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被刺后，谋杀者并没有能控制罗马的局势，罗马平民对恺撒心怀好感，对谋杀者冷眼相对，权力落到了恺撒的得力助手、这一年的执政官马可·安东尼（约公元前82—前30年）之手。元老院惧于恺撒在人民中间的巨大威望，没敢宣布恺撒为暴君，也没敢没收他的财产和废除他的各项法令，但同时却宣布大赦杀死恺撒的凶手。元老院的决定显然是不合理的。恺撒既不是暴君，谋杀他就是犯罪，就不应得到赦免。这个决定是反恺撒的元老贵族和拥护恺撒的反贵族派斗争的一个暂时性的妥协产物。元老院在作出赦免刺杀恺撒凶手的决定时，委托安东尼处理恺撒后事，这给了安东尼打击谋杀者，把权力控制在手中的机会。安东尼公布了恺撒的遗嘱。遗嘱指令他姐姐的外孙屋大维为他的养子，将遗产的1/4给他，台伯河对岸的私人花园赠给罗马人民，赠给每个罗马公民75块银币。遗嘱中还提到将其余的财产分给另外两个侄孙，如果他们不要，则给布鲁图斯和安东尼。这份遗嘱反映出恺撒虽有君主的权力，却不是东方式的君主，除了收屋大维为养子或继承人外就是对他的私人财产进行分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罗马城的每个罗马公民都有遗赠，这说明，在恺撒的心里，他是罗马人民的保护者，是国父，遗嘱对他的无上权力没作任何安排，只字未提，而权力的安排正是东方君主遗嘱最重要的内容。遗嘱完全是传统的，没有丝毫君主制的色彩。
遗嘱的公布，使对恺撒是暴君的指责不攻自破，使人们对他的怀念和感激之情陡增，开始指责谋杀者，认为受到恺撒如此厚爱的布鲁图斯竟杀害恺撒是恩将仇报。恺撒的尸体被抬到广场时，群情激愤。当安东尼展示被刺穿了23次的血衣，发表赞扬恺撒的葬礼演说时，愤怒的人群发出了“为恺撒报仇”的吼声，冲向元老院，冲向凶手们的家中。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等谋杀者，急忙逃出了罗马。执政官安东尼成了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俨然以恺撒继承人的身份行事。
这时，年轻的、仅有18岁的盖乌斯·屋大维（公元前63—14年）以恺撒的养子，也就是继承人的身份来到罗马，向安东尼索要他应得到的恺撒遗产。安东尼没有把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放在眼里，他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屋大维说：“全靠我冒着危险同元老院斗争，你才能享受你目前的显赫地位。你，年轻人，在和长辈说话时，最好为了这些事向我表示感激。”安东尼这时还没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对他的威胁。屋大维虽年少，却出奇地成熟和机智，他仗着恺撒的声望和大量遗产，招募了一支由恺撒老兵组成的军队，同时，利用安东尼和元老院的矛盾，取得了元老院贵族派首领西塞罗的支持，逐渐成为谁也不能轻视的有权势人物，成为安东尼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时，庞培的儿子塞克斯杜斯·庞培也东山再起，在西班牙招募军队，公开提出要参与恺撒死后的权力再分配，罗马又一次陷入群雄并立、逐鹿中原的状态。这和君主国国王死后争夺王位的情况何其相似！
公元前43年春，屋大维参与的元老院联军在山南高卢的穆蒂纳打败了卸任执政官、任高卢总督的安东尼，这使他退到了山外高卢。然而，打败了安东尼的元老院神气起来，不把屋大维放在眼里。轻侮和慢待使屋大维疏远了元老院。11月，屋大维转而和安东尼以及另一个手握重兵的原恺撒的骑兵长官、大祭司雷必达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洛尼亚会晤，屋大维和安东尼握手言欢。三人缔结了协议，成立了三人同盟，历史学家把这次三人同盟称为“后三头”，以区别于恺撒、庞培、克拉苏的三人同盟。三人瓜分了行省，安东尼分得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屋大维分到阿非利加、西西里和撒丁诸岛，雷必达分得西班牙和那尔旁高卢。意大利由三人共同管理。亚得里亚海以东地区，这时尚在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控制之下，由安东尼和屋大维负责征讨。雷必达驻守罗马。三人结盟后，率军进占罗马，解散原来的政府，强迫公民大会作出决议，批准了他们的协议，并委任三人拥有5年全权处理国家事务的无限权力。这样，三人同盟就在“安定国家”的名义下，用军事手段公开地、赤裸裸地夺取了5年独裁权力，这次三人同盟不同前一次，它一开始就是公开的。经过恺撒独裁统治，三人独裁已用不着采取秘密的形式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国家政权形式，共和制的原有各种机构包括公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仍然保留，权力却由屋大维等三人掌握。这种三人共同执政、分享独裁权力只可能是向个人独裁统治过渡的临时统治方式，三人同盟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三人的关系其实是互为水火，但又必须互相利用的暂时联合。
安东尼像
三人同盟以为恺撒复仇为由，对政敌进行屠杀，实行公敌宣告，列入名单的，除政敌外，还有许多普通的富豪。只要列入名单，人人可捉而诛之，并凭人头领奖。公敌宣告使罗马成了恐怖世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些无辜的妇女和未成年的儿童也被牵连而遭杀害。有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被捕杀。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共和制的坚决维护者西塞罗并没参与杀害恺撒的密谋，却也没逃过这场灾难。安东尼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西塞罗被杀后，安东尼甚至把西塞罗的头带回家，用餐时，放在桌上，每看一眼就发出一阵狂笑。他的这种歇斯底里和恺撒对政敌的宽大仁慈有天壤之别。这是伟大人物与一个普通军事统帅的区别。安东尼的歇斯底里说明他缺乏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公敌的财产都被没收，并被三头赏赐给他们的亲信和部属，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在罗马大杀政敌时，他们最主要的政敌、杀害恺撒的元凶、贵族共和派的重要人物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在希腊聚集了一支共有19个军团、总人数达8万人的庞大军队，准备为挽救共和制作最后一搏。这支军队人数虽多，却大都是从东部行省招募来的雇佣兵，战斗力并不强。公元前42年，屋大维和安东尼率领19个军团约10万人，渡过亚得里亚海而来。10月，两军在马其顿东部的腓力比城城郊激战。屋大维在右翼，被布鲁图斯击败，险些成了俘虏。安东尼却在左翼重创了卡西乌斯。卡西乌斯溃逃时，慌乱中又误把布鲁图斯派来报捷的骑兵当成敌方追兵，绝望中，自杀了。这一次激战，互有胜负，但布鲁图斯一方折了大将，影响了士气。20天后，两军进行了第二次腓力比之战。屋大维和安东尼合兵包围了布鲁图斯。布鲁图斯虽奋力抵抗，但因兵力悬殊，支持不住，队伍溃散。他率领4000名残兵逃往山中，但士兵不愿再战，要求他和敌人和解。布鲁图斯知事难挽回，万念俱灰，也自杀了。共和派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就这样被彻底消灭了。后世史学家因此称腓力比为“共和派的坟墓”。其实，共和制早就被埋葬了。腓力比战役不过是些共和派残余分子的垂死挣扎。他们已不能代表共和制了，他们所依靠的不是意大利，而是充满帝王色彩的东方，他们的军队不是来自意大利的公民兵，而是来自东方行省的雇佣兵。腓力比战役与其说是君主派与共和派的决战，还不如说是另一场苏拉和马略或恺撒与庞培的战斗，谁赢了，谁就可能是军事独裁者，而不可能回到共和制去。
腓力比战后，胜利者重新划分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安东尼负责征服东方，重新把东方置于罗马统治下。屋大维回师意大利，负责挫败三人联盟在西方的敌人。
屋大维率军返回意大利后，在意大利实行把城市居民的土地分给退伍士兵的政策，同时又杀了一些贵族，引起了意大利有产者的憎恨。安东尼的弟弟、公元前41年的执政官鲁乌斯基·安东尼和安东尼的妻子福尔维亚乘机招募军队，到处煽起反屋大维的骚乱。他们的口号是：消灭三头，恢复共和和保护一切被压迫者。屋大维采用严酷的手段对骚乱进行镇压。公元前41年年末及前40年年初，屋大维的亲信阿格里帕把鲁乌斯基和他嫂子福尔维亚围困在佩鲁西亚城，迫使他们在公元前40年2月率部投降。屋大维可能是看在安东尼的面子上，赦免了他们，但却收编了他们的队伍，并放任部下将士在佩鲁西亚城随意抢劫。屋大维对一个意大利城市竟像对待一个敌国城市一样，在这里士兵的利益成了最重要的了。
安东尼不能容忍屋大维收编他的军队，占领高卢，急忙从东方返回意大利，和屋大维交涉。
这时，东方各行省面临帕提亚的严重威胁，西方，庞培的儿子塞克斯杜斯·庞培依靠一支有海盗和奴隶参加的强大海军，占领了西西里，控制了地中海，并不时对意大利进行海盗式袭击，给罗马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面对这种险恶形势，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屋大维和安东尼暂时放下了两人之间的不快和矛盾，在雷必达的调解下，重归于好。公元前40年10月，三人在意大利东南角的布隆迪西缔结了一项新协议，对行省进行了重新分配：安东尼统治东方行省，负责对帕提亚的战争，屋大维管理西方行省，负责征讨小庞培，雷必达管理非洲行省。意大利则仍由三人共同管理。为了强化同盟关系，如同当年恺撒把女儿嫁给庞培一样，屋大维把自己守寡的姐姐屋大维亚嫁给丧妻的安东尼为妻。安东尼和屋大维亚的婚姻完全是政治婚姻。屋大维亚的美丽和贤惠虽也使安东尼动心，但安东尼这时已热恋上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他的心并没在屋大维亚身上，他和屋大维亚的结合就和他与屋大维的结盟一样，很脆弱，随时都可能断。
布隆迪西会议后，三人矛盾暂时缓解，塞克斯杜斯·庞培成为三头统治的最大障碍。塞克斯杜斯以西西里为基地，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地中海上的霸主，不满三头统治的人都蜂拥而来投靠他。屋大维虽想尽快消灭他的势力，但力有所不及，只好让步，等待时机。公元前39年，三头和小庞培达成协议，承认小庞培为海军统帅，治理西西里、撒丁尼亚和伯罗奔尼撒，并答应归还他父亲被没收的产业，赦免投靠他的被通缉的罗马公民。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知道三头和小庞培和解的消息后，人人高兴，因为他们认为和平恢复了，可以免于内战之苦了，其实，和平并没到来，内战只是暂停了一下。三头对小庞培的让步并没有减轻他对三头的不满，他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安东尼不让他在伯罗奔尼撒收税，他便又干起了袭击地中海商船的海盗式勾当。三头和小庞培之间的和解很快就结束了，战争又起。
屋大维虽用全力征讨小庞培，却很不顺利，收效甚少。公元前38年，屋大维的海军舰队被小庞培的海军和风暴彻底摧毁了，屋大维似乎已不能凭一己之力去消灭小庞培的势力，不得不请求安东尼给予支持。
公元前37年春，三头的5年独裁权力到期了。三人在塔林敦会晤，缔结了一个新协定，将三头权力延长5年。这次会晤很急促，安东尼急着返回东方，应付和帕提亚人的战争。安东尼和屋大维协议互相支援，安东尼支援屋大维120条战舰，屋大维则送给安东尼2万名意大利军团士兵作为回报。应屋大维亚的请求，安东尼又送给屋大维10条三列桨大船，屋大维则送给他姐姐1000名精兵，做她的卫队。会后，安东尼返回叙利亚，但却把妻子屋大维亚留在屋大维这里。夫妻分离，可能是后来安东尼完全投入克列奥帕特拉怀抱的一个原因，但更有可能的是，安东尼留下妻子就是为更方便地和克列奥帕特拉在一起。
塔林敦会晤后，屋大维和小庞培的战争，仍不见起色，他的舰队在遭遇战中，多次被小庞培的舰队击败。然而，公元前36年9月，两军在西西里的瑙洛丘斯湾的决战中，屋大维的助手阿格里帕所率领的舰队却彻底击溃了曾经无敌的小庞培的舰队。庞培逃到米利都，被安东尼追杀。雷必达参加了对小庞培的战斗，战后，他企图独占西西里，招致了屋大维的不满。屋大维用武力剥夺了他的军权，只让他保留一个祭司长的头衔返回意大利。这样，在恺撒遇刺后仅仅过了8年，恺撒的养子、继承人，只有27岁的屋大维就已经完全控制了罗马的西部世界。
在屋大维在西方的势力不断增长、声誉日隆的同时，安东尼在东方的发展却屡受挫折。安东尼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也不乏政治才能，他加强了自己在东方行省的统治，但在见了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这位曾迷倒恺撒的美人后，便把政务放置一边，任由副将处理，而自己则随女王去了埃及，和她过起了逐日设宴、寻欢作乐的东方帝王生活。和屋大维亚结婚也没能终止他对克列奥帕特拉的迷恋。塔林敦会晤后，安东尼返回东方，又一头扎入她的怀抱。安东尼情场上得意，战场上失利，公元前36年对帕提亚的战争，惨遭失败，损失巨大，声誉一落千丈。罗马征服帕提亚的企图遭到沉重打击，罗马人想越过幼发拉底河，步亚历山大大帝后尘的雄心，从克拉苏到恺撒，再到安东尼，一次一次落空了。
公元前34年，安东尼在败于帕提亚的回师途中，征服了亚美尼亚，俘获了亚美尼亚国王。然而，这次胜利却使他和罗马人民的关系更疏远了，因为他一反惯例，不在罗马城，而在亚历山大里亚举行凯旋式。这严重损伤了罗马人的感情。他似乎已不是罗马统帅而是个东方君主了。
公元前32年，三头独裁权限期满，屋大维和安东尼也彻底决裂了。安东尼正式修书遗弃妻子屋大维亚，和克列奥帕特拉结婚。安东尼还把罗马东方行省的部分地区赠送给克列奥帕特拉和她的子女。这引起了罗马人的极度不满。恺撒爱克列奥帕特拉，克列奥帕特拉处在恺撒的控制下，恺撒甚至把她带到罗马进行宣扬。安东尼爱克列奥帕特拉，但克列奥帕特拉控制着安东尼，安东尼完全为情为色所迷。
屋大维发誓要为他的姐姐和家族蒙羞复仇。他大造舆论，攻击安东尼出卖国家利益。安东尼针锋相对，扬言屋大维无权做恺撒的继承人，恺撒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儿子恺撒里昂才是恺撒的合法继承人。当忠于安东尼的两个执政官在元老院攻击屋大维时，屋大维率领大批武装随从进入元老院，驱逐了大约300名拥护安东尼的元老。两位执政官也被迫逃到安东尼那里去了。屋大维还违背传统习俗，强迫维斯塔神庙贞女交出安东尼遗嘱并将之公布于众。遗嘱中有安东尼请求把他葬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和批准他对克列奥帕特拉七世的赠予等内容。屋大维利用群众的愤怒和不满，诱使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作出决议：剥夺安东尼执政官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并以侵占罗马财产为由，向克列奥帕特拉宣战。
战争还没开始，屋大维就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屋大维没有向同胞安东尼宣战，而是向外国人、“东方女妖”克列奥帕特拉宣战，反对屋大维就是站在外国人一边反对罗马人。屋大维打着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旗号，名正言顺，他的军队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是讨伐不义，因为他征伐的对象侵占了罗马人的财产，这使和克列奥帕特拉联合在一起的安东尼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其实，这仍是一场窝里斗，是罗马人打罗马人，和恺撒与庞培之间的战争没多少不同，从地域上看，是罗马的西方部分和罗马的东方部分的一次较量，是一次“楚汉”相争。屋大维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夺得全罗马的控制权、单一的独裁权，他已经把小庞培消灭了，把雷必达搞下台了，现在轮到安东尼了。
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精心准备。屋大维筹集了尽可能多的钱，调集了400艘战船、10万名步骑兵。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一起拼凑了500艘战船、步骑兵9万人。双方兵力大致相当。
