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裘胤泽
裘胤泽 男，浙江慈溪人。1969.6-1971.11，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五分场；1971.11-1972.12，吉林省农建师筹建办公室；1973.1-1973.9，吉林省哲里木盟行政公署劳动局；1973.10-1976.9，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76.10-1984.4，先后在哲里木盟标准计量局、科委和民政局工作；1984.5-1993.12，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助理；1994.1-1997.1，任慈溪市宗汉镇副镇长；1997.2-2004.1，任慈溪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2004.1-2010.3，任慈溪市经济发展局调研员。2010.3，退休。
四十五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向往的有着许多美丽传说的科尔沁草原，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像一杯甜甜的蜜，一盅甘醇的酒，更像一剂苦涩的药，让我们终生难忘。
别离那里已整整三十年了，今随兴采撷点滴记忆，以表达对那段艰苦历程的深深怀念。
原味篇·三个“错解”一顶“帽子”
1969年6月8日凌晨，知青专列在东北平齐线上的金宝屯火车站终于停了下来。我们被安置在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二营（五分场）。立足仅几个时辰我们便被冠上了“浙江小地主”的帽子。原因是“错解”有三。
错解之一，知青们的“行李”令农场的场管干部和农友们咂舌。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地主老财搬家。他们派了两辆拖拉机、四挂大马车往返数次才将安置在二营的83名慈溪知青和大家的行李全部拉完。这从当时嫁娶只有一铺炕，一套被褥、一对箱子，“三转一响”绝对是凤毛麟角的东北农民看来，我们这些知青的“装备”，活脱脱像个小地主。但他们不了解，我们奔向北大荒是打算扎根边疆安家落户的，我们的长辈是含辛茹苦把我们“嫁”到东北来的。
错解之二，白面馒头当球踢，是纨袴子弟之举。半夜时分到达目的地，锣鼓相迎，八铺大炕已烧得温热。农友们用木须肉、菠菜汤和四两一个（每人两个）的白面馒头热情迎接我们。木须肉确实是个好菜，菠菜汤有点牙嘇，喝点汤也罢了，看着那枕头般的馒头只是傻笑。三天两夜的旅途，疲惫和上火，初夏袭来的阵阵凉意，即便对土炕觉得“埋汰”的知青们，她已经不住暖洋洋的诱惑，以馒头作枕和衣呼呼沉睡而去。天亮一觉醒来，整个大屋就沸腾了，以炕作台，互相嬉闹，其中也不免有人把作枕的馒头当作武器，踢来踢去。一个月才能吃到几顿细粮的农友们看到这种场景真是心疼极了。我记得当时就有人来收拾这些“战利品”，拿回去作一次细粮享受。
错解之三，当地人用刻板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定式推理，将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尤其还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都认定为“地主、资本家”的后代，就如“1＋2=3”那么简单而明白无误。由此，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雅号——“浙江小地主”。其实也怪不得，当时的城乡差别、南北差别是客观存在，大惊小怪顺理成章。随着我们的融入、交流、沟通，这顶帽子也就烟消云散了。
经历篇·九曲十八湾
追溯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历史，上个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是不陌生的，五十年代末期就有支农青年和返乡青年，慈溪当时就有一批青年去宁夏。那时候我们刚上小学，夹道欢送的时候用马灯调唱着歌：“说宁夏、道宁夏，宁夏是个好地方，土地肥沃又平坦……咚咚锵，咚咚锵。”返乡青年的全国典型就是董加耕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出台精简下放政策，不少人从城市工作岗位退下来回到农村。我大哥就是主动报名从杭城精简回乡的，结果失业十余年。同时又有少量青年陆续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我三哥1965年插队到慈溪精忠公社。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在毛主席“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掀起了一个支农支边的大浪潮。