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的必备素质之一是团结人、会用人。
为体现一荣俱荣休戚相关的团结精神，做了汉中王、大司马的刘备，自然要对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加封赏。
其中最为光辉夺目的是六个人。两个文臣，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四员猛将，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
许靖虽然加盟刘备集团的时候极不光彩，但在担任刘备政府秘书长（左将军长史）的时期，许老先生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不顾年过七十高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仍然为刘备政府的人才评价工作发光发热。
作为一个出色的老板，刘备对员工的工作情况向来了如指掌。看着许老先生工作这么卖力，刘备老板终于一笑泯成见，对他刮目相看，给予汉中王太傅的高级官职，位列文官之首。
法正则因为攻取汉中的精彩建议，以身挡箭的耿耿忠心，定军山之战的超群谋略，更加受到刘备的信任和器重。尚书令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参与机要，掌管并处理领导的奏章文书，可见法正此时的受信任程度。
至于前、后、左、右四位四星上将的人选，刘备和诸葛亮等人着实费了一番思量。
诸葛亮指出，黄忠以军功升迁，名望远远比不上关羽和马超。如果他们四人一起升为四星上将，那么马超和张飞都上过汉中前线，亲眼看到了黄忠的功勋有多大，不会有什么话说，但关羽就不一样了，既没见黄忠的大功，又一向心高气傲，恐怕会心里不爽。
诸葛亮的这番话，虽然说得有理有据，却不排除有为赵云争取四星上将名额的用意。以刘备手下武将的资历和名望来看，黄忠的名额如果空缺下来，递补的一定是赵云。
但诸葛亮的建议被刘备否决了。换句话说，刘备不同意赵云出任后将军。
这里有一个疑问，刘备为什么不提拔赵云。
赵云追随刘备的时间不可以说不早，二十年纵横南北建立的功勋不可以说不多，以至于近年来的影视作品当中，赵云的风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甚至盖过了关羽，成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名将。
赵云的武勇、忠义、谋略，当领导的刘备不可能不清楚，但为什么在夺取益州之后给了赵云一个翊军将军的官职，此后长达九年一直没有提拔呢？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有多种不同的理解。
有人就拿这件事作为证据，认为赵云在刘备后期其实不受重用。这个论调很容易推翻，最有力的证据在于南朝梁代陶弘景所著的《古今刀剑录》。书中记载刘备在称帝后的第一年铸造了八柄宝剑，一把自己佩戴，三把给了三个儿子刘禅、刘理、刘永，其余四把分别赐给了诸葛亮、关羽（此时关羽已死，应当是赐给了关羽之子关兴）、张飞和赵云。可见，赵云是刘备最为器重的四位心腹大臣之一，在刘备心中的位置远在马超、黄忠等人之前。
既然赵云如此受刘备器重，那为什么偏偏得不到提拔呢？
我的看法是，刘备不提拔赵云，与唐太宗临终前把名将李勣（即徐世勣，传说中的徐茂公）贬到偏远地区的用意明显是一致的——让自己的接班人对大将有恩，大将就会对接班人更加忠诚。
所不同的只是李勣被贬的原因明确载于史书，而赵云不被提拔的原因是个历史空白。所幸历史不只是白纸黑字，即便史书上有许多空白，我们还可以从字缝里读出一点东西。
刘备不提拔赵云，其实是一种帝王权术。
后来刘禅即位，立即加封赵云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很可能就是遵循刘备生前的安排。如此一来，刘禅对赵云的救命之恩算是有所报答（老板不能一直欠着员工的人情），而赵云受到封赏就会对刘禅更加忠诚。
这个推测，还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佐证——年龄。
虽然赵云和黄忠的确切出生年月已经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赵云的年龄要远远小于黄忠，而且小于刘备。所以刘备将赵云看作可以辅佐儿子的大将是非常靠谱的。
事实上，赵云确实是蜀汉五虎大将中，在后刘备时代还活着的唯一一人，坚强地活到了最后，辅佐了刘禅整整六年。
当然，诸葛亮的建议虽然被刘备否决了，但他的顾虑绝不是多余的。
作为一个办事稳妥之人，诸葛亮从来不说没意义的废话。
作为一个修史严谨的人，陈寿也从来不记没意义的废话。
不是诸葛亮对黄老将军存有偏见，而是有一个人做人太高调了。他的高调，不只是诸葛亮知道，后来的陈寿也知道，甚至全天下人民都知道。
这个人正是关羽。
关羽如此高调是有资本的。闯荡江湖几十年，关羽早已名满天下，他是刘备帐下第一大将，勇猛盖世，忠义无双，博取封侯已近二十年，镇守荆州也有八年。阵斩颜良，辞曹归刘，这几个近似神话的故事，都是确凿无疑的史实。这一切让本就自命不凡的关羽，感觉更加良好。
当初马超归顺刘备之后，关羽很想跟这个风流一时的人物切磋切磋。但关羽长期镇守荆州，偏偏见不到在益州的马超，想来想去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送给诸葛亮。
作为一个不世出的人才，诸葛亮当然不是吹的，他看懂了关羽的意味深长，于是写了一封回信。他的回信可以说是和稀泥、玩平衡的教科书式的榜样，既不得罪任何人，又能让关羽满意。信中回答说：
“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英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关羽见到信后，心中悬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心情愉悦地把信拿给大伙看。那意思是说，大伙都来看看，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来了谁，我关某都是刘备帐下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将！
当加封前将军的使者费诗一路风尘从成都赶到荆州后，关羽不但没有升官的喜悦，反而有几分不爽。因为他发现，第一名将一下子有了并列四个，虽然自己依旧排名靠前，但究竟谁轻谁重？还是不分轻重？他实在有点搞不懂了。张飞还罢了，是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马超也罢了，人家是当过一镇诸侯的历史风流人物；黄忠算什么？一个一辈子没闯出名堂的老兵！
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便放话出去不想当这个前将军。
费诗开导关羽说，作为一个干大事的老板，刘备要用的人才自然是多多益善。就像当年刘邦重用韩信，但说到底还是萧何、曹参等一起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们关系更铁。关将军你在老板的心中，同样“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何必太计较官位谁高谁低、薪水谁多谁少？
费诗这么说，绝不是因为他口才棒、应变能力好，而是出发前曾被老板刘备指点迷津。
当诸葛亮提出质疑之后，刘备就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关羽的高调，全天下都知道，一路相随走过三十多个春秋的刘备更是一清二楚。
费诗遵循老板刘备的指点，除了带来上面那一番话之外，还奉命带着两样重要的东西前来——符节和黄钺。
这两样东西，我们在读古代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比如，苏武牧羊时，手中拿的那件装饰有旄尾的棍状物品就是符节，苏武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周武王攻入朝歌后，商纣王已经自焚而死，不过武王还是把纣王的头给砍了下来，用来砍纣王头的武器有点像我们砍柴的斧头，不过它是明黄色的（以金或铜装饰的缘故），它的学名就是黄钺。
想想这两件事，我们就能明白，符节和黄钺简单来说都是皇权的象征，把他们授予大臣，一般称为“假节”和“假节钺”，作为加重权力的信物，与古装戏中的尚方宝剑有点相似。不过符节和黄钺的用途以及代表的权力，是有很大差别的。简单来说，大臣“假节”可以斩杀中级干部以下的人，“假节钺”则甚至可以斩杀“假节”的高级干部。可见，“假节钺”的大臣地位和权力远在“假节”之上。
此时，关羽就得到刘备授予的“假节钺”殊荣，而且是唯一一人（张飞、马超两人只是“假节”）。也就是说，此时在刘备集团中，关羽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刘备对关羽的器重，可见一斑。而关羽仍然对黄忠与自己平级一事不大高兴，就只能说明他实在高调得有些过分了，连自己人都看不起，不会搞团结。
古人的处世哲学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高调。
关羽高调的作风，透露出高傲的性格，也为他人生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过在悲剧之前，他将迎来人生的高潮。
关羽的高潮来源于一场雨。
八月，长江中游下起了连绵不断的大霖雨。
下大雨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要看对谁来讲。对出外征战的人来说，赶上这样一场大雨，真是倒了大霉了，天天泡在雨水中，既对身体不好容易落下病根，又没办法干正事打仗，十分痛苦。
当然最痛苦的是领头的将军。如果战斗任务完不成，还花了一大堆钱，是不好向老板交代的。
关羽就非常痛苦。为打通从汉中至荆州的水路通道，使刘备手中的益州（包括汉中）和荆州两块根据地更好地连成一片，夺取战略要地襄阳和樊城，关羽受命北伐已经有几个月了。
对于关羽出师北伐，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是为了减轻汉中战线的压力。考虑到刘备在汉中吃紧的形势，要是关羽出兵牵制曹军，倒也合情合理。但根据史实分析，关羽北伐应该是为了夺取襄阳和樊城，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是关羽出师北伐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六七月之间（此前与曹仁等曹魏诸将小规模的战斗一直不断）。曹操派出于禁援军是在当年七月，可知关羽北伐必然在此稍前。而在五月，汉中争夺战已宣告结束，关羽此时出兵，说是支援汉中，首先在时间上就对不上。
二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孟达受命进攻房陵、上庸等地。关羽与孟达出兵时间相同，战略目的应该也相同，是互相配合完成打通汉中至荆州的水路通道的战略任务。
三是牵制曹军支援汉中的目的，应该说很快就达到了（曹操五月从汉中撤退，七月调遣七军救援曹仁），但关羽还是没有停手。显然，此时关羽出军的战略任务还没有完成。
蜀汉第一名将关羽，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战。
这是无比光荣的一战，也是极其惨痛的一战。
成败，有时候离得那么近，又那么遥远。
对于北伐的目标——襄阳和樊城，关羽很熟悉。十多年前刘表的大本营就在襄阳，而襄阳北边隔汉水相望的就是樊城，这是当年刘备驻军的地方。关羽水军就诞生在襄阳和樊城之间的汉水中。
关羽望着眼前的两座城市，大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如今的襄阳和樊城，已经在曹操手中整整十一个年头。守卫襄阳的曹魏将领是平狄将军吕常，而守卫樊城的则是征南将军曹仁，还有堪称文武全才的汝南太守满宠和投降不久的立义将军庞德二人协助。这几人都归前敌总指挥征南将军曹仁节制。
襄阳地理位置重要，城池防御坚固，因此在历史上一直是军事重镇，后世甚至评价说“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周密《癸辛杂识》）。蒙古大军南下时，南宋守襄阳守了足足六年，但襄阳被攻破后，南宋就全无招架之力，仅仅三年就灭亡了。
此时关羽指挥水、陆军队从江陵北上，按照地理形势，首当其冲的就是襄阳。
不过关羽重点进攻的是与襄阳一水相隔的樊城。这样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襄阳城池的坚固，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要想强行攻破，难度实在太高；二是樊城位于汉水北岸，只要拿下樊城，就能切断襄阳守军的后路和后勤补给线，那时候即便襄阳固若金汤，也根本用不着攻打，等着守军困死饿死就行了。
关羽的策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曹仁也绝不是吃素的。
关羽意图包围敌军，来个瓮中捉曹仁。
曹仁就来个反包围，不但分军守卫两座城池，还让庞德率军驻守城外，三者互为掎角之势。《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看你关羽有多少军队，能把襄阳、樊城、庞德三方分隔包围？
关羽当然没有那么多兵力，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但关羽名将的名头不是吹出来的，越打越顺手，渐渐占了上风。
眼看战事吃紧，曹仁只得向老板曹操求救。
曹操又坐不住了。
从汉中败退长安没多久，襄阳方面就吃紧，曹操感慨人生真是变化无常，若干年前只有他打刘备的份儿，打得刘备满世界乱跑，现在却只有刘备打他的份儿，打得他捉襟见肘；若干年前关羽还在他手下吃过饭，现在关羽却不想让他吃下饭。
感慨归感慨，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曹操，财大气粗，还是有办法的。何况他手里还有一支压箱底的预备军队——七军，有三四万人，拿去救援曹仁是绰绰有余的。
