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张建新
张建新 女，1952年1月出生于天津。1969年6月下乡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四营。1970年5月经场“赤脚医生”学习班培训后在四营卫生所工作。1974年9月选调到天津市卫生学校上学，毕业后在天津市建材供应总公司保健站工作。1990年9月至1992年9月在天津职工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2002年应聘在天津市河东区万辛医院工作。现任天津市和平区红十字会门诊部内科主治医师。
人生如梦，岁月如歌。弹指间四十四年过去了。暮然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人生征途多少事，悠悠岁月忆当年。
回首往事无怨无悔
1969年6月15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年我十七岁，是天津“老三届”知青，其实只是68届初中毕业生。
随着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知青专列一声汽笛长鸣，把我们带到了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我们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边疆干革命”的雄心壮志，满怀豪情来到胜利农场——我们的第二故乡，踏上了人生旅程的第一站。
我们七十一名天津知青战友被分在四营。当时农场实行军管，准部队编制。分场叫营，下面是连、排、班编制。农场有许多老干部，卧虎藏龙，人才济济，战功显赫的开国上将洪学智也在那里劳动。
从1969年5月开始，科左后旗、浙江、天津、通辽等地知青陆续来到农场，后来又有复员军人、贫下中农进入成为农场职工。
我们住的集体宿舍有砖房也有土房。十来人或二十来人一屋，睡火炕。我们感到幸福的是统一在食堂买饭，不用自己做。主食以高粱米饭、玉米面发糕、玉米碴子、小米饭为主。夏秋季节可以吃到茄子、青椒、西红柿、黄瓜、西葫芦等新鲜的蔬菜，到了冬天就只有白菜、土豆和萝卜。秋天农场果园盛产沙果，我们买了许多，用纸一个个包起来，一直吃到冬天。另外，我们每十天一休息，农闲时食堂改善伙食，蒸半斤一个的大馒头，真是从未见过。
我们起床、出工、熄灯睡觉都是统一时间吹号，和部队一样军事化管理。每天连长吹集合哨，我们扛着锄头，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走到田间劳动。
5月下旬到7月下旬是夏锄季节，要铲三遍地。铲头遍地是关键环节，因为需要“间苗”，这也是个技术活。我们这些知青都是第一次干农活，因为不会干，所以逐渐落在后边。我人小体弱落在最后，心里很着急，不敢直腰，又累又急。正在这时贫下中农过来接我，帮我铲地，我心中十分感激。他们边铲地边手把手地教我，使我学会了铲地、间苗的技巧和要领。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还学会了收割麦子、玉米、高粱、谷子和豆子。割豆子的时候特别扎手，我们都戴着手套，但贫下中农不戴，他们不怕扎手吗？贫下中农边帮我割边做示范：“割豆子光凭力气使劲不行，一是要有巧劲，二是镰刀要锋利，越怕扎越挨扎。”他还带着磨刀石，休息时给我们挨个磨刀，使我们省了不少劲，胜利完成秋收任务。
经过艰苦的劳动，我的双手磨出了血泡，后来变成了老茧。在贫下中农、复员军人的带动下，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我都坚持每天参加劳动。来农场后的第一个冬天，十一月初东北的气温已在零下了，我的脚冻了，肿得像面包一样，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但是我仍然一瘸一拐地去场院干玉米脱粒的工作。连里一位贫下中农拿来辣椒和茄子秸让我熬水烫脚，再涂上冻疮膏，逐渐好转了。每年冬天我都会冻脚，就会想起东北零下30多度的寒冬。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我们也会苦中作乐，买了许多冻梨，吃时需放在冷水里拔冰，吸食又甜又酸的梨汁，那种感觉真爽。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快乐。农场的各级领导、复员军人、贫下中农非常关心我们，像亲人一样，家里做什么好吃的、逢年过节都请我们到家中做客。有两个春节我和韩华茹都没回天津，在农场过了革命化的春节。农场军管会和营领导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我们，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时时关心教育我们，那时政治学习几乎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在胜利农场我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我在农场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
回顾在农场五年的成长历程，我感慨万千。是农场这块肥沃的黑土地养育了我们，艰苦的生活劳动磨练了我们，使我们早早学会自立，学会坚强，培养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勤俭节约的美德。
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1970年6月，农场军管会遵照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精神，办起了“赤脚医生”学习班，目的是为农场培养一批医务工作人员，解决各分场缺医少药的问题。
