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茅忠耀
茅忠耀 男，1950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1969年6月下乡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任三营政工干事，渔库行政管理员，四营统计，主管会计。1980年代初在胜利农场转正为国家干部。1985年10月调入宁波市，先后任宁波市农业实验场会计，宁波市蛋鸡场财务供销科科长，宁波东方燃气用具厂厂长。中外合资宁波振宁特种钢厂中方代表，副厂长。宁波邦达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慈溪市埃立娇车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职称：会计师。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每每哼唱那一首首热情奔放，悠扬深沉的歌曲，遥望塞北，油然而生我对第二故乡深深的思念。时光飞逝，四十多年过去了，追忆往事仿佛还在眼前，岁月上溯到1985年8月那段令我刻骨铭心的往事。
值此内蒙古胜利农场建场六十周年暨知青下乡四十五周年，谨以此短文献给1985年8月为抗击西辽河特大洪水而英勇奋战的胜利农场全体战友们！
那一年夏季，中国七大水系之一的辽河全流域连降暴雨，美丽富饶的松辽大平原千里沃野洪流横溢，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多少年来温顺宁静的西辽河水陡然暴涨，严重威胁着辽河两岸万顷良田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脆弱的西辽河大堤告急！告急！！再告急！！！
保卫西辽河堤坝的安全成了各级组织的头等大事，胜利农场也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部。根据指挥部预案，我所在四分场也组成了两支应急抢险队，每支一百名队员，第一支前几天已开赴向阳公社的西辽河大堤，第二支由我带队，在家待命随时出征。那天午后，我正在办公室值班。急促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我快步上前抓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了场指挥部领导王锋同志坚定而简短的指令，“命令四分场抢险二支队急速集结，轻装徒涉，务必在下午三点前到达场部接受抢险任务”。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待我向分场领导作了简短汇报后，离三点钟还有两个多小时。
按照预定名单，我用高音喇叭逐一点名，到分场办公室门前集合，但广播一遍后陆陆续续只来了二三十人，这离一百人的队伍相差太远了，是什么原因呢？这年是胜利农场分田到户的第二年，连、排、班的编制取消了，虽然仍是农场职工，但组织纪律性的约束发生了根本变化，可时间不等人啊，直急得我浑身冒汗。情急之际，我想起一位伟人的话，“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我何不用经济手段来组织队伍呢？对与不对由后人来评说了，顾不得请示了，当机立断第二次点名，明示强调“如第二次点名不到的，每人罚款二百元”。这一招果然有效，队伍一下子增加到八十多人。趁热打铁，第三次点名不到的每人罚款四百元，四百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农场1984年职工一年的工资了。之后，到操场清点人数，除一名外出，一名患病外实到九十八人，无一缺队。作了简单的战前动员后，午后一点许，我就带着这支由知青和职工组成的抢险队伍轻装出发火速奔向场部。
从四分场到场部约十五华里路，我们选择了营区东头那条地势稍高、积水较浅的新长征路行进，一路上不时有我分场第一批抢险人员从我们的对面跑来，他们边跑边喊：“西辽河大堤决口了，没堵上，洪水要下来了，你们还干什么去，赶快往回跑呀！”行进的队伍开始躁动起来，不少人焦虑不安，产生了畏难退却的情绪。此时此地，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向前走，可能意味着危险，说白了是人身的危险；第二条路与他们一样往回跑，我们个人则相对安全。但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临阵退却，洪水一旦泛滥，整个胜利农场乃至周边几个公社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灾情就如命令，前方就是战场，十万火急，刻不容缓。我反复说服大家，现在情况不明，半途而返就是逃兵，是可耻的行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就这样我毅然率领队伍继续前行，在半路上除一人因急性肠炎发作返回外，队伍在三点前准时到达场部。
见到我们准时到达，场领导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王峰同志当即指示我：你们的抢险地段在向阳公社联合大队，在今晚九时前到达目的地，并向抢险现场指挥部报到接受任务。王锋同志随后向我透露，有段堤坝发生了决口，是汽车队的同志们跳下去堵住的，但你们四分场的抢险队员一听到决口了，不明情况的不少人就擅自跑了回来，弄得人心惶惶，对整个抗洪抢险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才叫你们顶上去的。