毕竟是六十大几的人了，曹操这次不打算亲自上前线，他要为这支军队挑选一位统帅。
曹操看中的是曹魏五子良将中官阶最高、名望最重、以毅重著称的左将军于禁。
于禁，字文则，泰山郡钜平（今山东泰安南）人，在曹操得到兖州的时候开始追随，此后征战一生，立下无数汗马功劳。要认识这个人物，可以看看以下两个典型事件。
事件一：曹操在宛城因为睡了张绣的婶婶，而被张绣偷袭军营，军队四散逃命，只有于禁率领的军队还保持战斗力，有组织地撤退。但夏侯惇率领的青州兵一向军纪很差，遇到这种混乱局面，不少人都开始趁乱抢劫。有一群青州兵正抢得不亦乐乎，不幸遇到了于禁，当场被斩杀。事后，侥幸逃回去的青州兵向曹操报告，说于禁那小子反了。
青州兵恶人先告状的事情，于禁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但他此时的做法，体现出了一位名将的风度。他不是先跑到曹操那里为自己辩解，而是率领部下布防，击退张绣的进攻，等到局势稳住之后，才回去向曹操请罪。
这件事让曹操大为感动，立即为于禁升官封侯，还称赞说：“虽古名将，何以加之！”
事件二：刘备杀死车胄夺回徐州的时候，响应刘备的昌豨，在刘备失败后，接受张辽劝说再次投降了曹操。但没过几年，这个造反将军昌豨又背叛了曹操。这次前去攻打昌豨的是他的老朋友于禁。昌豨看是老朋友来了，也许出于侥幸心理就又投降了。于禁身边的下属都认为，应该把昌豨绑起来送给老板曹操处理。
于禁的做法却让众人大吃一惊，他又是先斩后奏。他的依据是曹操有军令——被包围后才投降的人都要杀，所以即便是老朋友，我也不能不杀，然后流了几行眼泪就把昌豨给砍了。
依常理来看，就算有军令，把俘虏送给领导处理也没有什么不对，何况是老朋友，更应该这样做，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在不违背公家利益的原则下保全私人友谊。
曹操对这件事的反应十分耐人寻味，他先是感叹说：“昌豨不投降我而投降于禁，看来是命里该死啊！”（豨降不诣吾而归禁，岂非命耶）
言外之意，曹操是说昌豨投降了他就可以不死，他还要再赦免昌豨一次。胸怀是何等宽广！
但曹操的做法是“益重（于）禁”，提拔于禁为虎威将军。
在这个世界上，靠得住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话，而是一个人的心。
很明显，曹操虽然嘴上那么说，实际上却在心底给于禁的做法点赞。毕竟曹操不是好好先生，心里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昌豨一类人早就郁闷到家了，只是要摆出胸怀宽广的高姿态而已。
只有于禁最明白曹操的心思，他杀了昌豨，既能对反复无常的人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又无损于老板的宽广胸怀。
为了大局，为了老板，什么朋友，什么义气，统统都是狗屁，完全可以抛弃！
说到底这是一个善于揣摩领导意图的冷血将军的所作所为！
别人看不穿，这就是他们与于禁之间的差别所在。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于禁不但是名将，还是一位工于心计且善于揣摩领导意图的名将，曹操对他非常器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何况此时，五子良将中最先升任右将军的乐进已死，张辽、张郃、徐晃三人不论官阶还是名望都比不上于禁，因此于禁出任七军总司令，着实有点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意味。
于禁在进发襄樊的路上，看着浩浩荡荡的大军，踌躇满志，认定此去定能建不世功业，博青史留名！
于禁的踌躇满志是有原因的，此前他率领的军队数量一直不多，尚且博得拜将封侯；如今手下有三四万步骑大军，前途定是不可限量。
他万万没有想到，此去虽然没有建立不世功业，却同样赢得了青史留名，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遗臭万年。救援襄樊成为他人生的滑铁卢，从此再无翻身的可能。
滑铁卢来得太快太突然，让人猝不及防。
于禁刚刚到达樊城附近，刚刚扎好营盘，还没怎么打仗（下雨打不了），就发现平地洪水三丈，营地一片汪洋，七军将士皆为鱼鳖。
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于禁与一部分将士进行爬山比赛，登高望水。
确切说来不是登高望水，而是登高望船，望眼欲穿。
没过多久，于禁就看到船了，心底一阵激动。但他很快就不激动了，取而代之的是绝望，前所未有的绝望，令人窒息的绝望。
因为开过来的不是曹仁将军派来接应的船只，而是前所未见的大船。
作为七军统帅，于禁清楚曹军中没有这样的大船，它们的归属有且只有一个可能——关羽！
大船的确是关羽的大船。
甚至洪水也是关羽的洪水。当然，关羽不可能制造出洪水，他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洪水（这个问题下边分析）。
当于禁统率七军声势浩大地开赴襄樊前线的时候，关羽十分郁闷地发现，这仗没法打了。对付曹仁和庞德等人，他已经感到有些吃力，甚至还中了庞德一箭。如今再来三四万生力军，他明显处在劣势，想要攻克襄阳和樊城更是难上加难。
但一向做人高调、做事要强的关羽，从来就没有知难而退的习惯。他还想坚持几天，看看能不能找到对手的破绽，抓住机会击败曹军。
机会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大霖雨。
这样的雨天，别说打仗，就是撤退也无法进行。
关羽看着从天而降的雨水，心情一如阴暗的雨天，十分郁闷。
换个角度看问题，往往别有洞天。眼看大雨连绵不断地下了十多天，关羽的心情不但不再郁闷，反而豁然开朗。
但关羽来到荆襄一带已有二十年，这些年的生活常识告诉他，十多天大雨之后有什么——洪水！
同时，关羽发现不论是于禁还是庞德，这几位干旱地区出来的将军就是不一样——大脑中压根儿就没有下雨发洪水的常识，他们的军营驻扎的地方地势都低，洪水一来将会全部成为鱼鳖。
那么，就让大霖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于是，在汉水水位持续高涨的某一天，汉水突然决堤了（人为造成），平地水高五六丈，樊城一带成了一片汪洋。
轮到关羽出手了。他率领早就准备好的水军大船，首先开往于禁和庞德的营地，前去捕鱼捉鳖。
当关羽水军到达于禁七军营地的时候，双方敌对将士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关羽水军对七军将士来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天使，穿着军装临危救命的天使。
关羽水军的所作所为也像极了一群天使。他们在洪水中打捞出的七军将士有多少呢？仅仅日后送到江陵后方的就有步骑三万。
七军统帅于禁，在这回天无力的时刻，选择了投降关羽。
无法抵抗的时候，投降是正常甚至明智的选择。虽然古人有着杀身成仁的血性，但委曲求全的也不在少数。设身处地，于禁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决定。
这个人的做法与于禁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一下子就把于禁比下去了，而且把于禁比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可以说，于禁将军最后不是被曹丕羞辱致死的，而是被这个人给比死的。
这个让五子良将中的左将军于禁结结实实做了一回陪衬人的人物，就是立义将军庞德。
于禁，被曹操提拔于行伍之中，追随近三十年，大受器重，临危变节，投降求生。
庞德，原是马超部将，在汉中投降曹操不过三四年，誓死效忠，奋战不屈，拒降而死。
对比效果一目了然，一个越发卑鄙龌龊，一个更加光彩照人。
关羽水军在打捞七军将士的同时，也向庞德的将士伸出了援手。
除了洪水，只有敌军，不投降只能死，唯一能选择的只是死的方式，要么被淹死，要么被杀死。
毕竟怎么死都不如活着好，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想死。将士们眼看大势已去，纷纷向庞德提出投降的建议。
但带头提出建议的将士立刻脑袋搬家，实施者当然是庞德。
庞德不但决定自己要死，而且要求将士们陪着他一起死，谁不想死，他就先让谁死。
庞德如此决绝地只求一死，当然首先是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其次却是不得不死的无奈处境。
原因就在庞德的官号上——立义将军。受封立义将军的那一刻，庞德就不能对不起封号中的这个“义”字。何况庞德来到襄樊前线的时候，由于他以前的老板马超和亲哥哥庞柔都在刘备手下打工，许多人都对他的忠诚度提出了严重质疑，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靠不住。凡事开头难，投降也一样，有了第一次，就保不住会有第二次。
那个时候，庞德就表了忠心，放了狠话——今年我不杀（关）羽，（关）羽当杀我！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庞德此时就是以最后的抵抗践行自己的诺言。
代价是自己的生命。不过可以保全亲人的生命，甚至换来亲人的荣华富贵（庞德死后，曹操立即加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关羽挥军进攻，虽然庞德奋死抵抗，许多将士却还是不想死，都纷纷放下武器集体投降了。庞德最后驾驶一条小船想逃回樊城，但由于划船技术不过关，很快落水成了俘虏。
惺惺相惜，关羽很欣赏庞德的忠义和勇气，不但不计一箭之仇，反而真诚地邀请庞德加入蜀汉阵营，却遭到了断然地拒绝。
于是，关羽只能成全了庞德的忠义。
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此后乘胜围困襄、樊二城，威镇中原，这是关羽戎马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也是最后的成功。
这场战役，关羽取胜的关键是水，大洪水。
于是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水灾淹没了曹军，关羽白白捡了这个大便宜；另一种认为是关羽放水淹了曹军，早有预谋。
事隔一千八百年，又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历史的真相扑朔迷离。不过分析起来，毫无疑问是关羽放水淹曹军，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是关羽水军明显是早有准备，而曹军来不及逃命。庞德军营驻扎在樊城以北十里，于禁七军相距肯定也不远。这么近的距离，洪水暴发之后，庞德与于禁来不及逃回樊城（有小船，起码将领可以逃）就被关羽水军围攻擒获，仅仅说是关羽应变能力强、反应快捷，恐怕难以解释。最有可能的就是水是关羽放的，什么时候洪水暴发尽在掌握之中，因此提前做好一切准备，一旦决开大堤，水军立即动手。
二是洪水似乎长了眼睛，只淹曹军，不淹关羽。樊城的曹仁，于禁的七军，庞德的驻军，三处曹军全部遭到洪水淹没，却偏偏没有关羽受损失的一点资料。这是为什么？虽然关羽军队船只不少，水军是主力，但在襄樊一带作战，不可能一直驻扎在汉水里。最有可能的就是，关羽在洪水暴发前，把军队全部移动到了安全的地方，或者上船。如果是关羽担心洪水即将暴发，提前几天调动军队，那么很有可能会被于禁和庞德的侦察兵发现。所以应该是关羽调动军队之后，洪水立即就来了，曹军完全来不及做出应对措施，而且洪水的去向也恰到好处——完全在掌握和预料之中！
三是洪水实在很猛很强大。《庞德传》中记载洪水“平地五六丈”，《曹仁传》中记载“城不没者数板”，可见洪水来势迅猛，有十多米高，关羽水军大船行驶畅通无阻，完全符合人为放水的特征。如果洪水是自动决口，往往是先溢出江堤，或者决口由小而大，洪水也是逐渐扩大，有个渐进式发展的过程。
当然洪水迅速冲开大决口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既是自动决口，又偏偏决口开得恰到好处只淹曹军，而关羽又恰好提前做好准备，这三者凑到一起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机会从来只青睐有准备的人。周瑜赤壁火烧曹军，东南风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取胜离不开东南风，更离不开周瑜的运筹谋略。
作为一位名将，除了作战勇猛，善于带兵，判断准确，料敌制胜，多懂点诸如气象、水文、地理方面的常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羽明显高出于禁、曹仁、庞德一筹。水淹七军的大获全胜，偶然之中有必然。
水淹七军之后，关羽声威大震。不仅乘胜围困襄、樊二城，而且偏师深入敌后，招降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中原一带的反曹势力也纷纷响应，甚至远在邺城的魏讽也乘机企图发动政变，形势一片大好。
至此，关羽发动的这场有限战争规模迅速升级，关羽、曹操不断调兵遣将大打出手，杀得难分难解，战局逐渐失控。甚至第三者孙权眼看鹬蚌相争机不可失，也准备参与其中，当一回渔翁占一把便宜。
在关羽水军的猛攻之下，困守樊城的曹仁顶不住了。有人甚至提议弃城逃跑，被满宠阻止。为了表示团结坚守的决心，曹仁杀白马与将士盟誓，方才稳住局势。
远在长安的曹操一声长叹，不只是叹息跟随自己三十年的于禁关键时刻不如庞德，更是为自己苦心经营的数万七军将士不值，差不多把肠子都悔青了。
无可奈何的曹操甚至想将都城由许都迁到自己的大本营邺城，以避关羽锋芒。最后被司马懿、蒋济等人劝阻，认为迁都是示弱，而此刻不但不能示弱，还要展示有余力，同时建议与孙权联手对付关羽。
曹操展示有余力的手段就是继续派遣援兵。如果不派援兵，等于告诉关羽和刘备，他曹操已经撑不住了，也等于告诉曹仁等前方将士，老板已经没办法了，你们的生死只能靠自己。前方将士一看老板指望不上，搞不好会立即寻找新老板——投降关羽，后果那叫一个不堪设想。
撑不住也要死撑，即便没有能力救援，至少也要摆个姿态出来。
临危受命的又是资深救火队员徐晃。不过曹操给他的军队实在过于寒酸，不仅数量不多，而且都是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