忘不了那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参加赤脚医生学习班，我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激动地说：“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领导和大家对我的期望！”
从事医务工作是我从小的理想，真没想到来农场了还有机会，我真是太幸运了。我衷心感谢推荐、批准我的领导和贫下中农，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医学知识，认真掌握医疗技术，回来很好地为职工服务。
第二天，我和科左后旗的几名知青一起来到位于二营的“赤脚医生”学习班报到。接待我们的是军管会1488部队的吴军医和他的助手卫生员孙班长，场部医院的韩医生、刘儒医生是“赤脚医生”学习班的队长。“赤脚医生”学习班共有二十四名学员，来自各营、冷库等单位。大家都非常兴奋，热情地相互交谈，很快就熟悉了。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成为亲密的战友和同学。
我们学习班所授的课程内容与当时的形势紧密结合，整个安排是半军事化，像军人一样很紧张。在短短三个月的理论学习和一个月的实习中，我们快速学习了正常人体、生理、病理、药理、中医中药、经络、针灸等基础医学知识，并结合当时的形势学习了战地救护、骨折固定、外伤包扎、止血等技术。印象最深的是吴医生和孙班长在课堂上给我们做了一次狗肠子的切除吻合术，从麻醉到缝合的全过程，我们看后学习的兴趣和劲头更大了。大家刻苦学习中医药，背诵汤头歌、十八反十九畏等中医知识。在学习针灸时，大家不怕疼，在自己身上练或相互练习扎针，体会针感。
我们还经常跟随军训的队伍野营拉练。有一次军训中，我们都赤着脚、背着药箱在水泡子里演习战地救护。有时，刘儒老师带领我们去野地里采药，学习辨认中草药。通过学习我们认识了不少草药，并了解和掌握了它们的功效作用。
通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我们二十四名“赤脚医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即将返回各自的岗位，恋恋不舍地合影留念。我回到四分场卫生所工作，农忙时背着药箱参加劳动，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我们卫生所原有张医生、白医生和付医生三名医护人员，负责四分场职工的医疗和保健工作。由于刚接触医务工作，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我只能边干边学。虚心向医生学习临床诊断治疗，向护士学习肌肉注射、静脉输液、外伤换药、清洗医疗器械、高压消毒，有时还跟着去接生。
白医生、付医生手把手地教我，遇到静脉输液好扎的粗血管病人就让我扎。我逐渐熟练掌握了技术要领，连小儿头皮针也能扎了。张医生在临床工作中，给我讲解望、触、叩、听的基本功。遇到典型病例随时教我如何诊断、治疗，耐心地向我传授临床经验，从不保留。有一天，牛干事的爱人来卫生所看病，只见她两只手抽成鸡爪似的很痛苦。张医生给开了处方：葡萄糖酸钙10ml静脉注射。注射完很快就不抽了，真是药到病除。张医生告诉我这是因低血钙造成的手足抽搐症。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也能诊治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并且经常出诊入户服务，随叫随到。
一天夜里，一位贫下中农的妻子突然惊厥昏倒，找我出诊。我急忙起床，背上药箱去他家。进屋后，只见患者躺在炕上双目紧闭，双手握拳，肢体抖动、震颤、全身僵直、呼吸急促。我给病人测血压、听心肺，一切正常。经问诊得知，病是因吵架生气引起的，所以很快就诊断为癔症。我取了人中、合谷、内关、足三里、涌泉等穴位，采取针灸治疗。经针灸强刺激后患者很快长呼一口气，哭了出来，而且停止了抖动，肢体可以活动了，一切恢复了正常。病人家属十分感激。我又对病人进行劝慰和开导，回到宿舍已经半夜12点了。自己虽然很辛苦，但是能够及时为患者解除病痛我很高兴。
在医疗实践中，我感到自己的医疗水平有限，渴望有机会学习深造。
命运的转折点
1974年8月，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天津许多大学、中专来到哲盟地区招生。回津上学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是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但是上学的名额有限，竞争很激烈。
经过贫下中农、复员军人职工推荐，知识青年评选，领导批准，我考取了天津卫生学校。同时录取的还有场部医院药房工作的张同顺，他在药剂班，我在医士班。另外，韩华茹被天津医学院录取，我们成了同行，真是太好了。我们欣喜若狂，赶快写信给家里告诉这一喜讯。我们终于如愿回到家乡天津上学。
从此，我成为医疗战线上救死扶伤的一名白衣战士，直至今日仍然在医疗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赤脚医生”学习班同学，在场部医院手术室一起工作的闫淑英，在我们退休后又应聘在同一医院工作。时隔三十多年，我们又相遇，并且共同工作成为亲密的朋友，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2013年6月20日，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