我妻子赵英正在老家陪护，我因单位有急事刚刚回到天津。在极度悲痛中我想到的是如何以最快速度赶回慈溪奔丧，一时真有些手忙脚乱，我的学生赶紧帮我买到了第二天一早的高铁动车票。不知“十人帮”的兄弟姐妹们怎么知道的这一消息，当晚他们相约从全市不同区域赶来我家，向我表示慰问，陪伴我度过人生最悲痛的时刻。当时的场景令我感动万分：泽文扶着腿部有病的老林大哥一瘸一拐艰难地走来，老袁和世雄帮我收拾行李，桂香和罗兰紧握着我的双手，一再安慰我节哀保重。他们一直陪伴着我到凌晨两点。多么好的一帮兄弟姐妹啊！今生能遇到他们真是我的最大荣幸和福分。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非常信奉这条古训，一个人在世界上生存和打拼靠的是自身努力和贵人相助。今天我之所以能走得比较顺利，得益于众多贵人的鼎力相助。我深切地怀念逝去的知青岁月，深情地感恩曾经帮助和陪伴我一路走过来的贵人和朋友们，今生今世我为自己能交到那么多的好朋友而感幸运和自豪！
2013年7月28日，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