没办法，七军预备部队全部被关羽下饺子一锅端了，曹操手里除了禁卫军，已经没有兵了。
曹操不断调兵遣将，甚至还抽调镇守居巢（今安徽巢湖）的征东将军张辽支援襄樊前线，自己则坐镇洛阳附近作为后援。
曹操动作这么大，关羽也没闲着。
《易经》有辞：上九，亢龙有悔。
道理几乎人人都懂，是说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否则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从来没有几个。
关羽此时就没有适时收手的意思。他看出形势一片大好，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就能成功。
关羽趁热打铁的方法，是抽调江陵和公安的后方军队围攻襄阳、樊城。
促使关羽调兵的主观原因，就是他的性格。作为一个高调的人，高傲、自负、要强是关羽的性格特点。他要把嘴边的肉——襄阳、樊城吃进肚子里才甘心，并且要只靠自己的力量吃下去。所以他不是向刘备请求援兵，而是抽调荆州后方军队。
客观原因是东吴的伪装。此时鲁肃已经在两年前病逝，一向主张强硬对刘的吕蒙接替右部督职位，将武力夺取荆州提上议事日程，不仅说动了老板孙权，而且定下了具体的作战计划，首先是伪装自己、麻痹关羽。
于是，关羽很快得到消息说东吴猛将吕蒙病得不轻，带薪休了长期病假，接替吕蒙主持荆州军务的是年轻人陆逊。
很快，关羽又接到了陆逊的来信，信的内容可以说是拉关系、拍马屁的教科书式的榜样，没有丝毫的恶意，完全是同志式的关怀和粉丝式的仰慕。
关羽与吕蒙打过交道，深知这人的强硬作风和不怀好意，在后方留的不少军队和修建的江边烽火台就是防备他的。现在既然上任的是陆逊这样一个年轻粉丝，关羽以为大可不必担心后方的安全，于是将后方大批军队抽调到了前线。
打仗除了需要兵，也离不开粮食等军需物资。关羽军队的给养要靠荆州后方干部提供，其中有南郡太守麋芳与驻守公安的将军士仁（一作傅士仁）。这两人以前常被关羽呼来喝去，心里都有几分不爽。尤其是麋芳，他是刘备的小舅子，哥哥就是麋竺，既算外戚，又是老资格，关羽看他不顺眼，他也看关羽不顺眼。
《关羽传》记载麋芳与士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这句话引起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他们在做后勤工作的时候出了差错；另一种说法是他们不听关羽的将令，没有派兵前去支援。不论是哪种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两人惹恼了关羽。
关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得知这两人办事不力，他当场就宣布：“等我回去立即收拾这两个家伙。”关羽不是说说而已，从受封前将军、奉命“假节钺”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有权对麋芳、士仁这样级别的干部实施先斩后奏。
关羽说这句话的时候，凯旋回师的信心十足。他不知道，他没有回去的那一天了。
他在前线围攻襄、樊的时候，反对他的势力已经悄然结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也在对他进行围攻。
其中出力最多下手最狠的是江东集团的带头大哥孙权。
在许多人眼里，孙权似乎是个没有立场的人物。刘备与曹操汉贼不两立、势同水火，都立志搞定对方统一天下，只有孙权最为潇洒，骑在墙头，摇摆不定。
其实孙权才是三巨头当中立场最为坚定的人物。他非常务实，一直坚守不渝的立场就是东吴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都以此为中心，为此可以抛弃政治立场，不在乎面子问题，甚至延缓当皇帝。只要对东吴对自己有利，孙权想跟谁好就跟谁好，称臣进贡装孙子统统没有问题。
此时刘备和曹操两方正杀得难分难解、伤筋动骨，孙权怎么出手，对战局乃至政局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作用，比得上楚汉相争后期的齐王韩信，他帮谁，谁就赢。
决定天下向何处去的机会，短暂地掌握在了孙权的手中。
孙权可以选择攻取曹操的徐州，也可以选择偷袭刘备的荆州。我们知道，他最终的选择是后者——在背后向关羽捅刀子。
孙权的这一行为让许多人不齿，认定他不过是个守成之主，眼里只盯着荆州一块地，根本没有干掉曹操完成统一大业的雄心壮志。因为孙权夺荆州是占便宜，打徐州还是能占便宜，甚至能干掉曹魏占更大的便宜，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背后捅关羽呢？
原因除了吕蒙等人的推波助澜，还因为关羽策略失误惹火了孙权。
此前，孙权想和关羽和好，联系联系双方感情。他派使者向关羽求婚，当然不是为他本人求婚而是为他长子孙登，求婚的对象是关羽的女儿，他希望与关羽结成儿女亲家。
孙权作为当时天底下最有实力的三个人之一，向关羽求婚，可以说是给足了关羽面子。而且长子孙登很有可能就是东吴集团未来的接班人，含金量远远高于其他儿子。
关羽却一点都不给孙权面子。他不但不答应这门亲事，还把孙权的使者臭骂了一顿，然后轰了出去。
关羽不许婚的原因，很可能是看透了孙权爱玩政治婚姻这一套把戏，弄不好女儿刚过门还没入洞房就进了牢房成了人质。但大家都是玩政治的，凡事要讲究策略，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委婉拒绝，不一定要当面辱骂使者，让孙权下不来台。
打狗还得看主人，骂使者就是骂孙权。孙权虽然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忍辱境界。挨了关羽的一顿臭骂，孙权心里已经窝了一把火。
性格决定命运。对于关羽的性格特点，陈寿有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
关羽骄于士大夫的事例很多，轻视陆逊、不团结麋芳士仁、辱骂孙权使者等，这都为他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这个几乎是共识。
但善待卒伍，其实也是关羽失败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
关羽擒获于禁七军将士三万多人，这等于凭空增加三万多张吃饭的嘴，而且这帮人还不能用（会逃跑和叛变），必须腾出人手去看押。
那全部放了岂不省事？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投降的将士，老婆孩子都在北方，放了他们，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回老家。回老家之后做什么呢？大多数人还是有且只有一个选择——继续做当兵的工作，用不了多久就会组成新的敌军，继续过来打你。
因此，对待大规模的俘虏，几千年战争史上有个比较常见的做法——杀光。杀光最干净、最省事，死人不用吃饭，也不会造反，更不会再组成敌军打仗。
远的如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在长平坑杀数十万赵国降卒，秦末项羽在新安城南坑杀二十万章邯秦兵，近的如官渡战后曹操坑杀袁绍降军数万人。
关羽也可以选择屠杀七军士卒，只俘虏带头的于禁等人就可以了。杀降卒不同于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往往对于军事的意义非常重大，而道义上的包袱要轻不少。
但关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刘备集团的企业文化——仁义。即便是多了三万多张吃饭的嘴，他也没有选择灭口减负，而是把他们押送到后方去。
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都是出来混的，都不容易，就留他们一条性命吧。
刘备集团的仁义，从来都不是光说不做，这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例。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民间美化刘备和关羽，丑化曹操，是有历史根据的。
就因为善待降卒，关羽又得罪了一把孙权。
三国时期人口很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连皇帝都饿过肚子，更不要说平民百姓。相互征战的各地诸侯，往往也因为没有粮食而无奈退兵或者遭受失败。
粮食方为大问题！
关羽手下的荆州地盘只有三个郡，手下却有四五万军队，而且主力部队出师北伐已经好几个月了，粮食问题本来就不乐观。平添了三万多俘虏之后，更是雪上加霜，眼看就要断粮。
怎么办？大活人总不能眼睁睁饿死吧？
关羽的办法是去找孙权打秋风，让后方的士兵们去孙权的地盘上抢一回粮食——擅取湘关米。
一直对当年与刘备“平分荆州”心怀不满的孙权，一听关羽出兵抢粮食，终于彻底愤怒了！啥也别说了，借口有了，兄弟我也忍够了，动手吧！
当然，关羽辱骂孙权使者、抢粮食、后方空虚，只是孙权出兵夺取荆州的直接原因，孙权在关羽背后下黑手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东吴的利益——扩张东吴势力，清除上游威胁。除了关羽的不友好行为、顺江而下的地理优势之外，让孙权最为忌惮的是关羽水军。要知道，进攻东吴必须凭借水军。而曹魏在赤壁之战后就没有拿得出手的水军了，所以能够威胁到东吴安全的，在当时有且只有关羽。只有除掉关羽水军，孙权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下决心偷袭关羽夺取荆州，孙权明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从此就要与刘备正式翻脸。
孙权也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不具备一打二的实力。因此他需要与曹操来一回政治偷情。
既然孙权与曹操双方都有这个迫切需要，双方很快便搭上了线，进入短暂的蜜月期，为打败关羽而互相利用。
令人遗憾的是，关羽的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襄阳和樊城，全然没有发觉背后孙权充满恶意的窥伺。
远在成都的刘备和诸葛亮就更加难以发觉。曹操不断支援前线，甚至主动去勾搭孙权，而刘备一方没有一点援助关羽的迹象。这不禁让一些人突发奇想，怀疑是诸葛亮借刀杀关羽，甚至是刘备特意除关羽。刘备没有援助关羽的原因，我们到后边分析，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毕竟刘备和诸葛亮都是人，尤其是诸葛亮，远远没有《三国演义》中写得那么神，不可能算准一切。
局势到了这个地步，关羽的失败已经不可挽回，能够改变的只是失败的程度。但关羽在关键时刻的几个做法，彻底葬送了一切希望，将成功变成了失败，将失败变成了惨败，最终兵败身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关羽还在襄樊进行着人生最后的征战。城池尚未攻破，关羽终于得到了曹操与孙权勾搭成奸、孙权将要偷袭荆州后方的绝密情报。
不过这情报不是关羽手下的特工部队查出来的，而是曹操故意告诉他的。
不同于赤壁之战中的孙刘联盟，此时曹操与孙权的联合，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互相利用，压根儿谈不上团结一致并肩作战。曹操把情报透露给关羽，是希望关羽早点回去跟孙权拼命，他来个坐山观虎斗，当一把渔翁。曹操同时也把情报用箭射进关羽的包围圈中，即使关羽不退兵，守城将士也明白解围之日已经不远，就能鼓起勇气咬牙挺过至暗时刻。
直到此刻，关羽才发现局势已经十分不利，豪情万丈顿时化为犹豫彷徨。如果退兵，就会前功尽弃；如果继续围城，又怕荆州丢失。
到底退兵好，还是不退兵好？
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促使一个人做出选择的，往往是他的性格。
关羽要强的性格，让他不到黄河心不死，抱着走着瞧的心态，决定暂时不退兵。他一方面不愿意放弃眼看到手的襄阳和樊城，另一方面认为荆州后方的防线不至于一击就溃，一旦接到东吴发动进攻的消息再撤退也完全来得及。
宝贵的时间就在关羽的举棋不定中悄悄流逝。实际上，关羽在后方的防线的确不是一击就溃，而是不击就溃。
进入十一月，关羽与徐晃在樊城交战的时候，他心目中请了病假的东吴猛将吕蒙，正生龙活虎般地率领精兵，换上早就准备好的平民衣服，拿出不入流的演技伪装成商人，连夜溯江西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关羽设在长江边上的烽火台哨兵，迅速兵临公安城下。驻守公安的将军士仁二话没说做了投降将军。随后，吕蒙带着士仁前往江陵劝降，南郡太守麋芳也开城投降。
公安和江陵，位于长江两岸，互为掎角，是刘备和关羽在荆州经营了整整十年的大本营，也是军事重镇。孙权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这两座城池，刘备手中的荆州三郡大势已去。
此时，唯一能对孙权造成威胁的，就是关羽在前线的几万生力军。孙权一边动手夺取荆州三郡的地盘，一边调兵遣将阻击关羽，其中蒋钦已经统领水军进入汉水。
得到江陵和公安失守的消息，关羽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吕蒙进展如此顺利，更想不到麋芳、士仁会不战而降，真是漏船又遇打头风，出现了最坏的局面。
这个时候除了退兵，别无选择。
唯一可以选择的，是退兵的方向。向西，还是向南？
关羽可以一路向西撤退到房陵、上庸一带，然后经汉中回成都，虽然地盘丢了，军队也可能会失去不少（荆州本土将士未必愿意跟随入川），但至少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不过这种不战就跑的做法，不是关羽一贯的作风，不到最后关头他是不会放弃的。
实际上，关羽对撤军的方向丝毫没有迟疑——向南。
失去的东西，我要亲手夺回来。
关羽率军南下，曹军眼看他要去跟孙权拼命，正中下怀，不但没有追击，差一点就要鸣放鞭炮隆重送行了。
