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赵英
我出生于1952年8月，不知不觉间已过了花甲之年。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六十多个年头，其中有十个春秋是在东北度过的，在此不能不说一说今生我与东北结下的深深情缘。
下乡胜利农场——我职业生涯的起点
我吃饭时手拿筷子的位置比较高，记得小时候妈妈常说我，“筷子别拿这么高，否则长大了要远走高飞的”。果然应验了妈妈的话语，1969年6月我远走高飞六千里支边来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
1972年9月作者调往场部供应站工作时，与三分场营、连领导和八连三排部分战友合影留念。第二排左二起：赵英、八连指导员陶申扎布、三营营长李俊卿、三营教导员鲁连科、八连连长张志。其他为八连三排的姐妹们。
我在胜利农场工作了将近五年，先后在三营和场部供应站工作。我下过大田，做过鸡鸭号饲养员，卖过菜，当过商店售货员。胜利农场是我职业生涯的起始点，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其中吃苦最多、印象最深刻的要数我在八连三排当排长务农的那一段经历。
当时八连的指导员叫陶申扎布，蒙古族，是一位来自奈曼旗的复员军人。他个子不高，两只眼睛又圆又大，十分精干。他很善于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那一套来管理连队。每当出工、收工时他特别喜欢在全连人的面前训话，在肯定优点的基础上他总会指出连队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爱拉长着声调大声说：“……老是说，老是犯，就是不改……”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只要全连集合逢会必说，以至于很多调皮的知青都会和着他异口同声地大声念诵，弄得陶指导员哭笑不得。八连连长叫张志，是来自库伦旗的贫下中农。张连长为人忠厚，言语不多，对人老是笑呵呵的，干农活可是把好手。副连长杨景才，是当地平安公社来的贫下中农，憨厚，说话有点结巴，与我们知青关系不错。他爱穿一件用床单布做的衬衣，为此获得了浙江知青奉送给他的雅号“被格里”。两个男排的排长分别是吴忠玉和黄铁梁。吴忠玉是复员军人，大高个，奈曼旗人，爱穿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黄铁梁是天津知青，工作能力很强，在天津男知青中很有威望。1973年他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求学，毕业后长期驻在加拿大从事外贸工作。我任女知青排的排长，副排长叫陈兰华，是老高一的天津知青，她总以大姐姐的身份体贴关心大家。我们女排三四十号人，分别来自浙江、天津、通辽和科左后旗，也有本场子弟。我和陈兰华很团结很尽职，不仅脏活、累活干在前面，还要时刻关心全排姐妹们的情绪变化和日常起居生活，为了搞好全排工作我俩想方设法，可谓绞尽了脑汁。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似乎来得分外的早，也特别的寒冷。记得1971年国庆节刚过不久，正是秋收扒玉米最忙的时候就下了头场雪，进入12月份就已经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真正体会到了滴水成冰的含义。最冷的时候去井边打水，用手摸压把井的铁压把有一种粘掉皮肤的感觉。由于女排宿舍房子大，保暖差，早晨醒来，每个人的眉毛和额前的头发都会染上一层白白的薄霜，大家乐观地说：“一夜愁白了少女头。”为此很多姐妹感冒了，发烧咳嗽，排里的劳动力严重减员。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和陈兰华商量决定采取措施解决大宿舍的取暖问题。首先我们利用旧报纸把所有的窗户门缝糊得严严实实，其次决定每天留下一人值日专门负责烧炕，以保证大家收工回来能睡上热炕头。一天轮到我值日，北风呼啸，天气格外的阴冷。为了把炕烧得火热，我冒着由于烟道不畅倒灌的浓烟，一口气烧了三四捆玉米秸秆，数量差不多超出了往常的一倍。烧完炕，烧好水，我一脸喜悦地等着姐妹们从场院打场归来。约摸过了两个小时，我闻到一股烧焦的糊味，仔细寻找，发现位于炕头的铺位褥子底下冒烟了！我赶紧搬掉了铺盖，掀起已被烤糊正在冒烟的炕席，用湿毛巾拍打。幸亏发现得早扑救及时，要不然着起火来损失就大了！傍晚姐妹们收工回来了，我抱歉地把好心办蠢事的经过告诉大家，请求原谅。没想到姐妹们不但没有埋怨，反而都过来安慰我。那天晚上女排的大炕奇热难忍，以至于炕洞周边的四五个铺位都没法睡觉。吃一堑长一智，烧炕惹的祸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增长了生活经验。以后的冬天再也没有出过类似的差错。
还有一件曾经发生在我们排的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7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干了一上午的活大家正在午休。只听到“砰”的一声，我们宿舍北墙的一个小窗户被撞开了，啊！突然伸进来一个毛茸茸的物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小毛驴的脑袋。只见那毛驴得意地摇晃着脑袋东张张西望望。我们全屋子的女知青都被这个不速之客惊呆了，尤其是小窗户下面的那几位姐妹吓得大声地尖叫起来。我和通辽的一个姐妹奋不顾身地拿起笤帚和簸箕扑了上去，玻璃被打碎了，小毛驴也吓得缩回了脑袋。很快小毛驴被闻声赶来的饲养员揍了一顿跑了，它一边奔跑一边还“呜啊，呜啊”地乱叫唤。原来是这样：我们女排的瓦房宿舍因维修，我们正临时住在紧邻马号的土坯房里，和马厩只有一路之隔。那天天热小毛驴不甘寂寞跑出马号来溜达。没想到它的鲁莽行为触犯了我们女生，那只小毛驴从此被大家叫作“流氓驴”。
