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褚均泉
褚均泉 男，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1971年9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农建师筹建办公室后勤部任会计。1972年12月调中央广播事业局九五三台工作，任文书、团总支副书记、值机班长；1979年7月调中央广播事业局八三一台工作，任发射机房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副台长；2002年8月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六四一台任台长、党委书记。2008年享受广电总局艰苦台站优秀领导干部特殊贡献津贴，2009年享受副局级待遇。2011年3月退休。
转眼间，我支边去内蒙古哲里木盟国营金宝屯胜利农场已整整45周年了。1969年5月，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不让未满十六周岁的弟弟（1968届初中毕业生）远离家乡，我未同父母商量，与同学吴泉敖两人主动到镇里报了去胜利农场的名。光荣榜马上张贴在恒利酱园的山墙上，我母亲闻讯失声痛哭，在当时这么一个小镇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孩子要去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这也算是一个生离死别，作为家长怎么能放心得下？我只能耐心地劝，以坚强的自信说服他们，希望他们不要为我难过，不要为我担心、牵挂。1969年6月5日那天一早，一夜未眠的家人、同学、朋友们，纷纷冒着大雨骑自行车到余姚火车站去送我。车站内人山人海，8点钟，列车启动的汽笛终于拉响了，这列载着慈溪、余姚（即宁波地区第三批赴内蒙古哲里木盟知青）的知青专列徐徐开动。顿时，站内呼喊声、哭泣声、雨声、汽笛声连成一片，欢送的人们冒着大雨追着火车叫喊着，此时此刻，我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泪水，朋友们为我留下了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再见吧！可爱的家乡！这一天我终生难忘。
难忘的战斗生活
金宝屯胜利农场的前身是内蒙古劳改局直属的一个劳改农场，农场由五个分场、牧场、渔库、冷库、加工厂、修理厂、基建队、医院、学校、商店等组成。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上级将劳改犯人集体迁移，农场留下部分原场干部、“五七战士”和新生的就业人员，根据当时形势和农场生产的需要，组织动员浙江、天津、通辽、科左后旗的大批知青，又在哲里木盟内抽调优秀的贫下中农和转业、复员军人做补充。农场实行了军事管制，场部设军事管制委员会，各站改称为营，设军宣队，以场、营、连、排、班的军事化格局和模式管理全场的生产和生活，为下一步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做好准备。
大批人员补充进来后，由于农场地多人少，特别像我们知青都是非熟练工，农业连的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听说平均一个人要种一百多亩地。好在农场的机械化程度还算高，播种、中耕等一些作业采用些机械作业，但还必须人工配合。如春播，前面拖拉机开槽，后面人工点种，不是逆风也是满头、满脸、满嘴都是灰砂，我们追着拖拉机，既要点种距离适当，种子适量，又要速度赶上趟，跑步一样的点种真是锻炼人啊！
刚到农场，就给我们每人发一把锄头、一把镰刀，营里派人来教我们怎样锄草，怎样剃苗，手把手地做示范，但我们铲地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那些贫下中农和原场子弟，一不小心，就会将苗锄掉，赶紧在旁边挖苗，老老实实地补上。一望无际的田野，那一垅地一两千米长，六十公分宽，铲一趟就是好几亩地，铲到头才能休息，我们使劲追赶，搞得满头大汗，还都得靠他们帮助才能完成任务。一天下来，精疲力尽，晚上睡下找找原因，主要是不熟练，其次我们的工具也不锋利，一碰到湿土就会粘锄头，拉不动。于是我们一有时间就磨锄头，将锄头磨得亮亮的、快快的，几天下来熟练程度有了提高，工具也好使了，脚步动作也协调了，左、右手也会轮换了，速度自然快了，锄草留苗铲地的操作也得心应手了。那铲地的速度就是我们现在快走也是赶不上的。
