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邬孝根
邬孝根 男，1952年3月出生于浙江慈溪。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三营和场部基建连工作。1972年12月应征入伍，在解放军总后勤部59241部队服役五年三个月。1978年4月退伍复员回到慈溪原籍，在慈溪市供电局工作。先后三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六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2年3月退休。
屈指算来，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岁月飞逝，人生苦短，当年下乡时我还是个刚满十七岁的毛孩子，如今已成为年逾花甲的老汉。很多往事已经淡漠，但我在胜利农场的经历好像是打在心灵深处的烙印永远无法抹去。
拜师学艺，成为农场小木匠
到达胜利农场后，我分配在三营农业连队下大田。麦收、夏锄、秋收、打场和冬季积肥，这些农活我全都干过。谈不上什么体会，只有一个字：苦。
我出生在油漆匠和木匠世家，父辈、两个哥哥都干这一行。耳濡目染使我从小喜欢上了这一行，学会了摆弄锯、刨、斧等工具做一些简单的木工活。一次宿舍的门坏了，我正在埋头修理，正好被路过那里的高文治场长看到。高场长因受“文革”冲击还没恢复领导职务，在三营协助抓后勤。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场长成全了我，1970年上半年我被调到三营木匠铺。
三营木匠铺原来有三个人，有贫下中农也有原场子弟。组长姓包，蒙古族，个子挺高大，为人忠厚。木匠铺的工作主要是维修全营的农机具、房屋门窗和鸡鸭号、猪号、马号圈栏。我的加入为木匠铺增添了新生力量。我很尊敬包师傅，他也很喜欢我。我拜包师傅为师，向他学习木工技术。包师傅不太会说汉语，开始我与他交流很困难，有时听不懂他讲的意思只好用手比划，或用笔在纸上画。时间一长我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蒙语了，他很高兴，把他会的木工活都传授给了我。
大约在1971年下半年，三营大食堂翻建，房顶的人字架需要到场部基建连加工，我被派去那里干活。场部基建连的木工车间比三营木匠铺大多了，有许多电动木工机械，我开了眼界也学会了使用。由于我工作踏实，勤快肯学，被基建连的张希增连长看中，房顶人字架做完后他把我从三营调到场部基建连。“人往高处走”，我感到很幸运，因为调到了场部在当时知青的心目中仿佛就是进了城。使我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知青挚友张立民在场部政治处工作，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
我在基建连干得很愉快。在那里我结交了许多朋友，有浙江、天津、通辽和科左后旗知青，还有原场的技术工人。
苦中找乐，成为愉快劳动者
东北农场的劳动是艰苦的，那里的生活更是单调乏味。在与知青朋友的交往中我学会了苦中找乐，努力使自己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有几件亲身经历的趣事如今还记忆犹新。
场部的小礼堂有一张乒乓球台，场部机关的知青们休息时间经常在那里打乒乓球，通过立民引见我也加入了打球这个圈子。可只有一张球台，想玩的人又那么多，怎么办呢？有人想出了一个好的玩法：一是打双打，让更多的人能摸到拍子；二是打擂台，优胜劣汰提高趣味性。我自然与立民配成了双打的一对，我俩上学时都喜欢打乒乓球。有一次我俩配合默契，过五关斩六将居然稳坐擂台一个多小时。那天我过足了打乒乓球的瘾，也让我这个不起眼的小木匠在场部大院露了脸。
牧场是胜利农场最远的一个直属单位，位于西辽河以西，从场部出发单程足有四十里地。浙江知青赵建在牧场当赤脚医生，我和立民相约找个时间去牧场玩玩。1971年冬天的一个休息日，上午九点左右吃完第一顿饭（农场在冬天的农闲季节只吃两顿饭）我们就兴冲冲地出发了。过了五站我们一路往西南方向前进，去牧场没有车可搭，全靠迈开双腿步行。入冬以来这里已下过几场雪，地上的积雪少说也有半尺多厚，而且越踩越结实，到了明年开春才会融化。东北平原冬季的景色十分美丽，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一望无际的银色世界。足有三四十米宽的西辽河早已冻得很严实，大卡车从上面开过去如走平地。防风林带里高大的杨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里使劲地摇摆。除了偶尔见到树林里飞过几只乌鸦，其他什么动物都没有。三四十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三个小时，约摸12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牧场。赵建老远就迎了过来，已有很长时间没和他见面，感到非常亲切。赵建带我们参观了牧场场部，说是场部其实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屯子，清一色的矮小土坯房，还没通电，只有二十多户人家。这里交通闭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牧场所属的几个放牧点都在周边很远的地方。看到这么艰苦的自然条件，我们很钦佩赵建的吃苦耐劳精神。在牧场的食堂吃过饭，我们不敢久留，风风火火地赶路返回。东北的冬季白天特别短，当我们走过辽河时天差不多全黑了下来。听人说过冬天雪地里有狼出来觅食，我俩又着急又害怕。紧急中还多走了不少弯路，幸亏有五站和场部营房的闪烁灯光指引我们，才没有迷路。