公元前31年9月2日，屋大维率领的海军与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的联合舰队在希腊西部海岸的阿克提翁展开了决战。屋大维的舰只体积较小，但灵活机动，安东尼的舰只体积大，前面装有塔钩，可以钩住敌船，但比较笨重，转动不灵。战斗一开始，屋大维舰队就充分发挥其灵活的特点，用冲撞和火攻击伤敌舰。安东尼舰队在敌舰猛攻下，出现紊乱。克列奥帕特拉在这紧要关头，为保存实力，率领她的舰队弃阵而逃。安东尼见爱人跑了，无心恋战，置正在苦战的舰队于不顾，撤离战场，尾随而去，只有1/4的舰队随他们突围出来，剩下的大部分舰队，见指挥官逃走，纷纷放弃抵抗，投降屋大维。战斗很快就以屋大维的大获全胜而结束了。
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逃回了埃及，但已无力再和屋大维抗衡了。公元前30年夏，屋大维进军埃及，把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围困在亚历山大里亚。绝望中，安东尼提出要和屋大维单个决斗，遭拒绝，又误以为克列奥帕特拉自杀了，便伏剑自刎。克列奥帕特拉又故伎重演，弃安东尼而想以美色诱惑屋大维，但这次她的美色没起作用。她不愿被屋大维带往罗马遭受在凯旋式上被展示的屈辱，自尽了。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埃及托勒密王朝也随着女王的死亡而最终灭亡了。屋大维处死了她和恺撒的私生子恺撒里昂和她与安东尼的长子。埃及被作为由屋大维亲自管辖的特殊行省并入罗马。埃及女王的全部财产都被屋大维收归己有，结果使他比罗马国家还要富，这大笔的收入使他有能力给老兵发军饷，维持军队对他的忠诚。
内战结束了，“楚汉”相争终于有了个结果，屋大维成了罗马的第一人。这一次长达14年的内战结果再次说明，共和制终结了，一个君主式的人物死了，必然还会出现另一个君主人物。法律、元老院、公民大会对于这样的人物都没有约束力，传统、习俗也被抛置一边。决定一切的是军事力量，是军事统帅的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指挥才能。不管谁战胜谁，罗马都将处于个人统治之下，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尽管罗马的个人统治不同于东方的君主制，但总是个人统治而不是共和制的寡头统治。
罗马从共和制走向个人统治，走向帝制，道路曲折艰险、困难重重，付出了沉重代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在内战中基本上停步了。如果没有内战的消耗，如果恺撒不死，罗马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屋大维战胜安东尼还意味着罗马的西部取得了对罗马东部（包括希腊）压倒性的优势，这有利于维护罗马城和意大利在罗马国家的核心地位。
公元前29年，屋大维回到罗马。罗马人民和元老院给予了最热烈和最隆重的欢迎。他们不是欢迎一般的凯旋统帅，而是欢迎一位最终结束了百年内战和动乱，给罗马人民带来渴望已久的和平和宁静的庇护人。屋大维已不仅仅是个军事统帅，而是所有权力在手的、没有了竞争者的独裁者。他的胜利、他的成功不仅意味着整个地中海世界，包括埃及和部分两河流域，都一统在罗马的鹰旗下，而且也意味着罗马百年内战和扩张以他个人的胜利而告终。地中海世界实际是统一在个人权力之下，这种个人权力和东方早已存在的个人权力大同小异，本质上没什么两样。
这样的结果，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从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开始，不少人都是为维护共和制，为使共和制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为克服共和制的弊端进行斗争，实施改革。但历史的发展不可逆转，共和制虽有诸多令人称道的优点，却不适宜统治一个大国，其实，罗马从超出城邦的范围，就不是个完全的共和制国家了，到它成为地中海的霸主时，虽仍有共和制之名，所谓“罗马人民和元老院”（罗马共和国的全名）只是罗马国家的极少一部分，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不在罗马人民之列，元老院和所谓罗马人民对行省和非罗马公民实行的完全是帝国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从它征服迦太基开始就是个帝国，不过不是东方式的个人专权的帝国，而是寡头统治的帝国。这个帝国开始到了用帝制取代共和制的时候了。
不过，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转变的确非常困难，尽管这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恺撒时，已具备了这种转变的条件，恺撒也许想使这一转变更和平些和取得人民的支持，因此，当安东尼把王冠戴在他头上时，他在人群的冷漠态度下，三次戴上又三次取下。最终恺撒还是被人以除掉暴君为由谋杀了。恺撒的死并不能阻止向帝制的转变，这不过是把这转变又推迟了十几年。但恺撒的被刺也说明，要真正在罗马当东方式的君主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罗马人不是东方的子民，他们是公民，有参政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要他们完全抛弃公民权，尽管这种权利已名存实亡，做东方式的子民，不是那么容易的。
屋大维深知这一点，回到共和制已不可能，可能也是他不愿意的，而要真正名正言顺地登上帝王之位，却又会招来长期处于共和制下的罗马人民的反对和厌恶。这个看起来难以两全的难题，屋大维却以超人的政治才能，出色地解决了。他创造了一种在形式上保留原有的共和政体，而在实际上又合法地把毫不逊色于东方君主的绝对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体。他所创造的这一全新政体被后人冠名为“元首制”或按音译为“普林斯制”。这是因为他被尊为“普林斯”（princeps），也就是元首。元首（普林斯）的意思是第一公民，国家第一人，或元老院第一名元老。这个词的拉丁文本意和汉语的“元首”并不是对应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同的。中国古代也称帝王为元首，而把他的大臣，称为股肱。这个元首就是头，脑袋。这是个比喻，很恰当地反映了帝王的地位，他是指挥者，发号施令的。大臣作为他的股肱只能为他办事。在汉语里，元首并没第一公民之意，而这个第一公民的称谓非常恰当地表明了屋大维和东方君主的不同之处，他不是高居于万民之上的、万民敬仰的君主，而是他们中间的第一人。这个称谓本身就具有共和制的深刻痕迹。
屋大维战胜安东尼，大权在握，这本是他梦寐以求的，但他却以共和制忠诚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苏拉也曾经这样做过。他不仅没削弱元老院，反而尽力加强元老院，提高元老院的地位。公元前27年1月13日，他在元老院发表令人激动不已的演说，宣布把自己的权力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他说，他为过去的作为感到不安，但那是出于对父母的孝心和为惨死的父亲报仇。他和安东尼、雷必达两个无赖共事是违心的，是为了维护共和国，因为共和国不允许他把她交给一个堕落的罗马人和一个出身野蛮民族的皇后手中。现在，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和他的同胞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他给他的国家带来的幸福，因此，他宣布：“我将不再领导你们……请从我手中取回自由的共和国。请接受军队和被征服的行省，并且按你们自己的意愿来治理吧。”
不知屋大维发表还政于民的演说时心里是如何想的，但不管怎样，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着棋，恺撒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没能下出这样一着。西方民族喜欢直来直去，像这样其含意曲里拐弯的一着一般人是下不出的。中国古代帝王却常有这样的举动，禅让就是一例，明明是自己要当皇帝却偏偏要说成是别人让自己当的，还要再三推辞，好像是众意难违、勉为其难。屋大维宣布还政于民的前提是元老院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了，除了选择屋大维来统治这个国家已别无选择了。但是屋大维这一并不能使情况发生什么变化的演说却为他赢得了五体投地的感激和赞扬之词，他的威望更高了，元老院坚决地毫无异议地拒绝了他的辞呈，请求他决不要抛弃掉依靠他才终于得救的共和国。他还政于民、还权力于共和国的结果，是罗马人民请求他别抛弃他们，别抛弃共和国，不是他夺取了共和国的全部权力，而是他拯救了共和国。他是共和国，也就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保护者了。按照传统的庇护观念，庇护者是不能随便抛弃他的被保护者的。
公元前27年1月16日，也就是屋大维发表还政于民演说后的第4天，对屋大维感激涕零的元老院授予了他“奥古斯都”的尊号。奥古斯都是个含有神圣、庄严、伟大等令人尊敬的并带有宗教色彩隐意的词。据说，屋大维曾希望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尊他为“罗慕路”。罗慕路是罗马开创者的名字，是罗马传说中的第一任国王。因考虑到这一称号会产生企图称王的嫌疑而放弃了。屋大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奥古斯都”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既可显示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不会像诸如帝、王、独裁者或神等称号那样引起元老共和派分子的不满和攻击。“奥古斯都”这一尊号和中国的皇帝这样的至尊称号一样，不是某一个人独有的。屋大维以后的元首也都被尊为奥古斯都，不过屋大维是第一个获此尊号的，后人就以这一尊号称屋大维。元老院还在元老院会堂安放一面金盾，上面镶刻有“因勇敢、仁慈、公正和虔诚而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尊号”等字。屋大维生于8月，元老院根据恺撒的先例，把8月命为奥古斯都，又因他和恺撒同尊，8月的日数也不应少于7月。这便是为什么西历7、8两月同是31天的由来。这样，屋大维在宣布还政于民后，不仅没失去任何权力，反而使过去不合法获得的独揽一切的独裁权力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合法地授予了。他还获得了“奥古斯都”这一显示至尊地位的尊号，赢得了共和国维护者的美名。奥古斯都就这样非常漂亮地开始建立他的元首制。
后人都把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作为罗马帝制的开始，但这完全是一种罗马式的、特殊的帝制。形式上，罗马在政制上没发生根本的变化，仍称共和国。元老院和其他共和制机构如公民大会仍存在。有人认为元首制是种两元政体，罗马政府是个双元政府，是由元老院和元首共同管理的。实际上，元首是至高无上的，元老院以至公民大会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元老院愈来愈成为元首的驯服工具。
元首有许多地方不同于东方的君主。理论上说，东方君主的权力源于天，源于神，君权神授。而罗马元首的权力源于民，他的所有权力或者说他的所有职务形式上都是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的。这就使元首制有一件东方君主制所没有的共和制外衣。
和东方君主的不同还在于，元首的权力并不像东方君主那样只基于国王或皇帝一种职位，元首不是国王，奥古斯都这时也只是荣誉称号，本身并没包含有任何责任和权力。元首的权力来自他众多的职务。这众多的职务也是原有的，是共和制的、传统的，而不是新增加的。
奥古斯都从公元前32年到公元前23年连任10年执政官，从公元前19年又获得了终身执政官的荣誉职务，也就是说终身享有执政官的权力和地位。共和制下任期只有一年的两人共任的最高行政长官、政府首脑变成了元首制下的终身职务，名虽没变，性质已变了。
奥古斯都喜爱保民官这一职务。这一职务显示他是罗马人民保护者的身份。公元前36年，他还在和安东尼逐鹿中原时，就被授予终身保民官职务，公元前23年又被重新加以确认。共和制下只一年任期并不能兼任其他官职的保民官，在奥古斯都这里变成终身的可兼职的了。这一职务使奥古斯都有权取消任何其他官员的措施和决定，也使奥古斯都人身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可不受任何批评和诽谤。公元前22年，他被“赠予”召开元老院会议和在元老院会议中任主席的权力。
古罗马是个宗教国家，宗教的力量和影响无所不在。元首通过担任大祭司长等宗教职务成为宗教首脑。
军队是奥古斯都元首制的支柱，他的一切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就是军权。公元前29年，他就获得了“最高统帅”称号，这个最高统帅或大将军或凯旋将军，就是后来的皇帝。“最高统帅”一词演变成皇帝，说明罗马的皇帝是靠军队支持的。中国汉字的“皇”和“帝”都是天神的称号，皇帝称号表示皇帝的权力是神授的。奥古斯都任最高统帅就成了军队的最高首领，有任命一切军事长官、征募军队及宣战或媾和的权力。最高统帅这些权力是逐渐形成的，共和制初期，统帅都是临时的，往往由执政官担任，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军权成为高于行政权力的权力正是罗马帝国的特点。公元前23年，他获得了统治帝国广袤疆域的总司令权。行省分元老院管辖的行省和元首亲自管辖的行省，总司令则有对帝国一切行省的总督权。
奥古斯都就是靠这样众多的职务而集国家的军事、政治、宗教和行省管理等一切大权于一身，形成了事实上的个人专权统治。因此，史学界都把奥古斯都视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的确，罗马从贵族寡头统治到个人集权统治的长达一百多年的转变过程，是由奥古斯都终止的、完成的。但奥古斯都个人专权的确立，令人惊叹的是，不是宣布共和制的终结，而是在宣布共和制的恢复和新生的幌子下实行的。奥古斯都断然拒绝接受一切可能使人怀疑他个人专权的诸如国王、独裁官这样的称号或职务。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曾三次推举他为唯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法律和道德监护人，这实际上是授予他高于法律的永久独裁权，都被他以这种职务违背祖宗传统而拒绝了。奥古斯都虽权不亚于国王，但他所有的职务无一不是传统的，或者说，形式上，无一不是传统的。除了奥古斯都这样的荣誉称号外，他没有为自己创立任何新的职位，他以共和国和传统道德的维护者自任，结果，在他获得帝王般权力的同时，却赢得了“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的赞誉。他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迷惑了很多人，令人瞠目结舌。
历史上，这类名不副实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奥古斯都是做得最漂亮的一个。他在这方面，方法的高明，无人能及，超过了恺撒。正如韦尔斯所说：“在这出罗马共和戏剧的最后一幕中，他是一个比其他演员气派都大、能力都高的人。总结来看，他也许是当时罗马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人物了。”曾经困扰恺撒的既要实行个人专权统治又不可能立即抛弃共和制这样一个看起来很难两全的问题，奥古斯都顺利地出色地解决了。罗马人民，包括平民和贵族都乐意地接受了奥古斯都的解决办法。韦尔斯赞扬他是当时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人物，可能只有他这样既富有行政管理才能又奉行“急事慢做”格言的人，才能这样顺乎自然地解决这个问题。
