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赵英
赵英 女，1952年8月出生在浙江慈溪。1969年6月支边去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三分场和场部供应站工作。1974年3月转场至吉林省儿洮河五七青年战校，1974年9月自洮儿河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机械制造系学习，1977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1979年3月调到天津市探矿机械厂；1985年7月调入南开大学工作，2008年3月退休。曾任南开大学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系办公室副主任，教学办公室主任，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技术职称：副研究员。
我收藏着几张购于1970年初的老火车票和一本老日记本，看起来很不起眼，我却视它们为珍贵的知青文物。因为在日记本和车票里记载和“隐藏”着我下乡后第一次探亲回家的曲折经历和艰辛旅途，每每和摆弄它们都会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个难忘的知青岁月。
慈母病重，归心如箭
时间上溯到1970年1月的中旬，庚戌狗年的春节越来越近。这是我们1969年6月支边以来的第一个春节。本来已经和家里说好，我和弟弟赵建打算不回家了，在农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爸爸妈妈还说要给我们寄一些年货过来，我和弟弟很高兴。
谁料此后家里和我们的联系中断了，不仅年货没有收到，连原来妈妈每隔十天写一封的书信也没有了。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地焦急万分，心里似乎隐约地感觉到了一丝不祥之兆。大约是1月28日不好的消息果然传来，家兄从慈溪发来一封电报告知妈妈被诊断为胃癌，已入住县人民医院准备近期做手术，叫我们尽快返回。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把我给打晕了。怎么办？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马上找领导请假，火速返回家乡去陪护妈妈。
我家的不幸得到了三营领导的同情和关怀。当时的主要领导是巴达拉夫，他是一位非常令我尊敬的蒙古族干部，待人诚恳厚道，对我们知青十分关心。老巴一边安慰我不要太着急，一边吩咐手下的干部帮助我办理探亲介绍信和调换全国粮票。领导的关爱使我在困难中得到了不少安慰和温暖。
很快我和弟弟加入了浙江知青回老家过年的一个小团队。除我俩外，还有张立民、邬孝根、丁煜泉、韩瑞禄和余兰芬，一行七个人。
回家该乘什么车？可让我们犯难了。当时从东北直达江南的火车少之又少，只有三棵树至上海的58次、沈阳至上海的78次等几趟车。春运期间虽然又加开了几趟临客，但沪、浙两地下乡到东北的知青少说也有十万，因此东北去上海方向的火车票非常紧张，可谓一票难求。别说知青没钱，就是有钱也根本买不到车票啊！听说好多知青为了探家迫不得已地采用了逃票或少买票多乘站的非正常办法。这些以前只是听说而已，如今轮到了自己头上，真不知道回家之路该如何去走。
搭乘守车，四平无票
1970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廿二）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南下探亲的旅途。天才蒙蒙亮我们一行就步行七里地赶到场部机修队，去搭乘六点半场部开往金宝屯火车站的班车。所谓班车其实是辆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上面没有座。那天清晨使我真正领略到了东北三九严寒天气的滋味，气温足有零下三十度。人们呼出的哈气都是白色的雾气，飘落在棉帽、头巾和口罩上马上结成了白霜，我们女生的刘海儿也变成了白的颜色。敞篷卡车载着我们一路往北驶向金宝屯，凛冽的西北风无情地刮在脸上像刀割一般疼痛。为了御寒车上的人都在使劲地跺脚和搓手。我的身体仿佛已经麻木，一心只想着能快点到达金宝屯赶上齐齐哈尔开往四平的早班火车。
那时农场去金宝屯还是既狭窄又坎坷不平的土道，雪后冰冻路滑，路况很差，卡车根本开不起来。好不容易到了金宝屯，没想到去四平的早班火车与我们擦肩而过。眼睁睁地看着绿皮列车喘着粗气从我们的身边开过，大家都很沮丧。接下来去四平的火车就要等到下午甚至晚上了，怎么办呢？焦急等待中下午三时有一列开往四平方向的货运列车进站，停了下来。几位男生马上走到货运列车末尾的守车，向押车的师傅请求搭车，没想到那位和蔼善良的老师傅竟然开恩同意我们上了他的守车。只见守车上生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茶壶里的水开得正欢。老师傅招呼我们围着火炉坐下，请我们喝水。此时大家才想起凌晨四点多钟起来还没喝过一口水，吃过一点东西呢。聊天中我们得知这位师傅家也有孩子下乡，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加格达奇林场务农。下午六时左右货运列车到达四平的一个货场，那位师傅抄小道把我们领出了车站。望着眼前的这位好心的铁路工人，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们疾步来到四平站售票厅，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只见车站的告示牌上写着：“关内天津以南各次车票全部售完！”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十几个售票窗口前全部排成了长队一直延伸到门口，里面空气混浊，一片拥挤混乱。有大声喧哗的，有发生争吵动手打起来的，售票厅内到处能听到熟悉的侬侬吴语——成千上万的上海、浙江知青正在这里等票回家。看来想坐直达车南下是不可能了，我们只好另辟蹊径打起了去天津中转的算盘。
