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的第二个百年和平时期，壮丽、豪华、宏伟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在帝国境内的许多城市里随处可见，平坦宽阔的大道遍布全帝国，四通八达。帝国的军队威震四方，帝国的版图扩大到极限，帝国政府有效地管理着全国，罗马文明主宰着地中海世界，帝国空前繁荣和鼎盛。但物极必反，鼎盛和繁荣的外貌下，从隐蔽到公开的腐败却正在腐蚀着帝国。帝国会因腐败而瘫痪，军队会因腐败而堕落，而最为致命的是农业的衰败。农业是罗马立国之本，国家的兴衰与农业的兴衰紧密连在一起。
小农，早在罗马实行元首制之前就已经开始衰落，这改变了罗马的面貌，兵民合一制瓦解，公民兵为雇佣兵所取代，小农为大农庄所取代，由意大利再到各行省，大农庄逐渐排挤并最终摧垮了小农。尼禄时代，非洲行省的一半土地分属六个大庄园。这种大庄园被称为封地，不仅意大利，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其他行省也大量出现。
大农庄和小农庄不同，一是大农庄生产主要为了出售，是商品生产；二是劳动者是奴隶。由于奴隶毫无劳动积极性，大农庄有先天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它的生产只能是粗放的。公元1世纪科鲁麦拉在他所写的《论农业》中，针对有人认为农业衰落不能提供更多粮食是由于土地不肥沃、气候恶劣等原因造成的观点，十分尖锐地指出：“我不认为落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不幸是什么上天震怒的结果，毋宁说那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罪过。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作为最好的人物用最好的方法经营农业的，而我们却把农业交给奴隶中最坏的奴隶，就像交给绞刑吏去惩办一样。”
奴隶不仅没有劳动积极性，而且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同时，由于帝国对外扩张的停止，已没有足够的奴隶来源了。大庄园主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失去土地的农民耕种。这样，不少自耕农就成了有钱的封地领主的隶农。
隶农及其后代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永远待在他们劳动的土地上。土地的领主换了，隶农却仍要待在这里。隶农虽不是奴隶，不戴枷锁，却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意来去。隶农中除过去的自耕农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和移居帝国境内的蛮族人。隶农不是自耕农，他们没有独立性，没有获得土地的希望，也没有改善生活的可能。虽然有一些有眼光的人如科鲁麦拉告诫大庄园主，要善待这些隶农，实际上无济于事。隶农仍没多少生产积极性。由奴隶耕种的大封地，变成由隶农耕种，并没能挽救农业的衰败。
大部分不愿成为隶农的农民，抛弃土地，来到城市，靠政府救济生活。因为他们既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又无力与大庄园主竞争，除了跻身城市贫民之列已无路可走。这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又使农村失去了有经验的劳动者。土地由于经营不善变得愈来愈贫瘠，大片大片土地荒芜而杂草丛生，可耕地不断减少。罗马帝国无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的居民，粮食紧缺在罗马城等人口集中的地方更为严重。
过去，从事农业劳动是崇高的，现在，体力劳动成了卑贱者干的事。罗马皇帝提出将土地赐给任何愿意耕种的人，却没能吸引多少人去种地，没能增加可耕地的数量。一些破产的农民宁愿在城里靠政府分发免费的粮食、酒和肉生活。城市里的无产者愈来愈多，他们整天泡在观看战车比赛、角斗士角斗和其他野蛮的表演里，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靠政府从农业经营者那里征收的税来养活。他们中不少人不结婚，因为他们无力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些贵族青年也不结婚，但原因和城市贫民不同，他们是为了更加自由地过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农村中昔日自耕农的那种大家庭，城市贫民中是见不到的。
小农的衰落是罗马衰败和灭亡的重要原因。
农业的衰败也严重损害了城市，给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外表上城市十分辉煌。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增加了国家和城市的负担，农村市场的萎缩，使城市手工业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工业日趋萧条，失业的工人增多，又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穷人的队伍。商业也由于严重缺乏铸币用的贵金属而受到严重损害。地中海附近很多古老的金银矿已开采殆尽。购买中国和印度的丝绸、香料等商品又使金属钱币大量外流。罗马还时常送给日耳曼人大量钱币作为礼品，再加上流通过程中的自然消耗和私人收藏，造成了帝国贵金属钱币的严重缺乏。政府已无法提供足够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不得已只好在铸币中加入非贵重金属。奥古斯都时的钱币是纯银的，到奥里利乌斯时，钱币的含银量只有25%，后来又下降到只有5%。随着货币含银量的下降，货币不断贬值。银币的价值，在奥古斯都时代约值20分，到100年后的奥里利乌斯统治结束时，只值半分了。
