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科左后旗知青 薛建设
薛建设 女，1954年6月出生于内蒙古科左后旗。1969年5月10日下乡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四营，1971年调到场部基建队工作，后又转入机关食堂和招待所工作。1973年入吉林省建筑工程学校学习，1974年3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77年3月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任演员剧团团支部书记，北影厂团委委员。曾在多部影视剧中饰演主角。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这句话是我这几十年来时常挂在嘴边的，无论在同事、朋友还是晚辈面前，上山下乡的生活一直是我最愿意分享的。那是我们这一代从1969年开始的知青生活，大家来到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发生了变化，同为“天涯沦落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种感情且在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于我们彼此之间。而作为年龄最小者之一的我，把知青生活看作我人生的起点，在农场与大家相处的日子让我得到了很多，使我逐渐成长。我幸运地把握住了考学及工作的机会，每每回想起那些片段的记忆，我在之后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触，直至今日。
从小学习蒙文的我那年是十五岁，被分配到了有天津和浙江知青加入的金宝屯胜利农场，开始了四年半的知青生活。第一次接触到有汉语的环境，由于与几位蒙族女知青同住，我并没有感到过多的不方便。当时年龄偏小也没有太多的想法，生活条件上虽然比家里艰苦许多但很快也就适应了。性格安静的我每天跟随着大部队一起下地干活，更多的时候只是在一旁听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聊天，后来回想自己对大家所谈论的大部分内容虽听得懂，但却不是很能理解，也就不记得那么许多。唯一的印象就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排队去铲地，生活简单而平淡。已记不得这种日子过了多久，一天晚上我们有组织地在四营观看了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对其内容虽是懵懵懂懂，但主题曲那明快的节奏深深刻入了我的脑中，整夜萦绕，让我激动不已。第二天如往常一样下地干活，中间休息时离我不远处的几位浙江知青一起学唱着这首歌曲，我下意识地凑上前去，看到他们手中拿着的一张纸竟是昨日用简谱记录下来的歌谱，心里就感叹他们太有文化知识了。在此之前我的家书都是用蒙文写的，带有地址的信封是姐姐在出门前给我备上的。遇到用完的时候我就自然地找其他知青代劳，从未动过学习汉字的念头，而这个场景对于我来说很是触动，便很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一样有文化。是他们燃起了我学习的欲望，开始用心观察身边的人，不断地寻找机会学习。
1971年开始，我的工作地点连续调整，先是去场部基建队，数月后到了机关食堂，最终留在了场部招待所。工作之余，每天晚上休息前我都坚持学习用汉语写日记，最初的内容用蒙文加汉语拼音，逐渐地加入汉字。当时广播里的“每周一歌”是我另一个重要的学习渠道，按时收听播放的新歌，购买前一年出版的《战地之歌》，歌集成为我识汉字、汉文最有趣的“功课”。一本《新华字典》是我随身必备的学习秘笈，全都是靠长期熟练地使用它让我慢慢地习惯于用汉语生活。记忆中那时身边总不乏一些年纪较大的知青，他们文化水平很高，相比之下自己不知差得有多远。因此当领导找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时，我总是觉得自己的条件与党员资质相距甚远，还是应该把精力多多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便推辞了。而最吸引我的工作却是电报员的翻译工作，总觉得既神秘又神奇，出于好奇我也买了一本翻译电报的密码本。恰逢一年春节，场部机关的电话员都回家探亲了，自学了很久的我终于有了一次值班的机会，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上手接收电报就全翻译出来了，油然而生的成就感给了我莫大的自信。
突然有一天，场部办公室主任通知我报名参加高考。想到有那么多知青大哥大姐的文化水平都比我高，我学习文化只是为了好好工作而已，完全没有考虑过高考的事情，没理由占用一个考试名额；又刚好工作上需要我回后旗为大家领取生育布票，可以顺便回家看看亲人，就不假思索地回绝了考试的机会。没想到过了几天，办公室主任派人去家里找我，通知我必须马上回去参加高考。于是我匆匆地赶回了农场，一个负责招生的老师主动找我谈话。通过了解，她劝我报考师范学校。这样虽然文化底子薄，但可以先系统地在中专学两年，打好文化基础，如果之后还想读书可以继续考大学。与此同时，通辽卫生学校的老师也希望我能考取卫校，她说作为女孩子若能当一名护士也是很好的。我懵懂地说都行，因为这两种工作我都很喜欢。我连招生流程和政策也没有咨询，也不知道还有哪些学校来招生，就这样参加了考试。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天在上班时，我拆开一封来自长春的信，里面竟然是吉林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录取通知。直到入学后我才了解到这所学校是理工科院校，而我就读的专业是供热通风。在与知青聊天时，我才得知是吉林省招生办的老师在入住招待所期间，无意中看到了我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学习笔记和日记本，了解到我自学的过程，才有了这次考学的机遇。
开始的那些数理化基础课，我上课时仿佛是都听懂了，可回宿舍后又好像什么都没听懂，一到写作业的时候就不知该如何下手。读书期间，我一直是学校的广播员，又是班里的文体委员，课余的学习时间不是很多，每天从早上6点钟到教学楼一直到晚上9点教学楼锁门我才出来。晚上熄灯后就借着水房的暖气和灯光熟悉第二天广播的稿子，查阅我的《新华字典》，把不熟悉的字都标注好并理解其内容避免播报有误，然后再复习白天上课不懂的内容。
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寒假前夕我才第一次走出校门，是为了去观看我姐姐她们乌兰牧骑在吉林省的汇报演出。在回学校的电车上，有十几位来自北京的叔叔阿姨向我问路，我便顺路带他们走到了长影招待所，在聊天中他们了解到了我的学校。两三天后，学校的老师在上课时把我叫到校领导办公室问我，这几天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人，都和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给他们领路的事情，后在大家的提醒下跟他们讲述了电车相遇的过程。谁也没想到我恰巧遇到的是来东北三省招生的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办的老师，也就是在这次来到长春以后唯一一次外出，我意外地得到了去北京读书的机会！
自从离开农场，虽然每天我都在看书，但自己文化底子薄，上大学以后觉得自己需要看的书就更多了。第一次要排话剧《风华正茂》的时候，从小看样板戏，唱毛主席语录歌，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话剧，别说看话剧，从小到大听都没听过。记得在天津开门办学时，正好赶上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话剧，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演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话剧。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期间，班里演了几部大戏，其中《风华正茂》是一部，还有《枫树湾》《莲妹子》和《红灯记》，我始终扮演主角。1977年3月我幸运地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到外地拍电影的时候，我的箱子里面主要装的是各类书籍，每次领到补助费就跑到新街口新华书店买书。常年形成的学习习惯让我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取得进步，在厂里拍过的电影和电视剧有多部还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
有下乡生活的磨难和锻炼，几十年来不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多少困难，我都能坦然面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通过学习一次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环境，成了那个时代知青当中的幸运儿。我无限感激金宝屯胜利农场对我的教育和培养，由衷地感恩曾经关怀和帮助我的每一个好人。
2013年12月2日，写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