奥古斯都的成功说明罗马人民多么在意外在的形式。只要有共和制的外在形式，奥古斯都拥有的权力再大也似乎无关紧要，甚至奥古斯都的权力还是他们乐于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他的一切权力都是由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合法地，甚至主动地授予的，尽管是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在失掉自己独立性的情况下授予的。这种只重形式而不顾内容的态度正是罗马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已堕落为奥古斯都的统治工具的反映，但是，无可置疑的是，保留共和制的外在形式，对于罗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罗马式君主制和东方君主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西方的君主制在形式上从来不是一元的，这和罗马的传统不无关系。
奥古斯都之所以保留共和制的外形，除形势的需要外，和他在观念上的不注重形式而重内容不无关系。只要把一切大权，特别是军队的统率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用旧的形式可以更得人心，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恢复了元老院，甚至增加了元老院的职能，但这个元老院是经过他改造的，由清一色的自己的拥护者、追随者组成。奥古斯都不像他养父恺撒那样对政敌仁慈。他对政敌毫不留情，反奥古斯都势力被他一一清除干净，潜在的敌人他也不放过。他把元老院的人数从900人减少到600人。元老院的规模小了，更干练了。奥古斯都利用起来也更方便、更有效了。尽管奥古斯都对元老院总是表现出合乎礼仪的尊敬，元首制下的元老院已没有了往昔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了。
奥古斯都所建立的这个元首制共和国，实际上是个军事君主国。这是百年内乱必然的结果。军队是奥古斯都统治的支柱。军队完全由他控制，元老院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奥古斯都拒绝了国王和终身独裁官这样的头衔，但却十分高兴地接受并终身享有同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统帅职务和头衔。正是由于他把最高统帅作为他名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词后来才演变成皇帝。奥古斯都把他的正规部队，也就是常备军固定为28个军团，15万人左右，同时还有一支人数几乎相等的辅助部队和一支常备海军。奥古斯都的这支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由训练有素的，服役期限长达16年、20年甚至25年的罗马公民或准罗马公民组成。他们都要宣誓效忠于奥古斯都。他晚年不无得意地宣称：“向我宣誓效忠的罗马公民士兵有50万人。”这是一支奥古斯都的私人军队，军队的最重要将领几乎都是他的亲属或亲信。奥古斯都就是依靠这支军队进行统治，维持国内和平、边境的安全和侵略扩张的。他和军队的关系就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一样，军队忠诚地为他服务，他要保护军人的利益，要爱护和优待军人。军人不仅薪饷丰厚，退役后还可分得土地和金钱，作为服役的报偿，不是罗马公民的士兵，退役后还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样一支军队站在他后面，他无论如何掩饰，都无可置疑地拥有东方君主一样的权威。实际上，就在当时，在东方行省，在小亚和埃及，人民是把他这位元首当作国王的。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在中央建立了一个元老院执行委员会来协助自己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成了个类似内阁的政府机构，它由元老院元老组成，包括两个执政官和行政长官，营造官、保民官、监察官各一名，以及用抽签办法选出的另外15名元老。这个机构是奥古斯都个人的工作班子，帮助他规划元老院事务。参加的有贵族也有骑士。这是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或为元首制一大特色的重要机构。
元首制下中央和行省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罗马对行省的管理一直是不成功的，显示出贵族共和制的巨大缺陷。由于元老院的无力和执政官任期只一年，无法有效地监督和领导行省总督。行省总督成了行省至高无上的“君主”，肆意妄行，而且由于行省总督任期短，没有经验，在管理上处于无序状态。行省总督都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和搜刮尽量多的财富为任职的主要目的，以便卸任后可以有力量角逐其他官职和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元首制下，中央的权力控制在奥古斯都一人手中，不管是由元老院管理的行省还是由奥古斯都直接统辖的行省，如埃及，行省总督其实都是由奥古斯都任命并向奥古斯都负责，效忠奥古斯都的。奥古斯都能有效地控制和驾驭他们，他们也尽力对行省进行有效的、公正的治理，以便得到奥古斯都的赏识，而能长期任职或调任其他更好的职位。奥古斯都还对行省的人口和资产进行了统计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个行省应上缴的税额。行省居民除要交付海关关税和省内税外，还要交付土地税和私人财产两项直接税。行省的巨额税款全都由奥古斯都控制。奥古斯都把行省的税金大部分返回行省，支持行省的公共项目建设。
就这样，奥古斯都在公开宣称还政于民，做一个普通的公民后，却把国家的，包括中央的和行省的军事、政治、财政、宗教等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这位元首手中，把罗马共和国，把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变成了奥古斯都帝国，变成了一个集权的统一帝国。
西方有人把罗马帝国看成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它只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在东方，汉帝国在文化上显然要高于罗马，而在军事实力上也决不逊于罗马。如同罗马一样，汉帝国也自认是世界的中心。比较一下这两个国家的帝制是十分有趣的。两国实行帝制的途径不同。汉帝国的帝制是承袭秦帝国的。秦以前，中国也是实行君主制的，汉帝国或者说，中国的帝制，源远流长。罗马的帝制是由共和制发展演变而来的，是新生事物。元首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途径不同，内容也就不同，罗马的元首制带有共和民主制的痕迹，权力在形式上是二元的，元首的权力源于民，由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授予。中国的帝制是绝对的，皇帝的权力是绝对的，没有丝毫共和民主的痕迹，中国古代甚至没有西方意义的“共和”和“民主”这样的词语，根本不知共和民主为何物。帝权源于天，是神授的。由于元首的权力是由罗马人民和元老院授予的，元首只是罗马公民的保护者，没有公民权的人是得不到元首的保护的。中国皇帝由于权力源于天，是承天命治民和护民的，理论上，所有的臣民都是他的子民，他是他们的君父，既有权治理他们，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在元首的眼里，罗马公民和非罗马公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皇帝眼中，他治下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他的奴仆，但这不是西方意义的奴隶，他们的关系是君父和子民的关系。汉帝国的帝制由于渊远流长，根深蒂固，是比较完善的，有一套完备的官僚体系。罗马的帝制是新生的，是不完善的。元首制的主要支柱是军队，发展到后来，元首或皇帝的废或立都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意向。汉帝国的帝制是官僚的，罗马的帝制是军事的。
奥古斯都不仅完成了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开创了罗马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他这种在共和制外衣下行君主统治的做法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近现代都屡见不鲜，希特勒、墨索里尼皆是如此。美国也借鉴了古罗马的许多做法。美国总统在某些方面就有点类似罗马元首。
奥古斯都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元首制，而且在于他开创了一个延续两百多年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罗马和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的繁荣昌盛达到了顶峰。
罗马和平是从公元前30年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从屋大维彻底打败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占领埃及结束内战那一年开始的。公元前29年，屋大维回到罗马，在为屋大维举行凯旋式时，罗马广场的雅努斯神庙庙门关闭了。雅努斯是门神，他的神庙庙门战时打开，和平时关闭。由于战争不断，庙门已有300年一直开着。现在庙门终于可以关上了，象征罗马人民所渴望的和平来临了。
这种和平是饱受战争之苦的整个帝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也是医治长期的战争创伤、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文化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一百五十多年来，罗马一直陷于内战、外战中，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已使地中海的文明大大倒退了。战争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财产大量破坏，还使人民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过正常的生活，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特别是希腊地区，严重的内战都发生在这里，繁荣一时、令人敬佩的希腊文明已满目疮痍，目不忍睹了。有些昔日曾十分繁华的希腊城市如科林斯等，已同非洲的迦太基一样，成为一堆废墟了。发达的、文明的地中海东部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因此，奥古斯都从结束内战开始，就倾其全力维持国内和平，创造一个让人民休养生息的环境。
奥古斯都成功了，这主要归功于他建立了一个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支持的、有效的、有权威性的组织——元首制政府。各种权力都集于一身，反对他的力量已荡然无存，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被列入罗马公敌宣告的名单而在法律制裁下被消灭了，剩下的贵族则心甘情愿地对奥古斯都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以便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元首制在行省更获成功，深受欢迎，而元老院的统治则让人深恶痛绝。可以说，在元首制下，没有任何力量敢向奥古斯都的权威挑战了，产生内战的条件已被消灭了。奥古斯都统治的成功和所带来的和平，使许多人都对他感恩戴德。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了他“祖国之父”的称号，也就是说全国人民要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服从他，为他服务。他这个“祖国之父”的称号已不同于传统的如西塞罗所获得的“祖国之父”的称号，却有点类似中国皇帝的君父。
早在公元前32年，奥古斯都自己就说过：“整个意大利是自愿向我宣誓效忠的，高卢和西班牙诸省、阿非利加、西西里和撒丁等省也都举行效忠宣誓。”战胜安东尼后，宣誓效忠他的就扩大到整个罗马帝国。当然，在全体罗马人民宣誓效忠于他的同时，他也就成了他们的保护人。作为保护人他有义务维护被庇护人的利益。奥古斯都的确做了不少给罗马人民带来好处、得到罗马人民赞扬的事。
塔西陀说他“用慷慨的赏赐笼络军队，用廉价的粮食讨好民众，用和平安乐的生活猎取世人对他的好感。”塔西陀的话有贬义，语带讽刺。他认为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和平是血腥的和平，和平下面掩盖的是萎靡、卑怯（iqnavia）。塔西陀是共和制的拥护者，他对他所说的“生杀予夺取决于个人，元老院成了应声虫和附庸，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人民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变成臣民”这种情况感到痛心和感慨。
塔西陀所愤慨的情况的确发生了，共和制成了帝制了。然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奥古斯都也的确通过把生杀予夺的权力集中于个人而结束了内战，使罗马人民享受安宁和和平，尽管这种和平是以人民“从权力的主体变成臣民”为代价取得的，人民仍然欢迎。因为和平，地中海世界才进入了崭新的繁荣发展阶段，特别是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海盗被肃清，保证了航路的畅通，地中海成了真正的统一世界，地中海的诸多民族，在奥古斯都治下，才真正合为一个国家——罗马帝国。
罗马城开始从意大利的政治中心，逐渐发展成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奥古斯都自豪地说，他接受的是一个破败的砖城罗马，留下的却是一个漂亮的大理石城市。共和时期罗马的建筑是很不起眼的，在这里见不到那装饰希腊城市的壮观的剧场、体操馆、图书馆和音乐厅，更没有埃及亚历山大里亚那样豪华的金碧辉煌的王宫。地中海世界最宏伟的城市那时还是亚历山大里亚。奥古斯都使罗马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万神庙
残破不堪的神庙修复了，更大的新的神庙建起来了，举世闻名的万神庙就是奥古斯都时代修建的。帕拉丁山下兴建起宏伟壮观的阿波罗神庙，四周由柱廊相围，其中还建有一间图书馆。奥古斯都居住在帕拉丁山上，他的宫室虽简朴，却极其雅致，后来英语词汇“pace”（宫殿）就源于奥古斯都在帕拉丁的居所。奥古斯都用大理石兴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新广场，广场周围环绕着柱廊和神庙，是罗马最宏伟的建筑之一，成了罗马人民集会的最重要场所。元老院兴建了巨大的、漂亮的大理石和平讲坛，以表示对和平时代的欢迎。拔地而起的宏伟建筑还有剧场和竞技场，这是为罗马公民提供娱乐的地方。这些剧场和竞技场类似今天的露天运动场，四周或三边有观礼台。奥古斯都经常在这些剧场和竞技场举行各种演出，娱乐居住在罗马的罗马公民。其中最受人欢迎的就是角斗士表演。罗马人喜爱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活动，使我们在赞叹罗马物质文明时，不能不为罗马人精神上的缺陷而痛惜。
这里说的罗马和平并不是意味着罗马已远离了战争，一个军事帝国是离不开战争的。和平只是对内而言，在奥古斯都的铁腕下，内战结束了，而对外战争仍在继续，罗马仍在扩张，而且，只有对外显示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建立一条可靠安全的边境线才能保证国内和平。奥古斯都不是一个像恺撒那样的军事天才，也不是热衷征战的人，他没有恺撒那样的扩张计划，但他却仍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成功，并极大地扩大了罗马的疆域。
