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俞书英
俞书英 女，1951年12月出生于浙江慈溪。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曾在三营务农，在场部医院任赤脚医生。1973年10月选送到吉林医学院上学；197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科左后旗人民医院工作，任检验科主任；1989年调回浙江慈溪原籍，在慈溪市人民医院工作，任副主任检验技师。
每当我翻开那本20世纪70年代的旧相册，总会勾起我许许多多的回忆，特别是那张洪学智将军送给我留做纪念的135黑白相片，是我所珍藏的相片中最宝贵的一张。它让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将军对我像慈父般的关怀和鼓励，从而激发了我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拼搏和奋发进取的精神，使我的人生有了一次关键性的转折。
四十年多年前，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大迁徙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历史壮举使几千万还不明世事的学生娃告别了父母亲人，从城市来到边疆、农村，近则数百里，远则数千里。从那时起，我的命运就卷入了这股大潮流，支边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我心灵中那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就发生在那里……
上世纪的70年代初期，正是“四人帮”倒行逆施、称王称霸的时候，大批革命老干部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劳动。1970年9月，时年57岁的开国上将洪学智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被遣送到胜利农场劳动改造，同时被发配来的还有吉林省委书记李砥平。当时农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时时感到有山雨欲来城欲摧的岌岌危机。将军乍到农场时扫过军管会的大院，当过猪倌。后来两位老人一起被安置在加工连监督劳动，每天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一个铁畚箕，哈着腰收拾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高粱、谷子、玉米等杂粮，扫不到的地方，坑里、缝隙里，就蹲下去抠。好在加工连的连长实行放宽政策，没有加以任何强制性压力，倒是经常劝他要注意身体。吃饭时，他们也像农场职工一样，腋下夹个饭盒子与普通群众一起排队买饭。洪学智的个子特别高，又很瘦，腰板挺直，排在队伍中特别显眼，走起路来步伐快捷利索，显示出一种干练的将军风度。
我那时是农场医院的赤脚医生，是一个天生有逆反心理的“傻妞”。别人不敢与他们接近，而我却经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说话唠嗑。有时他们买些好菜来叫我一起吃，老洪头还用筷子使劲往我的饭盒里拨，嘴里还叨咕着：“小俞，你吃，你吃，好吃着呢！这些东西你们平时在食堂里是吃不到的……”可不是吗，那炒熟了的猪肝、猪心真是太香了，平时上哪里吃去？我还真是有口福，能经常在老人们“家”里改善生活。老人们有什么小病小痛，我会及时给他们送点药物。老李头的腿有风湿病，我经常给他扎扎针灸，还用针线手工给他做了一副灯芯绒布的护踝保暖。那时我根本没有把他们看作专政对象，也没把他们作为首长看待，反而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毫无顾忌地叫他们老洪头、老李头。他们也乐呵呵地接受这种无隔阂的忘年交尊称，在那个时间段里这样的称呼让人感觉亲切自然和谐。那个年代的那个地方，人们除了干活、吃饭、上炕睡觉外，没有其他活动，所以，常听他们讲些过去的故事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老李头说他解放前是搞地下工作的，公开职业是教员。一次下去搞群众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以后党中央内部有指示，只要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可以自首出狱，换个地方继续为党工作。就为这事，“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老洪头的故事就更多了，说起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的故事总是滔滔不绝，兴致勃勃，一说到林彪、“四人帮”等人的事，总是以那种嗤之以鼻的口气：“他们……他们……”在那个年代里老洪头敢如此讥讽林彪、“四人帮”，真是吃了豹子胆，好在没有人会“出卖”他，不会到军管会去告密，只管与老人们谈笑风生，消磨时光。