据说三千多万城市青年卷入了这个浪潮，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在那个年代的社会大背景下，虽然是一种政治决策，抑或也有解决“就业”、“屯垦戍边”的战略考虑，响应号召是客观大势。但作为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我就想，城里安排工作难轮到，到当地农村，人均不到半亩地，几个工分也别争了，还是当一回“远来和尚”吧，因此也不用你来动员，第一个到当时的周巷镇里报了名。周巷一共有八十名知青被“批准”支边，加上泗门镇三人，一共八十三人编成一个浙江宁波地区支蒙第三连，由镇干部担任连长和正排长，周丽娟、干达辉和我分别担任一、二、三排的副排长。我们发表了“北上宣言”，于1969年6月5日早晨从余姚上火车浩荡出发。那年我正十九岁。
到了农场，重新编了连队，分成两个大田连，一个后勤连。后勤连包括机耕排、菜园排、鸡鸭号等。营部直属还有医疗站、小卖部、食堂、兽医站等，国营农场的配置很完整，知识青年都被分散到各个连队。连队的领导配备，由复员军人当指导员，贫下中农当连长，知青担任副连长，干达辉和我分别担任了一、二连的副连长。由于“文革”中内蒙古“内人党事件”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大约在九月份农场实行了军管（1969年9月1日—1979年9月1日哲里木盟行政上划归吉林省）。知青们真正被关进了“笼子”，开始老老实实地接受调训。
我在农场一共待了两年半，多数时间是干大田活儿。那时候算过，每一个人大概要承担四十亩地的农活。好在农场机械化程度较高，耕地、播种、中耕都由机械化操作，唯有收割不用“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后来才知道不用它的原因是所有的秸秆都要留着过冬取暖用，那时的农村是烧不起煤的。落在我们肩上的农活就是铲地、收割打场、送粪。记得有一块地号特别狭长，一垅地就有两亩多面积，铲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眼望不到边。在麦收季节，为赶在雨季前收获，每天都要劳作十三个小时以上，什么叫披星戴月，我们真正领教了。
1970年冬天，为了显示自己能接受考验，我要求去粮库锻炼。很多人认为我干不了这个行当，但我还是想试一试。当时的粮库没有输送带，粮食上囤全靠人肩扛上去。一个粮囤约有五米高，要通过斜搭的五个跳板才能送上去。肩上扛着二百斤重不扎口的粮袋，要在五个颤悠的跳板上走上去，一不合拍就有摔下来的危险。这一招是让我学到手了，但我的腰从此也就完蛋了。暮冬时季，送粮开始。有一次运粮过辽河时“尤特”拖拉机头掉进了冰窟窿，湍急的水流下是流沙，时间长了车子就会陷下去。营部派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来拖，得有人下河去挂上钩子。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冰冷的河水，刺骨的寒风，谁下去呢？血气方刚啊！我跳进了冰窟窿，粮车拉上来了。
1971年开春后，我的腰就不听使唤了。严重时行走都很困难，插友吕思鉴经常背着我上厕所，蹲也蹲不下去，也有人说风凉话，在大家争当先进的年代这都很正常。
1969年6月，周巷镇支边欢送会留影。
八月，麦收又开始了，连队照顾我，让我看守场院，就是守护堆放麦秸的院子，很轻巧，但又极枯燥和岑寂。一个人躲在窝棚里偶尔出来巡逻，偌大的一块场地除了听到昆虫的鸣叫，就是自己的呼吸声。适逢那时开展群众性学哲学活动，我找来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还请我叔从四川寄来《反杜林论》及有关哲学的辅导书籍，有空就钻进窝棚看书，对哲学的一些基础概念，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机械论”、“唯物辩证法”、“唯物机械论”、“唯心主义辩证法”等有了一些大致了解。那时候强调从实践和理论上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看了那些书虽然对深奥的哲学只知点皮毛，但对于人生的价值取向还是有裨益的。
在农场的两年半时间，正是革命京剧样板戏流行时期。胜利农场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农闲时把一些文艺爱好者召集起来排练。我们排演的是《沙家浜》，除了演十八棵青松中的伤病员，我还兼演其他角色，扮演区委书记。那四句台词始终烙在心里：“病情不重休惦念，心情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好像是西皮唱腔。比起周边的农村来，农场的文化生活是比较活跃的，农闲的时候就会巡回到各分场演出，每次演出真像过节一样。各分场还有篮球队，经常抽空比赛，印象最深的是三分场“白沙六号”胡家达中距离投篮特准。平时吹吹口琴，唱唱塞北、江南歌曲。我还有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傍晚时分在防风林拉上几曲，以释自己的情怀，和贫下中农比起来真还有点“小资情调”。
支边时的作者。
