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徐友峰
徐友峰 男，1952年10月出生于浙江慈溪。1969年6月支边去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先后在八连和机耕队工作。1976年1月从胜利农场招工到锦州铁路局郑家屯工务段工作。1981年12月调回浙江慈溪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先后任工商所所长、市广告协会秘书长等职，2012年11月从主任科员岗位上退休。
1969年6月，我支边来到了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那时我还不到十七周岁。我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一起来到金宝屯的逍林老乡共有十七人，其中男生十三人、女生四人。虽然岁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情和场景，有忧也有喜，有愁也有乐，有付出也有收获。心里真如波涛翻滚，百感交集！
在机耕队当拖拉机手
到胜利农场大约一年后，我从下大田的农业连队抽调到了三营机耕队。工作任务是开“东方红”拖拉机进行农机作业，工作强度相对于下大田来说轻松不少。我们一台拖拉机上工作的共有五个人，车长（即师父）曹振强是浙江嘉善人，另外四个分别是天津知青张玉和、浙江知青蔡企棠、孙国华和我。直到1976年1月我离开农场，在此岗位工作长达五年半之久。在这期间，我不但学到了一些农业机械技术，更重要的是经历了人生中最初的艰苦磨练，有些经历终生难忘。
农场的土地面积很大，每号地块单位面积一般有一千亩左右，非常适合大型拖拉机耕作。就我们三营而言，有上万亩土地，每年的秋翻，是我们机耕队最忙碌，也是最辛苦的时节。我们通常是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作业，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作业时配两个人，一个在前面开，另一个则坐在后边的五铧犁上操纵农机。东北的深秋，夜间气温降到零下好几度。趁土地还没有完全冻上，正是农田深翻作业的大好时节，也是我们农机手最辛苦的时候。坐在前面开车还好，因在驾驶室内冻不着，而对于后面的农机手而言，虽然身上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但身子坐在冰冷的铁座位上，双手握着冰冷的操纵盘，一个夜班下来真是有点吃不消。有时遇到逆风向，拖拉机带起的大量灰沙尘土直扑而来，那又是别样的一种辛苦。为了相互照顾，前面开车的师傅一般都会与后面的农机手交换几次岗位。但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开车技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在后面慢慢“享受”冷冻了。记得有一次晚班，师父曹振强想叫我去车内暖和一会，就下来与我换岗位，可那时我的开车技术还没完全成熟，师父差点儿被我伤害。
那是在1970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与曹师父搭班在65号地翻地。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时气温很低，曹师父为了照顾我，与我交换了岗位。我到前面开车，他在后面操纵五铧犁。因为我的技术还不够娴熟在调头转弯时转得太急，拖拉机的左边履带刮到了后面五铧犁的牵引杆，把牵引杆都挂弯了，差点把五铧犁也带上来，这下把坐在五铧犁上的曹师父吓得够呛！要知道，如果真要把五铧犁翻上来，那可不是一个小事故，而肯定是要闹出人命大事了！这事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后怕呢。
此后，我虚心向曹师傅请教，认真总结经验，反复实践摸索，终于成为胜利农场一个熟练的拖拉机手。
爬车外出的危险之举
1969年下半年，农场里来了不少串门访朋友的黑龙江插队知青，听说他们中有不少是不买火车票、逃票过来的。胜利农场也有不少胆大的知青已经在东三省四处游玩，而且坐火车都很少买票，顶多买一张前一站的车票或者是站台票，遇到车上检票被赶下火车了，等到下一趟火车来时再采取同样办法上车。
受此启发我们也跃跃欲试想出去逛一逛。一次我和冯乾强、毛华南、岑正权、丁煜泉五个知青商量着一起去沈阳玩，大家各自作了些准备伺机出发。
记得那一年10月份某一天的早上，我们一行五人从三营步行出发，到场部坐上了送粮的拖拉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金宝屯。在金宝屯火车站爬上了一列南行的货运列车。我们上去的这节火车车皮上装的是很大的松木，上面尚有一些空隙，大家就在车上找可以站立的地方站好，随着火车开动开始了我们的冒险之旅。到达四平后我们向后绕行通过货场出口出了站。在街上胡乱吃了些点心，就急匆匆地买了五张站台票坐上了去沈阳的旅客列车。这一路还好，车上没有查票。傍晚时分快到沈阳前大家紧张起来，没票出不了站怎么办？还是乾强有主意，主动到列车办公席为每人补了一张短途客票，总算顺利出了沈阳站。
由于手头上钱“短”，我们不敢下馆子更没有去开旅社，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坐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沈阳市区玩了大半天，还拍了张集体照作为留念。沈阳是东北的第一大都市，我们感到很新奇，好开眼界。下午还是老办法，买站台票进站上车。不料在慌乱之中竟上了开往吉林市方向的列车，开车后才发现坐错车了。我们想那就将错就错吧，反正到哪里不是玩呢！可是好梦不长没过多久，列车上开始查票了。因没买票，我们五人在一个叫南杂木的小站被轰了下来。还好那个列车长挺客气，没有罚我们的款。
