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王春来
王春来 男，1951年2月出生于天津市。1969年6月下乡至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二营、场部、转运站、冷库工作。1974年9月入天津师范学院学习，1977年7月毕业到天津市第79中学任教师，198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10月调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任组干科副科长、科长、副处级调研员兼任局纪检委委员、局机关党总支委员等职务。2002年至2011年担任河北区第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教卫体专委会副主任，河北区检察院人民监督员。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我于1969年6月从天津铁路第一中学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至1974年9月选调天津师范学院上学的五年间，经历了五七干校、军管会、一打三反、变场等重大事件，从事过农田、鸡鸭号、场部查账组、转运站会计、冷库加工等项工作。五年虽短却是我从幼稚到成熟，从懵懂到清醒，从狂热到淡定，从期盼到现实的重要成长阶段，这是一段刻骨铭心并难以逝去的青春记忆。
1969年6月15日中午12点55分我乘坐77次从天津至佳木斯的列车，第二天凌晨在四平又转乘列车抵达金宝屯车站。我们三十五名同学分坐两辆带斗的拖拉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金宝屯胜利农场五站（二营）。
刚安顿好就有一位自称天津老乡的胡姓成年人前来造访，中等个儿，身体健壮。通过聊天得知，他是原场就业职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来到这里，大概有三十余名来自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与他同样身份的人住在菜园后边的一排土房里。应其热情相邀，吃完晚饭我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来到他们住处，正赶上召开批判会。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黑压压地围坐了一大群人，烟雾腾腾，浓烈的烟草味，熏呛得眼睛流泪、鼻子发辣。会场气氛倒挺严肃，中间低头站着一个人，周围人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就见一个人站起来说到：“报告，我揭发。在一次上工的路上，看到两个老母猪掐架，他说‘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起来了’。这是诋毁革命样板戏。”随后另一个人也站起来：“报告，我也揭发。他说‘现如今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有的做得跟锅盖似的’。他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次揭发后便是一片高举手臂呼喊口号声。我们待了一会儿，赶快离开了那个空气污浊、令人窒息的会场。
到场几天，我们与五七干校学员一起肩扛锄头开始了首次大田劳作。一到地头他们非常熟练地找来树枝柴草，在垄沟架起一把大铁壶，一会儿茶就烧好了，田间充满了茶香和欢声笑语。农场的地垄非常长，约两里地，半天只能打一个来回便收工了。
我们四人住的土坯房，里间小屋住着一位四川籍老人，名叫张权庆，原职务是哲里木盟总工会主席，行政十三级。每到傍晚便有一位老头儿来到他的小屋，两人神情庄重严肃，互相轮流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背诵声回荡在这间狭窄的小屋，每天如此，雷打不动。听别人说，这位老人是原盟委书记徐英（音），每天赶着驴车去掏粪，他与张权庆结成对子，互帮互学。干校学员在一天的夜间离开了农场，返回通辽就地闹革命，只有少部分干部留了下来，按当时流行的话讲，留下的都是拿“铁锹”的，也就是“挖”（整）人的，走的都是被“挖”（整）的。干校学员走了，接替而来的是为数不少的复员军人。据说他们是被诬陷为乌兰夫的“宫廷”黑部队，而被集体解散复员到此地的。
农场军管后，按部队连排编制，知青与贫下中农混合集体住在一起。我所在的排住在一间大屋里，一个知青间隔一个农民地睡在两铺大炕上，每到夜晚灯火通明，屋内各地方言交流就像一场大型交响乐。有个浙江知青看到挨着他的一个贫下中农非常熟练地拿牙咬、用手挤着他那硕大裤腰间的虱子，一下惊呆了，十分惊讶地问道：“老张，你在干什么？”然后咂咂嘴，“什么味道？好吃吗？”知青们怕传上虱子，都用个人的木箱进行隔离。
在诸多农活中感觉最累的是刨茬子，也就是用镢头去刨残留在田里的高粱、玉米茬子根。当地人顺着田埂一下一下轻快前进，而我们则笨拙地使着蛮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刨出一根，一天下来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回到宿舍便倒在炕上不愿动弹了，从食堂打回来大玉米碴子饭和白菜汤难以下咽，扒了两口就不愿再吃了。有时夜间还搞紧急集合，记得头一次非常狼狈，有的趿拉着鞋，有的穿错了衣服，有的披着褥单，有的抱着枕头，睡眼惺忪，打着哈欠。连长用表掐着集合时间，点评并命令道：“在xx号地发现敌情，命令你们快速到达指定地点。”然后队伍就在漆黑的深夜跑出十几里地。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同时也摸到了一定的规律。当听说当晚要紧急集合，就提前打好背包，和衣而睡，号声一响爬起就走。军宣队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集合时间就成为最高机密了。