1971年11月下旬，我接到场部通知，临时借调到农建师筹建办公室去工作，筹备地在哲里木盟通辽市，进城了。天津、浙江、当地四十多名知青报到后，旋即分散到各个工作组，被派往拟收编的各个农牧场。我被分到离通辽三百公里左右的布敦化牧场工作组，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布敦化牧场地处扎鲁特旗，是草原腹地，牧场除了当地牧民，有许多在三年困难时期从各地涌入的“盲流”在此安家落户，成分比较复杂，编入兵团要进行一次“清筛”。在牧场的四个多月中，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在农场艰苦得多，但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期间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件事是骑马外调。骑着马去外调，当时觉得是极新鲜和风光的事，可没想到这是一次艰苦的磨难。初学骑马犹如纸人骑马，轻不压重，压不住马步，人在马上就像狂涛中的小舟，摇颠不停。第一天下来，整个人都像散了架子一样，连炕都爬不上去。第二天更惨了，由于坐不稳，屁股被马鞍子摩擦破了。几十里不见人烟的荒区，没有什么治疗办法。晚上老牧民说，把裤子脱下来给你抺上点鼻涕，明天就会结痂了。还真灵，过了一夜，痛也止了，痂也结了。时间对有心人来说是最好的老师，在同行的蒙族大哥调教下，三周的外调，学到了骑马的本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骑，马就欺负你；你能驾驭了，马就很乖地服从你，非常惬意。马有多种走姿，一种叫走马，同侧双腿同时前进，马背上非常平稳，端着酒杯都不会洒出来，适宜走长途。一种叫颠马，四腿不同地均匀前进，坐姿比较随意（但你要压得住），比较灵活。还有一种马姿叫“搂”，前面双腿奔，后面双腿蹬，赛马比赛上最常见的姿势。不成走姿的“三脚马”是不会骑马的人才会有的。
另一件事是平生第一次亲临套马现场。“套马”是草原上最生动最富激情的劳动场面，只有经验丰富的牧民，配上精良的坐骑，才能套住那桀骜不驯的“生个子”马。他们手持套马杆，稳跨坐骑，靠近马群，瞬间就把目标套住。这时坐骑后蹄紧刹，臀部几乎贴地，一旦套住，“生个子”马前蹄腾空，高仰脖子，嘶叫一声，乖乖就擒。倘若坐骑一时刹不住，“生个子”就会夺路狂奔，牧民紧紧握住套马杆紧追不舍，那时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原上双马飞奔，一路扬起像火箭升空的白烟场面，真叫人热血沸腾，赞叹不已。可惜，在草原十五年，我真正见到旷原上套马仅一次，虽然此后在“那达慕”大会上见过几次，但那仅是表演，和原野上浑然不同。
第三件事是学“蒙语”。纯牧区是蒙古人聚居地，工作组吃“百家饭”，跟主妇们交流最大的障碍是语言，常用语必得学一点。进门就要问候“赛音别那”（你好），主人卷好烟给你“达么乌”（抽烟），“乌会”（不会），“恩达尔索”（这里坐），“叽哩嘎索”（随便坐），“契尼格尔德哈别”（你家在哪里？）“迷尼格尔德浙江别拿”（我的家在浙江）。上炕吃饭，主人很客气地说：“淖高依的”（吃菜），“巴达依的”（吃饭）。“依地四乜”（吃了吗？）“依地洁”（吃了），她接着一连串跟你说话，我只能说“莫脱会”（不会，不知道）了。其实学蒙语，在很多人名、地名中就能学一些单词。“巴特尔”（英雄），宝音朝音（宝石），“乌兰夫”（红孩子，红小鬼），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姓云名泽，他女儿云曙碧是当时哲里木盟盟长即专员。“乌兰浩特”（红城），“呼和浩特”（青城）。蒙语中也有不少泊来语，如萝卜称“劳蓬”，饺子称“扁食”，古汉语中饺子就称扁食，东北很多老乡把火柴叫“取灯”，蒙语也叫“取灯”。
1972年5月，工作组结束了使命，临时抽调的各方人员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和部门，师部在四十多名知青中，筛选我和通辽市的知青张文学留下来在政治部做电影放映员。6月到8月，我们在长春电影机械厂学习了三个月，回筹建办后担任电影放映员，我还兼做一些文字抄写工作。9月，接到上级命令，农建师停止筹建工作，军人回原部队，地方干部待分配，所有抽调上来的知青全部安置到三线单位，张文学当兵去了南京，我被顶头上司张志金参谋留下做留守。年底，他把我推荐给他的上司——哲里木盟劳动局军代表阿拉坦（正团，离休后享受正师）局长。经过考察，1973年1月我被安置到哲盟劳动局工作。一月份报到后，因是刚到新单位工作，第四个春节又不能回家过年。1973年初毛主席作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局里领导推荐我去上学，让我边工作边复习，以复习为主。复习了四个月参加考试，由于出了个交白卷的张铁生，中途纠结了一阵子，延误了入学时间。十月份被录取到位于长春市的东北师范大学念书至1976年9月，毕业又回到了通辽。先后在盟劳动局、计量局、科委、民政局工作。直至1984年，因妻儿均已回慈溪原籍，经再三向组织要求，辞掉了职务调回慈溪工作。1984年5月到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上班，结束了东北长达十五年的工作和生活。