从场部大院出来后，我感到肌肠阵阵咕噜，方才由于出发时走得匆忙，多数人均未带干粮。在东北地区一到农闲季节好多人家都吃两顿饭，从早上八九点钟吃饭到现在已有七八个小时了，况且又走了十多里路，离目的地还有四五十里路，且路况又不太熟。紧急之际我忽然想到前几年的老领导石黎书记不是已调到乳品加工厂了吗？凭着是他的老部下，我想他准能帮我解决眼前这个困难，我充满希望地赶到加工厂，见到石书记说明来意，谁料石书记为难地说：“厂里生产的食品是有计划的，全部都要送到抢险地段去的，但你们既然来找我了，我也不忍心让你们饿着肚子赶路，这样吧，你写一个收条，我给你们解决一百个面包。”我提笔端正地写下字条：“因抢险所需，今收到乳品加工厂面包一百个，收货人茅忠耀，1985年8月。”
谢过石书记后，队伍继续前往来到一处水闸门口，助手杨海源清点了一下人数，竟发现比出发时又多出了十四名人员，原来是有些往回跑的看到我们继续向前走，又折回来，跟上我们的队伍。稍作休整后，队伍踏上了一条右转弯的小道。
小道泥泞不堪，水深没膝，根本看不到路，越往前走积水越深。一步一跌，不少人干脆拄着木棍踉跄行走，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八月的内蒙干燥闷热，汗水、泥水湿透了每个人的浑身上下。夜幕降临了，四周黑洞洞，唯一的光亮仅是我出来时随身携带的一支手电筒，借着这点微弱的亮光，遇到沟沟坎坎，大家手挽着手相互关照，相互帮助，义无反顾地向着目的地行进。
不觉中耳边传来隐隐的水流声，响声越来越大，按照时间推测，我们知道离西辽河不远了。有人发现前面有灯光，上前一问，竟然是抢险现场指挥部。我快步上前，向指挥部领导简要报告了队伍的情况。指挥部的一位同志说：“你们艰难跋涉几十里一路辛苦了。但仍不能松懈，迎接你们的是更艰巨的挑战，立即到前面一公里处的大堤上。你们坚守的地段在五分场的下边，没有指挥部的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带队伍撤回！”走时每人领了四只草包，发生险情时用来装土筑坝，平时则可在大堤上当被褥休息用，一举两得。
踏上了西辽河大堤，找到了我们的防守地段，借着手电光一看，表盘时间显示晚上8时50分。杨海源再次点名，九十七名队员另加14名一个不少，至此我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一路上七八个小时太漫长了，也真不易，但我总算把这支队伍安全、准时地带到了抢险的最前沿岗位上。
指派好夜间堤坝巡查队员后，因暂时无险情，其余人就地休息。有人又嚷嚷起来了，从中午到现在，一路上不停行走，只吃了一只小面包，肚子早就提意见了。哎！真为难了，这时候上哪去搞吃的，往村庄处眺望没有灯光，老乡们早已撤离了。手电光扫过去，村庄周围是一片片被水淹的玉米地，黑暗中不知是谁说的，现在玉米正好吃，我们去煮玉米吃吧。我暗思忖也别无对策，在这个非常时期，说偷也好，抢也罢，饭总是要吃的，总不能让大家都饿着肚子吧，今晚一旦遇到险情，不吃点东西投入高强度的战斗行吗？由不得多想，我叫上几名队员走下大堤，趟水走进玉米地，大家手脚麻利地掰了满满的两草包玉米棒子，扛起来走到老乡家里，主人家没人，自己动手，用小锅煮太慢，干脆就用老乡烀猪菜的大锅煮。生火时才发现，柴禾垛里的柴禾，下面的被水浸泡着，上面的也都被雨水打湿透了，塞进灶膛里光冒烟不起火，满屋子的浓烟，呛人的烟气，直抵心肺。为了找到干柴禾，大家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两大锅玉米棒总算烀熟了，我掏出钢笔用香烟包装纸给老乡家留下了一张便条，压在锅台上。字条上短短几行字，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并说如有可能以后到农场四分场找我好了，我们会给予足够的经济补偿。扛回来玉米每人分到了两穗。人群开始安静下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卧在潮湿的西辽河堤坝上，响起了有节奏的呼噜声。昏暗中我模糊地发现有人朝我走来，拧亮手电光一看是王××等二人。我说，“你俩不抓紧睡觉来回走什么？”“我俩没分到玉米，肚子饿得慌睡不着觉。”我稍加思索顺手从挎包里摸出两穗分给我还没顾得上吃的玉米，塞到他俩的手上。他俩推推让让还不好意思收下，我一拍挎包说：“我包里还有吃的呢！”他俩这才接了过去，道声谢回去了。其实自己心知肚明，挎包里除了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两包迎春牌香烟和裏得严严实实的五节备用干电池，什么吃的也没有。