星夜兼程，辗转天津
1970年1月30日晚上我们终于在四平站挤上了开往关内的86次快车。我的妈呀！从来没遇到过火车上有这么多的人，与红卫兵大串联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像是被塞进了一个沙丁鱼罐头，门口、车厢连接处、过道上，甚至厕所内全都站满了人，大包小包塞满了车厢的角角落落。我们的身体几乎被挤得挂了起来，真是下无立锥之地。为了避开车门口最拥挤的地方，我们见缝插针地慢慢往车厢中间挪动。车外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我们在车内却被挤得满头大汗。
上火车后我们都感到口渴，可哪里有水？即便有水谁也不敢喝啊。因为人实在太多了根本无法上厕所方便啊！听说有的男生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尿到了瓶子里，可我们女生则是毫无办法的，只能以顽强的毅力强忍着。凌晨两三点钟是人最容易犯困的时候，我们连个座位都没有只好站着打瞌睡。我弟弟当时刚过十五周岁，年龄小更爱睡觉。我心疼地看着他困乏的样子，灵机一动用几张旧报纸铺在座席下面的一个空隙中，叫他弯曲着身体勉勉强强地钻了进去，算是享受了一个“硬卧”的地铺。
幸亏是晚上，幸亏是火车上人满为患，从四平到天津的一路没有查票平安无事，我们感到十分侥幸。1月31日中午火车晚点三个多小时到达天津东站，因为我们的车票没有买到天津，出站时遇到了麻烦。车站工作人员把我们一大帮越站乘车和没有车票的知青集中到了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办起了学习班，领着我们朗读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铁路员工中有态度严厉、凶神恶煞的，但更多的是抱同情和怜悯的态度，因为那时谁家没有孩子下乡呢？我注意到有位穿铁路制服的阿姨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她走近我和蔼地问了许多东北农村的情况。原来她女儿也在东北插队，她正期盼孩子快点回家过年呢！
在天津东站虽然耽搁了时间，但他们以教育为主并没有处罚知青。我们急匆匆地走出了天津站，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感到十分新奇，第一次看到了天津知青们津津乐道的母亲河——海河和漂亮的解放桥，心里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们走进东站附近一家食品商店想买点吃的，谁知刚进去就听到街上警报声大作，商店大门紧闭不许进来也不许出去。我们惊慌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打听原来是天津全城进行防空演习。当年我国与苏联关系恶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在食品店内被关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就是我第一次到天津的经历。怎么也想不到九年后我会调到天津，在这个城市工作、定居一直到退休。
初到这座陌生的城市，我们得到了三营天津知青林杰和杨光兴的热情帮助。
沿津浦铁路南下必须去天津西站中转，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去南方的火车都已无票可售，只有去青岛的车还有少量站票。情急之下我们都赞成立民提出的建议尽快上车到济南再次中转，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只要朝南的大方向没错，走一步，算一步。
当晚我们挤上了开往青岛339次火车星夜兼程，继续艰难地向南移动。
滕县受阻，插友相助
1970年2月1日（农历腊月廿五）早晨六点半，我们终于熬到了济南。都说济南是座漂亮的泉城，但归心如箭、疲惫不堪的我们哪里还有兴致去逛街啊！
大约在九点多钟我们又挤上了563次南下的快车。站台上上车的人特别多，我们七人被挤散了，有人还挤丢了包。因为已有好几夜没睡好觉了，上车不久我就昏昏沉沉地打起了瞌睡，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被一阵骚乱声惊醒。不好！车上开始查票了，只见一名乘警带着两名列车员从车厢的那一端地毯式地朝我们所在的这一端巡查过来。无票或越站乘车都是不能允许继续乘车的，我们无奈地被轰下了火车。
我们被无情地甩在了北方的一个陌生小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从站牌上看到这里是“滕县”（现在叫滕州），经过打听方才知道还没出山东省呢，往南再有两个大站就到江苏的徐州了。算算日子已经到了腊月廿五，家里母亲病重手术还等着我和弟弟快点回去呢！这可叫我怎么办啊？
繁忙的津浦铁路，南来北往的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可是我们就是眼巴巴地挤不上去！我禁不住难过地哭了起来……