农场1970年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我被抽调到场部查账组，组长是原后旗供销社主任的五七干校干部李如山，组员由五七干校干部、知识青年、复员军人、贫下中农十几人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对农场的经济往来账目和群众反映的经济问题进行清查。天津知青除我外，还有冷库的卞慧敏、三站的付景凤，浙江知青有二站的鲍薇薇、四站的滕延祥和五站的劳祖钰。军代表是一位姓冯的部队会计，此人长着癞痢头、三棱眼，满口金牙，说话横眉立目的，刚一接触就琢磨“部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此人作风很坏，对女知青爱动手动脚的。时间不长他便消失了，据说被部队副团长、农场军管会主任张志有（大家叫他“张三号”）揪掉了领章帽徽，开除了军籍。
当时查账组设在场部供应站旁一间大平房里，由于人多住不开，我一人就住在场部机关大院门洞上的二层小楼上，这个门楼是场部的门户。一进门洞靠左边平房是生产处、后勤处、会计室等各处室办公地点。右边是通往楼上的楼梯和场部广播室。小楼房间很大，南北各有两扇窗户，非常明亮，视野开阔，从这里可以把场部院内外尽收眼底。屋里存放着全场的财务账目，一个大长木箱里放有不少枪支、刀具、匕首等，还有不少查抄和收缴的书籍，这段时间也给了我饱览当时属于“违禁”书籍的机会。
刚到场部，农场正在举办整建党学习班，当时场部大院内贴满了大字报，赫然写有“有人胆敢攻击我钢铁长城”“什么叫不吃馒头蒸口气”“毁我长城，自取灭亡”等。后来听说有个李副场长夜里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大家为之感叹惋惜。听农场老人讲李场长原来是个军人，参加过剿匪，有一只手被土匪马队踩成残废。“文革”前期既没遭到迫害，又没受过挫折，一直都很顺。在学习班上因给军管会提意见，遭到了批判，“毁我长城”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后承受不了巨大压力而自寻短见。
每天查账，工作是紧张和乏味的，但在闲暇时又是宽松和愉快的。在场部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又赶赴四站接受新任务。据群众反映，该站两个食堂管理员有经济问题，一个是贫下中农叫刘××，一个是蒙族复员军人陈××。查账组在军管会冯连长带领下，一进驻就查封了食堂的所有账目。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食堂管理员的态度截然相反，刘的态度强硬，拒不交待；而陈则刚一接触就主动坦白，说自己贪污了几十元钱。因此，决定首先集中攻刘。在这期间，陈态度诚恳，痛哭流涕，不断又有新的交待。经过查账和群众深入揭发，越来越感到陈比刘问题更大。不但有贪污问题，还有与女知青的作风问题。按当时的政治气候，凡与知识青年沾边的案件都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但由于陈的经济问题需进一步查实，拖了一些时日，因此陈躲过了攸关性命的一劫。后来我曾看到他的案卷材料，里边凡是需要进一步查实的词语都画了红杠，头一页是判决书，判处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听说判处了四年有期徒刑。
王春来（左）在胜利农场的骑马照。
查账工作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离金宝屯车站很近的农场转运站工作。转运站与冷库加工厂同处一院，距农场六十多里地，是农场物资转运分发地，起着枢纽作用。站长是曾担任一营（二站）副营长的原场干部张德虎。站里设有招待所和食堂，有装卸工七人。我主要负责农场物资的分发记账，兼做食堂管理员工作。
在农场改制前后，我被调到冷库。与通辽知青亢爱国负责鸡鸭加工的第二道工序——烫锅，用热气将锅里的水吹热至五十多度，将屠宰的鸡鸭推入锅中，用力搅拌并达到一定火候，便把鸡鸭捞出，将大毛褪下，由拔毛工将细毛拔除干净。这无疑也算技术工种，它直接关系着产品质量，火候不到拔不下毛，火候过了就连皮都拔下来了，产品出口检验非常严格，伤皮过大就是残品，只能分割装箱内销。我们愿意加工北京填鸭，因鸭子毛又细又密，烫一锅就够拔半天的。
加工驴肉是我经历的一项繁重工作，可能也是冷库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那时候隔几天就有一两百头毛驴被赶到冷库，听说是以每头五十至六十元的价格收购来的，加工后出口到日本。有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金宝屯街上尽是穿着白工作服、脚蹬胶皮长靴的知青骑着毛驴逛街，有的驴比较温顺，骑的人昂首挺胸得意洋洋，有的驴野性十足，尥蹶子狂奔将人撂下来，被摔的人苦笑着拍拍屁股满街追赶驴，形成了一条人驴互动的风景线。如果赶上刮风下雨，这些驴又冷又饿，会成片倒下甚至死亡。这样就得当天不管多晚都要加工完，男同志干的都是屠宰、剥驴皮重体力活。驴屠宰后身体尚有余温，剥皮时甚至腿还蹬一下，不经意间就吓你一跳。剥皮先从四肢剥起，一点一点地往脊背赶，最后拽住驴尾巴往下一拉，整张皮就下来了。因驴头朝下吊在轨道上，就需要依靠木条箱子，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简直就成了机器人。有时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干到最后就麻木了，不断地询问还有多少，带班的总会说“不多了，还有十多条吧”。实际上还有很多，总是自欺欺人地抱着希望。
以上所记述的事，毕竟已过去四十多年，难免有记忆不清、说法不准等问题，请予谅解。本人就是想通过这些碎片从一个侧面反映农场当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各群落的精神风貌，与知友们共同感知与分享。
2013年4月，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