每年7月20日左右，农场开始收割小麦，早上4点种起床，和以往一样，打好被包，插上镰刀，排队集合，跑步前进，“1-2-3-4！”到了田头，天蒙蒙亮，按班分配任务。7月的天气，早上还显凉快，但跑到田头背上的衣服也已湿透，人也气喘吁吁了。按惯例每年割麦子都是吃公饭，一趟割到头，炊事班才送来早餐，馒头、小米稀饭、咸菜，接着中午木须肉、鸡蛋汤、馒头或高粱米饭。晚上一直干到8点多看不见了才收工。整队集合，“1-2-3-4！”边跑步，边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那日头早已落了西山。回到宿舍，洗一洗，什么想法也没有了，睡觉。一周的小麦割下来，真是累啊！记得第一次割麦子，快到晌午，东北的太阳也是那么毒，热得人有点晕，我一不小心镰刀割到了左手中指，这镰刀割麦子拉着吃劲，可碰到手上却是那么锋利，我一见手指这么大的口子，鲜血直流，人就站不住了，大家把我扶到防风林里，卫生员给我擦上了红药水，撒上消炎粉，用纱布包扎好，带队的领导叫我回宿舍休息，我看着大家都在紧张地劳动，我作为知青连的排长，怎么好轻伤下战场呢？于是我忍着阵阵疼痛，拿起镰刀继续割麦，“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口号和责任感给了我激励和力量。
记得1970年秋的一天，我们排的任务是到二营西北角的泡子（池塘）里捞麻。那个年代还没有尼龙的绳子，农场用的绳子都是用麻绳。先将收割的青麻扔进泡子里，用水浸泡，慢慢地腐烂掉青皮，泡得水都黑臭了，麻里的浆都泡掉了，把它捞出来抽筋。这青麻扔进去是容易，可捞出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大家用二齿钩就是钩不起来，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下水，于是我们浙江知青勇敢地跳进水中，把一捆一捆的麻用力抬上岸，泡子多处水深，秋天的气候水温较低，经过半天的紧张打捞，整个泡子的麻都被我们捞起来了，领导和贫下中农都称赞我们浙江小伙子好样的，浙江知青不怕苦、不怕脏的勇敢精神得到了一致好评，我们虽然冷得人也发紫了，身上的臭味怎么也洗不掉，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在农场的时间比起战友们是短的，但体会也是一样的深。我们既要完成春播，夏锄，秋收，冬天打场、积肥，还要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早上跑步，出工跑步，晚饭后还要集合走队列。还不时地组织夜间紧急集合。那李连长十分认真地说：刚才菜园里发现一名特务，特征是脸上长有肉刺。要我们三人一组到菜园、果园进行搜索，搞得我毛孔竖立。记得有一次，天下着大雨，好几个战友为了不使被子被淋湿，用大衣、棉衣打成被包，结果还是给军宣队战士发现了，不但吃了批评，还要重新打被包。大雨中的拉练，我们是没有雨具的，不仅仅是跑步，还要匍匐前进，对身体不敢贴地的战友，背上踩一脚，搞得大家被子湿透了，衣裤上滚满了泥浆。为了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军宣队安排一个知青隔着一个贫下中农在炕上一起睡觉，由于当时他们没有洗澡、洗衣服、洗被子的习惯，知青们都不愿意，军宣队误认为我们不愿意和贫下中农结合，这些现在想想真是太可笑了。
难忘的战友情谊
在异地他乡，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连长、副连长自然成了大家的依赖，年长的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关爱着相对年小的战友，或许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一个镇上，或许大家都意识到出了远门。
到农场三个多月，我天天发高烧，但全身又冷得发抖，隔壁宿舍的战友们也都把被子搬过来，十几条被子压在身上，全身还是弹棉花一样地抖动，一阵过去，一身大汗就好了。连续数日，战友们都十分关心我，为我做病号饭，把家里寄来的好东西给我吃，营卫生所的退烧药、打针都无济于事，连领导看我这个样子把我送到场部医院住院，住院的时候又发生药物过敏昏迷，大家闻讯跑步到医院看我，与医生交涉。后来农场派黄学舜、周文君护送，将我转院到四平市人民医院治疗。回到农场后还是高烧不退，农场又派黄学舜把我送到哲里木盟人民医院治疗，确诊为恶性疟疾、慢性肝炎，需要休息半年。李振起场长对我十分关心，不但到医院看望，还派副连长裘胤泽护送我回原籍治疗、休养。
随着病情好转，我十分想念农场和战友，那种魂牵梦绕的思念，感到自己已是农场的人了，看着别人都在上班，自己闲得无聊，于是我决定提前返回胜利农场。回到营部报到时，营领导对我说：“你咋回来啦？农场正在给你办理返回原籍的手续。”我只是笑着说：“我想农场了，想你们了才回来。”