关羽和孙权却出乎意料地没有打起来。不是关羽突然改变了主意，而是他很快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这是关羽善待卒伍导致失败的又一事例。
关羽派遣使者回江陵打探消息，但使者回来后带来了一堆将士们的家书，还有口信（教育没普及，不识字的人不少）。
这些家书和口信，其实都是吕蒙的阴谋，暗示关羽的将士们：你们的父母老婆孩子，都在我手上，现在活得好好的，但今后还能不能活得好好的，不要看我，要看你们自己——打我，我就杀你们亲人；投降，就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关羽虽然待将士们不薄，但如果拿一杆天平，一边是关羽，一边是亲人，让将士们做出选择，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毫无疑问地选择亲人。
领导跟亲人比起来，还是老婆孩子更亲，这就是人性。
任何为了领导、为了事业而背叛亲人甚至杀害亲人的行为，都是对人性的扭曲。
往事越千年，人性终不变。
此时关羽即将面临将士们人性的选择。他可以烧毁将士们的家书，然后让使者改口宣称：将士们的父母都已被东吴侵略军杀害，老婆都被强暴，孩子都成了奴隶。这样才能激发将士们的复仇之心，让将士们跟着自己一条道走下去，一条心打孙权，上下同欲，方能一战。
这在军事史上有很多先例。最有名的是战国时期齐将田单困守即墨城，诱使燕国军队割掉齐军俘虏的鼻子、刨了齐人的祖坟，终于群情激奋，同仇敌忾，以少胜多，大败燕军，恢复齐国。
这样的事情田单能做出来，关羽却做不出来。危难关头，关羽依旧保持着一贯善待卒伍的做法，认为家书抵万金，让使者把家书和口信广泛散布，让心急如焚的将士们得到了亲人的消息，当然也就得到了吕蒙的暗示。
完了，彻底完了。仁不带兵，义不行商。
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已经无力回天。
本来荆州根据地丢失，军心就不稳，将士们得知亲人都在吕蒙手中之后，关羽很快就发现军队的数量迅速变少，几万人的大军没过几天就烟消云散，土崩瓦解。
十一年前，刘备从襄、樊南撤，在当阳长坂坡遭遇曹操虎豹骑，大败而逃。幸亏还有他关羽，刘备得以东山再起。
如今，关羽从襄、樊南撤，同样在当阳（关羽是由水路南撤至当阳附近的汉水中，然后率领少数人马舍船就步，向西逃亡），大军溃散，穷途末路，却只能走向生命的终点——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
此刻没有人来救援关羽。虽然他派人去距离最近的房陵、上庸向刘封、孟达求救，但这两个人正在为谁当老大的事争得不可开交，没工夫来救他。当然，即便他们派兵救援，恐怕也来不及了。
因为孙权的军队已经深入当阳和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一带，正在四处撒网捕鱼，他们不打算放过关羽这条大鱼。
在最后关头，关羽遵循着刘备一贯的教导——活着最重要，地盘丢就丢了，军队丢就丢了，人要活着回去。
关羽选择在麦城突围向西逃跑。但已经太晚了，孙权早就料到他会向西逃命，安排潘璋等人在临沮守株待兔。
最终，关羽落在了潘璋部将马忠的手里。请示孙权之后，关羽、关平、部将赵累等人一同被杀害。
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十二月。
一代名将，就此折戟沉沙，壮志未酬身先死，传奇一生画上了血色休止符。
关羽死后，身首两处。关羽之头被孙权装进木匣送给当时还在洛阳的曹操，那意思是说杀害关羽我们都有份，到时候刘备报仇不要只盯着我一个。曹操明白孙权把他拉下水的用意，当然不会中计，于是用王侯之礼将关羽之头安葬在洛阳南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关羽的敬意。关羽之身据说在当阳附近就地安葬。所以后世有关羽“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在山西”的说法。
收到关羽之头不到一个月，一代奸雄曹操死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干掉关羽出力最多的东吴猛将吕蒙，还没来得及接受赏赐就离奇死亡，年仅四十二岁。因此有了关羽吓死曹操、追魂吕蒙的传说。
关羽主动发起的这场战役，主要发生在荆州，关羽、曹操、孙权三方争夺的焦点也是荆州，可以称之为荆州争夺战。
很多人认为，三国时期三大战役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日后的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或猇亭之战）。其实夷陵之战不论是战役规模还是战事影响，都比不上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能够取而代之称为三大战役的，有且只有这场荆州争夺战。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统一的格局，赤壁之战确定了天下分裂的格局。荆州争夺战，则奠定了三国的版图。可以说，日后的夷陵之战，不过是荆州争夺战的延续，如果没有荆州争夺战，就不会有夷陵之战。
荆州争夺战被人忽视的原因，是因为打得太分散、太诡异。三方人马分做几处展开乱战，大部分不是明刀明枪真材实料干掉的，先是于禁的几万大军被大水淹没，随后关羽被孙权从背后捅了刀子，几万人马不战自溃。
荆州争夺战的参战兵力，明显多于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规模相当。
关羽一方的兵力，襄、樊前线约有三万多人（包括后期抽调），留守后方和驻守各地的军队有一到两万，总数在五万左右。
曹操一方，驻守樊城和襄阳的曹仁、吕常军队有一万多人，驻扎城外的庞德军队有五千左右，总数约在两万；后来增援的于禁七军将士，有三四万人；陆续派遣归徐晃指挥的援军达到一万以上。总参战兵力在六七万。
孙权一方，偷袭荆州之后迅速占领三郡的军队，以及阻击关羽的兵力，总数不少于三万。
三方参战总兵力，有十四五万，而夷陵之战刘备、孙权双方参战兵力加起来不到十万（具体数字后文会有分析），明显少于荆州争夺战。
荆州争夺战，对于刘备集团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刘备集团史上最惨重的失败，战后不只是蜀汉的版图，甚至三国的版图都基本确定下来。此战中，刘备不但损失了荆州军团五万军队和第一大将关羽，而且丢失了大片土地，包括原有的荆州三郡和新攻取的房陵、上庸、新城三郡（孟达背叛与关羽之死大有关联），这些土地上的人口当然也同时失去。
这场战役直接导致日后刘备发动夷陵之战。而夷陵之战中，刘备损失的只是四万多军队，并没有丢失地盘。
还需要指出的是，夷陵之战中刘备损失的四万军队大部分战死了。而荆州争夺战中关羽的五万军队，大部分不是战死而是投降了东吴。投降之后这些人的下落如何？一般来说，他们会被整编之后换件军装成为东吴士兵。这不只削弱了刘备集团，而且使敌人更加强大。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来说明。比如此前刘备和孙权的兵力相当，差不多各有十五万人，那么战后刘备的兵力减少五万只剩十万，而孙权的兵力增加了三四万，达到了十八九万。很明显，刘备和孙权原本一比一的力量对比，一下子变成了差不多一比二。
经过这样的此消彼长，荆州争夺战给刘备集团造成的损失就更加难以估量，孙权集团的收获就更加巨大，远非夷陵之战可比。
整个荆州争夺战，刘备集团损失最惨，曹操勉强挺了过去损失也不小（丧失了四五万军队），只有孙权是最大的赢家。
这场战役，最让人百思不解的，不是孙权为什么要背后下手捅关羽，也不是水淹七军究竟是人为还是天灾，而是刘备益州方面的作为。
刘备益州方面的作为简单来说就是不作为。关羽在荆州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静，战事持续半年之久，荆州一片乱战，曹操、孙权纷纷出手，刘备却似乎什么也没做，对关羽不闻不问。
因此，就有人提出了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刘备有意除关羽等离奇观点。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充满阴谋论的色彩。先不说刘备和诸葛亮有没有必要杀关羽、需不需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除掉关羽，只看战事的经过就很容易推翻。因为关羽的兵败身死，离不开曹操和孙权的化敌为友通力合作。如果曹操和孙权能为刘备和诸葛亮的一个阴谋做出这么大的努力和牺牲（尤其是曹操牺牲很大，好处没有），如此听话，那不如让他们乖乖投降，还搞什么三分？
那么，刘备在这半年时间为什么没有援助关羽呢？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关羽来看，关羽一直没有请求援助，后来失败太快根本来不及援助。起初几个月，关羽进展顺利，水淹七军之后，更是威震华夏，形势一片大好，他没有必要请求刘备援助。后来曹操不断派遣徐晃等人增援，关羽虽然渐渐吃紧，但他要强的性格，决定了他基本不可能示弱求援，何况当时樊城和襄阳依旧在包围圈中，关羽仍然处在优势。后来徐晃攻破樊城之围，几乎同时关羽得到了后方根据地失守的消息，眼看大势已去，他决定立即退兵，也开始向最近的刘封、孟达求援。然而从关羽退兵到败死麦城，不到一个月时间，荆州到成都路途遥远，刘备不要说想派兵救援，有没有得到报告都很难说。《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俄而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俄而”一词用在这里，就表明关羽兵败的消息对刘备来说太过突然，完全是措手不及。
从刘备集团的客观方面来看，没有实力援助关羽。刘备打汉中持续一年多，早已筋疲力尽，正在休养生息，下一次大举出动至少需要养精蓄锐一两年时间（这也是日后为什么不立即出兵攻打东吴的原因）。刘备授命关羽出击襄、樊，与派遣孟达进攻房陵、上庸的时间差不多，目的也差不多，只是为了拿下荆州北部战略要地，扩展地盘，将荆州、益州两块根据地更好地连成一片，便于日后大举出击，并不是依据“隆中对”的策略，向关中、宛洛两路出兵，同时展开攻势。因此从一开始刘备就没有打算配合关羽作战。只是后来战事不断升级，刘备“见事迟”，应变不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令人遗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刘备集团的主观方面。否则，关羽不请求援助，老板主动派兵过去他总不能拒绝吧？即使没打算大规模进攻，没实力大规模援助，少派点人手过去也是可以做到的吧？
但刘备连一兵一卒都没有派。
不是他一点都不在乎关羽的生死，不在乎荆州的得失，而是因为他很忙，在忙一件天大的事，这件事吸引了他以及大部分员工的注意力。
这件天大的事就是——称帝！
一般认为，刘备称帝是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冬十月汉献帝“禅位”曹丕之后才进行的，似乎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准备停当，草草登基。
这要么是高估了刘备集团的办事效率，要么就是把当皇帝看成小孩子玩过家家了。三国初期，皇帝制度才实行了四百多年，人们印象中割据政权和篡位的皇帝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当皇帝绝对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任谁都不敢草率。在三国之后，后世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那些割据称雄想当皇帝的军阀豪杰才有了学习的榜样，想当就当，当得疯狂。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何况是称帝的大事，因此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做得扎扎实实，那是必须的。
实际上，刘备即位汉中王就是为下一步称帝做铺垫、打基础，之后他就开始为称帝做起准备工作。
作为一个乱世称雄有野心的人，刘备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以下两点。
一是刘备的养子取名刘封，而亲生儿子取名刘禅，合在一起就是“封禅”。封禅是有大功德的帝王才能进行的祭祀活动，刘备给儿子取名字，偏偏取这两个字，绝不会是偶然。此时刘备已是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不再是吹牛皮要坐皇帝车子的那个出言孟浪的少年了。
二是刘备一出道就当老大，曹操的谋士程昱看出他“终不为人下”。陈寿认为刘备“终不为下者，抑揆彼（曹操）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按照他的意思，刘备当老大是曹操逼出来的，这实在是误会刘备、冤枉曹操了。因为刘备不是在得罪曹操之后才当老大的，而是一出道就自己开公司，虽然也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依附过他人，但始终不甘心做小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一旦有机会就独树一帜。乱世称雄者，许多人是随波逐流，能当老大就当老大，当不了老大就跟着别的老大当小弟，总之是混口饭吃，有条生路。刘备却不一样，他一心要做老大，不论曹操、袁绍、刘表等人给予他什么样的待遇、开多高的工资，他终究不会放弃自己当老大的念头而甘愿为他人效力。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天底下最大的老大注定只有一个——皇帝。
当然，刘备不会在汉献帝还是皇帝（哪怕只是一个傀儡）的时候就急于称帝。不过当时曹操早就是实际上的皇帝了，只要不是脑残都能看得出来，过不了多久，开张四百多年的大汉公司就要彻底关门大吉了。
