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周文君
周文君 女，浙江慈溪人，中共党员。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二营（五站）在鸡鸭号工作；1974年10月至1976年9月在内蒙古哲盟农牧农机学校农机专业学习；1976年10月至1985年1月在哲盟通辽县农机公司担任会计和统计工作。1985年初调回浙江慈溪在周巷二商公司任出纳。同年10月调至浙江新昌县工商银行，先后任会出科副科长、行政科长及工会女工主任，直至退休。
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有许多的回忆，有苦涩也有甜蜜，有辛酸也有快乐，都是人生磨砺中的一串串脚印。从1969年6月我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直至1974年10月被选送去通辽读书，正是这样一段永不漫漶的经历。
在农场五站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鸡鸭号工作，曾担任养鸡班班长，名副其实的“鸭司令”。鸡鸭号的工作虽然不用天天遭受风吹日晒，但责任可不小，不光是又脏又臭的体力活，为了科学化管理，养殖技术也须讲究。大田连的知青战友戏称我们为鸡鸭号工人。这个工人不好当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鸡鸭都得有人伺候。遇到刮大风下大雨，大田连的战友们大都能捞到个休息，而鸡鸭不可能“休食”。特别是遇到老天刮起大风沙（沙尘暴），风夹带着沙土铺天盖地掩杀过来，把大地搅得昏昏沉沉，沙粒扑打灼烧着脸，让人睁不开眼睛，几米远看人也就是个影。虽然宿舍离鸡鸭号并不怎么远，但在上下班的路上我们还是得眯着双眼结伴搀扶而行，以免发生意外。
鸡鸭号的工作自然就是跟鸡鸭打交道，刚从蛋壳里钻出来的鸡（鸭）雏毛茸茸的淡黄色既可爱又脆弱，不耐冻又怕热。温度高了容易得病，温度低了又容易起堆而相互挤踩出意外。雏鸭喝的第一口水是高锰酸钾稀释水，伙食也不错，鱼肝油蛋黄拌的小米饭。为了提高存活率，我们紧盯着大炕上的雏群，眼看挤堆了得赶紧往灶坑里添把火，然后上炕驱赶；温度高了，开窗留个缝，得始终保持恒温。就这样忙得不亦乐乎。看着成百上千“啾啾”叫着、摇摇摆摆的“小绒球”在我们的“指挥”下忽东忽西，觉得自己俨然真成了“鸭司令”。不过年轻人爱犯困，上夜班到了后半夜实在挺不住了，就抽闲换班钻到空着的炕上草堆里眯糊一会，但又得高度警惕，严防领导查岗。要是被逮个正着可不得了，非得在“斗私批修”会上深刻检讨一番不可。不过我们还算幸运，总能侥幸躲过这一关。这也许是领导“难得糊涂”网开一面吧。而我们也没给领导丢脸，鸭子存活率总保持在98%以上。
鸭子长到四十五天左右就进入育肥阶段——填鸭。我、徐金枝、吴姚飞，还有天津知青李芝兰等几个几乎是年年不落去金宝屯填鸭。农场各站的填鸭场所都毗邻冷库，格局基本相同。四五间朝南的土坯房和房前一块开阔的平地用土垒成的鸭圈错落有致。西侧的屋子堆放饲料，中间那几间用作填鸭的操作场。东侧的屋子就是我们的起居室。几根木头简单地支起一排架子，铺上木板就是我们温馨的床。
填鸭昼夜共四次，两班倒，一身黑色的工作服，头戴一顶帽子，脚上套着高统胶皮靴，这就是我们的全副武装。即便如此，鸭子扑腾起的鸭屎和鸭嘴不时喷出的饲料还是会落在我们的脸上和身上。几个小时下来黑衣服成了花衣裳，脸也成了麻脸。要是遇到下雨天那就更惨了，一被驱赶鸭群噼噼啪啪地踩在泥泞的地上，满身是泥，走到填鸭机前一抖落，好家伙，溅得我们也一身泥浆。这样从气味到外观，我们和鸭子都不分彼此了。怪不得别人都说我们身上有鸡鸭味。
金宝屯的月夜，月光皎洁，如银洒落，广袤大地神秘而静谧。远处，老乡家灯火零星，犬吠依稀；而此时填鸭场里正是灯火通明，忙碌的身影穿梭着。一人撵鸭，一人填鸭，配合默契。鸭子呱呱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似乎要把沉睡的大地唤醒。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驱散了阵阵睡意。东北夏天的黎明来得很早，不经意间会瞅见月亮慢慢地移向天边，才发现晨曦的第一缕霞光已披在身上。
然而在那个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时代，我们还得和跳蚤斗一斗。由于土房阴暗潮湿，屋里又堆饲料又填鸭，天然成了跳蚤的乐园，它们把我们当成了进攻的主要对象，捉弄得我们不得安眠，睡梦中常常被咬醒。有一宿吴姚飞一个人抓跳蚤就凑齐了“一百单八将”——抓了108个跳蚤！没办法我们只能在床铺垫上喷洒“敌敌畏”，忙乎了一天也顾不上“敌敌畏”刺鼻的味儿和可能引起的中毒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
鸭子经过十五天填喂，体重已达四斤左右，就送到冷库屠宰。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直至到最后一批，一年的填鸭工作也宣告结束。填鸭工作虽辛苦，倒也有乐趣。我们会趁着倒班休息时间搭铁路货车去双辽县城郑家屯溜达。有时会围在一起美美地享受由自己冷库制作的糖冰棍，一口气能吃十来根呢。
鸡鸭号的工作有分工又有合作。抹房顶的时候，就抽调人员一齐上阵。两块或三块跳板连接起来，一直通到房顶，我们管这叫二级跳、三级跳。男的和泥、抹泥，女的挑泥。刚开始我们壮着胆子挑着两桶泥走在跳板上，晃晃悠悠，心都快悬起来了，眼睛不敢往下瞅，脸上汗珠直往外冒，真叫人胆战心惊。然而几个来回下来，渐渐地脚步也迈得开了，胆也大了，走在上面随着跳板的上下颤抖如履平地。