刚到农场，大家对骑马、骑驴、骑骆驼都很感兴趣。有一天，营商店门口趴着一头骆驼，知青们都围了过去，争着想骑它。一个胆大的知青先骑了上去，可人还未坐稳，那骆驼便站了起来，将这位知青摔了下来。原来，骆驼个子高大，它是后脚先站了起来，如果你不抱住驼峰，不防备，一个冲力就会将人摔下来，我们站在旁边看的一下子就明白了。没过几天的一个傍晚，营部门口的树上拴着一匹马，还配着马鞍，几个战友好奇地把它牵过来准备骑，人还未接近马的后身，那马后脚一弹，正好踢在一位战友的小肚下，痛得他脸色苍白，蹲在地上。大家赶紧去找了一块门板，四个人轮流抬着跑步两公里把他送到场部医院检查治疗。大家关心地向医生咨询，这对他的今后生育是否会有影响？医生对大家笑着说，没有多大影响。大家才放下心来。
随着互相接触、了解，战友之间的友情也与时俱增，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几个要好的都会合伙吃饭，过去那种地区观念也渐渐淡薄了，无论是浙江的、天津的、通辽的、后旗的，还是贫下中农，都结成了友好的伙伴，大家都不会计较吃多吃少，干多干少，只要谁今天有空，就会准备好开水、洗脸水，打好饭菜，为干活回来的战友提供方便。一到节日，大家还会改善一下生活，喝上一点果酒之类的。在这么一百多人的连队生活中，在我们这么四十多人的大宿舍里，大家没有打架，没有争吵，都能和睦相处，真是一个和谐社会啊！
难忘的再教育
现在想起来，我们在农场都能摆正接受再教育的位置，尊重各级领导、贫下中农、复转军人和知青同仁，做到虚心向他们学习，脚踏实地地努力工作。我们这批知青中，我的表现虽然不是很突出，领导和战友们却给予我鼓励和鞭策。1970年度我被评为五好战士，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1年由王富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71年初农场开始整建党，场党组织派谢布和同志和我，对“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叛徒”的原场干部进行调查。被调查的好多老干部都关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自身难保，又怕出了证明影响自己的同志，不敢说实话、出证明。我耐心地给他们说，我是浙江知青，我也不认识你的战友，请你实事求是，请你对自己同志、战友负责。在我们的正确引导下，他们按我们的要求填写了外调表格，出具了书面证明，使我们所调查的原场“假党员”、“叛徒”恢复了老革命、老党员的身份，澄清了不白之冤。
外调回来不久，营部派我去窑地任负责人。东北的土地还未解冻，我在那几个月里，除了开会、组织大家学习，我也和大家一样，天天4点钟起床，运土、和泥、制砖坯。工人们一个个围着围裙，光着屁股，一人一片场地，好在只有他们自己看到。大家都是那么地自觉，那么卖力地工作。
1971年9月初，农场下调令，我被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农建师筹建办公室（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生产建设兵团筹建办公室）工作，于9月11日离开胜利农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也确实使我们这批人走过了无怨无悔的人生道路。在胜利农场我们不仅分清了五谷，学会了种田，吃尽了劳累之苦，体会到了农场各级领导对我们知识青年的重视、关怀、厚爱、保护，感受到贫下中农、复转军人的朴实、大方、为人忠厚。农场的锻炼使我们经过了苦难的磨砺，使我们的世界观得到了改造，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思想感情已不是一句空话了，农场的锻炼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农场我还有意外的收获，战友们开的一些玩笑传到了家乡，我岳父以假作真，由他老人家做主，把这敢想不敢谈的个人婚姻变成了事实。如果不来胜利农场，也不可能娶到这么漂亮、贤惠、志同道合的妻子。
胜利农场为我们积累了走向胜利的资本，即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勤奋学习，与人为善，努力工作，勇于奉献，不争名利，知足常乐，好的心态，好的心情。同时，我们知识青年也给农场留下了南方文化，南方习俗，南方文明，留下了勤奋、好学、聪明、能干的好影响。胜利农场因有了这批浙江、天津、通辽、科左后旗的知青，活力倍增，形成了胜利农场与众不同的丰富文化内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批人给予了实践和圆满的回答。
201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