1972年6月，随着部分政策的落实，老洪头回到了长春市朝阳区柳条路17号自己的家里，做了身体健康检查后一直在家待命。当听说全国的大专院校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招生的消息时他很激动，马上写信告诉我：“听说明年全国统一招生，大量招收劳动知识青年，你是很能干的青年，是有希望考上学校的，你考医学是最有希望的，与你当前的工作能结合起来，你应努力有信心去争取。”接着我又收到了他寄给我的准备考试复习用的数理化等课本，他在信中还叮嘱我：“你应在医务工作上下功夫，同时争取时间学化学数学物理，打下基础以便将来有机会争取考医科学校或医大，只要你努力是可以办得到的。”1973年6月，他在来信中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今年有机会考大学是一个好机会，应努力去争取，不管什么大学能考上就好，按照你的工作考医科对女同志讲还比较合适。首先应努力去争取考上，实在考不上也没关系，下年再考嘛，希望你能胜利地考上大学。等候你的好消息，但应精心地做好准备工作。”由于他老人家对我思想上一次次耐心引导和教诲，精神上给予强力支持和鼓励，极大地激发了我对自己命运的抉择。我要对得起他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导，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期望。于是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认真地复习功课，虽然我文化基础比较差，但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通过文化课考试和农场推荐，当年九月，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我写信告诉将军考上了吉林医学院，他在来信中高兴地说：“学医与你赤脚医生工作结合起来了，这很好，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希望你努力学习……”为了鼓励我考学，他老人家真是替我操了不少心。从那时起，我的人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名“赤脚医生”变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一名真正的白衣天使。
洪学智上将写给俞书英的信件。
在书信交往中我再也不叫他“老洪头”了，可他还称自己是“老洪头”。东北人称比自己父亲年龄大的长辈叫“大爷”，所以我在书信中就称呼他为“洪大爷”，他也真像自家人一样关心照顾我。好几次来信，洪大爷和张文伯母都邀请我去长春他们家里做客，还说一定要很好地招待我。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事去长春公出办事，就顺便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家住在长春市朝阳区柳条路17号，这一片原先都是省委的高干别墅区。他们家是一座两层楼的小别墅，别墅周围那些零乱的花草树木都好像没人伺弄过，木栅栏也陈旧得破烂不堪，看周围的环境就显示一种凄凉的样子。走进家门，更让我感到心酸，房子里面杂乱无章的摆设与这别墅的外观很不协调，这座原先是洪大爷家住的房子里竟然还住着另外两户人家。听大爷说，他被下放后房子让人家占用了。现在他回来了，那两户暂时还没搬走，估计过些日子会搞好的。1973年6月底洪大爷来信说：“我们家正在修理房子，下次你有机会来长春时，看我家住的房子会完全变样焕然一新的，围墙也修好了，看样子还不错……”我想那一定是党中央要将他重新启用，安排重要工作岗位了。
洪学智上将写给俞书英的一封信件。
有一次浙江知青小孙到长春去看他，回来时给我捎来了一副萌芽牌乒乓球拍，一打双燕牌乒乓球，还有一条当时最时髦的蓝色开司米大围巾。小孙说：“老洪头知道你爱打乒乓球，特地与他老伴一起上街给你买的，围巾是他老伴给你挑的……”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不但将军关心我，张文伯母也同样在关心我。我一个小知青能受到他们这样的关爱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在那个年代能围上这样高档大围脖的人真是太稀少了，对一个穷知青来说更是不可求的奢望。在东北每年冬天我都用它包着脑袋围住脖子御寒，而更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将军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关怀，我与他们非亲非故，但他们热情地关怀我，使我感到只身在北国并不孤单，内心有一种亲切的依靠感。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条蓝色的开司米围巾和那一封封语重心长的书信。在我的心目中，洪大爷不仅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将军，更是一位可敬可亲的慈父，他没有半点盛气凌人的大官架子，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2006年11月20日，当我听到“开国上将洪学智在京病逝”的消息，我的心像被刀扎了似的阵痛，顿时感到鼻子发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眼眶，记忆的闸门被冲开，我看到他老人家就站在我的眼前，听到他老人家在与我说话的声音……
打开我家的信件箱，看到那些来自“长春市朝阳区柳条路17号”的信封，一只只已泛黄的旧信封展现在我眼前。翻开一张张印有红线格的稿纸，一页页刚毅熟悉的字迹映入我的眼帘，那是洪大爷在长春时给我写的书信，字里行间都倾注着对我的关心和鼓励，一句句透人心肺的话语多少年来一直温暖着我的心，激励着我在艰苦成长的人生道路上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可而今我却无以回报，这份内疚永远沉沉地积淀在我的心底。
洪大爷走了，留给我那么多的遗憾和感慨，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底。我默默地祈祷：洪大爷，您一路走好！我会永远永远地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