比如远在江东的孙权就心知肚明，早就劝曹操当皇帝。曹操的做法十分耐人寻味，他一方面说孙权这个坏小子是把他放在火上烤（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另一方面却想借此机会看看员工们的反应，把孙权的来信公开，让大臣们讨论讨论。果然，陈群、桓阶等员工纷纷表示孙权那小子是真心拥戴的，老板你早就应该顺天应人当皇帝了。
心腹大将夏侯惇等人也劝说曹操当皇帝。曹操同样没有表示拒绝，他的回答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
曹操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这个名义上的皇帝我就不干了（眼看要入土，干也干不了几天），让我儿子干吧。
这符合曹操一向重实际，不愿意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做事风格。
曹魏集团即将改朝换代的事实，刘备集团当然也不是两眼一抹黑完全蒙在鼓里。他们阻止不了曹魏怎么做，却能决定自己怎么做。
刘备集团的对策就是拥戴自己的老板当皇帝，不承认曹魏，坚持一贯的政治宣传——刘备是大汉江山的继承者，曹魏是篡位贼子。
对策制定以后，就是具体的执行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找“祥瑞”。
古代有一种重要的理论叫“天人感应”，认为皇帝是天子，皇帝出生、即位或者逝世之类的大事，皇帝他爹——天，出于对儿子的深厚感情，自然也会有一些表示。相对于平常人的送礼物拍马屁，天的表示也非同寻常，比如天上有黄气，瑞兽现人间，白日见金星，等等。诸如此类不寻常的现象被统称为“符瑞”，其中预兆好事的又称“祥瑞”或“福瑞”。这套理论在今天看来水分实在太大，但我们不信不要紧，古代有很多人信。三国时期还非常盛行以祥瑞作为皇帝年号，三国无一例外，比如曹魏的“黄初”“青龙”“甘露”，蜀汉的“景耀”，孙吴的“黄龙”“嘉禾”“赤乌”“神凤”“五凤”“凤凰”等。后来甚至有正史《宋书》（南朝刘宋）专门列有《符瑞志》，可见古代人们对这套理论的重视程度。
刘备集团找“祥瑞”的工作，早在关羽北伐期间就开展起来了，这是当时刘备集团忙于称帝的确凿证据。
最有说服力的两条证据，在后来群臣劝说刘备称帝的表文中：“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
“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
后一条证据，时间明确无误——“关羽围樊、襄阳”，正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期间，而且应当是在八月水淹七军之后、十一月兵败之前的“威震华夏”期间。
我们知道，袁术死后，传国玉玺就落到了曹操手中，张嘉、王休二人献上的玉玺肯定是个赝品。
献玉玺这一出戏，台上演员是张嘉、王休，幕后导演却是关羽。关羽在军务繁忙戎马倥偬之际，别出心裁地导演这一出戏，绝对不是吃饱了撑的，他的目的就是为刘备称帝做好舆论准备。
当然，如果仅仅有这一条证据，有可能是关羽自作主张，与老板刘备无关。但另一条证据就不可能与刘备无关了。
这条证据就是“黄龙见赤水”。虽然《三国志》记载的表文中没有写明具体时间，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书籍中得到旁证。《宋书·符瑞志》记载“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华阳国志》的记载更加明确——“后汉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那么究竟是这一年的几月呢？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发生在刘备在汉中击退曹操、加冕汉中王之后的下半年；另外，表文中的陈述顺序，往往也是时间顺序，表文中“黄龙见赤水”位于“关羽献玉玺”之前，所以前者很可能发生在后者之前。
刘备手下的李严等员工在“黄龙见赤水”之后，立碑刻石留下物证，不但刻上了时间（建安二十四年），还刻上了他们的名字——足足有九十多位！
员工如此兴师动众，声势浩大，老板不知道是不可能的；而知道了不阻止，就更能说明老板的真实意图。
实际上刘备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推波助澜，下令在“黄龙见赤水”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黄龙庙（《华阳国志》记载：后汉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蜀以刘氏瑞应，因立庙），作为永久性的纪念。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谁不懂得老板的心，那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了。
可见，刘备在即位汉中王之后的下半年，也就是关羽北伐期间，就在忙着做称帝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是刘备集团没有出兵救援关羽的主观原因，老板和员工的注意力都被称帝吸引了，在忙这一件大事，无意在此时大动干戈。
偏偏关羽那边动静越闹越大。不过在刘备看来，这也不要紧，关羽是主动进攻，即便襄阳和樊城打不下来，退回荆州就是了，损失不大。
偏偏孙权从背后捅刀子了。自从赤壁战后，刘备一路顺风顺水的发展局面被孙权一举打破，遭受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这下刘备怒了。平分荆州的时候，“借荆州”的债务纠纷就一笔勾销，现在孙权竟然背信弃义，背后捅刀子，不但抢了三郡地盘，而且杀死了近四十年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关羽！
虽然孙权使出障眼法，把关羽的人头送给了曹操，刘备当然不会上当，准确无误地把这笔账算到了孙权头上。
此仇不报，何以面对张飞等与关羽一样追随自己一生的生死兄弟？日后有何颜面见关羽兄弟于九泉之下？
是的，我最大的理想是攻灭曹魏一统天下，弘扬王道匡扶天下，但这个目标今生很难实现了。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退而求其次，统一天下的目标既然不能实现，当年同生共死的誓言，我必须做到。
攻灭曹魏，没有把握。攻灭孙权，同样没有把握。
但有些事情，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
只要努力去做了，不论结果怎样，我都无怨无悔，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甘愿为我付出生命的生死兄弟！
关羽兄弟，你没有辜负我，我同样不会辜负你！
你的仇，我一定要报！
打战从来不是闹着玩的，要报仇还得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做好一切战备工作。
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刘备准备称帝的时候，不但曹魏没有改朝换代给他创造机会，还被孙权背后下黑手杀害关羽搅和了一顿。
正当刘备为复仇之战做准备的时候，先是一代枭雄曹操死于洛阳，曹丕即位“魏王”。几个月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冬十月，曹丕强迫当了一辈子傀儡皇帝的汉献帝“禅让”，东汉政权被实施了安乐死，正式宣告灭亡。
刘备称帝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于是，刘备手下的员工以空前高涨的热情，积极投入拥戴老板称帝的准备工作中，比如找祥瑞、定礼仪、择吉日等。
值得一提的准备工作，是为仍然健在的汉献帝刘协大办丧事，隆重举办追悼会。因为有传言说，刘协已经被曹魏集团谋杀了。连曹魏阵营也有不少人相信这个传言，甚至连曹植都为汉帝发丧痛哭（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因此，对刘协被害的传言，刘备是宁可信其有，不愿疑其假。
所谓盖棺论定，对皇帝的定论有一个传统做法是加谥号，是在皇帝死后进行的。不过这一常识，在当代遭到了无情的挑战。挑战者是某些影视剧无知无畏的导演和编剧，他们让活着的帝王有了死后才能获得的谥号，甚至让帝王本人口口声声拿谥号自称，超前意识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的谥号一般先取一个“孝”字，后面一个字才是表示善恶褒贬的主体。比如汉文帝的谥号是“孝文皇帝”，汉景帝是“孝景皇帝”，汉武帝是“孝武皇帝”。
刘备集团给宣告死亡的皇帝刘协的谥号是“孝愍皇帝”，按照一般的称呼，应该叫作“汉愍帝”，意思是他的生活是悲惨的，国家是不幸的，不但把皇位弄丢了，还被人结果了性命，非常值得同情和哀痛。
通常称呼的“汉献帝”，是曹魏集团给的谥号“孝献皇帝”。“献”字在谥法中的解释有好几种，这里应当是“聪明睿智曰献”，意思是刘协一向十分聪慧（这是事实），尤其是以洞察天道的大智慧，懂得曹魏代汉实在是顺天应人（这是拿他开涮），因此自愿“禅”位于曹氏。当然，古人有时候也是十分幽默的，不排除曹叡（实际上汉献帝禅位之后被封为山阳公，死于公元234年，当时曹叡在位）自恃才学，玩一个文字游戏，以“献”字明褒实贬，明者是称赞刘协聪明过人，暗中则讥讽他以天下为公的精神，把皇位给“献”了出来。在一般人看来，刘协“献”出皇位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因此这个意义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一看到这个谥号，许多人就想起刘协被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被迫禅位于曹魏的悲惨画面，导致此后一千多年几乎没有帝王再敢用“献”字作为谥号。
蜀汉用“愍”，曹魏用“献”，说到底都是舆论战。
皇帝即位，不论内心有多么兴奋多么着急，按照惯例都要推让三四次，然后大臣们纷纷表示为了天下，你就勉为其难当了这个皇帝吧，你不当我们就不活了，最后皇帝才摆出一副被逼无奈的痛苦表情，答应登基。
刘备也不例外。虽然早就为称帝做了舆论准备，程序还是一样都不能少。员工们一拨一拨地劝进之后，他还是表示坚决不同意。
劝进尚未成功，员工仍须努力。当然员工们上书劝进，说的也不完全是废话，而是有理有据，扎扎实实走过场。
最扎实的要数办事一向扎实的诸葛亮。为了劝老板当皇帝，他先从大道理出发，拉出与刘备情况相似的东汉光武帝，指出天下无主，你来做皇帝的位子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然后从实际出发，指出你不当这个皇帝还真不行，因为员工们给你打工，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都想混个好前途。你当皇帝把事业做大他们当然很积极，如果你不当皇帝，你的事业就没有曹魏大，搞不好一些员工会为了更大的饭碗而跳槽走人。
眼看大道理小道理都有了，该走的程序也走了，刘备才答应称帝。
公元221年四月初六，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
从涿县街头摆地摊卖草鞋的一介平民，终成大汉皇帝，刘备成功的背后，是出生入死的征战，是抛妻别子的悲伤，是历经磨难的不屈，是百折不挠的奋斗。
自古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诚哉斯言！
刘备建立国家，国号是现成的，不用动脑筋，自己是皇族，一向宣称的也是继承汉室，当然不用另取招牌，接着叫“汉”就行了。
取年号为章武，是效法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光武”，用意是想与光武帝一样，虽然出身皇族支脉，却能继承大统，延续大汉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刘备建立的国家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为“蜀”。“蜀”是敌对的曹魏以及西晋对刘备政权的诋毁和蔑称，就像清朝建立后称呼明末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小朝廷为南明三藩一样，不承认它的正统地位，这不过是一个成王败寇的文字游戏。
事实上，刘备集团从建立的那天起，到灭亡的那天为止，四十多年一直是叫作“汉”。通常的称呼“蜀汉”，只是为了与之前的“西汉”“东汉”、之后的“成汉”“北汉”区分，多加了一个限定词而已。
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现在的许多影视剧，刘备集团的旗帜上就大大地写着一个“蜀”字，还骄傲地自称什么“大蜀国万岁”，这就如同美国人在纽约自称“老外”、日本军旗上写着“鬼子”一样搞笑。
关于刘备称帝的时机，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以后来的历史学家习凿齿与裴松之为代表，指出汉朝被曹魏篡位，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刘备此时即皇帝位，以延续汉室江山，让天下人心有所依归，就应该当仁不让。
另一种以刘备的员工费诗为代表，认为天下还没有统一，篡位的曹魏还没有灭亡，老板就急着当皇帝，会让别人怀疑他用心不正。等到统一天下的时候正式当皇帝，才名正言顺。
客观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其实刘备之所以立即称帝，除了那些大道理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因素，这个因素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个小小的因素就是年龄——刘备此时已经六十一岁。
艰苦卓绝的汉中争夺战之后，刘备就明白，短期内攻灭曹魏几乎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时间。但一个年过花甲的人，天知道还能活多久。
