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周可淼
一、支边第一夜
四十五年前，我们第一次踏上胜利农场的土地，已经是晚上了。经过金宝屯到农场将近五十里的土路颠簸，我们乘坐的拖拉机终于到达了三营。那里用最好的饭菜招待了我们——半斤一只的白面大馒头、木须肉和黄瓜鸡蛋汤。大家既新鲜又忐忑，吃完饭我们被领到了三营小学的一个大教室里，那里已经用课桌拼成了临时的床铺，营领导说先对付一个晚上，明天再给我们分配宿舍。乘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真有点累了，于是大家纷纷解开行李，准备睡觉。尽管睡前大家又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会，随着一阵阵的睡意袭来，大家很快进入了梦乡。
教室里渐渐地安静下来，只有轻微的鼾声此起彼伏。可是，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也许我生来就具备夜猫子的本性吧，100支光的电灯贼亮地照着，看着睡得忘乎所以的知青战友们，很羡慕他们竟能如此坦然。
越是睡不着心里就越是想事：难道我真的要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了吗？我将信将疑，天真地认为好像是小时候走亲戚似的，感觉是来玩玩而已，玩厌了玩累了想家了，就可以回去……
我爬下课桌拼成的床，在空地上来回走了几圈。教室里除了课桌，还有几把椅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喔，对了，黑板下面还有半盒粉笔头，窗台上放着一瓶墨汁和几枝毛笔，再没有什么了。
睡不着觉，在百无聊赖中，我想到给大家开一个玩笑……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我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发觉有好几个人拥着被子，坐在“床”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正在那儿发愣呢。只见他们满脸墨黑，花里胡哨的一片，只露出两只小眼睛；有人一夜间就长满了“大胡子”……
咋的了？有人在嘟囔：“东北这地方太可怕了，晚上竟然还有‘居’摸头？”（慈溪方言，“居”即鬼）也有人说：“天亮了告诉领导去，给换个地方吧，要不然，脑袋没了也不知怎么一回事呢。”还有的索性整理起行李来，准备等天一亮就坐火车回浙江去。
“肯定有人恶作剧把墨汁描在了人家的脸上！”有人怀疑起了我。
“老天爷在上，这可真不是我干的呀！我怎么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呢？”我一边竭力推卸责任，一边暗自在想：我只是在他们的脸上轻轻地拿毛笔画了几下，咋会满脸都是呢？肯定是他们自己拿手抹的，这可不能全怪我呀！
再看他们的手，哈哈，果然全都是黑的！
当作什么也不知道，我在一旁瞎起哄：“找领导换地方！换地方！”
也有一些人的脸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我不可给每个人都画呀，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了。
“小伙子们，晚上睡得都好吧？”早晨营部领导来看望大家，话还没说完，看到几个小“包公”，“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呵呵，你们可真会闹！这是干啥呢？”
……
过了好几年，这件事还是人们常常提起的趣事。只是到如今，大家还是不知道是谁搞的鬼，如果我不说的话。
二、如此“旅游”
三营集体食堂的伙食不咋的，上顿玉米碴子白菜汤，下顿高粱米饭炖土豆，让我们这些刚从江南鱼米之乡来的知青怎么能够习惯呢？再加上又是玉米铲第三遍地的时候，干活太累了，大家都有点扛不住了。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知青中有不少人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到哪儿去呢？并无固定目标，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我和小王的初步目标是哈尔滨。
没有钱买火车票，两个人商量好了，到火车站再说吧。于是我俩搭了老乡的马车，到了金宝屯火车站，正好有一列货车停在那儿，从车头的位置看是朝北的方向开的。我们顺着列车前后溜了一趟，没见到有开着门的车厢或空车皮，怎么办呢？于是，我俩溜溜达达走到了火车头，机车“呼哧呼哧”地喷着蒸汽，车上有两位司机师傅。试试吧，我们拉住了铁把手就爬了上去。
司机瞪眼看着我们，大声问道：“你们上来干哈（啥）？”我笑笑，用刚学的东北话说：“不干哈，瞅瞅。”
真是的，我们又不是铁道游击队，你们有啥好怕的呀。小王的头脑也很活，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拳头大的毛主席像章，递给他们，坐在驾驶位上的司机接过像章，珍惜地看了又是看，脸上露出了很喜欢的神色，郑重地放在了驾驶台上。
我乘机搭讪着问他：“师傅，你们这车往哪儿去呀？”
他可连头也没回，只是说：“北边！”