南边，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委任的埃及总督把罗马边界延伸到了尼罗河第一瀑布。原是藩属国的努比亚也被罗马用一系列征伐合并了。奥古斯都在地中海南岸配置了三个军团，二个在埃及，一个在非洲行省。东边，公元前25年，罗马吞并了名为加拉提亚的小亚细亚中部大片领土。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乘帕提亚发生王位继承人之争的机会，派提贝里乌斯率兵出征，施加军事压力，同时施展灵活的外交手段，与帕提亚签订了有利于罗马的条约，兵不血刃就迫使帕提亚国王交还了过去从克拉苏、安东尼手中夺去的包括军旗在内的一切战利品和俘虏，承认了罗马对亚美尼亚的保护权。条约规定幼发拉底河为罗马与帕提亚的疆界。条约的签订是罗马的胜利，既挽回了点32年前克拉苏兵败美索不达米亚的面子，又扩大了疆域，恢复和提高了罗马在这一地区的荣誉，奥古斯都个人的威信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
西边，公元前26年，西班牙人对罗马人的占领作了激烈的反抗。罗马人直到公元前19年，才将西班牙人的起义镇压下去，并进而侵占了全部西班牙领土。奥古斯都在这里设置了3个行省，配置了3个军团驻守从直布罗陀到莱茵河一带。奥古斯都还想吞并不列颠，但未成功。北边，奥古斯都在征服了高卢和消灭了住在阿尔卑斯山南坡的萨拉西人之后，于公元前16—前12年，派提贝里乌斯率军进入多瑙河沿岸，先后建立了列提亚、潘诺尼亚、诺里克和麦西亚诸行省。
到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大体上确立了帝国的疆界，东起幼发拉底河，西滨大西洋，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与日耳曼人为界。四境都有天然屏障。但对罗马人来说，这条边界线仍有不如意的地方。东边，仍存在帕提亚的威胁；北边，日耳曼人是罗马人的心头之患，而且，从地理上来说，作为北部的边界，易北河比莱茵河更有利。因此，奥古斯都想把北边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令养子德鲁苏斯率远征军越过莱茵河侵入日耳曼人境内。德鲁苏斯进军颇为顺利。他战胜了当地的统治者，建立了一系列基地，于公元前9年抵达易北河，可是，在他即将成功时，却不慎坠马受伤，不治去世。奥古斯都又派提贝里乌斯继续征战日耳曼。经过不断的征伐，罗马军队最终占领了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全部地区，并在公元前5年，设置了日耳曼行省。不过，罗马对它所占领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虽驻有重兵，仍不时爆发起义，特别是日耳曼人，他们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公元9年，罗马对日耳曼人的统治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驻守日耳曼行省的罗马统帅瓦鲁斯，在日耳曼部族首领河尔米尼乌斯的引诱下，率领3个军团和5个辅助部队，离开驻地，深入到几乎无法穿行的特乌托布尔格森林中，掉进了日耳曼人预先设下的陷阱，遭到日耳曼人猝不及防的围攻。苦战四天，瓦鲁斯和所有高级军官，不是死于敌手，就是自杀了，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罗马，奥古斯都在罗马全城布置了日夜岗哨，延长了各省总督任期。瓦鲁斯军团的覆灭，给年老的奥古斯都打击太沉重了。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而不能自拔，好几个月，不理发，不刮胡子，并不时以头撞门呼喊：“瓦鲁斯，把军团给我带回来。”奥古斯都悲痛欲绝不仅是因为丧失了一支精锐的部队，而且因为他要把罗马帝国北部的边界建立在易北河的美梦也随之彻底破灭了。他年老了，再没雄心，也没力量去彻底征服日耳曼人了。恩格斯认为日耳曼人“同瓦鲁斯的会战，是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会战使日耳曼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日耳曼人独立于罗马统治之外，不仅使罗马北部边界处于不安宁、不稳定中，也为以后“蛮族”入侵种下了祸根。日耳曼是欧洲安全和繁荣所必需的脊柱，罗马的统治被限制在莱茵河以西，对于罗马来说，是不幸的。当然，对于日耳曼人来说，获得独立是幸运的。
奥古斯都晚年似乎厌倦了战争，他停止了军事扩张，并告诫他的继承人也不要进行扩张。公元14年8月19日，他终于走完了他77年的人生历程，去世了。但他创立的元首制，他缔造的罗马和平却延续了下来。
奥古斯都没有为解决他的继承人问题而制定任何法律或规定。如前所述，奥古斯都的权力，形式上，都是由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授予的，是不能私相传授的。理论上说，只要得到公民大会和元老院的授权，罗马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获得这样的权力。实际上，奥古斯都的权力由谁来继承完全取决于奥古斯都而不取决于公民大会和元老院，而且，这种权力实际上已成为不可分割的。奥古斯都在选择他的继承人时，颇费周折。他结了三次婚，却只有一个亲生女儿。他的女儿给他生了3个外孙子，但是包括他的外孙在内，他的家族中有可能充当继承人的男性一个接一个地都先他而去世。最后，他不得不将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他妻子与前夫之子提贝里乌斯过继为养子，并让自己嫁过两次守寡在家的女儿优利娅嫁给他。奥古斯都在世时就让提贝里乌斯和自己共同执政，担任包括保民官的许多重要职务。奥古斯都死后，提贝里乌斯成了当然的继承人，但他效法他养父，也演出了一幕还政于民的闹剧。他也宣布要把权力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也故伎重演，又把奥古斯都曾拥有的各种权力和称号都授予他。这样，提贝里乌斯就成了罗马帝国继奥古斯都之后的第二位元首。
提贝里乌斯的军事才能并不比奥古斯都差，能征善战。在军事上或行政管理上，虽没任何创造性，却也可算是奥古斯都的一个合格继承人。在军事上，他任命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和儿子小德鲁苏斯为统帅，镇压了在日耳曼和潘诺尼亚发生的兵变。日耳曼尼库斯随后还越过莱茵河边境与日耳曼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使罗马势力抵达易北河，但为时甚短。在行省管理上，他继承了奥古斯都的管理制度，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才华。特别是在行省管理上，他知人善任，一般地说，他所选取的行省总督都是聪明能干的，胜任工作的。因此，帝国不仅有效地处于提贝里乌斯的控制下，还保持了昌盛和繁荣。
但是，提贝里乌斯缺乏奥古斯都那种得心应手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不像他养父那样圆通、谨慎。他无法和元老院友好相处，他觉得元老院的权力不过是徒有虚名，他对在形式上还要维持元老院共同治理国家的虚假形象，非常不满。他十分看不起那些在公共场合对他极尽恭维之能事而在私下又诋毁他，甚至阴谋推翻他的贵族；他也看不起平民，他觉得自己决定的事还要让公民大会来表决通过是滑稽可笑的，是毫无必要的闹剧。他干脆停演了这样的闹剧。公民大会形式上的一点作用也没有了，帝国政府代表罗马人民的形象或面具，消失了或取掉了。为减少政府开支，他大幅度削减用于平民娱乐的公共表演支出。元老院的元老贵族只能发表和他相同的意见。有一次，他让元老院就某件事进行讨论，有个元老在大家还没说话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问提贝里乌斯：“你将什么时候提出你的意见呢？如果你第一个发表意见，我就按照你的意见发表我的意见，如果你最后发表意见，那我害怕会不小心发表和你相反的意见。”这位元老的话里虽然流露出一点对提贝里乌斯独断专行的不满情绪，却表达了当时元老的普遍心理，异常卑怯，谁也不敢发表和提贝里乌斯不同的意见。提贝里乌斯不同于奥古斯都，他似乎认为他皇帝般的权力已经不再需要加以掩饰了。尽管他没有取消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但对它们表面上的礼仪性的尊重也已经不存在了。
提贝里乌斯残暴、多疑、荒淫恣肆，在罗马很不得人心，甚至他的近卫军首领也阴谋推翻他。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和儿子小德鲁苏斯先后去世。国事的挫折、紧张的人际关系再加上家庭的不幸，使他心烦意乱，厌恶罗马，厌恶罗马的环境，他要离开罗马，避开那些令他生厌的人。公元26年，他退隐到卡普里伊（卡普里）的坎佩尼亚岛，再也没回过罗马。不过，他的退隐和当年苏拉的退隐不同。他虽不在罗马，但直到去世，也从未放松自己手中的权力。这完全像一位东方的君主。他就在这个岛上统治了罗马10年。公元37年，他在岛上的豪华别墅中去世。
提贝里乌斯去世后，继位的是奥古斯都女儿的外孙盖乌斯·恺撒。盖乌斯·恺撒继位是因为他是奥古斯都家族的唯一继承人。提贝里乌斯的儿子死了，盖乌斯·恺撒的两位哥哥也都被提贝里乌斯以叛逆罪处死了。盖乌斯·恺撒广为人知的称呼是卡利古拉（小靴子），因为在他哥哥和母亲被杀时，他还是个小孩，穿着小军服、小靴子。提贝里乌斯隐居坎佩尼亚岛，他作为随从也来到岛上。提贝里乌斯一死，近卫军就拥立他为继任皇帝。卡利古拉登上皇位不是通过公民大会或元老院，而是由军队（主要是近卫军）拥立，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罗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过，以后这样的紫袍加身的事经常发生，军队成了皇帝的制造者。这种情况暴露了罗马君主制一个不可克服的缺陷：军队干政。罗马是个军事帝国，军队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地位实际上远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之上。同时，卡利古拉继位也说明罗马元首缺乏一个完善的继承制度。
卡利古拉是个完全不适宜担任元首的人选，他不仅患有精神病症，还十分厌恶元首工作。共和制时，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当高官的，但在君主制下，白痴当皇帝却似乎是中外都概莫能外的，中国历史上也不止一个白痴皇帝。这是君主制无法克服的一个缺陷。
卡利古拉置元首工作于一边，全身心地投入他所喜爱的娱乐圈内的活动，有点像中国秦朝的二世皇帝胡亥。他把国家大事都交给充当他秘书的希腊人和希腊化的被释放的奴隶去处理。他恢复了平民大会，但对元老院却抱有强烈的厌恶情绪。精神错乱时，他喜怒无常，经常处死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他常做些极端荒唐的事，他的姐姐兼情妇杜路西拉死了，他下令尊她为神。他下令把他的像放置在耶路撒冷犹太神殿至圣所。他甚至任命他的坐骑为执政官。他的荒淫和挥霍无度，把国家多年积累的财富消耗完了。他虽不理国事，权力欲望却极强，而且日益膨胀，公元40年，他从里昂返回罗马，以绝对君主制的皇帝口吻鼓吹变圆滑的元首制为全面的个人独裁制。他的这一主张虽反映了罗马未来的走向，但由他这样一个精神病人和不理国事的元首提出，显得十分可笑和不和谐，什么事都不干，怎能个人独裁？他的荒诞闹剧式统治很快就结束了。公元41年，近卫军的一群军官杀死了他，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女儿同时遇难。他被近卫军拥上台，又被近卫军赶下台，立、废皆由近卫军。
卡利古拉被杀，皇位空缺，元老院的那些留恋共和制的元老，竟天真地认为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们在朱庇特神庙召开会议，谴责恺撒，提出了争取自由的口号。但是，元老院要充当国家最高领导的美梦只做了48个小时，就破灭了。近卫军拥立了卡利古拉的叔叔、体弱多病的克劳狄乌斯为皇帝。近卫军选中克劳狄乌斯，一是因为他是这个家族唯一残存的成年男性，是深受众人爱戴的日耳曼尼库斯的兄弟，二是因为他软弱。他不仅身体衰弱，精神上好像更软弱。近卫军发现他时，他正躲在皇宫瑟瑟发抖。
克劳狄乌斯被拥立为皇帝时已50岁。想当老大的元老院在军队面前屈服了，接受了克劳狄乌斯。拥立有功的军人每人都得到重赏。这样，近卫军又一次成为皇帝的制造者。
不过，克劳狄乌斯可和卡利古拉不一样，一登上皇帝宝座，就一改故态，出人意料地在处理行省事务和外事活动中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才能。有人据此推测，他过去的窝囊可怜相，是装出来的，是大智若愚的表现，是在充满阴谋陷害的皇宫内的自我保护方式。
克劳狄乌斯是奥古斯都之后为数甚少的几个受到赞扬的皇帝中的一个。他为帝国取得了不少成就。他发动了一次罗马人组织得最好的对不列颠的入侵，成功地占领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使南部不列颠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完成了恺撒和奥古斯都都没能完成的对不列颠的扩张，推进了帝国的西部边界。他剥夺了毛里塔尼亚和色雷斯的被保护的统治权，把它们直接并入帝国版图。他还在北部边境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殖民地。在罗马，他修建了两条宏伟的引水渠，总长度达160公里，把清泉水从山上引到罗马城，使罗马的用水得到充足的供应。他重建了奥斯提亚港，以便推进粮食贸易，为罗马城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提供保证。同时，克劳狄乌斯重用希腊释放奴隶，让他们辅助他，从而形成了一个协助他工作的内阁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中出现了一些帝国最早的能干的大臣。
但是，由于年迈、操劳过度和疾病缠身，他控制局势的能力愈来愈弱了。公元48年，他那纵情享乐的妻子因纵容情人夺取他的帝位而被处死，他于是娶侄女阿格里皮娜为妻。情况进一步恶化了。政权实际上落入了得到近卫军支持的新婚妻子之手。公元50年，阿格里皮娜让克劳狄乌斯收养她与前夫之子尼禄为养子，这意味着未来帝位的继承者将是尼禄而不是克劳狄乌斯的亲儿子布里塔尼库斯，由养子继承帝位是罗马实行元首制以来的惯例，元首制的创立者屋大维就是恺撒的养子，提贝里乌斯是屋大维的养子。作为继承人的养子既可与养父有血缘关系，也可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提贝里乌斯和屋大维、尼禄和克劳狄乌斯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造成这种养子继承制的原因，一是没有有血缘关系的，特别是没有亲生儿子做继承人，屋大维就是这种情况，但也并不都是如此，克劳狄乌斯就有亲子；二是对血缘关系并不那么看重。而且还有一种令人惊奇的情况，养子和继承人往往是自己妻子与她前夫之子，罗马人常喜欢娶曾为人妻的女人为妻。
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传统重视血缘关系，重视血缘关系的纯洁，重视妇女的贞洁。皇宫更是如此，皇帝决不会把一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立为继承人，那样，在中国人看来就改朝换代了。皇帝也决不会娶曾为别人妻的女子为后妃。皇宫里实际上只有皇帝一个成年男性，目的就是保持皇宫妇女的贞洁，就是为了使后妃所生的孩子都绝对是皇帝的亲骨肉。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必须是亲生儿子。罗马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帝国时期，罗马的独身主义者就不少。奥古斯都时代的大诗人维吉尔就一生独身。至于妇女再嫁，皇帝娶再嫁之妇更是平常事。中国好像只有唐代有点这样的风气。
收养尼禄为养子和继承人是克劳狄乌斯老年做的一件蠢事，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公元54年，克劳狄乌斯被一心想早日掌权的妻子阿格里皮娜用毒蘑菇毒死了。只有17岁的尼禄就这样，在他的老师，当时最重要的作家塞涅卡和近卫军长官布鲁斯的扶助下，顺利地继承帝位。但是，因为年幼，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开始时不是尼禄，而是他那权力欲望极强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但是，阿格里皮娜只掌了一年权。第二年，尼禄就履行皇帝职权了。他一亲政就显示了他的心狠手辣，不仅剥夺了他母亲的一切权力，撤掉她的卫队，而且毒死了他养父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他妻子的兄弟布里塔尼库斯，清除了他帝位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
