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干达辉
干达辉 男，195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1969年6月下乡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二营（五站）。1973年就读吉林省农业学校，1975年毕业。1979年在浙江慈溪市农业银行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0年退休。
出征
1968年下半年，一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决定了全国“老三届”的命运。
1969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
我的家乡周巷镇地处浙东沿海，当年是一个只有万把人口的江南小镇。作为“老三届”到本地支农是必须的，早有思想准备。认为支边是大中城市的任务，一个小镇的“老三届”只有就地支农，没想到第一批动员的竟是支边。后来听说，是县里向上面争取来的，考虑到慈溪农村人多地少，为减轻农民负担，才出此“良”策。于是周巷镇一马当先，三管齐下（父母单位、学校、居委会）全力动员，超额完成了支边任务，报名人数达八十多人，占全县六十多个乡镇人数的近一半，被评为宁波地区支边支农运动的先进单位。在选择支农还是支边上，我一度也犹豫过，当时我家三兄弟都是支农对象，一个不去肯定过不了关。考虑再三，决定报名支边，说是自愿，实在出于无奈。因当时的口号是扎根边疆一辈子，去几千公里外，那么遥远的地方扎根一辈子，不知何时再能见到父老乡亲，大有生死离别之感。1969年6月5日上午，我们泪别父老乡亲，乘坐专列，历经近六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于7日深夜到达第二故乡——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五站，开始了漫长的知青生活。
困惑
乍到农场，一看周围环境，我们惊呆了。东北农村环境、气候和吃住条件的巨大差异，使许多知青情绪低落，后悔当初不该报名。有部分年龄较小的知青甚至哭闹着要回家，没过多久确有几个家庭条件稍好的知青偷偷溜回家去了。但当时是计划经济的“票证”时代，户口是个“紧箍咒”。没有户口，粮食、副食品等得不到供应，长期待在家里依赖父母恩赐，啃老骨头，有愧于父母，是难以为继的。出于心理上的压力，溜回家的又不得不返回农场。既来之，则安之，才是最好的选择。说实在话，在金宝屯胜利农场的知识青年还算幸运的，一是集体插场，大家都在一起，彼此间可以有个照应；二是农场的条件在内蒙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是通辽市的副食品基地，农、林、牧、副、渔、工商各业齐全，俗称草原“小江南”。比起在云南、东北“北大荒”和内蒙其他地区插队的知青来说，我们的处境要好许多。
与全国一样，当时仍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农场也处于无政府状态。干部政策得不到落实，工作没人抓，生产没人管，抓革命、促生产成了一句空头口号。场部只有一个副场长李振起主持工作，时常骑着一匹大白马到各站转悠。李副场长态度和蔼，对知青也很照顾，只要知青提的要求正当，他一定会大笔一挥表示同意。
胜利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后改为地方国营农场，隶属于哲里木盟管辖，为县团级单位。农场职工成分复杂：有复员军人，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就业人员及子弟，干部家属子弟。他们都分散在各行各业，从事各自所担当的工作。知青群体中也有较大差异，文化程度有高中、初中、小学，有的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年龄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八九岁。因此，在艰苦环境中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有很大的不同。记得刚到农场不久，五站的部分浙江知青为了争夺一个小小的篮球与天津知青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摩擦。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浙江老家，说是浙江知青伤了不少。知青家长得知后，心急如焚，纷纷到镇政府里请愿，要求派代表赴农场解决问题。结果，镇里真的派了干部和知青家长代表组成了慰问团来农场探望我们，不仅给家乡父老投下了阴影，还给农场的领导增添了不少麻烦。其实这是一场误会，没有谣传的那么严重。