因此，统一天下对他来说是遥遥无期的，等到那个时候再做皇帝，还不如直接一点说这辈子别想当皇帝。只有抓住机会，立即加冕，才能如愿以偿。
在刘备看来，费诗的建议等于不想让他当皇帝，于是把费诗贬为永昌从事。
这样一来，员工们一下子都清楚老板的真实态度了，反对声音才降了下去，员工们才一致拥戴刘备称帝。
相信任何一个想做皇帝的人，面临这样的大好机会，都不会放弃。费诗的做法，也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识时务。
刘备称帝前后，主要心思都用在为关羽报仇出兵攻打孙权上，政权建设基本沿袭汉中王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需要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一件——为员工们加官晋爵。
前面诸葛亮已经指出，员工们拥戴老板当皇帝，除了与老板的深厚感情和革命友谊之外，还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实惠。
员工们不辞劳苦扎扎实实走过场，老板当然不能无动于衷，需要用加官晋爵的方式来奖励员工。
其中最耀眼的四颗星，是诸葛亮出任丞相，许靖出任司徒，右将军张飞出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左将军马超出任骠骑将军兼凉州牧。
可以看出，最高的武将职位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唯独没有加封大将军。我个人认为，刘备的大将军之位早就留给了关羽，现在关羽已经以身殉国，所以宁可空缺，以慰忠魂。
黄忠与法正这两个为夺取汉中出力最多的人，都在战后第二年去世，没有赶上刘备称帝。黄忠年纪很大，他的死亡并不意外，但法正死时只有四十五岁。
庞统和法正，这是刘备最重要的两位谋士，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让刘备着实伤心了一阵，史书上明确记载他两次都哭了鼻子。不过刘备此时的哭与《三国演义》中作秀的哭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惋惜失去人才，更是难舍深情厚谊。
魏延等资历浅的将军纷纷获得加封的同时，赵云依旧没有得到应有的提拔。刘备把他留给儿子重用的用意，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
刘备即位一个月后的五月十二日，立夫人吴氏（吴懿的妹妹）为皇后，立汉中王太子刘禅为皇太子，并为刘禅迎娶了张飞的大女儿作为皇太子妃。
刘备此时一共有三个儿子，除了刘禅之外，还有刘永和刘理，都不是皇后吴氏所生，年纪又小于刘禅，所以立长子刘禅为太子，是合情合理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除了太子只能有一个之外，另外两个儿子也是不能亏待的。刘备就封他们两个为王，刘永做鲁王，刘理做梁王。
值得一提的是，在封王这个问题上，刘备的做法具有开创意义。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来，秦朝没有分封亲王，项羽和汉朝封王都是实至名归，比如说齐王的领地就在齐地，吴王的领地就在吴地，陈留王的领地就在陈留，汉中王的领地就在汉中。
刘备分封的鲁王和梁王，只是空有一个称号，却没有对应的领地。
实际上，即使刘备想给他们领地也是办不到的，因为鲁地和梁地，都掌握在曹魏手中，要想分给刘备的儿子，要问曹魏新任老板曹丕答应不答应。
此后，有了刘备做榜样，空头分王便兴盛起来，成为后世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比如唐太宗时期分封的楚王李宽、吴王李恪、魏王李泰等，都属于这种形式。
当时的刘备自然不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开创了新的潮流，他只知道有许多事情必须做。
第一件必须做的大事，就是为关羽报仇出兵攻打孙权。此时当皇帝的大事也办完了，两年时间的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差不多也够了，那就动手吧。
前面说这是一场为关羽复仇之战，估计有些朋友忍不住要吐槽了，为一人而兴兵，刘备真的会这么感情用事吗？
有句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首先请出两位重量级的旁观者。
第一位是东吴名臣诸葛瑾。刘备起兵的时候，收到了诸葛瑾的一封信，中心意思是劝刘备掂量轻重，理性分析问题，不要找孙权报仇。信中说：“陛下（刘备）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很明显，诸葛瑾明白刘备是来报仇雪恨的，而且特意将杀害关羽作为一大原因指出。
我们知道，说服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开他的心结，诸葛瑾之所以将关羽之死特意指出，是因为他明白关羽在刘备心中所占的分量，关羽之死正是刘备解不开的心结。
或许有人会说，诸葛瑾所在的孙权一方，正是刘备要收拾的对象，他算旁观者有点勉强。那么，有请下一位出场，他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旁观者。
他就是曹魏名臣刘晔。
对敌人的关心，也就是对自己的关心。出于这个理念，新上任的曹魏集团老板曹丕组织了一场自由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刘备会不会攻打孙权。
大多数参赛选手的发言都是不会，理由是蜀汉国力弱小，最牛的名将有且只有一个——关羽。如今连关羽都兵败身死，蜀汉国内必定惶恐不安，没有实力也没有胆量进攻东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
一贯见解高出常人的刘晔却敏锐地指出，刘备一定会出兵。刘晔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超高智商，也证明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刘晔的重要论据就是“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恩犹父子”比“恩若兄弟”更进一层，都是指感情深厚，与亲人一样。
也就是说，三国时期的当事人、聪明人都认为刘备与关羽情同手足，起兵是为关羽报仇，而今天的一些臆想者猜测刘备不救关羽是借刀杀人、起兵伐吴只是为了抢地盘。
刘备与关羽年少相识相知，发誓同生共死，并肩奋斗近四十年。如果关羽被杀，还能无动于衷，这样的刘备就不是刘备，不是那个值得让关羽放弃曹操誓死追随一生所敬重的刘备。
历史人物也是人，他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并不总是理性思维，并不总是把得失算得清清楚楚，然后才权衡利弊做出选择。他们也会意气用事，尤其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就更加如此。
人活一口气，有些人有时候做事就图个快意恩仇。比如项羽屠咸阳城、焚烧秦宫殿，曹操屠杀徐州百姓都是图一个爽快，出一口恶气，不但对政治没有帮助，而且都是大大的败笔。
这就是人，有血有肉，会喜会悲，有对有错，才是真实的人。
人生是用脚走出来的，并不是用尺子量出来的。时时刻刻算计得失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至少对此时的刘备就不适用。
为刘备算计得失的人，除了诸葛瑾，还有赵云。
一向有大局观的赵云。他看出攻打孙权不但对匡扶汉室的既定目标毫无帮助，而且是笔赔本的生意。因为根据三方的实力对比，刘备打曹操不一定会赢，如果既要打曹操又要打孙权，那就不是不一定会赢，而是一定不会赢。
赵云希望老板认清形势，保持冷静，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刘备同样没有听从。
还有一些人，看出了攻打孙权不会成功，同时也看出老板刘备是劝不住的，所以虽然内心不同意攻打孙权，却没有劝谏老板。
这类人的代表就是诸葛亮。他在刘备兵败之后，无比怀念早已死去的法正，因为他知道，有可能劝阻老板的，有且只有法正，别人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徒劳无功的。
世间已无法孝直之后，刘备出兵之意注定无法挽回。
事实胜于雄辩，最具有说服力的从来都不是当时人或者后来人的判断，而是事实证据。
刘备率领攻打孙权的军队数量，也可以印证这是一场复仇之战。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刘备是倾全国之力，出动七十五万大军进攻孙权，也不想想刘备哪来的七十五万军队。
实际上，刘备出动的军队还不到七十五万的一个零头——不到五万，只有区区“四万人，马二三千匹”（《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
这是一个经得起推敲、被历史研究者和战争研究者广泛认同的数字。
这样一支军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要看派上什么用场。
要想彻底消灭东吴干掉孙权，考虑一下此时孙权比较雄厚的家底，就能看出这点兵力远远不够，如果抱有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白日做梦。要想打败孙权，夺回荆州，这点兵力也有点少，结果十分难说。
但为关羽复仇，这点兵力就不算少。
因为一场复仇之战，结果怎么样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态度。态度决定高度，有没有做好，是个能力问题；有没有去做，是个态度问题。
刘备就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关羽死了，他绝不能无动于衷，否则他没法向几十年出生入死追随自己的兄弟们交代，更没法向惨死的关羽兄弟交代。
当然，除了为关羽报仇，也不排除刘备有顺便夺回荆州地盘的意图。一个人做决定，往往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但主导因素，应该是为关羽报仇。
除了兵力，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刘备出动的将领。
对比一下前面汉中争夺战刘备出动的史上最强阵容，就可以看出夷陵之战堪称史上最莫名其妙的阵容。
汉中争夺战，只为夺取汉中一个郡，而刘备率领的是全部精锐，张飞、马超、赵云、黄忠、魏延等拿得出手的猛将全部上阵，无一例外。
夷陵之战的阵容，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将领，唯一能数得上的只有黄权，此外就是吴班、冯习、张南、傅肜等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如果说刘备拿这么少的一点兵力，出动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阵容，就想搞定孙权、夺回荆州，那他实在太幽默了，也太不把当年的大舅子孙权当回事了。
但刘备还是毅然决然地出兵了。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场不能不打的复仇之战。
每个人心中都有最宝贵的东西。当最宝贵的东西被人抢夺之后，丧失理智、冲昏头脑是非常常见的。
不过，很多时候也不是完全丧失理智，最终决定事情怎么做的，是冲动和理智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
刘备就很矛盾。因此他只带了区区四万军队，而把大批的精兵强将留在后方根据地，尤其是在汉中防守曹魏，否则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将彻底输个精光。
这与争夺汉中时不计代价一定要拿下的决心，同样是很大的反差。
虽然无意带上太多的精兵强将，刘备至少还是想带上一个人出征的。
这个人就是张飞。
种种迹象表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为兄弟，是非常有可能的。
刘备为关羽报仇，不带别人，偏偏带上张飞，那意思是说报仇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外人不需要掺和。
张飞却最终没有走上复仇前线。这一员盖世猛将征战一生，没有死在刀光剑影的沙场，竟然在出发之前死在了自己镇守多年的阆中。
杀死张飞的是他手下的两员小将张达和范强（不是范疆），这两个在《三国志》中只露过一次脸的小人物，轻轻松松地做到了无数曹魏和东吴名将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陈寿在《三国志》中虽然没有写明这两人为什么要杀张飞，却有一个暗示——（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当然，这里说的君子小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小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按社会阶层划分的，君子是指士大夫阶层，小人是指平民百姓，通俗的说法就是穷人家的孩子。
作为几十年同生共死的兄弟，刘备当然知道张飞有这个缺点，还特意提醒他，不要老是脾气火暴鞭打小兵，也不要让被打的人接近自己，否则极其危险。
任何一个人，哪怕只是个无名小卒，哪怕只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同样是有尊严的。而一个人的尊严被人随意践踏，他的心中一定会埋下仇恨的种子。
到底还是刘备读人心看人性，看得淋漓尽致透彻入骨。
陈寿的暗示，就是说张达和范强亲身体验过张飞的暴力，因此怀恨在心，找机会下黑手杀死了张飞。这与刘备事先提醒张飞注意的事一模一样。
与关羽一样，张飞死后也是身首两处。人头被张达和范强拿去找孙权做了投名状。
与关羽一样，张飞之死，又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注脚。