堤坝当土炕，草包是被子，仰望夜空，浩瀚无垠，月暗星稀，乱云飞渡。耳畔阵阵湍急的水流声，愁肠百结思绪万千，搅得我难以入梦。愿大堤今晚平安，但明天呢，后天呢，又会是怎么样啊？我索性站立起来，借着手电光再次打量四周，身前西辽河似一匹脱缰的野马，浑浊的浪花上下翻腾裹挟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板块、树枝、死猪、死鸡等等奔腾咆哮着卷向下游，不时撞击着脆弱的堤坝，经多日浸泡冲刷的堤岸不时传来扑通、扑通的土块跌落声，水面距堤顶仅剩五六十公分，对面的河床在哪里根本看不到边。身后堤内，由于连降暴雨，内涝积水，不少农居和即将收获的庄稼都浸泡在水里。长长的堤坝成了一座孤岛，用土垒筑的堤顶上，左右是躺着的或坐着的，还有窃窃私语的数以千计的抢险队员。身临其境不由得让我一阵阵揪心，偌大一个抢险地段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只有最原始的生产工具，每人一把铁锹几只草包，如果再有大洪水下来，一旦发生决口，堵不上去，洪水将一泻千里，内蒙东大荒人民的生命财产，还有我们这些抢险人员的生命，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这注定是一场硬仗，西辽河大堤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确保大堤的安全成了人与大自然搏杀的存亡之战。我们万众一心，严阵以待，加强巡查，百倍提高警惕。危险地段重兵防守，发现险情苗头，及时报告采取措施，水位上涨了，就用草包装土垒筑，大家的口号是“水涨一寸坝高三寸”。危急关头有人跳下堤坝，也有人脚被河边的碎玻璃碴子扎开口子而鲜血直流，拉上来经过简单包扎，仍然不下火线。全体人员都在继续战斗，汗水、泥水、血水浸透了大家的衣衫。在这里无私无畏、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展示。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们？那就是确保大堤的安全，确保大堤万无一失！
紧张艰难地熬过了三天，就在第四天中午时分，远处天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原来是内蒙自治区和哲里木盟领导乘坐飞机来现场视察灾情并慰问我们。飞机在大堤上空盘旋数圈，隐约看到机上的领导伸出手来不时地向大家挥手致意，还不时从飞机上抛下了一包包的食品和其他抢险物资。此时堤坝上一片欢腾，人们含着热泪，挥臂高呼：“感谢上级领导的关怀！严阵以待，再接再厉！确保西辽河大堤的安全！”
坚持到了第五天，洪水流速有所减缓。指挥部命令各抢险队先行撤出三分之一的人员返回原单位。听到这一消息，我的几位亲属也要求提前回去，我想不能因为自己是带队的而徇私情给予照顾，对他们做了说服工作，并坚定地说：“因为你们是我的亲戚，所以一个也不能提前回去，我什么时候离开，你们也就什么时候离开！”
第五天傍晚，四分场派来的一辆大车惊喜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听车老板说他是迂回了很多的路，用了大半天时间才到这里的。给我捎来了妻子送的五包“大生产”香烟、一袋干粮和一套干净的衣服。接过这些东西，我愧疚地想到：为了这次任务，我已经五天与家里中断联系了，在家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其他一切多亏妻子照顾了。
第七天，西辽河上游来水减少，流量减缓。指挥部确认，西辽河特大洪峰已安全通过了我们坚守的地段，下达了全体抢险队伍撤出大堤返回原地的命令。至此，汹涌的西辽河洪峰在我们英勇奋战的抢险大军面前低下了高昂的头，我们取得了抗洪抢险的彻底胜利。大家欢呼雀跃：“大堤保住了，我们的家园保住了！”同年11月份，《人民日报》以“摧不跨的钢铁长城”为题，用整个版面全景式地翔实报导了吉林、辽宁、内蒙两省一区人民众志成城，合力抗击辽河特大洪水气壮山河的感人场景。
午后大家拄着木棍，拖着疲惫的脚步顺原路返回，半路上我遇到了前来指挥抢险的场部王金江副场长，连日劳累的他几乎瘦削了一圈。王副场长一再向大家道辛苦，我们也请领导保重身体，我俩手挽着手并肩前行。写到此处，我倍感怀念我尊敬的好领导、良师益友、英年早逝的王金江副场长。
晚间八点来钟，我们终于回到了离别七天的家。营区内已是万家灯火，几位领导在路口迎接我们，亲人们更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将早已准备好的美味可口的饭菜端上了餐桌。
1973年9月，为欢送张立民上南开大学，知青好友在胜利农场场部合影。前排左起：赵英、张立民、赵建，后排左起：茅忠耀、陈建业。
这一年的夏季前后两个多月，我们知青和全场职工一起，共参加抗洪抢险、根治内涝水患十几次，取得了农场场史上从未有过的抗击特大洪水的全面胜利。在总结表彰会上，我作为知青代表受到了领导的赞许好评。面对这些，我心态平静地说：“作为知青，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作为一名国家干部，保护国家财产、维护人民利益是我的使命，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返回后的第三天，场部来电话通知我，我调到宁波市的调令已由农管局转到场部。七天七夜的坚守成为我在胜利农场十六年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任务，更是我人生最值得回味的一次特殊经历。从中我也悟出一个道理：“面对艰难困苦，唯有坚定信念，勇于挑战，奋发进取，方能达到彼岸。”这次经历更引导我在以后的人生旅途获益匪浅。
数十年过去了，毎当在电视上看到抗洪抢险的悲壮场景时，仿佛自己也置身其中，总会使我回想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一幕……
2013年6月30日，写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