南杂木是一个小站，出站没问题。可是还得继续上路呀，左思右想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突然，我发现站内停着一辆铁路工程车，这种车子没见到过，外表看上去如同一辆大客车，后面挂一节平板车，上面装着铁轨等铁路器材。我们上前向车上的师傅恳求，说明我们是知青，没钱买票要搭乘他们的车去吉林市。没想到那几个师傅还真很好说话，竟然让我们搭了车。这种车我们谁也没坐过，头一回坐既高兴又害怕，它开起来跟大火车一样快，就是晃动得太厉害。可惜小火车开到清源站就不走了，我们只好下车另想办法。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们早已饥肠辘辘。进了一家便宜的小饭店买了一些饭菜，吃起了晚餐。我记得有一盘白切猪肝，觉得很好吃，忍不住多吃了一点，乾强还提醒我少吃点，吃多了会滑肠的。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滑肠，经历此事增长了知识。
晚饭后，天完全暗了。我们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还是继续赶路吧。于是买了一站票，坐上沈阳开来前往吉林市方向的火车。进站上车没问题，可运气不佳上车后不久就遇到了查票，我们五人都被查到了。我想这下可要倒霉了，晚上被赶下车那可夠我们受的了。想不到查票的那个铁路警察还真对我们好，他摸了摸我们的手，看有没有手茧，听说我们是知青，碰到了困难，他的心软了，不但没有把我们赶下火车，还告诉我们到前方梅河口站下车转乘去四平的火车就可以回到农场。火车到梅河口站已快半夜时分，我们五人又冷又饿，车站工作人员见状很同情我们，叫我们进候车室取暖。等天亮后，我们一行又继续上路。就在这样的磕磕碰碰中，第三天下午我们回到了胜利农场，终于结束了这次冒险之行。
现在回想起那次鲁莽的冒险旅行，我们有两个错误：一是不买票坐火车实不应该；二是爬货运列车真是冒险，万一火车行进中来个紧急刹车，车上的大圆木往前滚动，那还不挤死我们！这是我们知青年幼无知的表现。
人间处处有真情，真要感谢那些好心的铁路员工，他们给逆境中的知青以关爱，给逆境中的知青送来了温暖。
在铁路工作的那些事
1975年年底，锦州铁路局来胜利农场招工，我幸运地被录用了。1976年1月9日，我到锦州铁路局郑家屯工务段报到，分配到一个叫泉沟的养路工区工作。与我一起招工进铁路的还有我的同乡浙江知青张振华，他比我大好几岁，体格很健壮。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工区工作、生活了将近一年，期间相互关心照顾。尤其是他对我的帮助特大，总是像老大哥一样呵护我，使我至今难忘。
在泉沟工区的工作，就是每天到铁路线上巡查养护。每天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有时候遇到换铁轨等一些工程时，体力劳动强度不小，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这些辛苦对于我们下过乡的知青来讲，已经算不了什么。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工区没有食堂，每天下班回来已是非常累了，还要自己做饭烧菜，等吃上饭时，往往已是掌灯时分了。好在我和张振华两人相互配合，共同生活，日子也过得不错。
铁路的特点是点多线长。我们工区职工生点小病去就医看病，要到郑家屯的铁路医院，比较不方便。为解决这一问题，铁路分局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培养一批铁路“赤脚医生”。1976年6月，我有幸被抽到郑家屯铁路医院学习培训基本的医疗知识。两个月后培训结束回到工区时，上面给我们配备了血压计、注射器、听诊器等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和一些消炎止痛片之类的常用药。就这样，当起了我的铁路“赤脚医生”。铁路职工如有需要的话，可以免费领用，药品用完可以再去医院领取。这些现象要是到现在来说，那不是无证行医吗？可当时就是这样干的。想不到，我与医疗也有这一点点的缘分。
1976年12月，郑家屯铁路分局管辖内的郑家屯至卧虎屯间的铁路要大修，分局工务段成立了大修工程队。工程队有五六十人，驻地是卧虎屯站区。工程队队长姓王，是我们工务段的技术员。他技术精通，经验丰富，待人和气，但对待工作极其严肃，甚至于严厉。王技术员很信任我，经他推荐我被抽到了工程队当食堂管理员。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工程顺利开展，后勤工作必须搞好。我深知其中道理，也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我既要当食堂管理员，又兼食堂的会计、出纳、采购员。这对从来没有做过会计、也不会记账的我来说困难不小。没办法，就在实践中学吧！做账就采取记流水账的形式解决，每天想着法子到既好又便宜的商店去采购食物，尽量使工友们吃得好一点，钱花得少一点。记得去得最多的商店是卧虎屯供销社的熟食商店，那里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有卖熟的猪下水，价钱较便宜，工友们也很爱吃。半年后，工程顺利结束，经全体食堂人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较好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领导和工友们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满意。