尼禄是罗马历史上最受人谴责的一个极端荒淫和残忍的皇帝。他和卡利古拉有点相似，对履行皇帝的职责并没有多大兴趣，却醉心于赛车、音乐、戏剧和玩女人。不过，在他执政的前几年，由于他的老师塞涅卡的辅佐，他的统治还算贤明和公正。
他下令禁止流血的竞技和角斗，减免赋税，允许奴隶控诉不公正的主人。对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也采取怀柔政策。他宽恕了写诗讽刺他的人，甚至宽恕了阴谋反对他的人。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曾以叛国罪处死了40名元老，而在尼禄统治的公元54—62年，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处死元老的事件。他很少进行秘密审讯。他还允许元老院有更多的独立性。这段时间里，尼禄向人们展示的完全是个仁君的形象。这可能要归功于他的老师塞涅卡。
塞涅卡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他流传下来的9部悲剧，显示出了他的斯多葛主义的宽容和人道，包括对奴隶的同情。他为尼禄写的就职演讲稿中，公开承认元老院的特权。尼禄统治初期，帝国实际上主要是由得到元老院支持的塞涅卡和近卫军长官布鲁斯的有效配合进行统治的。
但是，好景不长，放荡不羁的尼禄很快就暴露出他残忍的本来面目。公元59年，他对已被斥退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仍不放心，竟派人把她刺杀了。这时，布鲁斯死了，塞涅卡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对尼禄已毫无办法，便也辞职了，也可能是被尼禄逐走了。塞涅卡后来还是被尼禄逼死了。叛逆法又恢复了。元老们的好日子过去了。许多贵族因涉嫌阴谋而被处死。尼禄遗弃并处死了自己的妻子，也是自己养父的女儿屋大维亚，目的只是为了和他所爱的美人波培娅结婚。他的荒诞不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不仅让娼妓公开在皇宫大跳裸体舞，甚至还按合法的婚姻形式恬不知耻地自己身披婚纱嫁给一个叫毕达哥拉斯的淫童为妻！
公元64年，一场大火把罗马大部分地区烧为灰烬，整个皇宫，除奥古斯都的卧室外，也都被烧毁。大火整整烧了一个星期，后来大火再次复燃。对于罗马来说，这是场毁灭性的灾难。谣言也随之四起，有人说火是尼禄本人放的，目的是为了腾出空地修建更加辉煌的皇宫。还有人说，大火肆虐时，他还在他的私人舞台上演唱特洛伊被毁的故事。这些流言传播非常广，虽无确凿证据，却是人们对尼禄不满的反映。至少，尼禄并没有为扑灭大火做些什么，他是难辞其咎的。但尼禄却把这场大火的罪责完全推到基督教徒身上，说火是基督教徒放的。大批基督教徒就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残酷的迫害。他们有的被披上野兽的皮，让狗撕裂而死，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天黑时，被用火点燃，作为照明的灯火而活活烧死。基督教徒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
大火之后，尼禄横征暴敛，搜刮大量钱财，开始重建罗马。他在大片的被毁地区，包括被毁的皇宫所在地，建起新的巨大皇宫。新皇宫取名金宫。金宫的入口处，矗立起他本人高达30米的巨大铜像。尼禄大建皇宫之举，加深了人们对尼禄故意放火的怀疑。
处置基督徒
尼禄热衷于艺术，亲自参加舞蹈、歌唱和马车比赛等各种竞赛。他参加歌唱比赛，元老院预先把歌唱的胜利奖赏授给他，他拒不接受，坚持以平等的身份，按照职业艺人的规则参加比赛，他迷恋于观众向他发出的雷鸣般的有节奏的掌声。他甚至还亲自参加角斗士竞技表演。一个因阴谋推翻他而被判处死刑的将领，在回答尼禄问他为什么忘记他所发下的忠于尼禄的誓言时说道：“因为我恨你。当你值得受人们爱戴的时候，全军的人对你都是同样忠诚的，但是，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马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这位将领临死说的话反映了罗马人对尼禄态度的变化。人们的不满愈来愈强烈，企图推翻他的宫廷阴谋也愈来愈复杂。尼禄以残酷的屠杀来镇压人们的不满，他的老师塞涅卡也被迫害致死，许多无辜的正派人士遭到谋杀。沉重的赋税不断激起行省的反抗。尼禄的行为已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特别是军队的不满，对尼禄是致命的。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尼禄却离开罗马到希腊进行长时间的艺术和戏剧旅行，巡回演出。由于希腊人对他的艺术才能和表演活动非常热情和赞赏，他宣称，希腊人是唯一能欣赏音乐的人，只有他们尊重他的艺术成就，为此，他宣布给予希腊形式上的解放，豁免对罗马的税。这时，各行省总督和军事统帅都在秘密策划举兵造反。公元68年，他回到罗马后，中部高卢总督发动叛乱的消息就传来了，接着，驻守西班牙的罗马军团也在71岁的老将、近西班牙总督伽尔巴率领下举旗造反，伽尔巴被部下拥戴为皇帝。尼禄众叛亲离，元老院承认了自立为帝的伽尔巴，并通过表决判处尼禄死刑。尼禄的近卫军也抛弃了他，绝望中，他拔剑自刎，临死时，大声叫喊：“在我身上死去的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
就这样，随着尼禄的去世，奥古斯都王朝走到了尽头，百年和平也随之结束，新的内战危机又开始降临。
奥古斯都王朝前后相继5个皇帝，历时百年（公元前31—68年），尽管除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两个元首（皇帝）外，另外3个皇帝都恶名昭著，却也无法掩盖这百年和平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
罗马帝国不仅面积扩大了，而且更统一了。不论在中央还是在行省，在管理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都堪称行政管理方面的天才。特别是由于百年和平的环境，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罗马成了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在罗马和希腊文明交融而成的新文明中，不仅完成了世界宏伟的令人惊叹的建筑群，而且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学者和诗人。当然，这百年是君主制的百年，帝位父子相传，和中国君主制不同的是，父子不一定是亲的，养父养子也一样，皇帝在传继过程中被神化，获得至高无上的崇拜。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就像东方君主那样，被敬若神明。这种敬拜有古老传统庇护制的因素，忠诚和崇敬皇帝成了公民的义务，同时，也有浓厚的古埃及和亚洲君主制的色彩。罗马的元首制皇帝是东西文化的混合物。
尼禄自杀后，罗马几乎又一次陷入内战的泥潭中。被部下拥立为帝的伽尔巴，虽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但并不能阻挡各地的军队统帅继续拥兵自重。伽尔巴年老体衰，无力胜任皇帝重任，这更激起了军事统帅争夺帝位的欲望。公元69年元旦，上日耳曼的军队首先发难，推倒了伽尔巴的塑像，要求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选择一位继承人。第二天，下日耳曼的军队更进一步，把元老院撇在一边，擅自拥立他们的总督维特利乌斯为皇帝。上日耳曼的驻军随即改变了态度，接受了下日耳曼军队的选择。这样，罗马就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
伽尔巴得知维特利乌斯称帝后，十分苦恼，他年老又没儿子，立继承人成了当务之急。他召开了御前会议，选定一个叫披索的青年贵族做继承人。但这一决定却造成了伽尔巴集团内部的分裂，招致了以继承人自居的另一青年贵族奥托的极度不满。奥托曾是尼禄的朋友，和尼禄一样生活放荡。尼禄夺走了他的妻子波培娅，把他打发到远离罗马的卢西坦尼亚（葡萄牙）去任总督。伽尔巴造反，他是积极的支持者。他对伽尔巴没有选择自己做继承人深感失望，便用各种手段（包括金钱贿赂和许诺）收买伽尔巴的士兵。公元69年1月15日，奥托在一些叛变的士兵拥戴下称帝。伽尔巴在这突发事变下，反应迟钝。叛变迅速扩大，大量士兵倒向奥托一边，伽尔巴被叛乱士兵刺死，他的接班人和顾问们也同时遇害。
奥托这一谋杀前任自己称帝的举动，虽使他声名狼藉，却很快得到了埃及、北非、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等地军团的支持。已经在日耳曼称帝的维特利乌斯立即下令他的将军瓦伦兹和西塞纳率军南下罗马，与奥托争夺帝位。3月初，维特利乌斯的军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并在奥托派来的军队还没来得及阻挡他们之时，抵达波河两岸。奥托决定起兵迎击。他没有等来自多瑙河的增援部队和他会合，就迫不及待地和敌人交上了手，结果，他在比德赖孔被维特利乌斯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奥托见败局已定，便在4月16日自杀了。他这个皇帝前后只当了3个月。
元老院又立即承认维特利乌斯为皇帝。维特利乌斯虽得到了元老院的承认，而且他也较年轻并有一个儿子可做继承人，但他的帝位仍岌岌可危，因为决定由谁来当皇帝的不是元老院，而是军队，有不少军队仍不支持他。担任平定犹太人起义的指挥官韦斯帕西安，成了他的帝位的一个强有力的争夺者。7月1日，韦斯帕西安被两个埃及军团拥为皇帝，接着，叙利亚和犹太地区的军团也表示支持，8月，多瑙河地区的军团也步东方行省诸军团的后尘，公开表示拥护韦斯帕西安为帝。10月下旬，拥护韦斯帕西安的军队挫败了维特利乌斯的抵抗，占领了罗马，维特利乌斯被处死。元老院又立即宣布承认韦斯帕西安为帝。不过，谁都清楚，韦斯帕西安当上皇帝完全是得力于军队的支持，与元老院毫无关系。过去，皇帝的废立主要决定于皇帝的近卫军，这一次，行省和边境的军团充当了皇帝的制造者。
韦斯帕西安是公元69年到公元70年的第四个皇帝，由于他的出现，帝国得以在短期内就结束了内战，进入罗马和平的第二个百年。韦斯帕西安没有像奥古斯都那样宣称恢复共和制，而是公开宣布他要和他的继承人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个新的罗马王朝，被史学家称为“弗拉维王朝”，以区别于奥古斯都至尼禄的所谓克劳狄王朝。这个新王朝的建立说明，皇权思想经过百年，已在罗马扎下了根，韦斯帕西安已用不着遮遮掩掩了。
韦斯帕西安出身低微，祖父是个普通士兵，父亲是个很小的税务官，他是靠自己的才能才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他办事效率很高，工作不知疲倦。他建立了一个为他个人服务的强大集团，把许多官职赐给自己的亲朋故友。虽在大的问题上他是绝对独裁的，却仍是一个容易相处和容易接近的人。由于内战的巨大消耗，他在财政上猛增税率，提高各行省的税额，取消希腊诸行省和城市的免税权，收回意大利公地所有权，增加新税。为了弥补尼禄时代的赤字，他的这些措施，虽被老百姓骂为“贪财官”，增加了人民负担，却还是必要的，而且也收到了效果。他有了足够的钱来加强东方边境的防卫和兴办教育。他在促使西班牙罗马化方面也获得了成功。在军事方面，他也颇有建树，他整顿军纪，在卡帕多奈亚、叙利亚和犹太地区建立3个军区。他吞并了南日耳曼的一块地方。在不列颠，他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将英格兰北部的布里甘特王国并入不列颠行省，平定了威尔士，并把罗马军队开进了苏格兰高地。
韦斯帕西安统治了10年，公元79年因胃病去世。他的儿子、继承人提图斯顺利继位。提图斯曾被韦斯帕西安派往犹太地区，指挥与犹太人的战争。据说，在他指挥下，罗马军杀死了100万犹太人，并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这个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却占有一个犹太公主做情人。他还曾数任执政官，和父亲韦斯帕西安共同执政。他继位后，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3年。
与他父亲崇尚朴素相反，他习惯豪华奢侈，生活放荡。但他在罗马的统治却和对犹太人不同，是温和的，并不惜财力为罗马人民造福，从而在罗马赢得了令人爱戴的明君名声。
在他统治期间，意大利遭受了一次突然的空前的天灾。维苏威火山爆发，埋葬了庞培、赫库兰尼乌姆、斯达比厄伊、奥普隆提斯和其他一些中心城镇。这些被埋葬的城镇，从18世纪以来，陆续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并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罗马世界提供了最生动、最直观的实物资料，展现了当时人们的一幅幅生活画面。特别是庞培城，我们今天在参观这座曾被火山灰烬掩埋的小城时仍能看到公元79年的街道和房屋、广场和公共建筑、店铺和集市以及灾难降临之前城里的大部分建筑。走在这古城宽达10米的长街上，能看见近2000年前的马车留下的深深的车辙印迹，走进街旁的餐厅仍能看到2000年前悬挂在室内墙壁上的漂亮油画，可以看见厨房中来不及收拾的狼藉般的炊具、烤炉上烤焦的面包。庞培城给我们展现了当时罗马城生活的生动情景。政府官员在宏大的议会厅开会，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办公，商人和顾客在鳞次栉比的店铺里买卖。富人住在装饰豪华，有花园、有门楼的住宅里，而穷人则挤住在狭窄阴暗的房间里。商场里有专门出售奴隶的高台，城里还有圆形的露天角斗场，有可容纳2万人的看台，附近有体育场。在这场重现的古城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按照受难者遗体所显现的各种姿态而制成的逼真的石膏像，反映了人们在面对这突然而来的天灾时的各种表情、形态。如此完整地重现一座古城，重现昔日人们的生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庞培古城街区遗址
提图斯在公元81年42岁时去世，由于英年早逝，有人怀疑是被他弟弟多米齐安毒死的。谣言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多米齐安不孚众望、恶名在外。公元81年多米齐安继位后，一改他以前的统治者以共和形式来掩盖独裁的做法，公开实行一种谨慎却又系统的专制主义政策。他的这一倾向，特别是公元84—85年接受了前所未有的终身监察官之职，引起了元老们的惊恐，遭到强烈的抵制。他设法谋求军队的支持，同时，因他渴望进一步扩大疆域，更需要军队的拥护。他在西南日耳曼取得了成功，把边境线在他父亲向前推进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些。在不列颠，他将边界线大大向北推进，并随后在这里修建了防御带。但在多瑙河下游，他想吞并日益强大起来的达西亚王国却没成功，他派去征讨的将军两次惨败于达西亚军队。后来，他改变策略，给达西亚国王赠送礼物，企图用这种亲善怀柔的手段使达西亚停止对罗马边境的骚扰。他的这一让步为这一地区留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公元89年，上日耳曼的罗马统帅叛乱，虽很快平定了，多米齐安却迁怒于那些对他早已不满的元老，他以叛国罪处死了许多知名的罗马人，其中包括那些共和派分子。由于多米齐安生性多疑而又易怒，对元老的迫害愈演愈烈。一些无辜的元老也被波及。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多的人由于恐惧而疏远他。公元96年，他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死，参加阴谋策划的有他的妻子多米齐娅和近卫军长官。弗拉维王朝也随着多米齐安的死去而告终。