其实刘备发动复仇之战，同样也是性格决定命运——因为重情重义，所以意气用事。
人，终究是跑不过命的。
章武元年（221年）七月，也就是称帝之后仅仅三个月，刘备在江州（今重庆）集结军队，着手发动夷陵之战。随后不断调兵遣将，分军出击。章武二年正月，刘备亲率主力部队进驻秭归，开始长驱直入。
从刘备的角度来看，这一场复仇之战实在没什么可写的。除了军队的数量只有四万多而不是七十五万，黄忠不可能死而复生再上战场，也没有将门之子关兴、张苞齐上前线手刃仇敌的故事之外，战役进展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差不了多少。
刘备起初进展顺利，在巫山、秭归一带攻破孙权将领李异、刘阿等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前进到夷陵一带，驻军猇亭。此时，战线过长，大军成为强弩之末，与陆逊打起持久战。相持几个月后，陆逊瞅准机会火烧连营，刘备败退马鞍山，被四面围攻，最后大败，狼狈逃回白帝城。
一些人就以此为证据，认为刘备不会打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曹魏集团新任老板曹丕。曹丕听说刘备连营七百里之后，说了一句话：“（刘）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将大军驻扎在地形过于复杂的地方，明显是军事学上的大错。孙权获胜的消息很快就要到了。”（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
结果被曹丕不幸言中了。于是，曹丕的形象就大放光彩，刘备“不晓兵”也似乎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实际上，打仗虽然不是刘备的长项，比不上曹丕他爹曹操，但还是有几下子的。而曹丕对战争的认识也就停留在纸上，这次说中只能说是碰运气中彩票了，他本人在此前后就被孙权耍得团团转，后来恼羞成怒兵分三路攻打孙权，又被打得满地找牙。要不是家大业大底子厚，这么折腾下去曹魏集团就要在他的手上关门倒闭了。
曹丕说中这一次，就被吹得神乎其神，完全是因为员工们在使劲地拍老板的马屁。员工们等了好久才等到这样一个绝好的拍马屁机会，他们容易吗？此时不拍，更待何时？他的论据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只能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刘备连营七百里是别无选择。孤军深入夷陵，只能步步为营，否则巫山一带道路曲折，一旦被切断后路，用不着陆逊放火，刘备就该全军覆没了，能不能活着逃回去都十分难说。
攻打东吴离不开水军，后来西晋灭吴，就是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才黯然收的。因此还有一些人批评刘备“舍船就步”，不用水军。
这近似于指责刘备为什么不用原子弹打孙权。因为刘备不是不知道要用水军，而是没有拿得出手的水军。
自从关羽的荆州军团灭亡之后，刘备的水军就非常脆弱，相反孙权的水军实力大增。此时刘备如果选择水战，明显就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这样的傻事只有脑残才会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夷陵之战并不是什么以强攻弱、以弱胜强。刘备出动兵力四万多人，而孙权的前敌总指挥陆逊手中就有五万军队（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差不多算是旗鼓相当，甚至刘备还客场作战处在劣势。
刘备夷陵之战的失败，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
刘备大军溃败后，在长江北岸率领八千军队防备曹魏的黄权被切断了归路。摆在黄权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投降东吴，要么投降曹魏。
黄权考虑再三，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刘备正与孙权打得头破血流，投降孙权就太不厚道了，只好投降曹魏。
很快有传言说，黄权在成都的家人被刘备以叛国罪处死了。新老板曹丕迫不及待地相信了传言，出于对新员工的特殊关照，发布命令让黄权为家人操办丧事。
黄权凭着对刘备的了解，认为这个传言不靠谱，回答说：“我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都知道我的初衷，不会杀害我的家人（臣与刘、葛推诚相信，明臣本志）。这一定是个谣言，过几天就能水落石出。”
黄权如此信任刘备是有道理的。
刘备确实没有辜负黄权的信任，他理解黄权不得已的苦衷，特意对黄权的家人网开一面，待之如初。
刘备与黄权君臣相知，就如同好朋友一样，虽然相隔千里，却是心有灵犀，一切尽在不言中，古往今来，并不多见。
裴松之就拿刘备此时的作为，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做了一番对比。对比的事件是，李陵被迫投降匈奴后，汉武帝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夷灭李陵三族。
世间事经不起对比。这一比，刘备就把汉武帝远远比下去了。
虽然战前刘备就信心不足，预料到可能会遭到失败，但失败变成现实，而且变成惨败的时候，还是太残酷了一些。
刘备征战一生，转战南北，与袁绍、曹操、袁术、吕布等猛人都交过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也都亲身参与过，是见过大世面大战阵的老板。世间已无曹孟德之后，他更是唯一的老牌诸侯，如今却大败于后起之秀陆逊之手，着实有些羞愧，甚至觉得无脸回成都，就在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住了下来。
汉中争夺战，刘备对曹魏死心了。夷陵之战，他对东吴也死心了。这个百折不挠的枭雄，从此情绪低落，心灰意懒。
刘备的死心，从两个事件可以看出。
一是改鱼复县为永安。永安两字，传达出他不想再打仗的心思。
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没打出想要的清平世界，短期内统一天下是不可能的，而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等不到统一天下的那一天了。罢了罢了，就这样算了吧。
二是接受孙权的请和要求。
孙权一向是个务实的人，刘备打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紧紧抱住曹丕的大腿，甚至低三下四主动称臣，谦虚得不得了。
有句话说：以利交者、利尽则散，是指人与人之间因为相互利用而结成的关系，一旦不需要利用了，关系自然也就到头了。
打败刘备之后，孙权认为用不着再抱曹丕的大腿了，便结束了这段畸形的君臣关系，把曹丕气得干瞪眼，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要找孙权算账。
于是，孙权又来抱刘备的大腿，丝毫不在意几个月前他们还打得头破血流。
刘备接受了孙权的请和，没有执着于仇恨。因为他已经了却了为关羽出兵报仇的心愿，不是不去做，而是做不到。
过日子，不能只向后看，更要向前看。与孙权联合，依旧是刘备最好的选择。
哀莫大于心死。
章武二年（222年）冬，也就是猇亭惨败后没过多久，六十二岁的刘备身患重病，隐隐感到大限将至。
是安排后事的时候了。
知子莫如父，接班人太子刘禅能力不强学问不好，刘备是清楚的。有一次听到刘禅学习很有进步，他就喜出望外，这是一个明证（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再加上刘禅年纪还小，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刘备需要安排几位顾命大臣辅佐他。
放眼望去，此时蜀汉人才凋零（除前面提到的人物外，马超、许靖、刘巴都在章武二年病逝），最具治国能力最受刘备信任的有且只有诸葛亮。
当年诸葛亮从隆中出山之后，虽然刘备很快就说过如鱼得水的话（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实际上一开始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是凭借自己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逐步获得老板肯定的。尤其是夺取益州之后，每次刘备出军征战，都是诸葛亮留守大本营，他的能力和忠诚进一步得到了刘备的充分肯定。再考虑一下年龄问题，四十出头的诸葛亮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
孔明，就是你了。
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将留守成都的诸葛亮召到永安，进行了著名的永安托孤。
刘备托孤，历来备受称赞，被认为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让人追慕不已。但同时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尤其是近些年愈演愈烈，认为是刘备在试探诸葛亮、警告诸葛亮、吓唬诸葛亮，完全归结于阴谋论。
这一切都来源于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所说的一段话：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前面一句说诸葛亮能力远远超过曹丕，一方面是对诸葛亮能力的高度肯定，一方面是安排重要工作时老板对员工的勉励，让员工更有信心做好工作。话中的“安国”指的是治理好蜀汉，“定大事”自然指的是完成未竟的统一大业。有一些人认为，刘备说“安国”就意味着蜀汉不安，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日后诸葛亮北伐就是转移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后边分析），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古人常说“安邦定国”“治国平天下”，都是普遍意义的提法，并不是特指国家不安、天下不太平。
引发质疑的症结在于后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刘禅当了皇帝后行为不靠谱是个败家子，那么你诸葛亮可以自己当老板。有人认为，“君可自取”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三个儿子中间选择一个当皇帝，这完全是一家之言，为求新意而曲解古人。
在一个家天下的时代，刘备表示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一生得来的皇帝宝座，就由诸葛亮来坐。这样的事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只发生了这一次，可谓空前绝后。
因此，许多人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给予高度称赞。
也因此，许多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想方设法推翻它。
但这件事在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而且有多处确凿印证，真实性不容置疑。那怎么推翻？
看来只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了。不能质疑真实性，就质疑出发点和用意，于是猜测论、阴谋论纷纷出炉，连康熙皇帝都提出了怀疑。
我们知道，说话是要看对象的。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同样的一句话，说给不同的人听，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曹操、曹丕、曹叡爷孙三个轮番上阵，对司马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他好好辅佐子孙，即使说出与刘备同样的一番话来，对司马懿来说也完全是空气，到时候他照样有机会就篡位，丝毫不会跟你客气。
所以，剥离了说话的人物单独分析这段话，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说话的人物。
这段话，说话的人是刘备，说给诸葛亮听。刘备是一个看人看到骨子里的人，尤其是诸葛亮，跟随他已经十七年，他不可能不了解诸葛亮的正直和忠心。因此，刘备清楚即使说了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自己当老板，诸葛亮也不会这样做。他说这句话的用意不是鼓励诸葛亮篡位自己当皇帝，那种万不得已的情况当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那为什么刘备还要这样说呢？
答案在于七个字——诸葛一生唯谨慎。
刘备看人看得十分透彻，非常清楚诸葛亮是一个谨小慎微、胆子不大的人，他说出即使你自己当老板我都没意见的话，为的是让诸葛亮放开手脚好好去干。
为了让诸葛亮胆子再大一些，束缚再小一些，刘备还给三个儿子明确留下遗嘱，让他们“父事”诸葛亮。
可见刘备的用意是很明确的，能够引来那么多的怀疑，也只能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权谋者见权谋来解释了。
托孤，出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更出于刘备对诸葛亮的深切了解。
刘备托孤时，除了诸葛亮，还有尚书令李严在场，被任命为诸葛亮的副手，一同担负托孤重任。这一方面是让李严做个见证人，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刘备用人多多益善的思想，并不是让李严牵制诸葛亮。
