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赵建
赵建 男，1954年10月出生在浙江慈溪，中共党员，兽医师。1969年6月，上山下乡去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三分场、一分场、渔库、牧场等八个单位工作。曾任奶牛场副场长、畜牧公司副经理、五分场副场长和种禽场副场长。1991年5月调回浙江慈溪原籍工作，现任慈溪市农业局畜牧兽医站兽医师。
从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哲里木盟，到1991年5月调回浙江省慈溪市，我在金宝屯胜利农场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整整待了二十二个年头。我先后在胜利农场三分场、渔库、一分场、牧场、奶牛场、畜牧公司、种禽场和五分场等单位工作并任职。人生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我都亲身经历过，转眼已接近我将要退休的年龄了。每当想起在胜利农场度过的不平凡时光，想起那块辽阔肥沃的黑土地，想起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淳朴的同事和朋友，一幕一幕的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牧场的那一段生活，是我一生最艰苦而又最值得纪念的。那一段经历练就了我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10月我在胜利农场“五七”大学畜牧兽医班毕业后，和张志双、乔荣国一起被分配到牧场。这是我第二次去那里工作，第一次是1970年作为赤脚医生去的。1984年5月牧场因草地问题与周边生产队发生纠纷后，胜利农场逐步失去了牧场。随着体制改革、牧场分群包户等原因，牧场解散划归奶牛场，我也随之调到奶牛场工作。屈指算来我在牧场生活了八年。
牧场位于西辽河以西，和查日苏苏木东五家子相连；北边与草根泡相邻。共有马铺、牛铺各一个，羊铺三个，计23户人家，总人口不足百人。由于交通不便，对外交流很少，十分闭塞。从表面看牧场实际上与农村没有两样，住的全部是土坯房。由于我多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入乡随俗，逐步被当地老乡同化了。有时别人根本认不出我是浙江来的知青。
在牧场的生活中，我觉得值得回忆和书写的有以下几件事情。
抹房子
东北的土房子一般分土坯垒的和干打垒的两种，牧场的土房子属于干打垒。建造的具体方法是在选好地址后用横木在两边固定，中间一层一层地放入掺草的半干土。再用木锤一锤又一锤地打结实成墙，再用铁锨把墙面修光，再上梁（楞木），然后再用高粱秆捆成碗口粗细的把子一排一排地排列在楞木上，上面再铺一层麦秸和土。最后抹上碱泥就算可以了。由于这种墙特别厚不透风，秫秸梱加土，所以保暖性能很不错。其缺点是一到雨季，铺在房顶的泥土容易大量流失，比较容易漏雨。所以在每年雨季到来之前，抹房子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抹房子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需联合几家或一栋房的男人们一起干才行。当然主动过来帮忙的人也不少，因为干完活还能在房东家喝上一顿。
抹房子的泥一般需要到坨子里的碱地去拉，特别是那些起白霜的土更好。据说碱性土防水性能好，如实在没有碱土则和泥的时候掺上点盐也可对付。准备好土后便开始和泥，这可是个累活。在屋檐边立一根木头杆，用麻绳吊一根横木，一头绑一根绳子，另一头拴一个铁钩，一架简单实用的“吊车”就做成了。房顶上一般需要两个抹泥的和一个小工，干这个活是谁也偷不了懒的。一般两间房半天即可大功告成，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漏雨了。如果有剩余的泥还能顺便把外墙的破损处修修补补抹一下。
近几年我去过东北几趟，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多已告别了土房住上瓦房。以后再想“抹房子”恐怕只能在记忆之中了。
脱土坯
东北农村大都睡火炕，农场也一样。因为土坯的保温性能好，火炕的炕面一般都用土坯做成。由于天天需要烧炕，火道里的坯很容易挂油烟，有时候烟油着起火来很厉害，由此失火的事时有发生。以前东北人一半时间的生活在炕上，除了睡觉，吃饭、喝茶、接待客人都在炕上。有时小孩子在炕上玩耍蹦跳很容易把炕面跳塌。轻则漏烟，重则失火。所以一般每隔两三年最好换一次炕面。铺炕面的土坯需要各家自己去脱，因为向别人家要不好意思。找人要一块两块还凑合，要多了人家也不愿意。脱坯是个累活，脱大坯、垒大墙被东北民间列为“四大累活”之首。一块干了的土坯大约长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厚十公分左右，少说也有十多斤重。脱坯需要有专用的模具——坯框，需要选一块较平整的场地。对和泥的要求很高，泥必须闷透，不能有夹生。和泥时还要添加一些切碎的麦秸以增加土坯的韧性，当然脱坯用的泥一定要和得恰到好处，不能太稀。我在牧场八年一共脱过两次土坯。记得有一次我请一个绰号叫“老母鸡”的蒙族朋友帮忙，他叫特特格木吉，头发稀少，人很憨厚，干活是把好手。那次脱坯我还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在挖土时铁锹碰到一个硬物，发出金属的声音。我仔细查看，是一条黑乎乎的东西，使劲把它拔了出来好像是把刀。心里想刀锈成这个样还有什么用呢？刚想把它扔掉时忽然看见顺着刀把淌下水来。我重重地在树上敲了几下使劲一拔，竟然是一把步枪刺刀！和新的一样还发出幽幽的蓝光。我顺手提刀向一旁的树枝砍去，居然齐刷刷地砍了下来。我想这一定是把日本兵的三八枪刺刀，可听老人说当年这个地方小日本没有进来过，那么很可能是苏联人留下来的遗物。当时有许多人向我要这把刀，我没有舍得给他们。最后我与老商交换，换到了一把劈镐和一把锯，毕竟居家过日子还是这些工具更加实用嘛。
