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李凌木
我下乡的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就在东、西辽河的汇流处，要离开农场去外面就必须过辽河。辽河不是很宽，河床平坦，平时水浅可见底，有时还可能断流。但一到了雨季，河水会迅速上涨，漫延，甚至给人们带来灾难。
那是1986年的雨季，一连几天大雨，辽河水便开始急剧上涨。7月28日西辽河水的最大流量已达到1010立方米/秒。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水漫过辽河大堤就将直接威胁到胜利农场的安全。当时我任综合加工厂副厂长，那天上午奉场部命令，由我带领综合加工厂的男职工，赶赴十几里外位于向阳公社地界的西辽河大堤参加抗洪抢险。我们赶到时，农场机修队等单位的人已提前到达，并投入了抢险。我们也立即行动，任务是把装好的沙包搬运到堤岸的危险处。
上游冲下来的洪水，到了此处正是个弯转处。因水急、流量大，猛烈地冲击着大堤，一点点吞噬着堤岸，一片片堤坝在洪水的冲击下坍塌，情况相当危急。副场长王锋正在现场指挥，好几个人站在洪水激流中打木桩，我记得有：农场运输队黄树常经理，商店副经理、浙江知青陈惠民等。水流很急，他们冒着随时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奋不顾身打木桩、下铁笼。可是因抢险的材料太少了，铁笼放下去无济于事。但大家仍不放弃，还在那拼命地干着。大家没吃东西一直在坚持干，直到下午加工厂才将饭送到，是秦洪山赶着大马车送来的烙饼和鸡蛋汤。大家匆匆地吃上几口，又投入了抢险战斗。此时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还下着小雨，加工厂的同志们还在拼命地从泥水中挖土，装袋。天全黑后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用手电筒照着继续干。
大约到晚上8点多，传来大堤保不住了赶紧撤回农场的命令。此时天是那么黑，人们慌乱地急速小跑着。我随大家一起跑，可就在这时我那糟糕的“夜盲症”犯了。记得上中学时学校组织我们下乡割稻子，我也犯过一次这样的病。这一回我是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只有一块三角白点，跟瞎子一样，磕磕绊绊，几乎不能行走，只感觉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掠过，我有些茫然……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凌木你怎么啦？”我一听是陈惠民的声音，他从后面上来了。我说：“我的夜盲症犯了，什么也看不见。”多亏惠民相帮，扶着我一齐朝前急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惠民说看见远处的灯光了，我们终于快到了。天，一直下着小雨，顺着我头上流下来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当晚，洪水冲垮了辽河大堤，淹没了周边的农村和农田。我们胜利农场幸亏有一条“新长征路”作屏障，才得以把洪水挡在路外。“新长征路”是一条从农场的四分场一直通向金宝屯的自修土公路，是当年胜利农场肖正闻书记带领全场干部职工一起修的。这条路为农场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今又成了一条救命的路，要不然洪水漫过来形成东、西辽河的汇合平槽，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为了防止洪水继续上涨，第二天（7月29日）上午，在场部抗洪抢险指挥部的统一组织下，我们又紧急对“新长征路”进行原地加高一米的施工。果然，下午洪水又涨高了，几乎与新加高的大堤持平。很幸运，此后洪水没再有大的上涨。
与此同时，加工厂的武书记和刘厂长带领留守的职工，安排好了厂内的防洪工作。按场部指示要求，调来推土机把加工厂几个大门用土堵牢，以备不测。厂内还存放着粮食、食品和成品酒。
当天晚上，又接到场部命令去农场邻近的小坨子生产队抢救被大水围困的老乡。小坨子在农场“新长征路”以外，紧挨着农场的砖厂窑地，窑地早已被洪水淹没，我们划着后旗公安局调来的橡皮艇去救援老乡。橡皮艇说是划，其实是连划带推着前进的，水下时而深，时而浅，好歹大家对这一带的地形有个大概印象。夜已深、天漆黑，同志们摸黑从“新长征路”下水，划到小坨子的桥那边，一趟又一趟地解救被洪水围困的老乡。我记得参加这一救援工作的有胡长生、任振喜、邓建华、张凤和、蒋大勇、罗金安、方仁杰、姜连生、唐蒙平等人。看着那些在黑夜里默不作声、拼力抢险的好同志，不知不觉间我的眼眶充滿了泪花。洪水过去后，小坨子生产队特地送来锦旗，感谢胜利农场职工在危难之中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当地政府在金宝屯设了灾民救济所，安置从大水里撒退下来的灾民。为了防止不测，胜利农场也开始往外疏散人员，场部要求：场直属单位的职工家属能过河投亲靠友的就过去避一下，实在没有的就在西辽河口的东岸上撘建临时帐篷作应急休息用，因那里的地势相对高些。我们加工厂领导班子分了工：武永堂书记带领青壮年男职工留守厂里，我和刘景生厂长护送职工家属和女职工过河。
平时寂静的西辽河口，那天变得热闹非凡，喇叭声、马叫声和人的呼喊声汇集在一起，真是人声鼎沸。河边，人们有序排队上船，日前刚刚下水的胜利号渡船派上了大用场，一趟趟地载着人们驶向对岸。对岸是嘎巴拉村，岸边站满了人。人们用焦急的眼神审视着船上下来的每一个人，寻找着亲人和朋友，因他们有很多亲朋好友在胜利农场。我们顺利地渡过辽河，安排好了各自的住处。刘厂长带着我们一伙人，其中有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还有武永堂书记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我和我那刚八岁的儿子，到了谷店他的一个亲戚家里。当晚我们就在那里休息，好几天了才算睡上那么一觉。
7月30日一大早起来，我把儿子托给了武书记的夫人照顾，和刘厂长回到了渡口，从岸边的广播里听到了要我们回场部的通知，我们马上坐着橡皮划子过河。西辽河的水流仍很湍急，费了很大的劲才到达对岸，加工厂的职工、通辽知青张树玉在那里接我们。回到加工厂，见到了孤守一夜的小武书记，在他疲惫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湿润，这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殊感情的一种流露。惊险的一夜终于平安过去，大家又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欣慰。
农场场部家属区街道上静悄悄的，除了留守人员坚守各自岗位外，其他人基本都已撤出。我还看到库房的房顶上有几只鸡在那里避难，心里想它们还真会占领制高点。
几天后，洪水渐渐退去，胜利农场平安度过了难关。
在抗洪抢险中，我们一家三口各据一方。我妻子、浙江知青谢泓君坚守在场部，儿子去了谷店。儿子回来的那天已是傍晚，是谷店的老乡划着小船送过来的。据说小船上坐了不少人，水流又那么急，想想真是后怕。我们一家人已有好几天没见面，直到洪水退去才得以团聚。当时的情况，那种险情，真是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2009年8月，我重回农场，拜访了几位当年抗洪抢险中曾经患难与共的同事。见面时发现我们都已慢慢地变老，看到的是他们多病的身躯。当年身强力壮、朝气蓬勃的模样已荡然无存，大家执手不禁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