农场食堂的伙食很差，特别是冬天没有新鲜蔬菜，顿顿只有早已吃厌了的土豆和大白菜。很长时间没吃到肉了，肚子里油水少，嘴里馋得慌。一次我托人从金宝屯买来十斤鸡头和鸡脖，这是冷库加工出口鸡鸭产品的副产品，每斤只要一毛钱。因为立民住场部机关的单身宿舍，为加工方便我马上拿到了他那里。我俩一核计又叫来了两位知青好友，心里想今天一定要改善生活，把鸡头、鸡脖吃个够。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就洗干净了鸡头和鸡脖。没有锅，我们就用一个圆柱形的马口铁水桶替代，放在炕头烧火墙的炉子上煮。没有炝锅，没有调料，也没有葱姜，我们就拿清水白煮。加工连酒厂的浙江知青陈建业拿来了一搪瓷杯的胜利白酒，我们三四个人围着一大桶鸡头和鸡脖一边喝酒一边蘸着酱油啃肉，不到一个小时居然把十斤鸡头鸡脖全部吃了下去。这是我这辈子吃鸡头和鸡脖最多的一次，口福是大饱了，可也吃倒了胃口，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看到鸡头和鸡脖就发腻，不想再碰。
入伍从戎，成为总后基建兵
1972年12月，通过严格的体检，我应征入伍当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名基建兵。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我离开了下乡三年半的胜利农场走上了新的征程。
记得离开农场入伍时已经临近1973年元旦，场部敲锣打鼓欢送新兵，我像三年前支边时一样又一次戴上了大红花。送我们到金宝屯火车站的是敞篷大卡车，张立民冒着凛冽的寒风随车送我。我俩眼含热泪在车站握手相拥告别。
我的运气真不错，当兵进了首都北京，部队驻地在北京五棵松太平路15号。新兵训练我们是在北京远郊的房山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然后我们被分配到各个施工连队。我曾随所在的连队参加首都机场的仓库和总后通信团营房的建设。解放军真是一所大学校，我受到了这一革命熔炉的锻炼和考验。和我同年入伍来到这支部队的新兵分别来自内蒙古科左后旗、湖南隆回和吉林磐石。从胜利农场来的有慈溪知青陈桂新、唐幼基，高文治场长的二儿子高彦明和三营营长潘士良的儿子潘建国。我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亲如兄弟。
这辈子注定我与张立民有缘，1974年底我所在的部队调到天津市参加解放军运输学校（现已升格为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的建设。立民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学，我们两位好朋友又凑到了一起。解放军运输学校地处天津东郊，是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建兵工厂时的“东局子”原址，离市中心不近。我经常去南开大学找立民叙旧，立民也常来军营玩。
1977年上半年，有一次立民骑着自行车从天津城西南的八里台风尘仆仆赶来东局子玩，其时他已毕业留校当老师了。我们的连长早已熟悉了我的这位老兄，吩咐炊事班中午多加两个菜招待。饭后立民在操场教我学骑自行车，他在后面扶着车，不知疲倦一圈又一圈地跟着我跑。我骑自行车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立民对我的帮助和友爱。
我在部队基建工程中干得很出色，这是与在胜利农场的锻炼分不开的。我曾获得连队的三次嘉奖，197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部队是个“钢筋工”，负责盖房浇注混凝土前的钢筋绑扎，是连队小有名气的技术多面手。服役期满后连领导一再挽留我，本来是两年制的义务兵役，我一当就是五年零三个月。
复员返城，成为“国家电网”人
1978年4月我退伍复员，按规定先返回原地内蒙古科左后旗，经过辗转终于如愿回到故乡浙江慈溪。我离开慈溪走南闯北飘游了一圈，历时九年又返回到故土，重新成为一名慈溪人。
因有部队当兵的经历又是中共党员，我被安置在慈溪供电局工作，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我先在逍林供电所工作，后又调到慈溪供电局的仓库当了管理员，成为“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无论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我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干活，踏踏实实地工作。每当国家遭到重大自然灾害时我都带头捐款，献出一份爱心，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我在慈溪市供电系统工作了三十四年，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先后三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六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2年3月退休。
保持心态，做个知足常乐翁
1978年邬孝根（右）与陈桂新（左）、张立民（中）摄于天津。
感悟人生，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一、青春无悔，我深情地感谢胜利农场培养教育了我，若没有那一段坎坷经历，我不一定能有美好的今天。
二、一个人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好好干、肯吃苦、能奉献，那么有付出就必定会有回报。
三、钱和房是不可缺少的财富，但朋友更是财富，万万不可没有！我之所以能够愉快幸福地生活着，都是由于身边有许多贵人相助，有一帮朋友在呵护和陪伴着我，我十分珍惜这些情谊。
“夕阳无限好，只是已黄昏”。知青朋友们，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保重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的快乐老人。
2013年10月，写于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