脱坯这活一天干下来把人累得腰酸背疼。等坯稍微干些后还要把它们立起来晾着，以便干得更快。如果老天爷不给面子下场大雨，那可就前功尽弃了。那样可真是养活孩子叫猫叼走——白辛苦了。好在我没有遇上过这样倒霉的事儿。
拾牛粪
东北的冬季又长又冷，冬季取暖的燃料可是个大问题。当时牧场取暖用煤很少，取暖的柴禾只能以玉米芯和树枝、树根等为主，我用刺刀换来的那把劈镐在挖枯树根时派上了大用场。
在牧场能用作取暖的还有一样好东西——牛粪，当地人风趣地称其为“草原红煤”。干牛粪非常好烧，火势很旺，而且牧场的牛粪不仅不臭，燃烧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草香味呢！这可能是散放养的牛光吃青草不喂精饲料的缘故吧。每年的九十月份秋高气爽，是捡拾牛粪的最好季节。我通常是背上土篮子、赶着牛车去捡拾的。草原的牛粪实际上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有好大一部分早被屎壳郎给瓜分了。秋天坨子里的草干燥，牛粪自然也干得很快，当然刚刚拉出来的牛粪是不能要的。碰到运气好的话，还能遇上不知哪位勤快人捡拾后暂时堆放在那里的牛粪堆，看看没人我只好顺手牵羊“帮”着装了回来。牛粪捡拾回来堆放在自家门口的院子里，到了冬天看着窗外大雪纷飞，不时地往炉膛里添加几块干牛粪。熊熊的火焰烧红了炉筒散发出烤人的热气，暖和着小小的土房，给人带来一抹淡淡的幸福感。
吃羊油
1969年冬，赵建和姐姐赵英（右）摄于三营宿舍前。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的物质非常贫乏，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计划供应的。就拿食用油来说吧，每人每月只有四两，根本不够吃。居家过日子还要留下一点以备客人来了用来炒菜。那时我们牧场集体没养几头猪，每家养的猪都是指望养大后卖了赚零花钱的，平时舍不得杀。只是逢年过节牧场才杀羊供应，时间一般在夏季羊剪完毛以后，等毛茬子齐了或在小雪节气后等羊的秋膘上来了才杀。过年时每户供应一只羊自己杀，净膛后约有40多斤羊肉。一般每只能出六七斤羊油，熬好后倒在盆里用条麻线绑根小树枝沉到油盆里，待油凉透凝固后把麻线提拉起来就是一大块固化的羊油。上面盖上一张报纸以防落下灰尘，然后把它挂在墙上，可慢慢享用以弥补日常食用油的不足。
别看羊肉好吃，可用羊油炒菜就没有那么香了。一股浓烈的羊膻味真使人受不了，没有办法那时家家都一样，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冬天吃饭啃着玉米面大饼子，吃着羊油熬瘪茄（秋茄子没舍得吃晒干了留起来的）和白菜、萝卜，筷子越吃越粗，菜碗也越吃越厚，全被羊油冷却凝固沾上了。当时整个冬天蔬菜简单又单一，除了白菜、土豆，几乎没有别的新鲜蔬菜。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在那样的环境里摸打滚爬，我的衣领又黑又油，满身一股去不掉的羊膻味。有时去场部办事，人们都风趣地说我“土匪又下山了”。有不认识的人也会好奇地问我是牧场来的吧，因为一闻我身上的羊膻味，他们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971年夏，赵建摄于三营果园。
后来牧场开始养猪，做豆腐，那里的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和提高。
我在牧场的那八年过得很贫苦，但还算充实。由于我学的是畜牧兽医，是牧场的特殊环境和艰苦生活磨练和摔打了我。在业务方面我还搞绵羊的改良和本地牛与肉牛的人工授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牧场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在那里学的兽医技术我回到慈溪后全都用上了。尤其是在防治大牲畜疾病和动物外科手术方面我有一手，很多人都来向我拜师学艺，包括那些刚从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缺乏实际经验的本科生。
在牧场我有幸结识了科左后旗知青、憨厚的李福昌和精明能干的于国江。之后我又和他们在奶牛场共同工作了好几年，使我们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回到慈溪22年我们之间始终没有中断联系，我每次去通辽或者去农场都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我非常感激他们。
在此衷心祝福我的好朋友们一生平安，祝愿我们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
写于201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