元老院立即选举参加政变的66岁的前执政官涅尔瓦继承皇位。涅尔瓦统治期间，元老院的权威得到一些恢复。但涅尔瓦不受军队的欢迎，特别是不受边疆统帅的欢迎。为了取得军队的支持，他在继位的第二年，作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挑选战功卓著的日耳曼总督、45岁的图拉真作为自己的养子和继承人。这一决定不仅平息了军队的不满，还开创了罗马帝国的一个新时期，使罗马开始步入一个长达60年的太平盛世，罗马帝国各方面都发展到顶峰。
公元98年1月17日，涅尔瓦去世。图拉真被军队和元老院推举为皇帝。马尔库斯·乌尔披乌斯·图拉真（公元53—117年）的父亲是远西班牙的罗马殖民者的后裔，母亲是西班牙人。他的家庭虽富有并有名望，他的父亲曾任西班牙、叙利亚等行省总督，却是外省人。图拉真是出身于行省的第一个罗马皇帝。他的外省人身份表明外省人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有了质的变化。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罗马最高职位正在向所有上层人士——不管是罗马的还是外省的——敞开。不过，这时，高卢和西班牙诸西方行省的人士提升仍要比北非和东方行省的人士快得多。
图拉真在军队和在元老院都受到普遍赞誉，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战功卓著的统帅，而且也因为他为人极富魅力和他对民众所显示的仁慈和关心。他继位为帝后，并没有在公元98年回罗马接受权力，而是仍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逗留了一年多，巡视、巩固边防和策划与达西亚开战的准备工作。他于公元99年回到罗马，奉行复兴元老院的政策，给元老院以尊贵地位，对元老友善尊敬，并从东方各行省中任命元老院的成员，从而赢得了元老院的好感，加强了他和元老院的关系。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对罗马人有利的进步政策。他在意大利建立了由政府财政资金抚养穷困孩子的制度。他扩大了发放救济粮的数目和增加领取政府救济粮的人数。他还减轻了各行省的纳税负担，豁免了一些城市献给皇帝的贡赋。这些政策的实施，凸现出一个关心民众的仁君形象。
图拉真石柱浮雕（局部）
图拉真为人称道的另一成就是他鼓励并亲自监督在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大力扩建公共工程，如修道路、造桥梁、开沟渠、垦荒地、辟港口、立大厦等。这些建筑物的遗迹在近现代的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等地仍处处可见。有的建筑在宏伟、精美以及工艺诸方面都达到极高水平。建于罗马的美丽的图拉真广场，中央耸立着他的巨大骑马铜像，广场后面是一个长方形大会堂，它的侧面是希腊文、拉丁文图书馆，后面是神庙。广场竖立着一个高达38米的“图拉真石柱”，石柱底部是立方体，柱身上面有精美的巧夺天工的宏伟浮雕，浮雕按螺旋式进行，描绘了远征达西亚的战争场面，它是罗马最杰出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品，见者无不赞叹不已。
当然，作为一个军事帝国的皇帝，图拉真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还是由于他是恺撒以后罗马最出色的，也是最后的一位成功的扩张者和侵略者。他发动的对外侵略和征服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帝国疆域被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他放弃了几代前任皇帝的不扩展罗马边界的政策，或者说，他结束了几代皇帝在扩张领土上无所作为的状态。他积极进行对外扩张，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对外侵略战争，掠夺财富，增加国库收入，以弥补税收的不足，解决国内各项事业所需资金的欠缺和满足统治集团挥霍的需要。为了能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他把罗马军团扩大到30个，每个军团的规模也增大了，与正规部队协同作战的辅助人员由新的各种各样的当地部队扩充，他们由来自非罗马的部落、民族单位组成，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其中也有穿戴铠甲的骑兵。图拉真就依靠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发动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
多瑙河下游的达西亚王国是图拉真侵略掠夺的第一个目标。达西亚在德凯巴鲁斯国王领导下，从公元1世纪末开始强大起来，成为罗马帝国的潜在威胁。公元101年春，图拉真经过精心的准备，集中了20万大军，分兵两路，驾船强渡多瑙河。图拉真亲率西路大军，一路披荆斩棘，穿越原始森林，直扑达西亚都城萨尔米泽杰图萨（今瓦尔赫莱）。达西亚人奋起抵抗，使罗马人遭到很大损失。公元102年，罗马人粉碎了达西亚人的抵抗，逼近达西亚首都，德凯巴鲁斯被迫无条件接受和约，并表示永远和罗马共敌友。公元105年，德凯巴鲁斯乘罗马人离开达西亚之机，重开战火。图拉真调动12个军团与达西亚人作战，占领了一个又一个达西亚据点。双方在萨尔米泽杰图萨展开了最后的血战，达西亚一如当年的迦太基人，在胜利无望时，宁愿服毒而死，也不肯做罗马人的奴隶，图拉真进入该城时，几乎是进入一座无人的空城。图拉真掠夺了大量的财宝。德凯巴鲁斯逃到山区，继续抵抗，直至走投无路才自刎而死。达西亚的都城被夷为平地。
图拉真在多瑙河上修筑起巨大的石桥，将达西亚并入罗马，设为罗马的一个新行省。图拉真在多瑙河北岸建立起众多的罗马人聚居点。这些聚居地的后裔现在仍称自己为“罗马尼亚人”（Rou-maniaus），称他们的国家为“罗马尼亚”（Roumania），这些称谓都是由“罗马”（Roman）一词衍生而来的。
征服达西亚不仅消灭了一个强敌，使多瑙河下游一带安定，而且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土地，为图拉真进行宏大的公共建筑提供了资金。图拉真在罗马宣布用历时123天的节日来庆祝达西亚战争的胜利。用这样长的时间来庆祝一次战争的胜利，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图拉真这一决定既是对胜利的炫耀，也显示了罗马的富裕和满足了罗马人好过节日的愿望。显然，罗马人这种无节制的奢侈行为是建立在对外掠夺和对内对奴隶等压榨的基础上的。
征服了达西亚，图拉真把扩张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东方。罗马东方的宿敌是帕提亚。从苏拉时代起，罗马与帕提亚的战争从未取得过完全的胜利。克拉苏和安东尼都曾败于帕提亚人。图拉真一方面不满意罗马东边的边界被局限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另一方面也受帕提亚富庶和广袤的土地的诱惑，渴望步亚历山大大帝后尘，吞并这个国家，早在公元105年，作为和帕提亚作战的准备，图拉真就派军队占领了阿拉伯北部的那巴特阿王国，控制了东方贸易的要道，并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新行省。公元110年，帕提亚人控制了亚美尼亚，废除了原来拥护罗马的国王，另立一个新国王。争夺亚美尼亚就成了两国交兵的导火线。公元114年，图拉真派兵占领了亚美尼亚，废掉了帕提亚人拥立的国王，宣布亚美尼亚为罗马的一个新行省，纳入罗马版图。这一毫不费力取得的胜利，刺激了图拉真的扩张欲望，他决定继续东进，占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军队，兵分两路，齐头并进，同时抵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占领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116年，罗马军队又沿底格里斯河南下，占领了帕提亚的首府泰西封。这年年底，图拉真兵抵波斯湾，罗马军队是第一次兵抵波斯湾，也是最后一次，图拉真是罗马统帅中唯一一个抵达这里的。
图拉真在这里，面对大海，颇有感触，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能重复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业绩而热泪盈眶。然而，当他在参观巴比伦城废墟，看见440年前亚历山大去世之处时，又发出了不同的感叹：“声名何所有矣，唯一堆垃圾、石头和废墟而已。”这反映了他矛盾的心理，既向往亚历山大的声名，又醒悟到声名的空虚和时事的变幻不定。他将新占领的地区并入罗马，在这里设置了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和亚述行省。
但是，图拉真东征的胜利和成功是暂时的，在他不断向前推进的军队后面，在一个接一个的东方行省里，不断发生犹太人的叛乱。他被迫撤退，回身对付人民起义。由于年老体弱，和担心这次伟大的远征前功尽弃，他心力交瘁，病倒了，公元116年，病情恶化，突然瘫痪，公元117年在小亚细亚东南角的塞利努斯城去世，没能回到罗马。临终前，他宣布收哈德良为养子和继承人。
图拉真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昌盛，国力空前强大，北征、东伐，使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极限。帝国发展到了顶峰。
图拉真的继承人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公元76—138年）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和同乡，也出生在西班牙行省。哈德良是罗马诸皇帝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为人谨慎，不喜冒险。他意识到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已走到尽头，因而基本上停止了对外侵略战争，转为防守。他放弃了图拉真暂时占领的东方所有剩下的领土，把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还给了帕提亚人，将亚美尼亚重新由行省改为属国。罗马东边的边界又撤回到幼发拉底河。在帝国北部边境也转攻为守。哈德良实行转攻为守的政策是根据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罗马这时无论在军事力量上还是财政能力上，都已无力发动新的战争，同时，哈德良着重防守政策，也使罗马边界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
在北部边境，哈德良没有放弃达西亚，而在莱茵河之间修筑了连绵不断的围墙，加强了防御。在不列颠，他修筑了从莱茵河到索尔威湾的著名的哈德良墙。他的防御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边境安全，更没有大的骚乱发生。
哈德良是一个喜欢在全国到处巡视游览的皇帝，犹如中国的秦始皇，在他长达21年的统治期间，他大部分时间不在罗马，不在意大利，而是在帝国的各行省巡游。他巡游的目的，一是出于好奇，他是个旅游观光的热衷者，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风光景色和民俗民情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攀登过埃特纳火山，游过尼罗河，帝国境内所有值得一游的地方他几乎游遍了；二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他巡视行省，显示他重视行省，把行省看得如意大利一样，是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到处巡视，也是为了督促军队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他巡视各地时，经常对军队发表演说，要求军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可以说，他的巡视也是强化边防的一种措施。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哈德良巡视并不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例如秦始皇那样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哈德良这个罗马皇帝，没有中国皇帝那么大的架子，他名义上是元首，但人民见了他也用不着回避，用不着行三跪九叩之礼，出巡也没有中国皇帝那样的排场，那样惊天动地。
哈德良是个非常杰出的行政首脑。他充实和完善了官僚机构，促进了元首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在帝国的行政机构中，骑士的地位加强了，骑士等级也没有了原来的财产资格限制，只要有一定服役年资都可做骑士，担任各种官职。骑士几乎成了专门的官僚等级。由于官僚制度的发展，形成了官阶和官俸制度。官员按品级分类，并有和品级相适应的荣誉称号和头衔。元老的称号是“最显耀的男子”，高级骑士职位诸如近卫军长官、埃及总督等获“最卓越的男子”头衔；中等官阶的官吏称“最优秀的男子”，骑士等级的低级官员称“杰出的男子”。哈德良把元首顾问会议改造成为一个向他个人负责的官僚机构。他给这个机构的成员发薪金，从而使它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元首顾问会议成了由近卫军长官主持的、成员多为法学家的常设机构，既有审判权，又有法律解释权，这使元老院的作用进一步降低了。哈德良统治时期，开始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法律规范，即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这已和中国皇帝的每句话都是金口玉言，都是圣旨，都是至高无上的相距不远了。
哈德良非常重视行省，他给了许多行省城市自治权，鼓励行省城市进行建设，修筑神庙、剧场、公共浴室，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并慷慨地资助一些城市，从而缩小了行省城市和罗马的差距，使行省城市生活罗马化。哈德良也和图拉真一样，在罗马大兴土木，他重建了奥古斯都时期兴建的万神殿，并修建了维纳斯女神庙。
哈德良统治时期，帝国基本上是平静的，没有战争，但在他生命快终结时，却在巴勒斯坦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犹太人起义。起义是由哈德良的反犹太政策激起的。哈德良强行在全帝国实行罗马化，要帝国境内的一切民族都接受希腊—罗马文明及其观念，他不能容忍犹太人拒绝希腊—罗马文明，他发布敕令，不准犹太人过安息日，禁止割礼，在耶路撒冷建立以皇帝的姓命名的罗马殖民地，并在耶和华神庙的旧址上修朱庇特神庙。哈德良的这些反犹太政策，理所当然地招致了犹太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的起义一直坚持了3年。哈德良从其他行省调来大军进行镇压，本人也亲临战场指挥。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了。犹太人的988个村庄被摧毁，58万人被屠杀。犹地亚（jadea）这个地名也被改称为叙利亚—巴勒斯坦。幸存的犹太人除一年一次外，不准到耶路撒冷去，犹太人从此失去了他们的故乡，成为一个仅仅依靠犹太教和种族特征来维系的民族，流离在世界各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4年，犹太人才重新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共和国。
哈德良是罗马诸皇帝中颇受人称赞的一位。正是在他统治期间，罗马最终形成和完善了对帝国全境进行管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机构，这套官僚体制的完善伴随着共和制传统和公民权利的削弱以至几乎消失。对于罗马人来说，代价是巨大的。罗马要管理好帝国就必须牺牲共和制传统，逐步放弃公民的权利，主要是参政权，这也是这套官僚机构经过三个多世纪才初步完善的原因。
哈德良是罗马人的好皇帝，但对于犹太等被压迫民族来说，他和图拉真都是不折不扣的暴君、魔鬼。哈德良那种用自己的文明和观念要求别的民族，并以种族灭绝的暴行来推行自己文明的做法是令人发指的，但这种做法却被近现代西方强国所继承，它们在推广西方文明的幌子下，不知毁灭了多少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在这方面，中国统治者的态度和政策要进步得多。中国也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中国从来没有强行用汉文化来统一其他民族。
