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胡家达
胡家达 男，1948年12月出生于浙江慈溪。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1981年调到哲里木盟土产公司工作；1982年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土产公司工作，长期派驻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办事处，从事两地物资交流和贸易。1991年底调回慈溪原籍，在慈溪市经济协作办工作，一直到退休。
一杆不平常的秤
1969年6月5日我离开慈溪支边去内蒙古时，在上海市药材行业工作的父亲专程赶回慈溪来送我。父亲从小就去上海的中药店学徒，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老药工，他与我的知青朋友张立民的父亲是老同事。
在整理我的行囊时，除了带上生活必需的日用品和衣服棉被外，父亲还关照我带上一杆秤。秤是当时江南老百姓居家生活常用的一种称重工具。我不解地望着父亲，父亲说：“带上它会有用处的，一来可以称一称物品的重量，方便生活；二来希望你心中放一杆秤，凡事都要掂量掂量，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在余姚开往金宝屯的知青专列上，三天两夜的旅程是漫长难熬的。知青们都是首次离别父母远行，免不了许多人因思念亲人而哭哭啼啼。于是我就从行囊中拿出了那杆秤，一会儿称一称《毛主席语录》本有多重，一会儿又称一称随身携带的食品：一包糕点有多重，一袋茶叶蛋有多重。没想到我的举动吸引了不少知青，大家都围过来凑热闹。张三拿个东西来称称，李四也拿个物件来称称，沉闷的车厢里顿时显得活跃起来。我不禁暗暗地高兴：父亲嘱我带的秤还真是一个好东西！
在胜利农场三营安顿下来后，我的这杆秤始终没有闲着，知青们常来借用。我们浙江知青都爱在东北购买南方紧俏的绵白糖、人参和驴皮胶等物品寄往老家。在双胜邮政局邮寄时，若重量稍有超出就会按规定多付许多邮寄费。如何把握住邮寄包裹的分量，我这杆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男女生之间交往不是很多，许多女知青要用秤时不好意思直接来找我借。于是她们派了一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女生过来打交道，她就是陈燮瑶。一来二去我和燮瑶渐渐熟悉了，彼此产生了感情，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俩喜结了良缘。所以，也可以说那杆秤是成全我们婚姻的“红娘”。
“白沙6号”
我天生爱好体育运动，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身体。1965年国家在中学生中选拔空军滑翔员，在严格的体检中我过五关斩六将，一直拼到最后一个环节发现点小问题才没被选上，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惋惜。
我最爱好的体育运动是打篮球，下乡前我是家乡白沙一个业余篮球队的主力，我的球衣号是“白沙6号”，支边时我把那件球衣带到了胜利农场。虽然繁重的农业劳动非常艰苦和劳累，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打篮球这个业余体育活动。
江南民间的秤——我支边时带去的伙伴。
我们三营开展篮球运动有非常好的条件，首先是有一大帮爱玩的人。除我外，浙江知青中有胡胜利、陈亥亥、冯乾强、韩瑞禄、潘新洲等。天津知青中有李大雄、王盛勇和刘效曾。复员军人中篮球打得好的人也有不少，尤其是特古斯（老敖）横冲直闯，神勇无比。其次是营领导很支持开展篮球运动，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营长巴达拉夫和政工干事包刚都是执着的篮球迷。
1971年国庆节期间，胜利农场举行全场篮球比赛，各营都派出球队参赛。三营篮球队由营长巴达拉夫亲自带队，他既是领队又兼教练。上述的各位都是主力队员，阵容强大。经过几轮比赛，由我们三营和一营篮球队决赛，争夺冠军。虽然最后我们不敌对手，拿了个亚军，但我们都已尽心尽力。
在那次比赛中，我所擅长的中远投一度屡屡得手，我成了对手的重点防守对象。比赛中我穿的球衣就是“白沙6号”，在场上非常引人注目。
我心中的那杆“秤”
1981年我离开工作、生活了十二年的胜利农场，
离开胜利农场时，应三营八连指导员陶申扎布要求，我依依不舍地把跟随自己十二年的那杆秤送给他作纪念，现在已无法知道它是否还存在。
对我来说，虽然当年物质上的那杆秤已不复存在，但我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谆谆教导，我心中那杆精神上的“秤”永远伴我在一起，它“称量”和引导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熟，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