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有中兴英主之称的汉宣帝刘询与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刘奭讨论治国之道时，曾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是一代英主对治国之道的终极思考和选择。此后两千年，中国帝王的治国之道基本沿用这一方略，从不外乎王道和霸道两者。
那么，什么是王道？什么又是霸道？简而言之，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王道”重于“德”，“德”胜“术”而“王”，而“霸道”重于“术”，“术”胜“德”则“霸”。
孟子说得更明白：“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依靠武力、假托仁义，是为霸道；依靠道德、推行仁政，是为王道。汉代大学问家刘向，也曾在《新序·善谋》中解释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至于王道与霸道的效果，孟子也给出了答案：“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王道优于霸道，是三岁孩子也明白的道理，但为什么一生倡行仁政的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结果却是“莫能用”？答案只有一个：以力服人简单易行，见效快，以德服人则难以实现，见效慢。面对一个强者，众人不敢不服，不服就打到你服为止，因此推行霸道只需要强化统治机器就可以做到。若想推行王道，首先要搞清楚谁有德、谁无道？一方面需要人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人们有坚持是非的定力，不因自己的利益而左右是非判断，更不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所以需要教化民众，树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
因此，在诸侯征战、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子提倡的王道注定被束之高阁。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则是推行霸道的典范。战场上砍一颗人头，则赐爵一级，“劫以刑，驱以赏”，有功则赏，有过必罚，驱使秦国军民焕发出彪悍无比的战斗力，终于剪灭战国群雄，一统六合。
但大秦帝国的命运大家都很熟悉，秦始皇臆想中的千秋万世只传了二世，便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秦朝灭亡的原因，贾谊也早已在《过秦论》中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汉朝吸取前代教训，确立的治国之策，正是“以霸王道杂之”，崇尚以德服人、以孝治天下，如果你不听话，那么对不起，只好以力服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究竟是王道多一点，还是霸道多一点，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君主有不同的做法，但终归没人敢丢掉“王道”二字。
到了三国乱世，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约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几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每个人都承受着空前的生存压力，斗智斗勇的水平登峰造极，人的欲望之花肆行无忌，人性之恶彰显无遗。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的曹操，更是典型的推行霸道之君主。曹操的“霸道”，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屠城杀降样样都干。《三国志》记载，曹操有固定的军令，“围而后降者不赦”；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后，将投降的袁军将士全部坑杀；得知父亲被杀后，曹操进攻徐州，更是“所过多所残戮”（《后汉书》记载：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起草的檄文评价曹操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檄文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立论有所依据（杀边让、杨彪、赵彦，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掘梁孝王墓），并非空穴来风。
二是用人唯才而不顾德。对于曹操多次下令求贤之事，明末大儒顾炎武有话说：“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破坏容易建设难，王道的治化、社会之伦理，东汉数代君主倡行的成果，被曹操一人毁坏而荡然无存。
曹操为什么屠城杀降、重用无德之人？原因也很明显，霸道简单易行，不择手段更容易达到目的，不苛求德行更容易吸纳“为我所用”之人才。这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必然选择。
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还有一些人，即便是在这样的乱世，依然坚持着正义的理想，坚持着做人的良心，坚持着道义的原则。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总算还有。
与曹操对抗一生的刘备，曾自己总结斗争经验与成功的方法论：“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这段话虽然不乏政治宣传的成分，但刘备一生的行事，足以当得起“王道”二字。
关于刘备集团，史书中不但没有屠城杀降只言片语的记载，有的反而是为了百姓而甘于失败的事迹。比如赤壁大战之前，刘备率军民南撤，明知曹操追兵将至也不愿抛弃百姓，最后惨败于当阳长坂；再如关羽北伐水淹于禁七军后，宁可养着三万多降卒也不杀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关羽只好去孙权的地盘上抢粮食，再次触怒了孙权，导致孙权与曹操联手，派兵偷袭荆州，关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也彻底断送了刘备集团一统天下的希望。