公元138年，哈德良病死，终年62岁。他没有儿子，过继的儿子也死了，皇位由他病重时所宣布的养子和继承人、年已51岁的安托尼努斯·庇阿斯继承。
安托尼努斯原籍高卢，他的父亲做过执政官。他被认为是罗马的贤君之一。他的头衔“庇阿斯”就有忠于职守、诸神、祖国和他的养父之意。他一方面继续集中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元老院表示足够的尊重。他削减不必要的公共费用，并在不列颠建筑了新的横贯苏格兰南部的长达58公里的新长墙。尽管在统治时期，不列颠、毛里塔尼亚、日耳曼、达西亚和埃及等地都先后发生过叛乱和人民起义，他统治的23年中（公元138—161年），帝国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时间仍享受着和平，仍是一片升平景象。
罗马帝国历经200年的和平，繁荣昌盛达到了顶峰，国力如日中天。从幼发拉底河到大西洋沿岸，从北非到莱茵河，罗马式的繁荣城市随处可见。这些城市和罗马城一样，矗立着宏伟的高大建筑，有长长的水渠，有豪华舒适的浴池，有漂亮宏伟的剧场，有宽敞明亮的大会堂，还有其他各种壮观的公共建筑和私人豪宅。这些建筑装饰的豪华、外观的宏伟和工艺的精美，虽然现在大都只能见其一鳞半爪，却仍令人惊叹不止。
丝绸之路
城市的繁荣是经济繁荣的结果。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国内外贸易空前发达。国外贸易扩展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阿拉伯、印度和中国都和罗马有了频繁的商业交往。中国的丝绸大量输入罗马，罗马的贵族都以穿丝着绸为荣，甚至因购买中国丝绸金银大量外流，造成金融恐慌。公元1世纪，意大利手工业高涨，陶器、纺织品、金属和玻璃制品尤其突出，畅销世界各地。随后，行省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中心和大城市。意大利本土的农业虽已开始衰落，各行省的农业却发展很快，作物轮作制、土壤改良技术和灌溉方法的改进和发展，使行省许多荒漠变成良田，整个帝国农业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但是，经济的繁荣导致了道德的堕落。城市里，罗马公民的生活，特别是富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奢侈、淫荡的腐化气味。道德每况愈下，据记载，图拉真统治时，罗马城里妓女就有3.2万人，同性恋普遍到成了富豪公子哥儿们追求的时髦生活方式。罗马人嗜好过节，嗜好节日的狂欢和娱乐，以至到了无日不节的程度，图拉真为庆祝达西亚战争的胜利竟举行了123天喜庆活动。不管什么喜庆活动都少不了宴会和各种盛大的表演，其中当然少不了残忍的、令人厌恶的角斗表演。今天罗马城最负盛名的、建筑于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圆形竞技场（科洛塞奥圆剧场），虽然只能看到残缺不全的遗迹，它的宏伟壮观仍令人惊叹。但这个被称为古罗马帝国象征和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竞技场却不是供人欣赏戏剧的场所，而是血腥的角斗表演之地。据史料记载，竞技场建成开幕时，在这里举行了100天角斗表演，5000头狮子、老虎等猛兽与3000个由奴隶、俘虏和基督教教徒组成的角斗士队伍进行人兽大战，人与兽全拼搏得力尽血干而死。这就是罗马人的娱乐！罗马人酷爱流血竟到了即使纯粹的竞技比赛也要流血，也愈来愈充满血腥味。赛车往往车毁人亡，拳击手常用铁和铅的皮带缠手。观看这些血腥比赛的既有上层贵族，也有靠国家救济的城市无产者。除了沉湎于观看角斗竞赛和戏剧外，罗马人，特别是富人还有一大嗜好——泡澡堂。罗马的公共浴场，犹如现在的娱乐城一样，建筑复杂而华丽，除浴池外，还有体育馆、图书馆和各种聚会场所，有乐队演奏，有时还有诗人或戏剧家朗诵。富人们把许多时间都消磨在公共浴场里，他们先做健身运动，然后沐浴，浴毕涂上香脂，躺在榻上闲谈消遣。这既是一种舒适的享受，也是奴隶主的时尚。除公共浴场外，富人和贵族还多有私人的豪华浴池。富人的宅院里，厅堂壁画，庭院池水，无不齐备，吃的也尽是美酒佳肴，有时甚至吃孔雀舌头以示阔绰。
罗马的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繁荣的表层下，已出现衰退的迹象，帝国的中心意大利农业衰退。上层社会有把体力劳动视作贱业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帝国的生产主要依靠奴隶劳动，而奴隶由于非人的待遇，毫无生产积极性，同时，随着对外战争的减少，奴隶来源枯竭，劳力的缺乏和劳动者缺乏劳动积极性必然导致生产的衰落。
更为严重的是被压迫民族的此起彼伏的起义和边境蛮族的威胁和入侵。对于罗马来说，这是致命的，罗马和平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即将来临。
安托尼努斯·庇阿斯于公元161年去世，他的帝位由他的养子、女婿马尔库斯·奥里利乌斯（公元121—180年）所继承。由于奥里利乌斯在安托尼努斯生前就已经是他的主要助手，多次任执政官，并任最高统帅和保民官，他的继位顺理成章。但是，他却不愿一人继承帝位，而坚决要求与安托尼努斯的另一养子维鲁斯一起继位。这样，罗马帝国就出现了双帝共治、一国二主的局面。罗马帝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在以后却多次出现。在罗马帝国历史上，二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常常发生，并不奇怪，中国就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传统有关，罗马的统治一直是多元的，元首制以前是如此，元首制建立后，形式上，仍是多元的，因此，最高权力可分割。中国则一直是一元的，最高权力不可分割。
罗马的这两个皇帝无论在才智上，还是在品德上都大不一样。奥里利乌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虽有褒有贬，却仍不失为一个勤奋而又有思想的统治者。他是斯多葛哲学的最主要的阐述者之一。他潜心于哲学思考，并通过他所写的《沉思录》把他的思想流传下来，然而，他并没有因这种爱好而影响他对皇位的忠诚，影响他尽力履行皇帝的职责。有人认为他是罗马诸皇帝中精神状态最高尚的。《英国百科全书》中引用费·威·法勒的话评价他：“事实上，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切人的公仆，举凡登记公民、平息诉说、提高公共道德、保护未成年者、紧缩公共开支、限制角斗竞赛和角斗表演、保养道路、恢复元老院特权、任人唯贤地选择地方官吏，甚至管理街道交通规则以及其他种种任务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的身体并不太好，却常常从清晨直到深夜工作不息。他的地位的确经常要求他出席观看竞赛或表演，但在这些场合，他或是看书，或是听别人给他读书，或是写笔记。他是那种不相信事情应当草率处理的人，而且认为没有多少罪过比浪费时间更为严重。”
奥里利乌斯当然不可能是什么“一切人的公仆”，而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皇帝，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是勤于职守的统治者，不过，他也有令人反感的一面，他有些自命不凡，他涉猎宗教，喜欢穿祭司服去行祭司的仪式。人们对他不满之处还有一点，他没能约束他美丽的妻子福斯丁娜的淫荡行为。在整个罗马国家，似乎只有奥里利乌斯不知道他妻子福斯丁娜为满足自己的淫欲处处与人调情上床的行为。她的好几个奸夫都被委以高官或肥缺，奥里利乌斯甚至在他的《沉思录》里还感谢上帝给了他如此忠贞，如此温柔，在为人处世方面出奇纯朴的妻子！在他的急切要求下，罗马元老院竟还正式尊这样一个荡妇为女神，把她和朱诺（天后）、维纳斯（爱神）等相提并论，同等对待。这真是对神的亵渎。这件事也暴露了元老院已堕落到何种地步。奥里利乌斯对妻子的态度也成了人们的笑柄。
维鲁斯虽和奥里利乌斯同掌皇柄，相形之下，却黯然失色，是个无特点的平庸角色。他既没有奥里利乌斯那样的勤奋和才能，也没有奥里利乌斯那样淫荡的妻子。
他们两人登基时，帝国的边境形势非常严峻，往昔的安宁与和平已一去不再了。帕提亚人首先挑衅，入侵亚美尼亚。维鲁斯不得不在公元162年率兵去抗击帕提亚人，经过4年战争，直到公元166年才打退了帕提亚人，保证了东边边界的安全。但是，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很快就被一场灾难所带来的痛苦淹没了，从东方战场返回的士兵，带回来了一种可怕的瘟疫，很多人因染上瘟疫而死去。
东边的边界危机刚解决，罗马又面临一场更严重的边界危机。这次危机发生在北边。北部的边疆地区遭到罗马人称之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和其他部族的入侵。他们开始大批地、源源不断地从多瑙河上、中、下游渡河，侵入罗马境内。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联合行动，世界面貌将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众多的日耳曼人在过去一段比较稳定的时间里，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告别了简陋的农业技术，也不再留恋他们森林中的沼泽般的空旷地。他们现在尽一切可能夺取罗马境内的富饶土地，入侵到罗马的中欧和东欧各行省，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本土，这是两百余年来的第一次。他们在这里毁坏城市，围攻亚得里亚海海岸的阿魁利亚港，同时，另一支日耳曼部族，穿越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掠夺了紧邻雅典的埃留西斯。日耳曼人入侵所引发的战争是空前严重的，它宣告了延续两个世纪的罗马和平的终结。
公元167年，奥里利乌斯和维鲁斯共同率兵越过多瑙河，讨伐日耳曼人。由于帝国财政拮据，为筹措军费，皇帝甚至卖掉了皇冠上的珠宝。尽管罗马军队由于感染上从东方带回的瘟疫而战斗力大减，仍然逐渐地、艰难地控制了战局，掌握了主动，并终于把日耳曼人赶出了国境。维鲁斯在班师途中突患中风去世（公元169年），罗马又恢复了一个皇帝的政治局面。奥里利乌斯在打退日耳曼人入侵的同时，为了减轻北部的压力，让大量日耳曼部族成员作为移民和潜在辅助士兵入籍帝国，这些日耳曼移民被承认为罗马业主或帝国领地的租用人。奥里利乌斯企图用这种办法把他们束缚在新的小块土地上，奥古斯都和尼禄都曾这样做过。不同的是，奥里利乌斯推行这一政策更加有组织，规模更大。这其实是种无奈之举，因为他已经没有力量把所有的“蛮族”驱逐出帝国领土，只好把他们作为开发边境的农业殖民者留在边境的指定区域内。他们移居罗马境内虽为罗马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劳力和兵源，却也给帝国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这时，埃及、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局势也极不稳定。公元175年，当年曾随维鲁斯征战帕提亚的大将阿维迪乌斯·卡修斯拥兵自重，成了东方各行省的实际统治者，并控制了埃及。他散布奥里利乌斯已死的谣言，公开发动叛乱，自立为帝。奥里利乌斯只好与那些北方未屈服的部落订立和约，然后掉过头来，征讨阿维迪乌斯。奥里利乌斯兵还未发，阿维迪乌斯就被部下刺杀了。不过，奥里利乌斯仍借此机会，巡幸了东方各行省，视察了安蒂奥克、亚历山大里亚和雅典等地。
公元173年，奥里利乌斯一改他的几位前任从家族成员之外过继养子做继承人的传统做法，立他的儿子科莫德斯为又一皇帝和自己的继承人。父子同时为罗马皇帝，这是奥里利乌斯的首创，但是，奥里利乌斯立儿子科莫德斯为帝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将给罗马带来极大的损害。奥里利乌斯本人道德和才能都受人称赞，他的家人却没有受他的影响，他的妻子淫荡，他的儿子更坏。科莫德斯（公元177—192年在位）后来成了罗马最残暴、最怪诞的皇帝之一。在立科莫德斯为帝时，奥里利乌斯又重新开始了在多瑙河地区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他想通过扩张北边领土，吞并波西米亚，为罗马建立一条距离较短，依靠高山而不是依靠多瑙河的边界。奥古斯都就曾想这样做，但没有成功，后来也没有一位皇帝做到这一点。奥里利乌斯开始获得了不少胜利，成功在即，却不幸于公元180年死于军中。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日耳曼人作战，终因操劳过度，以身殉职。然而他的勤劳和忠于职守并没能阻止帝国的衰败。衰败已成必然之势，非哪个个人的努力所能挽回。奥里利乌斯一死，他改变北部边界的计划立即被放弃了，罗马和平也随着他的死去而最终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长达百年的以革命、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此后，罗马面目全非，内外交困，往昔的强盛不再。
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周边的所有国家，包括东方的诸如希腊、埃及和小亚细亚地区，但在文化上，如前所述，东方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却征服了罗马。同样，东方的宗教也对罗马的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取代了罗马宗教。罗马宗教的诸神都有希腊诸神的痕迹，或者说，罗马诸神是希腊诸神的罗马化。罗马从一开始就有把别地、别的民族的神拿来做自己的神的传统。后来，比希腊更为东方的埃及、小亚细亚以及两河流域的宗教也随着罗马的扩张而在罗马世界流行起来。
酒神狄俄尼索斯
罗马社会是宗教社会，对罗马诸神崇拜是罗马爱国主义的源泉之一。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统治者也把罗马诸神的崇拜输送到各行省，并有意使罗马的神等同于每一地区的地方神。可是，罗马诸神，或者说，罗马宗教没有保佑崇拜者未来幸福的内容。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一方面，由于和平，生活富裕而精神空虚，需要新的宗教信条来填补；另一方面，人们在经历过多的苦难和考验后，渴望有某种来世幸福的保证，渴望获得救世主式的圣明的支持和力量。这个时期是科学研究销声匿迹的时期，是观念意识急速变化的时期，对许多人来说，今世无望了。孤独、失败的情绪和精神的空虚，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种把希望寄托于幸福的来世的观念，可使他们得到一种超越痛苦和死亡的个人胜利感。东方的一些宗教正好可以满足这些精神需要慰藉的人们的需要。这些东方宗教里都有救世主。救世主会让他们所选中的信徒死后在天国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生前即使在地狱受苦，死后上天堂享福也是一种安慰，一种精神补偿。
由希腊传入意大利的对狄俄尼索斯（在罗马被称为酒神巴克斯）的崇拜就有这种性质。狄俄尼索斯是植物神，是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保护神。他到哪，哪的葡萄酒、牛奶和蜂蜜等就能如泉水一样从地下涌出。祭祀他的仪式成为疯狂的宴饮，成为为酗酒和性要求提供方便的一种单纯的享乐聚会。这种崇拜把来世也描绘成这样一场纵情狂欢的聚会。元老院虽极力反对这种有伤风化的崇拜，却没能阻止它的广泛流行。因为这种崇拜一方面满足了追求享乐的罗马人的需要，又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安慰。罗马人从对库柏勒的精神祭礼中引发出更加深厚的激情。库柏勒是源于小亚细亚的大地女神，她的情人是主宰自然界的死而复生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大神阿提斯。公元204年，对他们的祭礼被承认为合法的罗马祭礼。这种祭礼包括吃面包和喝酒的圣餐礼。后来基督教就采纳了这样的圣礼仪式。在祭司宣布阿提斯死而复生时，祭祀活动充满狂热的兴奋情绪，场面极为壮丽。