更为严重的是，财政困难导致了军队的堕落。罗马帝国是军事帝国，完全是靠军队支撑的。罗马早期的公民兵是靠一种爱国主义激情维持的。元首制下的军队则是靠金钱维持的，没有金钱，就没有可供驱使的雇佣军。奥里利乌斯为筹集维持军队的资金就困难重重。后来，更难筹集到足够的钱来维持军队了。纳税人已无力用钱币缴纳税款，政府不得不接受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军队的费用也只好用粮食来支付。在边疆，政府连粮食也没有，只好给士兵一块土地作军饷。而士兵又不是农民，他们要参加军事行动，根本无时间去耕种土地。为了能使土地有人种，只好让士兵结婚，让他们携带家眷并和家人住在一起。这已经不像军人而像农民了，这样的军队最多也只能算是一支民兵队伍。这样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携妻带子的军队如何能抵挡蛮族的入侵！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了。政府把他们称作边疆居民是名副其实的。
为了防止行省总督叛乱，从奥里利乌斯时开始，除皇帝的近卫军外，在意大利还驻扎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由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和其他未开化的土著人组成。一支罗马军队中竟很少有罗马公民了。昔日罗马军团的组织和严明纪律已不复存在了。罗马军队开始演变成蛮族军队，并按他们的方式打仗。罗马皇帝就是靠这样的军队来保护自己和国家。
罗马军队在对外作战时虽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但由于罗马皇位继承制度极其不完善，在决定皇位的继承问题时，军队却起了强有力的决定性作用。由谁继承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态度。老皇帝一死，军队就会拥立一个合他们意的新皇帝。如果发现新皇帝不合他们之意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把他赶下台，另立新皇帝。国家最有权威者已不是皇帝而是雇佣军和他们的领导。
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如此专横跋扈说明罗马在国家组织上还不完善，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威还不能和中国的皇帝相提并论。在中国，军队干政是不常见的。
罗马公民权这一曾困扰罗马社会的问题，在公元212年被彻底解决了，这一年帝国境内的所有行省的所有自由民都获得了公民权。不过，公民权的扩大也使它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罗马公民权曾是部分人的特权，表明他们有权参与罗马政治，得到罗马保护的特殊身份，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有一种罗马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公民权本是城邦制的产物。帝国时期公民权的普遍授予，只是使意大利和行省人都有同等的地位，扩大了帝国的基础，使外省人有更多的机会夺得罗马的领导权，行省的地位提高了。图拉真、哈德良等皇帝就都出身于外省。但对于普遍人来说，公民权已丝毫没有参与政治的公权成分了。公民权是与一定的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就没有什么公民权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一直是专制社会，没有民主，没有人民的公民权。罗马进入元首制社会后，民主只是外衣，公民权实际上已没有了公权的含义，也就是说没有参政权的内容了，而只有作为自由民的权利。正因为公民权已没有公权的含义了，罗马统治者才可能把公民权扩大到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
帝国的衰败结束了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罗马进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充满变革、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的动乱时期，有人称其为百年革命时期。罗马这种情况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有点相似，中国的王朝由盛到衰的周期也是200来年或更长一些，然后发生动乱、起义、革命。不同的是中国是周而复始，动乱后，出现一个新王朝，一切又重新开始，中国仍是中国。而罗马动乱过后，再也回不到原样，帝国的末日不远了，往昔的强盛一去不返了。