这便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在，也是王道与霸道的利弊所在。
刘备与曹操之争，并不是简单的争天下，更是王道与霸道之争。这也是诸葛亮、关羽等杰出人才，之所以矢志不渝地跟随初期几乎一无所有的刘备的原因所在，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跟着刘备，而是为了实现同样的理想——践行王道而一起打拼的伙伴、战友乃至兄弟。
可叹的是，在这一轮王道与霸道的交锋中，占上风的仍是霸道。
可悲的是，善政劝人向善，恶政驱人为恶，霸道占上风之后的结果，无非是以暴易暴、以奸诈战胜奸诈，于是曹丕代汉称帝之后不过几十年，便是司马氏篡魏的以牙还牙。
王道式微、霸道盛行，带来的恶果是固有的价值体系崩溃、整个社会风气急转直下，贾后乱政、八王起兵，终使五胡铁蹄蹂躏中原故土，华夏神州沦为腥膻之地，史上首次衣冠南渡，中华文明不绝如缕。
历史不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中，同时也存在于人心中。刘备之仁，在三国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都是一个近似于常识的普遍认知。
北宋时，苏轼在笔记《东坡志林》中写道：“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人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尊刘贬曹的理念，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早已根植于人心之中，是倡导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符合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所以能盛行于世，不是因为这部改变了人们的认知，而是它尊刘贬曹的主旨契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凡事皆有利弊，《三国演义》虽然使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如鲁迅先生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造成了人们对三国许多人物的误解。
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大众读《三国志》等传统经史渐少；同时，原为小道末技的，地位又大幅提升。因此，大众心目中的三国人物形象，逐渐被来自《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所取代。再加上道德高于一切的传统观念已经崩塌，大众普遍急功近利，崇尚所谓的真性情与个性，刘备的艺术形象在这方面失分很多。于是，刘备这位传统公认的仁义之君、乱世雄主，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只会哭鼻子的伪君子、低能儿。可以说，大众对刘备的认知已经偏移得太多，与上千年来的共识相去甚远。
过往的历史是永恒不变的，大是大非问题也不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只能是当代人们认知的不足而导致。这让我隐隐有了用自己的笔，为刘备正名的冲动。
身在尘网，想必诸位也已发觉，在今天这个时代，成功学泛滥成灾，厚黑学大行其道，任你白如玉、清如水、心如赤子，浸泡在千年沉积的酱缸文化中，难保不会黑如墨、浊如泥、狠如蛇蝎。许多人为了追逐所谓的成功，底线可以一低再低，廉耻可以毫不顾忌。
忆古思今，两相对比，我更意识到身处三国乱世的刘备，终其一生能坚持正道，践行儒家推崇的王道仁政，不屠城、不杀降，对兄弟义、对臣下礼、对百姓仁，是多么难能可贵！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又是何其令人痛心！
历史怎容任意涂抹，是非岂能随意颠倒？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促使我几乎读遍所有关于刘备的第一手史料，耗费诸多心血，写出了《善败者刘备》这部作品，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上的真实刘备，若进而能从刘备身上悟到一些为人处世的智慧，则善莫大焉。
虽有漫天雾霾，但若有清风吹来，总会有风朗气清的美好时刻。为了这一时刻的早日到来，我愿尽一份微薄之力。
初稿写成后，我一边修改一边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版块连载，以期吸收读者的意见，让拙作更加完善。
书稿初版付梓前，负责本书的编辑约请曾任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的童超先生拨冗作序。童老先生不顾已过古稀的高龄，一一审读了全部稿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指导性意见，并指出了一些细节性问题，尤其是校正了一些古今对照的地名，之后为这本书作序推荐。这不仅是一位学界前辈对后学青年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和殷勤勉励，更体现出童老先生严谨求真、开拓创新的治学风范，让我感佩莫名。
所幸努力没有白费，书稿出版后，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百度贴吧刘备吧的网友，更是将这本书视为刘备吧的“吧书”。随后，这本书的繁体版也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
第二版问世前，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先生，著名历史作家、《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先生，不以拙作浅陋，欣然推荐，感激之情无以名状，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这版经过了我的一番认真修订，但愿能够让读者诸君有所收获。你们的认可，方是一个作者最大的荣幸。
剑眉枉凝
2021年初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