一个人的成长，自己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一路的机遇也很关键，特别是路遇知音是一个人的褔分。从农场的吉力布和教导员，到农建师的张志金参谋，再到阿拉坦局长，是我成长中恩重如山的师长，可以说他们包容了我生命的全部。还有情同手足互勉共进的师兄黄德昌（1973年任盟劳动局副局长）、师弟吴日山（现任内蒙古有色地矿局局长），是我成长的强大推力。我的那些胜似兄弟的同事及朋友，胡树森、张初一、叶东安、陈世文、安玉山、田周良、李洪文、张雁翔等等，太多了，这些都是科尔沁给我留下的念想，也是第二故乡让我终生难忘的所在。
感悟篇·缘、魂、情
记得有人曾让我猜过一个谜语，谜面是“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谜底是“人”。人，呱呱落地爬到这个世界，说实话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谜语中所描述的是人的生态变化。孔圣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对人生成熟理性的划分，而我说的缘、魂、情是人生万花筒中的一组几何图案。
中国人很讲缘分，但大多把遇到“利好”看作缘分，对磨难、曲折、艰苦往往都不愿认作“缘”，甚至把它认作“倒霉”“晦气”。缘分是什么？我也很混沌，字典里解释为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正因为可能性是不确定的，宿命的人认为缘分是人与人之间由命运注定的遇合机会，“天意”也。天意也好，人意也罢，我把缘分理解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缘只是一种巧合的机会，但延续缘的存在，支撑她的是魂。魂是一种精神。有魂，缘才能结果，否则缘只能像昙花一现，付之东流。铭记缘分、珍惜缘分是人的本分。在第二故乡，我们有过磨难、艰辛、失败，但我们也有欢乐、幸福、成功。这里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敞亮了我们的眼界，开阔了我们的胸怀，增长了我们的才干，改写了我们的人生。
缘魂结合的结果是情。情是缘魂展示的载体，情是在灵魂中把缘延续的动力。四十多年过去了，第二故乡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那高耸的语录塔，连绵的防风林，秋熟的青纱帐，冬天的打粮场，肆虐的大风沙，冰冻三尺的三九天，繁忙的运粮队，套马的狂飙景象，寒窗三年的苦与乐，机关工作频繁换岗的甜与涩，我们都收入于眼帘，铭印在脑海。大田里、菜园子、鸡鸭号、机耕队、粮库、冷库、篮球场、文工团、草原上、大学府、政府大院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也留下了泪水和欢笑。支左的兵哥、蒙冤的退伍军人、哲盟五七干校的干部、来自双胜平安的贫下中农、农场的就业人员及子弟、来自浙江、天津、通辽、科左后旗的知青，因推荐而走到一起的同窗，各种脸谱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走到了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岁月，也留下了不会遗忘的情谊。
2012年在成陵的留影。
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垄地，不经意中间有人铲过了；食堂里有人会在你的菜汤里舀上一片难得的肉片；见面叫你一声“赛因别那（蒙语：你好）”，探家时祝福一声“一路平安”，一点一滴都会让当时的你热流滚涌。农闲了，串串门，走进矮小的土房，坐在烫屁股的土炕上喝上几盅，酒不醉人人自醉，那是浓浓的情在燃烧。每个人都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是看你是不是有心人。让激情变为理智，让理智变为智慧，让智慧变成经验，是那些师长、兄弟、朋友们让我们在社会滔滔的长河中学会游泳，呵护成长。1984年回到老家后，几乎每隔两三年我都要北上去第二故乡，因为那里不仅留下了我们的人生足迹，更有那割舍不断的情。时间越久远，这个情就像陈年的老酒更醇浓，我们不妨常回家看看，常一起聚会，叙叙旧，喝喝酒，谈谈人生，尽能力做点微薄的善事。
不同的人对人生的感悟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会把岁月的痕迹，人生的风浪写在脸上，有的会刻在心里。我希望把我们一生的缘魂情铭刻在心里，这样才能有感恩的心情。有感悟才能有感恩，有感恩就有感情，有感情就会感谢，有感谢才会有感动。哪怕在那个年代我们有过对立、逆境、残酷，我们也要感恩，正因为那些对立、逆境、残酷催生了我们的正能量，并发挥到了极致。
知青朋友们，让我们拥有感恩的心，继续去描绘丰富多彩的人生吧，不管我们有多老，直到永远。
2013年9月，写于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