永远忘不了金宝屯胜利农场为我的进步和成长提供的广阔平台，农场给了我许多荣誉。1971年5月我曾参加哲里木盟组织的知青回访团回浙江巡回汇报；1971-1973年期间我曾多次出席哲里木盟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向大会做了讲用汇报；我还被选为共青团胜利农场委员会委员；1972年胜利农场军管会撤销成立革委会时，我作为知青代表进入了农场革委会的领导班子。
我深深地感谢我职业生涯的起始点——金宝屯胜利农场对我的哺育和培养，感谢农场的各级领导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栽培，也感谢广大知青插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转场洮儿河——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在写本节之前首先需要介绍一个历史背景：地处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金宝屯胜利农场原名金宝屯机耕农场，是1954年成立的劳改就业农场。1969年前后我国和苏联交恶，中苏两国战争的乌云密布。为了备战，上级决定农场改制为国营农场并改名为金宝屯胜利农场。劳改犯和就业人员被遣散，取而代之引进了大批知青、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1969年7月国务院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即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盟相当于其他省的地区）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胜利农场随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管辖。1979年7月，国务院又把东三盟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广大知青在胜利农场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1974年3月吉林省主管机关一纸文件：金宝屯胜利农场恢复为劳改农场，全体浙江、天津知青外迁到吉林省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通辽和科左后旗的知青则迁往盟内的有关农牧场安置。这就是令广大知青难以忘怀的折腾人的所谓“场变”事件。
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地处吉林省白城地区的洮儿河，在金宝屯沿平齐铁路北上还有三百多公里，在穆家店站下车。据说那里原先也是一个劳改农场，“文革”中变为吉林省文艺界的五七干校，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和演员都曾在那里劳动改造。后来又被改为五七青年战校，用来安置长春市的知青。无论是地理环境、自然气候还是软、硬件条件都远远不如金宝屯胜利农场。而且不管知青原来在胜利农场做什么工作，迁到洮儿河后绝大多数都被分配在农业连队下大田。背井离乡、千里迢迢下乡来到金宝屯不说，现在又二次下乡到更偏远、更荒凉、更艰苦的地方，而且前五年的努力前功尽弃，一切从零开始，这是令人所不能接受的事实！广大知青一致认为此举与中央精神不符，上级决策有问题。于是知青们据理力争，和平请愿，展开了去哲里木盟和吉林省长达数月艰苦的上访活动。最后在吉林省委的关怀下，知青合理合法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吉林省撤销了金宝屯胜利农场恢复劳改农场的决定，广大知青又返回了自己工作、生活了五年的胜利农场。
我作为“场变”事件中的一个当事人，在1974年3月转场洮儿河中，饱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使我最痛苦的是我与弟弟赵建的分离。当时弟弟已经结婚按规定是要留在金宝屯的。我们姐弟俩一起下乡到东北，五年来相依为命，我是实在放心不下他和他那个刚组成的小家庭啊！他也特别舍不得我离开。永远不会忘记我转场离开金宝屯那天的辛酸往事，赵建送我去金宝屯上火车，又瞒着我不顾一切挤上火车一直护送我到洮儿河。到达目的地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人生地不熟，没有弟弟过夜住宿的地方。幸亏与我一起分配到后勤连理发店工作的天津知青李洪生留他挤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去找弟弟时，李洪生说他已赶早班火车回金宝屯了。听到弟弟不辞而别的消息我急忙赶往火车站，一打听火车已经开走了。我们姐弟俩又一次经受了骨肉分离的痛苦，两行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此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面对着向南延伸往金宝屯方向的铁路嚎啕大哭。
转场到洮儿河后我的工作和结局是比较幸运的。一到那里我就被分配在商店副食组工作，这或许与我在胜利农场供应站当售货员的经历和表现有关。与其他知青的艰难处境相比我对自己的境遇非常知足，心里没有其他奢望，一心想的只是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要埋头苦干，干出个样子来！