比之库柏勒和阿提斯，埃及女神伊西斯和她的兄弟与丈夫、地狱之神奥西里斯更使罗马人着迷。伊西斯是丰产和母性的庇护神，奥西里斯和阿提斯一样，也死而复生，不过他不是自然界保护神，而是做了冥王，地狱之神。对于许多罗马人来说，伊西斯和奥西里斯是他们在困难和孤独时可以给他们帮助的救世主。奥古斯都时代，一位叫蒂布罗的罗马诗人，在由于疾病而不得不离开战场时，心情苦闷地给他的未婚妻写信道：“迪莉亚，从你的伊西斯那里我能期望什么？……现在，现在，女神啊，救救我，你的神庙中很多画像都已证明你能治愈人间的疾病。”蒂布罗和他的未婚妻是罗马社会有文化的上层人士，他们不是在对罗马诸神的信仰中，而是在对伊西斯这位外来的埃及女神的信仰中寻求帮助和慰藉。伊西斯在这里已压倒了罗马诸神。哈德良甚至在自己的豪华别墅旁修建一座埃及花园，供奉伊西斯和奥西里斯，花园里竖立着他们的雕塑像。对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的祭礼，对于信徒来说，是令人激动的时刻，是一场无限制的狂欢。对伊西斯的崇拜几乎成为世界性的唯一救世主崇拜，她被尊奉为大地的统治者、星空的创造者、航海的护佑者。她还是被压迫者的保护者、妇女的援助者、受辱者的安慰者。后来基督教将伊西斯崇拜的这些特点全都移接到圣母玛利亚的身上，甚至圣母抱着耶稣的形象也完全是最常见的伊西斯抱着她儿子的形象的翻版。
军队中，流行对波斯的光明之神弥特拉斯的崇拜。很多军团里都设有地下教堂，弥特拉斯的信徒们在这里进行祭祀活动和庆祝胜利，后来，对弥特拉斯的崇拜由军队传遍整个罗马帝国。
这些受到罗马人普遍崇拜的东方神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崇拜都有神秘的狂欢式的祭礼，这其实有浓厚的感情宣泄成分。更重要的是这些神的经历都富有戏剧性，他们都不畏死亡，并能战胜死亡，死而复生，获得永生。信徒们深信，得到这些启示，经过入教仪式，就能使他们驱逐罪恶，分享神的永恒生命，并与神同在。
对这些救世主的信仰虽流传很广，信众也很多，最后却都被另一种救世主信仰所压倒，并取而代之了，这一救世主信仰不是起源于埃及、两河流域或波斯，而是起源于宗教运动的另一历史中心——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故土。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在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统治时，巴勒斯坦曾是个不小的帝国。可是，所罗门死后不久，巴勒斯坦就分裂成南北两个王国。北国名以色列，南国称犹太。以后，巴勒斯坦相继被亚述、巴比伦、波斯、托勒密和塞琉古所统治。公元前2世纪，哈斯芒犹太人发起民族运动，摆脱了塞琉古的统治，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公元前63年，罗马统帅庞培征服了巴勒斯坦，并把其纳入罗马版图。犹太人也成了罗马境内一个深受压迫的民族。
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不断进行反抗，大规模的起义就有三次。第一次在公元66—70年，罗马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统治终于激起犹太人的规模巨大的武装反抗。犹太人消灭了罗马在耶路撒冷的全部驻军，历史学界称这次犹太人起义为“犹太战争”。起义坚持了4年之久，终因力量悬殊而被镇压了。罗马对犹太人实行疯狂的报复，把俘虏全部钉死在十字架上。由于钉死的太多了，不但十字架钉光了，连竖立十字架的地方也找不到了。剩下的七万多人则都被卖为奴隶，世界闻名的古罗马大竞技场就是由8万犹太俘虏耗费十年时间修建的。第二次犹太人大起义爆发在公元113—116年，第三次在公元132—135年，也都被罗马人残酷镇压了。罗马人除大肆屠杀或把活着的变卖为奴外，还把剩下的大部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的故土，甚至不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只好背井离乡，流离到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等地。
犹太人的反抗和起义与他们信奉的宗教有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犹太人拼死反抗是为维护他们神圣的宗教信仰。和希腊人、罗马人的多神教信仰不同，犹太人信奉一种严格的一神教。他们崇拜上帝耶和华，崇拜他们古代的圣书，相信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履行上帝的预言，相信他们的法律摩西五经是由上帝自己在西奈山递给摩西的。摩西五经构成了《圣经》的开首五篇。他们认为，创造宇宙，出于爱心挑选出以色列人并赐以律法书的上帝是独一的。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才能得到上帝的福佑。犹太人的宗教有很强的排他性。不过，为什么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爱心为什么只施于以色列人，犹太教的教义和圣书都没有给人一个完满的解释。
由于犹太人不断遭受外来民族的侵略、奴役，有的四处逃亡，有的沦为阶下囚或他人奴隶，绝望中，他们只能在宗教中寻求慰藉，因此，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特别强烈。他们不仅相信上帝有一天会来拯救他们，恶人最终将受上帝的审判，而且，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严格遵守宗教教条，事事都要祈祷，男孩出生后第8天就要行割礼。严格地贯穿于生活一切方面的习俗和宗教教条，成为犹太人虽分处世界各地却仍始终保持民族特点和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原因。但犹太教的排他性和狭隘性，使它只能在犹太人中传播，只能是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流落在世界各地，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说：“这个民族已进入每一座城市。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可以居住的地方不是先接受了他们然后又被他们主宰。”这段话有点绝对，不过有一点是对的，犹太人非常有活力，然而，他们的宗教却使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罗马人也开始习惯于犹太教堂，然而犹太人却拒绝其他宗教，犹太人的这种态度使他们和要在帝国全境推行罗马化的罗马政府当局发生冲突。
犹太教的排他性和狭隘性虽限制了其发展，但在犹太教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带有反犹太教色彩的基督教却发展迅猛，后来竟取代罗马其他宗教成为帝国的唯一官方宗教。
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基督是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现在的纪年就是以耶稣的出生年为公元前后的标界。不过耶稣并不是出生于公元1年，而大约是在公元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有关耶稣生平的资料几乎全都来源于《圣经·新约》的福音书中。福音，通俗点说就是好消息，作者是谁，现在仍无法确定，一般认为是他的使徒马太和圣·保罗的伙伴马可与路加。福音书的原意是记述耶稣的教导和宣传耶稣的各种神性表现，因此并没有着重记述他的生平。据福音书所述，耶稣的母亲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夫，但耶稣不是约瑟夫之子，而是玛利亚婚前以童贞之身受“圣灵感应”而生的，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他后来的称号“基督”就是救世主之意。不过，耶稣出世后很长时间没显示出神性，直到30岁左右才开始传教。
他传教有两项令人注目的内容，一是他宣称天国将立刻在地上完全和最终实现，尘世的灾难将结束，世界将尽善尽美；二是他称自己是按上帝的意旨来到人世建立天国的。他的传教内容是离经叛道的，把对天国会来到人间的企盼变成了天国已开始到来的要求，把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说成他将做的事，这是骇人听闻的。他就是救世主。福音书上记载了许多他的奇迹。他能使盲者复明、跛者行走、病者康复、死者复活。他还有征服自然的神力，如他能在水上行走。
他的传教吸引了大量下层的被压迫群众，其信徒大都是被欺凌的、贫苦无依的人，他们受伤害的心灵从耶稣的传教内容中得到慰藉，看到了希望。耶稣传教反映了下层群众的要求，他们热切希望天国立即实现，改变社会不公正现象。耶稣宣称穷人在精神上是有福的，认为卑贱者终究会成为大地的主人。
福音书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有钱人跪在耶稣面前问道：“善良的夫子，我应做些什么事，才可得到永生？”耶稣回答说：“你为何要称我为善良的，除了唯一的上帝，谁也不能说是善良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你是知道戒律的，毋犯奸淫，毋杀戮，毋犯偷盗，毋作假证，毋欺诈，孝敬你的父母，爱人如己。”这人回答说：“夫子，所有这一切，我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遵行不渝。”耶稣打量着他，爱抚他，对他说：“不过，你还缺少一件事，去把你名下的所有东西都卖掉，以之周济穷人，这样，你在天国里就有财富了。然后，背起十字架，跟我走。”这人听了耶稣这番话，愁眉苦脸地走开了，他怎么舍得用他的大批钱财去周济穷人呢？耶稣这时对环绕在他周围的弟子感叹道：“富人要进天国，那是多么难啊！”弟子们还没有领悟，耶稣又重复了一遍：“孩子们，那些爱财的人要进天国，是多么难啊！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呢。”
这个故事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耶稣对富人的不满，排除了他们进天国的可能性。耶稣还倡导一种逆来顺受的宽恕精神，不仅要爱邻人，甚至要爱仇敌。他说：“你们已经听到别人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要对你们说，勿抗恶。如果有人要打你的右颊，连左颊也转过去让他打。”
耶稣是个杰出的导师，他的信徒把他作为弥塞亚或救世主（希腊语基督）加以拥戴。同时，他的布道活动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惧，认为耶稣的布道活动是潜在的颠覆因素，因为耶稣坚持由上帝建立天国实行直接统治，含有对世俗君主的不忠。当耶稣最后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圣庙，把这里的商人赶出去以纯洁圣庙时，由于他的十二信徒之一犹大的出卖，他被逮捕了。罪名是要毁掉圣庙，自称弥塞亚、上帝之子和犹太人之王。罗马驻该地的行省总督派勒特以耶稣犯有煽动反对罗马皇帝的叛国罪为由，判他死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历经三天，耶稣才在十字架上死去。
耶稣死了，他个人失败了，但他的死却成了他事业成功的开始，成为一场持续不断的革命的开始。他死后40天，他的信徒都相信，他复活了，升天了。福音书和信徒传中反复描述了这一神奇事件。他的惨死只是为救赎世人的罪。因此，他的死，使他成了殉道者，使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更具活力。他的信徒借耶稣死而复生、升天这一神奇的事，扩大他的影响，说他复活后向他们传言：“你们普天下去传播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耶稣的死，成了传播基督教的催化剂。
耶稣死后，耶稣的信徒的传教活动中最为成功的，或者说，真正使基督教光大的是保罗。保罗和耶稣不同，他不是出生于巴勒斯坦，而是出生于西利西亚（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希腊自治城市塔尔苏斯，是散居于国外的犹太人，是个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他是个帐篷、地毯和鞋的制造者。由于塔尔苏斯是先进的希腊文化中心之一，保罗也因此而通晓希腊语，并用希腊文写作，他身上同时有犹太、希腊和罗马三种文化的影响。他是这三种文化的产物，这在古代历史上是唯一的。
保罗原本不信耶稣的说教，但是，据他自己所宣称的，大概在公元36年，有一次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他的眼睛遭受一股强光的照射，看不见任何东西了。他倒在了地上。这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命令他进入大马士革宣讲福音。他相信这是耶稣的声音。复明后，他进入大马士革。从此，他成了耶稣的虔诚狂热信徒。他传教突出了耶稣被钉死、复活和升天的令人惊讶和令人崇敬的传说。他宣称，只有耶稣之死和他死后接着产生的奇迹才是赎罪。他对耶稣的爱真诚而又热烈。他的演讲优美而又极具感染力。
和耶稣只用祖国语言阿拉米语宣讲教义不同，保罗在传教中除用阿拉米语外，还用希腊语。他用希腊文给他的追随者写的信件，广为流传，信徒们爱不释手。他传教并不局限在犹太人集居的巴勒斯坦地区。他的足迹遍及小亚细亚和希腊诸城市，他甚至冒险去了罗马。他不只是向犹太人传教，也向非犹太人传教，宣传主对他们的爱。对于那些接受耶稣教义而又不愿意忍受犹太人割礼习俗和饮食限制的非犹太人，他也能宽容。因此，他吸收了许多非犹太人的教徒。他所到之处，形成了很多虔诚的教区。
保罗的布道活动使基督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基督教突破了只面向犹太人的局限性，开始面向所有的人。基督教的影响日益扩大，信徒日益增多，开始压倒其他东方宗教。保罗布道传教所带给人们的高尚、美好生活的慰藉，和让人所感觉到的兄弟般的亲近以及对人类所抱有的同情心，是其他东方宗教无法做到的。保罗的简单而又令人感动的话语：“到我身边来，所有的劳苦大众和做牛做马者”，在帝国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劳苦大众的心里回响，其力量超过了任何罗马皇帝的敕令。许多贫民、手工业者、奴隶或半自由人纷纷改变信仰，开始崇拜这东方“神力”，成为基督教教徒。很快，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希腊半岛，甚至意大利半岛等地，都出现了基督教组织。
早期基督教徒多为穷人和地位低贱者，他们在各地组成一些小型的秘密公社，以十字架为徽记，过着财产公有、互助共济的生活。入教者必先受“洗礼”，以表示清洗一切“罪恶”，成为基督教徒。集会时要领圣餐，分食一点象征耶稣之肉的面饼和尝一口象征耶稣之血的红葡萄酒，以表示要把耶稣的精神注入自己的躯体中。
罗马人原来信仰多神教，在帝国境内，并没有任何宗教或任何神处于独尊的地位。基督教兴起后，罗马政府很快就发现那些改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仅主张众生平等，拒绝把皇帝当作神崇拜，而且公然预言罗马帝国即将灭亡。因此，早期的基督教教徒多次受到残酷的迫害。公元64年，尼禄皇帝就曾把基督教教徒作为罗马大火的替罪羊，大肆虐杀。
然而，尽管遭到罗马政府的迫害，基督教教徒的数量仍在稳定地增长。在罗马和平的第二个百年时期，它的影响就已开始超过罗马帝国的其他宗教。基督教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改变罗马的面貌。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是在罗马帝国如日中天时，作为一种反罗马统治的力量出现并日益扩大其影响、壮大其力量的。这也说明，罗马的兴盛是建立在许多下层群众的痛苦之上的。在罗马帝国兴盛时期也充满了各种不满的人群，他们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就把耶稣基督当作精神上的唯一寄托。而基督教由于其教义和杰出的组织，显示其不仅将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且由于其蕴涵有东西文化的成果，它将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