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齐爱贞
齐爱贞 女，1951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中共党员。1969年6月下乡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三营、冷库工作，曾任三营妇女主任、农场妇联委员等职。1975年9月入浙江冶金工业学校学习；1977年7月毕业后分配在吉林市锗厂任财务会计；1979年3月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任会计。1981年4月调入浙江省余姚市，先后在市卫生局、统计局和审计局任主管会计、办公室主任等职。2006年8月退休。
1969年6月5日上午，轰鸣的火车载着我们浙江慈溪、余姚两地的300多名热血知识青年缓缓地驶离了我的故乡——余姚火车站，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奔赴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站台上站满了亲人，他们都含着热泪目送我们离去，天空下着毛毛小雨，老天爷似乎也在祝福我们这批刚刚涉世、远走他乡的知青一路风调雨顺，平平安安。
火车驶出一个多小时到达绍兴车站。这时，又上来了一批绍兴知青（他们于6月7日中午在通辽下车，去通辽县余粮堡农村插队），车上又热闹了许多。火车又一路慢悠悠地行进，我不时地向窗外望去：在江、浙一带的大地上还能看到一些绿色，等到了山东、河北、辽宁境内时，前后左右，视力所及之处，都是一片平旷无边的黄土地、荒土地。人呢？牛羊呢？没有。好一会儿，偶尔能见到一两个人影在眼前晃过，原来是护路工。火车在行驶着，“看，那儿有人。”“看，这里有放羊的。”偶尔有一两个活物镜头的出现，都会使大家惊喜并评论。火车随着这样的景象在一路向北延伸的铁轨上行驶着，一小时不变，两小时还是如此。历时三天两夜，我们于6月7日晚9点左右终于到达内蒙古东部富有传奇色彩的平齐铁路小站——金宝屯。知青专列经过近六千里的长途跋涉，使我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疆域的辽阔，以前只是从书上看到，现在却是身临其境，活生生地亲身经历和体验了。
火车到站后，知青们也热闹了起来，大家纷纷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匆匆地下了火车。一下火车，看到车站外已有农场派来的十几辆拖拉机和解放牌汽车在等候。除几盏固定昏暗的站台路灯和汽车的灯光以外，四周一片漆黑，站台外有很多高低不平的淤沙，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很是困难，没走几步鞋里就进去了沙子。带队干部分别带领早已分配好了的知青，在农场各分场接收人员的引领下乘上各自的拖拉机或汽车。东北6月初的夜晚，寒气仍然逼人，使我感觉到很寒冷。我穿着当时慈溪县里发给我们知青的黄色棉军大衣（当时知青是按兵团编制的）上了拖拉机的挂车，车开起来风很大也很颠簸，我索性闭上眼睛蹲在车兜里。慢慢地，感觉到牙齿一碰沙沙的，嘴里像是进了沙子很不舒服。此时，只有在此时，我才意识到——不，不仅仅是意识到，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北疆的气候寒冷，环境艰苦。一路颠簸，熬了近两个小时后终于到了我后来劳动、生活和锻炼成长的地方——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营区里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早已等在那里的营部领导和热情的贫下中农列队欢迎我们这些远方“贵客”的到来。
插队农场比起插队农村来，吃住和环境的条件相对要好一些，但对于从未离开过家门的知青来说，生活显然是艰苦的。冬天的天寒地冻从未体会过，物资也明显匮乏。就主食来说，在江南天天有大米吃，虽然那时的早稻米没有东北的大米好吃，但根本没有粗粮和细粮的概念。到了农场几乎每天吃粗粮，以高粱米、小米和玉米碴子饭以及玉米面窝窝头为主。大米饭很少，三四天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副食也不敢恭维，夏秋两季新鲜蔬菜还比较多一点，到了冬、春季就不行了，大白菜、土豆、萝卜成了知青食堂的“老三样”。只有过年过节营里杀猪宰牛，食堂改善伙食才会吃上带肉的菜。冬天吃两顿饭也是件新鲜事，真是不习惯。好在我在家时爸妈经常给我们吃面食，主食对我影响不是太大，蔬菜克服一点慢慢地也就将就着吃了。
到农场的头半年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下大田干农活。北方的农活与江南的不一样，劳动工具也不一样，大田里的一条垅足有一两里长，一眼望不到边。我们女知青干活手上经常磨起血泡，力气也没有男知青大，时常要落在后面。好在一些热心的贫下中农和男知青小伙子能过来伸手帮一帮，使我们不至于太落后。借此机会，我再次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1970年初，胜利农场的冷库需要工人，我被调到了那里，暂时脱离了大田的艰苦劳作。据说农场冷库是哲里木盟外贸的一个出口加工单位，为农场乃至哲里木盟的外贸出过大力。冷库规模不大，总共只有八十多个职工，主要加工“北京填鸭”、鸡和兔子等禽畜。开春后还少量加工山货，像铁雀、野兔、沙半鸡等，也加工过极少量的名贵物品——熊掌。为提高从事出口加工工作的能力，我们还去天津的相关企业培训学习了十天左右。我被安排在包装车间工作，这个车间里只有我和刘爱荣、徐玉芳三人。我们主要负责整形、质量检验和包装，是整个工作流程的最后一道工序，可以说是把质量关的，工作要求比较高。一天屠宰的鸭、鸡等到了我们这个车间都要如数完成包装和装箱，然后送入冷库冷冻。
填鸭、宰杀、剔骨、分检、包装等这些工作，虽然没有下大田晒太阳、出大力、流大汗那样辛苦，但天天与禽类和它们的血水接触，车间里潮湿还要穿高高的胶皮靴，每天循环往复，很是枯燥。在冷库工作的三年间，我们还时常作为主要劳动力，临时被派去火车站干装卸煤和建筑材料的体力活。冷库搞基建时，还参与搬砖、挖土、打夯等男同志干的活，遇到活忙还要加班加点。可是大家没有一个喊累的，干劲十足，因为我们年轻正是锻炼的好机会。
1973年初，因为工作需要我又重新调回到三分场，被安排在鸡鸭号工作。1974年3月胜利农场体制变化（即场变），我们浙江、天津知青大多被转移、安排到吉林省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磨难折腾和据理力争，1974年8月又重返金宝屯胜利农场。1974年下半年，我被抽调到三分场营部担任妇女工作，分管分场的三八队。计划生育工作是当时的一项新工作，开展起来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一个姑娘家来说要做好这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紧密依靠姜文慧大姐等一批老同志，学习她们的工作经验，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使计生工作在三分场得以顺利开展。
在农场党团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和知青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1975年下半年，我被推荐上了浙江冶金工业学校。通过学习，我成为财政战线的一名审计工作者。
在农场的六年多时间里，我亲身体会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意义，感受到边疆确实需要有抱负、有知识、有热情的年轻人，我从未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而且觉得很值得，很骄傲，青春无悔。是农场的艰苦生活、工作条件和恶劣气候磨练和考验了我，是胜利农场培养教育了我，经过农场这个大熔炉的锻炼，我才走上了以后的成功之路。
我们把青春献给了农场，农场赋予了我们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精神，为我们的人生道路铺垫了坚实的基础，受益终身。
亲爱的知青战友们，让我们永远记住人生历程一个共同的重要起点——金宝屯胜利农场，我们的第二故乡吧！
2013年8月，写于余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