当时商店属于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的后勤连队，连长姓罗，广西人，他是从部队复员转业来这里工作的。罗连长个子不高，讲一口带浓重广西方言的普通话。他的党性很强，为人诚恳，办事十分认真，对我们知青特别关心。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不能想起他的名字，但我终生不会忘记罗连长对我的教育和栽培之恩。我进商店后努力做到了三件事：一是勤奋，认真向老同事学习，虚心请教，反复实践，尽快熟悉自己的新业务。二是热心，对顾客热心，对同事热心，对所有接触的人都热心，为大家服好务。三是积极，工作不管份内份外，脏活重活都抢着去干。记得商店去白城市进货，跟车装卸一般都由男同事承担。一次因人手不够罗连长很纠结，我主动请缨随车进货。与男同事一样，一百斤左右重的货物我能扛上扛下，卸完一卡车货物浑身脏得像泥猴一般。大家都夸我能吃苦，肯干。
一次我们商店修理仓库一面破损的墙需要土坯，在罗连长的带领下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我积极参加了男同胞都感觉最累的活儿——脱土坯，甩开臂膀干得和男同志一样的欢，罗连长说我干活泼辣像个假小子。
那年8月，我们后勤连队要去支援牧业连队打牲口过冬的草料，本来我是可以不去的，但我积极主动请求参加。在远离营区的大沁他拉草原的草场上一干就是一个多星期，每天早出晚归，重复循环地用大扇刀打牧草的动作累得我几乎散了架。腰部因此扭伤，落下了伴随我一生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我从坎坷经历中感悟到：一个人的付出不是为了索取和回报，但只要你努力做到并做好了，好运自然会随之降临到你的头上。我的工作表现得到了领导、同事们的认可和普遍赞许。1974年秋天，在全国高校招生中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的领导和知青朋友们一致推荐选送我上大学。最后我如愿上了东北工学院（现在叫东北大学）的机械制造系矿山机械专业。
求学东工——扬起我理想的风帆
我是1974年9月16日离开洮儿河，意气风发地赶赴位于沈阳市南湖的东北工学院报到的。浙江知青陈建业前来送行，他是留在洮儿河为数不多的浙江知青之一。当时他是加工连酒厂的业务骨干，单位不舍得放他走。建业送我一张帆布的毯子做纪念，既能保护褥子不脏，又可防雨隔潮，成为我以后经常打背包用的好包装材料，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1980年代。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具有兄弟般情谊的插友陈建业。
当时的东北工学院隶属于中央冶金部，系和专业的设置大多与矿山开采和冶金工业相关，是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我所在的机械制造系矿山机械专业1974级分三个班，我在一班。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工农兵都有，以东北籍的学生为多。同学们都抱着学好科学技术，服务四化建设，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刻苦努力，互帮互学，学习空气很浓，学习氛围很好。
当年的大学实行开门办学，非常强调理论结合实践。在学校上完基础课程后，便深入工矿企业结合生产实际一边实习，一边学习专业课程。我们班的实习先后去过鞍钢的齐大山铁矿和弓长岭铁矿，去过辽宁北镇的八家子铅锌矿、抚顺清原的红透山铜矿，还去过湖南新晃的汞矿……其中要数去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最多。东工求学的经历使我走遍了东北地区许许多多的大山和河川，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东北老百姓，使我对东北老乡、东北话和东北的生活习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我们的班集体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班长安维洲是吉林长春人，曾经在我老家宁波的东海舰队当海军，在他的组织下我们的班集体搞得生龙活虎。安维洲毕业后在吉林省商检局工作，1990年代他南下深圳创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至今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我毕生的挚友。我还特别怀念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大学同学李宗玶、张玉枝夫妇，现在我们是经常联系的微信好友。还有同班同学赵连贵、赵仕祥、薄文霞、刘德琛、曹文清、朱秀琴和丁小柱……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们。
1977年9月我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工作。东工求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扬起了理想的风帆，我深深地感恩母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2009年8月我和先生张立民去金宝屯胜利农场参加知青下乡四十周年庆典活动时，我特地转道沈阳重返母校，亲眼目睹了母校的巨大变化。母校已经恢复东北大学的原名，校名由东大创始人兼校长、爱国将领张学良手书。更令人欣喜的是母校已经成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研究型大学，我为母校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和荣耀。