说实话，慰问团的到来还助长了我们浙江知青一段时间外出串联的不良风气。因为我与慰问团的一些成员比较熟悉，当慰问团离开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听说他们返回途中要到北京去转一转。我就想借“送君一程”为由，跟着他们一起去玩玩。于是我就约徐乃东、邵家林等几个知青准备南下北京。当时我们穷得“袋贴布”，没钱怎么办，就决定扒车赴京。由此就有了一段让人汗颜的可笑经历。因无票乘车，难免紧张、心虚，一看到乘警走动，就会出一身冷汗，但还故作镇静。就这样到了锦州的前一站，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开始查票了，每节车厢都锁了门，两名乘警从两头逐个查询，无一漏网，我们几个无票的知青只能束手就擒。到了锦州站，我们被逐出了车厢。正值午夜，虽是夏天，东北的夜还是很凉的，大家穿的是单衣，也许是紧张过度，冷得直发抖。我们被领进锦州站的值班室，正当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和蔼可亲的长者。经工作人员介绍，是锦州铁路局李副局长，一看来头就知道是个大官。当初我真有点害怕，心想这点小事要一个副厅级干部来处理，不知如何处罚我们呢？没想到他面带笑容，动情地说：“你们是南方知青吧，这么遥远的地方来东北落户不容易。我也有孩子在农村插队落户，孩子犯了错，改了就好，等会我关照乘警把你们送回去。”一边说一边吩咐工作人员拿点吃的来。过了一会，工作人员端来一大盘热乎乎的白面馒头和一盘木须肉。我们几个激动不已，真是遇到大好人了，感到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磨炼
胜利农场实行军事管制以来，各项工作纳入了正轨。农业连队是农场的主体力量，担负着大田生产的任务，人数最多，任务最重，劳动强度最大，作业时间最长，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最理想的大熔炉。因此，大部分知青均安排在农业连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已成了一种制度，劳动和学习时间加起来长达十几个小时。除了节假日，或下大雪、大雨，几乎天天如此。具体来讲，农场每年都会搞三次大会战，即春耕、三夏和秋收。而每次会战都有领导动员，各连队具体落实。当然，农业连队一定首当其冲，天刚亮就肩扛农具、排着长队出发了。队前有人举着红旗，有人手捧毛主席像，大家高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赶赴“战场”。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活动让人难以忘怀，这就是半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夏麦收大会战。记得那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知青们正在大炕上酣睡，约深夜十一点，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子声，同时又进来了两位军管组的小战士，大声地喊着：“起来，起来，五分钟内整装到营部操场集合！”当时真困得够呛，但这是政治任务，人人都不敢马虎。大家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既迅速又规范地打好背包，穿衣下炕。到了操场已有不少人排好了队，但许多人却还蒙在鼓里，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军管组在组织拉练演习，说这是一次试演，军代表讲了几句话，就解散让睡觉去了。可当凌晨四点钟的时候，突然又响起了警报声，军人们又把我们从睡梦中叫了起来。第二次是动真格了，把各连队所有人员集中后，向远在七八里外的小麦地进发。那天正值下雨，每个人都背着行装，已是不易。可行军途中，指挥员还突然发令，大喊：“前面发现敌情，全体卧倒！”我们只好乖乖趴下，弄得浑身是泥，然后继续前进直奔麦地，开始了麦收战役。那天的早饭、中饭都在田头吃，直到晚上8点才收工。
艰苦的环境和劳动磨练了一代人的意志。我们虽然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楚和压力，但我们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在这块黑土地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
返城
知识青年的大返城，标志着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犹如春天的到来，知青梦寐以求的渴望终于实现了。
1978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到场部邮局办事。邮局老张对我说，今天你们宁波知青办有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我一听是宁波知青办来信，就知道与我们浙江知青有关。于是我当即把场部机要室的收发员请来了，她签完字后，我立即把信件拆了，一看是同意浙江知青病退返城。我即把五站知青名单记了下来。刚出邮局，碰到浙江知青胡海粟，我对他说：宁波知青办来信了，你们可以回家了。他一听此消息，像个孩子似的活蹦乱跳，我跑去报喜信去了。我也急速跑去五站，于第一时间告诉可以返乡的知青。当我走进成松权家，其妻景惠芬正要做饭，我一看是高粱米，就说有大米白面吗？粗粮从此就不要吃了。她听了很纳闷，我就把返城的消息告诉了她。一听说可以回家了，她把一袋大米拿了出来，边淘米边说：苦日子熬出头了，应该庆祝，应该高兴。
光阴似箭，四十五年过去了，昔日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满头银丝的老人。金宝屯胜利农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丰富我们人生历练的摇篮。虽然我们离场已三十多年，但我始终没有忘记第二故乡。近几年来，我曾三次北上，回访农场，看望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叙旧、喝酒，为友情干杯！为健康干杯！
胜利农场五分场参加场“双先会”全体代表合影（1976年3月1日）。
2013年10月，写于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