到了冬季得给种鸡打疫苗，上白班的也加入晚间加班的队伍。天一黑开始行动，鸡舍里挂上了大灯泡，骤然加强的灯光照得鸡们惊恐万状，纷纷扑打着翅膀嗷嗷叫，顿时粪土、尘土夹带着鸡毛到处飞扬，灯光也显得昏暗起来。我们顾不得这些，有条不紊地从拦网的一边抓鸡，然后递给打针的，打完针的鸡被甩到另一边，奋战三四个小时才告结束，大家互相拍打着身上的灰土，拖着疲惫的身子，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防护林往宿舍赶，不远处看到食堂还亮着灯，一阵惊喜，加快了脚步直奔食堂。食堂工作人员还等着我们呢，一饭盒热乎乎的疙瘩汤下肚，精气神恢复了大半。
回忆农场的生活，总会想起张清河和张文英这两个使我难以忘怀的人。张清河是我们鸡鸭号的指导员，清瘦的脸庞，一双蒙族人特有的单眼皮眼睛，挺拔的腰板和走起路来一步一个脚印的架势，显现出他曾经是一名军人的风范。他话语不多，一脸严肃总好像在思考问题。刚开始知青见他总有些害怕，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让人敬畏的好领导。他有一套独特的领导方法，处事细致、公道、果断。生活上对知青关心、爱护、包容，有蒙古族汉子大度、豪爽的性格。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这些自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总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自卑，因此在工作和学习中尽量做到不被人挑刺，但也还是会有所谓想捞“政治资本”的人给指导员吹耳风。而他听后都不以为然，对我还一如既往，平等对待，总勉励我好好工作，努力向上。因此我就甩开膀子干工作，当好鸭“司令”的同时，挤时间定期做好鸡鸭号的宣传专栏工作。
青年人总是有一颗要求上进的心，那时候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斗私批修。我在农场入了团，并担任团干部。有一段时间，一位平时关系挺好的知青慢慢地跟我疏远了，我不得其解，便将此事跟指导员谈了，他说：“她是不是想入团，最近你们团支部不是在讨论发展新团员吗？”这一提醒我心里顿时明白了，人家要求上进你怎么不去找她谈心呢。指导员的眼睛能明察秋毫，别看他平常不轻易表态，但一出口就掷地有声，把知青的心都看透了。在生活上他也是关心备至。每年西瓜成熟，有便车时他总会给我们捎来，使我们倍感温暖。
张文英比我们大五六岁吧，个子不高，却很精悍，是一位没有技术员待遇的技术员。鸡鸭的毛病只要他一看八九不离十总能治好，顶半个兽医。他还精通农活，干活有巧劲，跟他一起干活不累还干得快、干得好，我们愿意跟他搭档。他又是个“活宝”，劳动之余一阵手舞足蹈，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有他在我们不会寂寞。但生活乐观、开朗的他，由于是一位就业子弟，在当时的环境下心理上难免会受到压抑。不过我们始终当他是知青的好朋友，他也不把我们当外人。
2009年8月，在金宝屯胜利农场建场五十五周年暨知青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幸又踏上了这块熟悉的土地。我和林巧儿、徐瑞英、徐金枝、吴姚飞等一起去拜访了指导员张清河和张文英及其家人。此次相见感到格外亲切，指导员还是那样硬朗，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不减当年，只不过略显清瘦些。他用水果招待我们，并能一一叫上我们的名字。当回忆起当年鸡鸭号的情景时，他如数家珍，仿佛一切还在眼前，临走我们几个还与指导员及家人合了影。在此祝指导员全家健康长寿，颐享晚年。
我们几个还去了张文英家，久别重逢战友相见，使他惊喜不已，用自己亲手种的绿色水果番茄招待我们。我们围着炕桌，边品尝边唠家常，他告诉我们，他和小毛（妻子）也去过浙江了，小毛的老家在浙江。“那你也是我们半个老乡啰”，我们说。想起当年他们俩坎坷的命运，因为都是就业子女得夹着尾巴做人，现在政策好了，到了晚年总算有了好日子过，真为他们高兴。临走时他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出家门，一边不住地用手抹眼泪，一边说：“等一会我烀苞米给你们送去。”“不用了，谢谢你，场部已为我们准备了饭，”我们说。心里也是酸酸的，此次相见后，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在胜利农场的几年，我逐步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习惯了吃北方的五谷杂粮。对着压把井接一瓢冷水咕咚咕咚地灌一肚子肯定不会肚疼拉稀。冰天雪地的寒冬也不再惧怕。金宝屯啊，那里留下了我一段不乏磨难的青春。
离开农场后无论在通辽或回南方工作，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是农场的锻炼奠定了我人生基石，使我受益终生。后来，我在浙江新昌工商银行入党，提拔为中层干部，并兼做工会妇女工作，直至退休。先后多次被评为县、市级“巾帼建功”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及县级、市级、省级先进工作者。我被誉为新昌工行的“红管家”。我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农场的锻炼、农场领导的培养和知青战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