工作长春——温暖的同志与姐妹深情
我这个人一生的运气还算可以，一路走来都有贵人相助。1977年9月大学毕业，当时是国家包分配的。分配原则是面向基层和工矿，以回原选送地区为主。我一无后门二无靠山，没想到被分配到了位于省会长春市的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把同学们羡慕得够呛。
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是一个工程研究设计单位，位于长春市西安大路1号，隶属于吉林省燃料化工厅。一次在办公大楼楼道里，我偶尔碰上一位高大而又魁梧的长者正与我院领导说话，我一看这不是曾经下放在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的洪学智将军吗？洪学智是开国上将，抗美援朝中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回国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59年受政治运动牵连，遭到了严重迫害。我一时紧张得竟然忘了向他问好，后来有人告诉我“老洪头”是省燃化厅新任厅长，这是他刚刚解除劳动返回省会的首次任职。
我被分配在机械一室，主要工作是研究、设计煤矿需用的机械传动设备。室主任聂智工程师，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是一位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又很务实的老科技工作者。他经常带我们深入到吉林省九台、舒兰等地的煤矿调研，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室内的同事们，比如我所在组的组长老陈、屈姐、谢姨和小李等等都给我以极大的关爱和温暖，他们不仅在业务上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经验，给予具体帮助，而且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使我一次次感受到东北人的热情、淳朴和实在。当时我还没结婚，一个人在长春，不管哪家做了好吃的，都会带来让我品尝。每到周末更是有很多同事邀我去他们家里做客，使我有机会向他们学会了许多东北饭菜的做法。直至今日我们家里百吃不厌的仍然还是东北菜。
就职南开——实现我的人生之梦
1979年3月为照顾夫妻两地分居，我恋恋不舍地离开长春调到了天津市，结束了我在东北长达十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到天津后在天津探矿机械厂，先后在厂工艺科和职工大学工作。1985年7月调入南开大学。有机会供职于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南开大学，这是我一辈子最荣幸的事情。南开大学也是我的母校东北大学创始人张学良将军所敬仰和崇拜的大学，早年张学良曾受教于南开的张伯苓校长，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都是南开的人”。在南开大学工作23年，真如张学良将军所言使我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南开人。我先后担任过南开大学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系教务干事、研究生管理干事和教学办公室主任；学院实体化后担任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9年晋升为高教管理系列副研究员（相当于副教授）；直至2008年3月退休。退休后学校聘请我担任了南开大学广东省招生组组长，至今为南开的发展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为南开大学服务的二十多年，是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教育和熏陶了我，使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我做得不多，但南开却给了我不少荣誉和奖励。我先后获得过校和院系两级优秀共产党员三次；校级优秀教育工作者一次；校级学位与研究生管理工作先进个人一等奖一次；校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二等奖一次；“敬业”奖教金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四次；“华业”奖教金三等奖一次。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如果说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成绩的话，得益于东北十年对我的磨难和历练，得益于那个时期打下的坚实思想基础和练就的健壮体魄。
我将一往情深，继续努力延续深深地扎根于我心底的那份东北情缘。
2013年10月23日，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