晚上7时50分，北京开往上海方向的21次快车停靠在滕县车站。由于列车大大超员，为了阻止新的旅客上车，车厢的门一律不开。经打听，火车里面有许多从北大荒南下回家过年的知青，我们还听到了熟悉的慈溪方言，顿时感到一种亲切感。经过一番联络和交涉，来自黑龙江集贤县的浙江知青插友同意帮我们上车，他们开启车窗一个一个地拉我们艰难地从窗口爬上了火车。
知青与知青真是同病相怜，我们一家亲啊！至今我还没忘记那几位好心的黑龙江插友。
南京越墙，“棚车”到家
因连日奔波，同行的一位知青发起了高烧，急需去医院求医。1970年2月2日（农历腊月廿六）凌晨三时半21次列车到达了南京站，我们决定下车。从滕县过来我们是爬车窗上的火车，车票只买到薛城，因此不敢走正常的出口出站。借着雾蒙蒙的晨曦我们绕到了远离站区的僻静处，旁边是一道足有两米高的围墙，围墙外就是马路。大家意识到只要翻过围墙就是胜利！插友韩瑞禄一米八的大高个，身高马大，我们都叫他“大阿鹿”。只见他急中生智地蹲了下来让我们踩着他的肩膀一个个地翻越围墙，“逃”出了南京车站。“大阿鹿”自告奋勇甘当人梯的精神受到了大家的感激和夸奖。
经过一路坎坷，我们都已人困马乏，再也不想折腾了，只求一步平安到家。大家凑齐了身上的零钱买到了当天上午7点50分南京至上海的301次慢车票，我记得是五元四角一张。从农场出来已经是第五天了，我们转乘了那么多火车还没有捞到正经八百的座儿，这回该轮到我们理直气壮地享受座位了，大家心里美滋滋的。火车过常州站又开始查票了，此时的我们有车票在握，心里踏实，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再也不会遭受羞辱了。插友丁煜泉是个幽默、爱开玩笑的人，当列车员查票到跟前时他故意趴着假装睡觉不理不睬。列车员气得正要发作，只见他猛然间昂起头来掏出车票使劲拍响小桌，怒吼道：“老子有票，不怕你查！”把那个列车员吓得一个踉跄倒退了一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从南京始发的慢车到达上海北站已是2月2日晚上7点半钟。好在我们在上海都有亲友，大家分别投亲靠友去了。
2月3日（农历腊月廿七）我们在上海休整了一天。
因为已近年关，上海去浙江的火车票早已卖空，立民的二叔父好不容易托人帮我们买到了2月4日由上海西站开往宁波的3663次“棚车”车票。棚车是当年上海铁路局为应对春运所加的临客，由闷罐式货运车厢组成，没有窗户只有很小的气窗。乘客席地而坐，用马灯照明，每节车厢门口有一个尿桶用作男性方便。棚车走走停停“咣当、咣当”地开了一夜，尿桶里的尿也撒了一地，臭气刺鼻。凌晨2时半到达余姚火车站，我们又急忙奔跑着去汽车站排队买去慈溪的汽车票，汽车站还没有开门，可是门外早已排起了长队。我们终于在2月5日上午8点多钟回到慈溪逍林镇的家里。
这是本文作者珍藏的一些1970年前后的老火车票，票面上的日戳和车次还清晰可见。正是票面上所记载的这些信息使作者真实地还原了那次艰辛的探亲之旅。
到家那天已是腊月廿九，正好是当年的除夕，我和弟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里。掐指算来自1月29日从金宝屯出发，到2月5日抵家，约三千公里的路程我们坎坷辗转竟然用去了八天，真是回家之路长漫漫啊！
感谢老天爷开恩，医生在拉开腹腔后发现我妈妈得的不是胃癌而是胆积石，做了切除胆囊的手术。因为临近过年，此时她已经出院正在家里调养。当我见到妈妈的一霎间双眼模糊了，我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妈妈的怀抱。我们母女俩相拥而泣。
我精心地护理妈妈一个多月，直到1970年3月下旬三营一份电报召我回去担任出纳会计，我返回了农场。
反思过去，感慨良多
不堪回首的往事已经过去，我们国家经过拨乱反正、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迎来了和平崛起的春天。认真反思过去，我感慨良多：
一、上山下乡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条件下的产物，“老三届”和绝大多数的50后都没能幸免。知青是一个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群体，虽然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但同时也是一个困难吓不倒、挫折压不跨的坚强群体。
二、知青成长的历程伴随着新中国发展的步伐。虽然命运多舛、多灾多难，但广大知青吃得起大苦，耐得了大劳，无比坚强。广大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在大风大浪中得到了磨难和锻炼。
三、在难忘的知青岁月里，为了生计，为了探望父母很多知青曾经坐火车不买票或者逃票，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成为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虽然那是知青们的无奈之举，但无论怎么说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我为自己也曾经逃票而深感内疚。
四、艰苦是一种磨难，更是一种财富。我要把知青的峥嵘岁月和曾经的坎坷经历写出来，与生长在蜜罐里的当代青年共勉：今天祖国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生在福中一定要知福。希望青年人学习和继承父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3年10月15日，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