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韩华茹
韩华茹 女，1951年7月出生于天津。1969年6月15日下乡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原种场，2个月后转入金宝屯胜利农场四营。先后在大田、菜园工作，曾任食堂管理员，营部現金出纳员。1974年10月入天津医学院医疗系学习，毕业后分派在天津市冶金医院内科工作，现己退休。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迎来了我们上山下乡四十五周年纪念日。在知青朋友们满怀深情追忆那“青春曾这样走过”时，我情不自禁想起在我们刚刚踏上北去的列车，初到内蒙古草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曾经发生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事情带给我们许多困惑与矛盾，牵扯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也牵动了远在千里之外我们父母的心。在别人看来这事儿或许不足为奇，但对于我们这些从没离开过家乡和亲人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来说，那可真的是一段矛盾、困惑、忐忑不安的日子（六十天）。
情况是这样：正当我们满怀理想和希望即将到达金宝屯火车站的时候，列车上突然传来一部分知青要转到金宝屯原种场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心想车上知青有两三百号人，不一定会轮上我们吧。可没曾想转场知青的名单里恰恰就有我们，而且还是一支有着七十多人的大队伍。突如其来的消息，一时让大家议论纷纷，心里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更弄不清胜利农场和原种场究竟是什么关系。后来一想：反正已经走出家门了，既然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一切听天由命吧！
我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是从跨真理道中学到内蒙下乡的。同路人中没有我熟悉的同学和伙伴，在列车上我了解到像我这样的“散兵游勇”还真不少，和我分在一队的九个女生，竟分别来自八所学校。本来人地生疏，远离家门就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更没想到半路节外生枝又出现了新情况。好在火车上我们彼此通过交谈，相互有了一定的了解，产生了亲近感。
金宝屯火车站上，接我们去原种场的拖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一阵忙碌之后，载上我们七十多人和行李，冒着滚滚沙尘和热浪，一路颠簸地把我们拉向原种场场部。我们这些人哪里坐过拖车，更没见过这么坑洼不平的沙包子，不少人开始晕车呕吐。拖车走过，扬起厚厚的沙尘，把坐在后一辆拖车上的我们都变成了土人。个个滿身的沙土，滿脸的灰尘，加上汗水都变成了大花脸。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简直是啼笑皆非。原种场是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去的金宝屯胜利农场不会也是这样吧？我们要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系列的想法和问号让更多的人开始了沉思。
吃过午饭，原种场的领导热情地来到我们中间，在一番热情洋溢欢迎我们到来的讲话后，把我们七十多名天津知青分别安排到三个大队。二队在场部，一队离场部约二里地，三队距离更远些。我和十七个男生九个女生分在了一队。女知青们全都安排到老乡家里居住。
原种场的老百姓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居住面积并不大，大都是住里外屋，南北大炕。我们五个女生被分配住进陈大爷的家。陈大爷全家四口人，除老两口外还有一个和我们同龄的女儿和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本来家里就只两间屋，为了安排我们把里屋腾了出来，全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屋里。说实话，彼此都很不方便。那时队里根本没有厕所，老百姓需要方便找个草高树大的地方可以随意解决。可我们这些女孩子哪里适应得了这样的习惯呢！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里屋的人想去方便，可是天太黑了又有些害怕，于是就结伴在离窗户不远的地方小解了，只听屋里陈大爷问陈大娘外面是不是下雨啦？吓得我们几个人大气不敢喘一声没敢吭，溜回屋里躲在被子里偷偷地那个笑呀，直笑到肚子疼。打那以后这便成了一段笑话儿。
说实话，我们的到来给场里的职工和家属增添了很多麻烦和不便，但朴实的老乡对我们却十分热情与照顾。他们经常嘘寒问暖，主动接近我们，和我们唠家常。交往中我们深深感受了他们的质朴与厚道，同时也体会到，不仅我们到原种场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原种场在接纳我们方面不管是从精神到物质上也根本准备不足。
两天后，我们便开始下地干活了。最初安排的是给谷苗拔草，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干得非常认真。可是我们哪分得清苗和草呀！于是就主动向老乡们请教。贫下中农们待我们非常真诚，手把手地教我们。随着劳动的深入，知青们之间也开始熟悉了，话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这样一来，排解了我们对家人的思念。转眼个把月过去了，生活中的不便与困难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于是自然而然大家更多谈起的就是转场问题。其实上山下乡我们早就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准备，倒不是我们怕艰苦，可当时报名时明明告知我们去国营农场，过集体生活，有食堂，有休息日，有工资。可原种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呀！这里既不是集体生活，也没有工资，更没有休息日。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突然搅乱了大家的心，随之而来的埋怨、委屈情绪上升，甚至有些人开始冲动起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三个队自发地派出知青代表向各级领导反映和理论起来了。我们的想法是：不管条件如何，我们还是要回到原定的地方去。在那段时间里，代表们不知多少次顶着炎炎烈日，穿梭于各队、胜利农场和原种场之间，其中的艰辛与磨难只有我们的代表最清楚。
我们的心情常常处于复杂的矛盾之中。代表们每一次回来反馈情况，我们就会多一分担心。取得一点进展，就又多一点揪心。之所以矛盾，是因为原种场的领导和职工，对于我们的到来很是欢迎，我们毕竟是原种场第一批知青，青年人青春年少，给农场带来了勃勃生机。农场条件落后，他们对我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之所以心情复杂，担心的是如果争取了半天回不了胜利农场，岂不是辜负了原种场干部职工的一片好心？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代表们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军管会汇报了大家希望返回农场的请求，希望能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带回的消息是胜利农场知青数量较大，安置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希望我们能安下心来，继续在原种场接受锻炼和考验。大家一度心情很沉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知青代表不得不再去争取军管会领导的同情。也就是在此时，领导明确表示：如果你们非要回来，我们这里接收不了，原种场也不要你们了，大家的吃住成了问题，由你们知青代表负责！军代表的这席话，不禁使更多的人为得不到领导的理解而难过、伤心，更让知青代表们忐忑不安。当军管会领导再次明确表示不接纳的意见之后，就有更多的人不能冷静，更谈不上理智了。要知道这些人毕竟是涉世不深、年轻气盛极不成熟的小青年啊！恰恰是“不接纳”那些话促使一颗颗逆反的心坚定了“我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决心。
而对于原种场，我们除了内心矛盾，更多的是愧疚。虽然我们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但与他们已经开始建立真挚的感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他们舍不得我们离开，喜欢知青带给他们的新鲜和活力，但他们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仍然给予我们以深深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里，原种场的干部职工终于忍痛割爱同意我们去胜利农场，各大队派马车欢送我们。当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情进入胜利农场的时候，军管会和场领导在面临工作上诸多压力的情况下，还是从实际出发，痛快地接收了我们。我们这个七十多人的大队伍被分配到四站，有的到了农业连队，有的到了后勤岗位，与来自天津、浙江、科左后旗和通辽的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欣喜地为金宝屯胜利农场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在我追忆这段往事时，或许是因为年龄和经历的原因，在我的内心深处，突然对当年农场军管会和领导们增添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因为知青上山下乡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面对农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生活习惯的知青大军，面对不曾预料的知青间棘手的矛盾与磨擦，乃至于突发事件，形势客观上根本没来得及给干部提供适应的机会和条件，如果说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他们不也是在经受锻炼和考验吗？
无论如何，我都发自内心地向那些曾经给予我们真诚理解和帮助，真心呵护和教育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