“能捎我们去吗？”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应该是默许了。
我们仔细打量着火车驾驶室，那是一个蒸汽机车头，前面是一个横卧的大锅炉，两旁是驾驶座，空间并不大，有不少仪器仪表，后面便是装煤的燃料斗和水箱了。
我和司机唠起嗑来，我说：“师傅啊，你们的工作真带劲，多威风呀！”
他开口了：“哼！还带劲呢？带劲个屁！天天贼累，晚上上炕睡觉都要拽猫尾巴呢。”
我想，工人阶级还说这样的话，我们当农民的就更没话可说的了。
“你们是知识青年吧？南方来的？”他问我们。
“是的，来了没多久。”我回答道。
“那你们上哪儿去呀？”他又问。
“哪儿都行，没准地，”我说，“走到哪儿算哪儿。”
小王掏出一包“迎春”烟，抽出两支递给他们，他们接过后，就夹在耳朵上了。
前面有人在挥动小绿旗了，司机说：“走吧！”
不知拉了一下什么杆子，火车抖了一下，“扑哧、扑哧”的动了，我们也长出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安耽了。
可我们也不能白坐车呀，为了献殷勤，我拿起了立在旁边的一把煤铲，想给火车加点煤，可是铲起煤以后，却不知如何放到炉膛里去。这时，那位年纪轻一点的副司机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一脚踩在中间一块踏板上，只见炉门前有两块铁板就像螳螂的嘴颚，“哗”的一声向两边张了开来，我就把一铲煤使劲扔进去。那个司机告诉我，煤不要一团一团扔，要散着洒进去，炉火才能烧得旺。
于是，我和小王两人，便轮流着你扔一回、我扔一回地干了起来，火车欢快地向前跑着，我们是越干越起劲。可正像刚才那位司机说的，贼累呀！只一会儿的功夫，我俩已是满头大汗了。汗水流下来，用手抹一抹，脸上白一道，黑一道的，像个鬼狐脸。
司机坐在座位上，“滋溜滋溜”地喝着沏得特浓的红茶，看着我们在使劲干活，好不适意。
煤不用常添，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休息休息，便好奇地打量车里的一切，当然手也不闲着，东摸摸，西摸摸，我看到前面挂着一根铁丝，便顺手拉了一下，“哞”的一声，火车大叫起来，倒把我们吓了一跳。司机生气了：“干哈呀，谁叫你们乱动的！下去，下去，到站了就下去！”
“不动，不动，我们不动了。”赶紧陪笑脸，讲好话。
我们赖着就是不肯下去。
终于，几个小时以后，火车到了哈尔滨，实际上是三棵树，这次司机就是不赶我们，我们也打算下车了。
两位师傅下了车，我俩紧跟了过去。小王一看毛主席像章还在驾驶台上，就一把拿了过来，请进了自己的挎包。然后俩人赶紧下车，拔腿就跑，从车站围墙的缺口跑了出去。
出站以后，我俩你看我，我看你，浑身是煤屑，多不像样啊，还是赶紧到松花江大桥下面去洗个澡吧。一脱衣服，才想起我曾把一张伍元的大钞藏在鞋垫下面，赶紧脱下鞋寻找，可是钱已不翼而飞，没有了。
在哈尔滨，我们游玩了太阳岛和防洪纪念塔，晚上是在兆麟公园长凳上过的夜。公园的保卫人员又是批评又是关心我们，做了晚饭给我们吃，还让我们在屋里里好好睡了一宵。
三、送水的插曲
记得有一年中耕生产进入铲第三遍地，由于我身体不适，连长照顾我，安排我为连队送开水。
我领来了两只水桶和一根小扁担，水桶不大，打满水可能有七八十斤重吧。小扁担是用柳木做的，两头是6号铁丝做的链条和钩子，虽不像我们南方的竹扁担那样柔软富有弹性，不过挑起来也有点忽闪的感觉。我来到开水房，把开水装到水桶的五分之四，觉得够大家喝了，并在两边的钩子上挂了几只搪瓷茶缸。临行又到食堂买了两个玉米饼子，这是一个绰号叫“老黄牛”的知青叫我捎带的，“老黄牛”人高马大能干活也能吃，老喊饿。
一切准备妥当，我挑起水桶晃晃悠悠地出发了。
那天，我们连在24号地干活，离营区约有六七里地的路程。我没走大路，而从地块中间抄近路穿行。当我一头钻入密密麻麻的青纱帐时，分不出东南西北的方向，只是凭着往常下地干活时的印象朝24号地方向摸索前行。青纱帐里阴森森的有些吓人，一片死寂，只有我的脚步声和开水桶与庄稼的碰撞声，偶尔有一两只蚂蚱从眼前跳过。由于水桶没有盖，水面上已经落下一些野草叶子和灰尘。
挑着六十多斤重的担子要走六七里地，我累得满头大汗。去24号地需要穿过五个地块，肩上的担子我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到左肩，真是远路无轻担，累得够呛！往常下地去24号地好像很快就能到的，可那天走起来似乎格外遥远，老也走不到……
终于到达目的地，我把水挑进林带里。透过林带中的白杨树，我看到了很多房子。顿时傻了眼，不对啊！24号地怎么会有房子呢？再仔细一瞅，我的妈呀！那不是我们连队的宿舍吗？我真是鬼迷心窍了，明明是去24号地的可怎么又转回来了呢？我顿时泄了气，一屁股坐在地上生起了自己的闷气。
思来想去，我找到了原因：一定是我在挑水途中某一次换肩的时候，肩换过来了，走的方向也无意识地跟着转了过来。因为我走在青纱帐里，看不到什么标记和参照物，就稀里糊涂地顺着原路回到了营区。
眼看着喝水的时间早已过去，再送水过去肯定也不赶趟了。心想算了吧，今天上午就拉倒吧，反正我又不是故意的。不过仔细一想不妥，第一天接受送水的任务就出了偏差，同志们埋怨可以不予理会，可连长是肯定要批评的。该怎么应付呢？要是说出实情，一定会让大家笑掉大牙。我打定主意不能如实相告，后来编了一个理由在连长面前总算搪塞了过去。
此后，我对送水工作格外上心，特别负责。不仅按时准点送到，还捎带着帮连里的知青们办一些小事情，领导和群众都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