1977年7月，分局工务段任命我为大土山工区计工员。计工员虽算不上是行政干部，但却是一个行政岗位，即是大工区的统计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不用每天再到铁路线上参加体力劳动。主要工作就是上下沟通，把各个工区每天的工作和安全情况了解汇总后向上级汇报，再把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及时传达到各个工区。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四年多时间，直到1981年12月，我被调回到我的故乡慈溪县工商局工作，开始了我人生第二个转折点。
1981年底，我到了慈溪工商局，先后在逍林、浒山工商所就职。2002年7月，调到慈溪市工商局机关工作，直到2012年退休。
赶赴杭州“打拐”记
1999年6月4日，我和桂华、鸣耀、建业、立民等插友一起发起并组织浙江慈溪知青举行支边金宝屯胜利农场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次聚会中，我们获悉还有徐如平、陈妙仁、陈启宁和施银康四名浙江知青扎根农场，对他们的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精神顿生敬意。那次聚会中，启宁和阿康还把各自的女儿带来了。在交谈中得知他们迫切想通过这次聚会在浙江找个工作，从而让孩子在故乡落脚。当时我想：插友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一人有难众人相助，责无旁贷。
当时我已在慈溪城区的浒山工商所工作，为了帮助留场知青实现在慈溪落脚的愿望，我和胡家达、陈燮瑶、赵建等知青共同商量，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单位。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阿康及他爱人小刘在慈溪找到了工作。为了帮助两个知青子女找到好一点的工作，而且要安全可靠的单位，家达找了其当年的老同学、白沙三泰化纤公司的老板帮忙。那个老板为人特好，乐做善事，是我们慈溪市的优秀企业家之一。当她知道相关情况后非常热心，马上答应两个姑娘到她公司上班，并且在厂区内安排了职工宿舍，就这样启宁女儿小陈和阿康女儿小丽总算安定下来。后来小陈做了公司的化验员，小丽是挡车工。当时好多插友都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照和疼爱。周鸿奋、沈桂珍夫妇等不少插友都曾带着衣服等物品去探望她们。
事与愿违，事情的发展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2001年12月的某一天，陈燮瑶紧急打来电话，说是“小陈离开公司出走了，现在正在杭州火车站，可能要去贵州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这还了得！老知青启宁把女儿留在慈溪，虽说我们不是她的监护人没有看管的责任，但要是真被人拐走了那可不得了啊！以后怎么向其父母交待？我们觉得自己肩上有一份无形的责任。不容分说我立马驾车赶去和燮瑶商讨对策。正值中午时分，中饭也顾不得吃了，家达、燮瑶夫妇和我一起马上赶到厂里了解情况。原来最近小陈谈恋爱了，男朋友是来他们公司打工的一个贵州小伙子。现在小陈跟着男朋友私自到贵州农村去了。虽然我们不能干涉他们的私事，但总觉得小陈还不到二十，涉世太浅，缺少社会经验，父母又不在跟前，如果这样草率地跟着还不十分了解的男人走了，真是太冒险了！我们当机立断决定火速去杭州火车站截人，先把小陈追回来，问清楚情况再说。我留了个心眼，赶到派出所开了张相关的证明带在身上，以便在杭州火车站广播找人时备用。就这样我们仨马不停蹄地驱车直奔杭州火车站。
下午一时许，我们赶到了杭州。偌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小陈啊！一打听去贵阳的火车已经检票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开了。情况紧急，如何是好？我果断地冲进火车站广播室，拿出派出所开的证明，要求广播找人。车站工作人员马上播了寻人启事，还连续播了好几遍。我们退出广播室后，急忙来到车站出站口处期盼着小陈的出现。可遗憾的是，直到火车开远了也没有见到她的踪影……
1969年10月，三站五知青的合影。左起：毛华南、徐友峰、岑正权、冯乾强、丁煜泉。
后来听阿康他们说，小陈到贵州后大约生活了一年，生活不如意，就回到东北父母那边去了，小陈为自己的青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此事是否真实，我没去考证。
通过以上这件事我感悟到两点：一是此事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已经尽心尽责。它充分体现了我们老知青之间那种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淳朴感情。二是子女教育问题是件大事，尤其是当今社会外面的诱惑那么大，我们更要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关心和呵护孩子们健康茁壮地成长。
2013年11月14日，写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