因为刘备既然对诸葛亮说出你可以自己当皇帝的一番话，再加上三个儿子都要父事诸葛亮，如果诸葛亮真的要篡位，那根本就是神仙都拦不住的事情，李严也就只能低下脑袋乖乖听话，否则大好脑袋肯定要搬家。
但偏偏就有人要说刘备是安排李严牵制诸葛亮，还说李严后来被罢官是诸葛亮存心要夺权。
日后诸葛亮与李严闹矛盾，主要责任毫无疑问是在李严身上。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费口舌了。
需要指出的是，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诸葛亮存心要全面掌权，也不必过多地指责他。
因为在一个专制时代，管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谁要想干一番大事，必须首先掌握权力。
商鞅变法成功，是因为秦孝公大力支持。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死，新法全被废除。张居正能够推行一条鞭法，是因为大权在握。这样的例子，就不需要多举了。
因此，分析历史评价古人，不应该过多地看他是不是存心掌权，重要的是看他掌权后做了什么——是利用国家公权力中饱私囊、满足个人欲望，还是一心为国为民、尽心尽力！
诸葛亮主掌蜀汉大权十多年，日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家无余财！
够了，足够了！
诸葛亮终究没有辜负刘备对他的信任。
虽然诸葛亮北伐没有成功，但他已经尽心尽力了。
蜀汉之所以坚持北伐，当然不是转移内部矛盾。放在今天的时代，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是比较可行的一招，但放在诸葛亮那个时代，这完全就是扯淡。
因为要转移内部矛盾，至少需要三个必备条件：一要宣传机器足够强大用来引导舆论，二要通信技术足够发达用来随时掌握各方动态，三要交通手段足够先进，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能立即赶回老巢稳住局势。
从成都到渭水要走好几个月的三国时代，想靠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几乎就是痴人说梦，领导长期不在家，后方可能已变天。君不见日后的曹芳带着曹爽兄弟去给他爹上了一趟坟，回来就被司马懿夺了兵权，灭了曹爽三族。内部矛盾过大，领导哪敢外出？
诸葛亮能够亲自率兵北伐，恰恰是蜀汉政权内部安定团结的明证。
蜀汉北伐是势在必行。因为蜀汉以继承大汉江山为号召，如果偏安一隅，迟早要失去人心；同时蜀汉地盘在三国中间最小，如果不思进取，被大国吞并是实力决定的必然趋势。
总而言之，蜀汉不北伐只能亡国，北伐还有一线生机。
但这生机也仅仅是一线而已。之所以出现三国并立的局面，就因为三方实力接近，互相制衡，要经过一个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才能打破平衡。
诸葛亮北伐时，三国还处在实力相对接近的阶段，加上他军事谋略并不十分突出，多用正兵而少用奇谋，所以最终劳师无功。
于是，又有不少人批评诸葛亮不会打仗。事实上，打仗虽然不是诸葛亮的长项，但诸葛亮知兵的名头绝对不是靠忽悠得来的。虽然诸葛亮在刘备时代主要主持后勤工作，领兵打仗的机会并不多，但他能在北伐时想打就打，想走就走，胜多败少，损失较小，斩杀曹魏大将张郃、王双等人，把司马懿打得不敢出战，就足以证明他的军事水平，至少不在司马懿父子之下。
后世如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李世民与李靖君臣，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战争并不必然导致人民生活的苦难，尤其是对外战争，统一战争。
人口，在古代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是因为乱世之中，逃亡人口和隶属于豪强地主的附籍人口很难统计），章武元年至蜀汉灭亡时，蜀汉人口四十年间增长了20%，户数增长了40%，遥遥领先于魏、吴两国。
我们知道，人口的增长，具有滞后性的特点，蜀汉后期人口统计数字的上升，必然离不开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而前期治理内政的，正是诸葛亮，同一时期蜀汉还几次发动统一战争，却没有导致国内人民的生活艰难。
相反，蜀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君主昏庸无能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员工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日子，朝廷没有人敢说真话，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完全是一片亡国景象。
在一个政治腐败的国度，不论有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收入同样是不够用的——因为贪官污吏的欲望是个无底洞，永远也不会有填满的那一天。即使军费开支省了下来，也肯定不会省到老百姓头上，而是省到了贪官污吏的口袋中。
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腐败，失去民心，远远比对外战争可怕得多。
四十年后的蜀汉之亡，绝不是亡于所谓的穷兵黩武。
当然，诸葛亮北伐成败，是刘备的身后事了。
刘备托孤安排后事以后，病情不见好转，又给太子刘禅留下了一封遗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的遗诏，与曹操临终时的分香卖履一样，都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无论是英雄还是奸雄，在临终时都不需要伪装，也没必要忽悠自己的儿子。为了更好地认识刘备，我们有必要将这份遗诏摘录如下：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射援）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诏书中除了刘备看待死亡的坦然，最有名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两句，这是刘备人生的经验总结，教育儿子怎样做人，乃至怎样做一个贤德的君主。
但刘禅让刘备深深地失望了。
刘禅的问题不只是刘备已经看出的才能平平那么简单，他还在日后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作风，亲小人远君子，任用宦官，不思进取，贪图享乐。
尤其在诸葛亮死后，刘禅老板和他员工们都认识到蜀汉更加没希望完成统一大业了，上上下下都开始混日子。所谓的兴复汉室，到这时连自己人都骗不过去。既然是混日子，那就无非要追求吃喝玩乐，要吃喝玩乐就得有钱。
钱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羊毛从来都出在羊身上，政府的钱从根本上说有且只有一个来源——从百姓身上征收赋税！
贪官污吏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只能靠增加税收来满足，而税收过度，自然民不聊生，如孔子所言“苛政猛于虎也”。
因此蜀汉后期政治腐败，失去人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蜀汉后期出现这样的局面，责任是不能过多地追究到刘备和诸葛亮头上的。
也许有人会问，诸葛亮死后不过三十年，蜀汉就灭亡了，这三十年的变化很大吗？
答案是很大，非常大。近的以今天的改革开放来看，三十年，足够来一个翻天覆地了。远的以历史来看，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统一天下仅仅十五年就彻底灭亡了，三十年，都够完蛋两次了。
一个没有精神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
蜀汉之亡，不是亡于所谓的穷兵黩武，而是亡于政治腐败，导致国力减弱，更导致失去民心。
因为对混日子的员工来说，混是最重要的，而跟着谁混是不重要的。跟着刘老板是混日子，跟着曹老板或者司马老板也是混日子，没有多少差别。和平年代也就这么混下去了，一旦出什么大事，那是一定靠不住的。
所以，公元263年冬，邓艾率领一万左右的疲惫之卒兵临成都，蜀汉投降派立即占了上风（远远不只是谯周等几个人）。对混日子的员工来说，混才是最重要的，完全没有必要主张抵抗而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而且投降后，按照惯例还能得到更大的饭碗和更高的工资，那就赶快投降吧，谁不投降就让他滚蛋。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亡天下，从来不是空话。
蜀汉亡国之前，司马昭晋爵晋王，仅仅两年之后，曹魏就正式灭亡了。蜀汉与曹魏，可以说是差不多同时灭亡。
但偏偏有一些人非要较真说是三国蜀先亡。那么我们不妨也来较真一回。
早在蜀汉灭亡的十多年前——公元249年，司马懿夺得大权，曹魏就名存实亡。尤其是254年司马师废掉曹芳，260年司马昭杀死曹髦之后，人人都心知肚明曹魏天下已经成了司马氏的。就连曹魏纯臣鱼豢撰写《魏略》，写到这里都痛苦得写不下去了。
曹魏的实际灭亡，明显要早于蜀汉。确切点说，应是三国魏先亡。
至于史书上记载曹魏灭亡是在公元265年，只是出于司马氏不想当强盗的心理——如果以夺权的时间算起，那就意味着自己是抢了别人东西的强盗；如果以“禅让”的时间算起，那就意味着自己得天下是顺天应人，说起来就能名正言顺，骗不了别人也能骗骗自己。
很明显，做了强盗的司马氏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强盗的。因此夺权的时间才被忽略不提，“禅让”的年份才成为曹魏灭亡的法定时间。
让你什么时间灭亡，你就什么时间灭亡，想早一点都不行。
曹魏走到这样的地步，如果还说没有灭亡，也就真是自欺欺人了。
曹魏的灭亡，源于兵权的丢失。这表明建立在暴力强权基础上的政权，一旦暴力基础失去了，它的毁灭就指日可待。
天道有常，或因人势而迟，然终不误！
弥留之际的刘备看不到他亲手创建的蜀汉帝国的结局。他明白自己留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回忆构成了他最后时光的主题，浮上心头的是一幕幕记忆犹新的往事。
他记得，自己原本只是涿县街头摆地摊卖草鞋的一个普通少年，因为一颗不甘沉寂的心，拜师读书，结交兄弟，一步步奋斗，一点点努力，在黄巾起义时，乘时而起，投身乱世，开始追逐自己的理想。
他记得，沙场无情，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所幸他没有倒下，在漫漫长路上下求索，无尽漂泊，跌倒了爬起，爬起了跌倒，起起伏伏很多次，摸爬滚打几十年，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方才走到了今天，成就一方帝业。
他记得，关羽、张飞、卢植、公孙瓒、孔融、陶谦、麋竺、陈登、曹操、吕布、袁术、袁绍、刘协、赵云、刘表、诸葛亮、庞统、黄忠、魏延、孙权、周瑜、鲁肃、刘璋、法正、许靖、马超……这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有些人是不离不弃的兄弟，有些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些人是令人尊敬的师长，有些人是你死我活的仇敌，有些人已经死去了，有些人还活着。
而如今，他也要像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一样，撒手人寰了。
亲手创建的帝业，只完成了一半，一统河山的抱负，已经没有时间去实现。起初我以为，刘备去世前的心情，一定是无比遗憾与悲愤的。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刘备，读懂了他的一生，读懂了他的坚持，我才发现我错了。刘备去世时的心情，没有太多的遗憾，没有太多的悲愤，而是十分平静、波澜不惊的。
谜底就在刘备的遗诏中。诏书全文只字未提让刘禅继承遗志、一统河山，更没有像五代李克用那样满是怨念地给儿子李存勖留下必须办的三件事（讨刘仁恭、击契丹、灭朱温），诏书通篇都是一个父亲临终前对儿子的谆谆教导，教育儿子怎样做人。
秦皇汉武今何在，千秋霸业转头空。
在刘备眼里，做人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儿子刘禅能不能恢复中原、中兴汉室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学会做人。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唯贤唯德，能服于人。
即使没有能力成为雄才伟略的君主，你依然可以坚守自己的理想和良心，做最好的自己。
重视做人，不只是当时渴望贤君良臣、仁政德治的社会环境的要求，而且在今天的时代也毫不过时。做人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在利益的纷扰中和生存的压力下，许多人都主动或者被动地一再降低了做人的底线，甚至多次背弃了做人的原则。
而刘备，以他浓墨重彩的一生，坚持着自己的原则，践行着自己的理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终其一生，庶几无愧！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二十四日，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崩于永安宫，年六十三。葬身之地至今未明，设衣冠冢于成都之南，即今天的成都武侯祠惠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