这个动乱时期是从公元180年奥里利乌斯去世开始的。继位的科莫德斯是个暴虐的皇帝。从爱德华·吉本的记述来看，他有点像中国的秦二世胡亥，是个放荡的享乐主义者。他的后宫供养着来自各地的各种身份的300个美女和300个娈童，供他随意淫乐。他也可能有点精神病，这在罗马历史上已不是第一个。公元182年，他即位不久，他的姐姐露西拉和一批元老密谋刺杀他。事泄后，他处死了他姐姐和许多著名元老，他的性情更加乖僻、残暴、多疑，以杀人为乐，整天沉迷于马戏、斗剑、捕猎和各种体育运动中，自称是大力神赫丘利转世，他甚至穿上角斗士服装，参加角斗表演，政务则交给宠臣、近卫军长官全权处理。他把罗马称为“科莫德斯亚纳”（意即科莫德斯殖民地）。他的残暴荒诞行为引起广泛的不满，众叛亲离，他最宠爱的情妇、内侍和近卫军长官都背叛并密谋刺杀他。当他宣布他将在公元193年1月1日以角斗士打扮就任这一年执政官时，他的情妇给他喝了一杯毒酒，近卫军长官莱图斯随即派来一位摔跤冠军把这位大力神赫丘利转世的皇帝毫不费力地掐死了。
科莫德斯死后，近卫军把城市长官珀蒂纳克斯推上了帝位。珀蒂纳克斯是个傀儡，当他想有所作为，打算整顿军纪和财政时，近卫军和他们的领导人莱图斯立即派人杀死了他，他的统治前后仅持续了3个月。近卫军本来是奥古斯都创立以保护皇帝的，是皇帝权威的保证，现在，却成了皇帝权威的最严重的威胁。皇帝的立和废都取决于近卫军的愿望，这样的事已多次发生了。皇帝对近卫军的失控，是帝国衰败的表现。皇帝连近卫军都不能控制，还能控制什么！
近卫军杀了珀蒂纳克斯后，出现了怪事，竟公开宣布拍卖罗马帝国的皇位，谁出价最高谁便可占有皇位。至高无上的帝国皇帝职位竟成了近卫军手中拍卖的商品，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事，也可算是罗马人的一大创造吧！近卫军竟大胆到如此程度，人民、法律、元老院都不屑一顾。这和近卫军多由蛮族人组成有关，奇还奇在，有敢卖的，还就有敢买的。珀蒂纳克斯的岳父苏尔皮西阿努斯和另一位富有的元老迪克乌斯·朱利安努斯竞相与近卫军讨价还价。最后，迪克乌斯·朱利安努斯以近卫军满意的价钱购得了皇位，当上了皇帝。300年前朱古达就曾讽刺罗马，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下罗马，300年后竟成了事实。这开创了一个先例，帝王可以靠金钱买到，不过，这样获得的帝位是不牢靠的，朱利安努斯没有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所有的罗马公民都认为他这样登上帝位是对罗马帝国的莫大侮辱。其实，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近卫军长官莱图斯的傀儡。他虽用钱买来了皇帝宝座，却没法在皇位上长期坐下去。他的皇位是向近卫军买的，但皇位并不是近卫军的，这宗买卖是无效的。
东部行省的军队首先发难，拥立叙利亚总督奈哲尔为帝，接着，潘诺尼亚的军团拥戴他们的统帅、骑士出身的北非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为帝。塞维鲁斯立即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争夺帝位。元老院转而承认塞维鲁斯为罗马皇帝，并处死了只当了9个星期的皇帝朱利安努斯。朱利安努斯破了财又丢了命，血本全亏。塞维鲁斯随即进入罗马。他以叛国罪的罪名惩处那些杀掉皇帝又把帝位出卖的近卫军，并用自己多瑙河军团的士兵组成了一支新的人数增加了一倍的近卫军。
这时，和他争夺帝位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已经称帝的奈哲尔，另一个是虽没称帝，却有意角逐帝位的他的非洲同年、大不列颠总督阿尔拜努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已称帝的奈哲尔，塞维鲁斯宣布授予阿尔拜努斯恺撒头衔，也就是说立阿尔拜努斯为自己帝位的继承人。他这样安抚阿尔拜努斯，去了后顾之忧，便率军东征奈哲尔。公元194年他在伊苏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接合处）打垮奈哲尔。打败了奈哲尔，塞维鲁斯觉得自己帝位已巩固，立即与阿尔拜努斯决裂，背弃诺言，册立自己的大儿子卡拉卡拉为继承人。阿尔拜努斯也马上作出反应，公开宣布称帝。塞维鲁斯挥师西伐。公元197年在卢格杜努姆（里昂）的一场作战中，阿尔拜努斯兵败自杀。这样，长达四年的内战终于以塞维鲁斯的胜利而告终。这场内战给帝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塞维鲁斯返回罗马后，处决了曾支持阿尔拜努斯的30名元老，对幸存的元老，仍不放心，把他们一个个从行政职位上撤换下来，而只用受过军事训练却没有什么文化的骑士取代他们的职务。
塞维鲁斯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两个有所作为的皇帝之一。他是个粗鲁没文化却十分能干的军人。他是迦太基人，他的姐姐甚至始终都没掌握拉丁语，而只会说布匿话。这样一位外省的异族军人成了罗马皇帝，说明意大利和罗马城在帝国的地位已江河日下。罗马人毁灭了迦太基，而现在坐在罗马皇帝宝座上的却是位迦太基人。罗马已不是昔日的罗马了，不仅皇帝宝座上坐的是个外省异族人，而且不论在军队里，还是在政府里掌权的也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多数是外族的军人。不过，塞维鲁斯这位迦太基人在军事上还是为罗马取得了不少成功。公元197—199年，他率兵打败了罗马人的宿敌帕提亚人，占领了他们的东都泰西封。两年后，米索不达米亚被并入帝国版图。
塞维鲁斯的政权完全以军队为后盾，他除了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近卫军外，还把罗马军团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军团数增加到33个，其中外省人在军队中的比例大大增加了，他还增加了完全由当地人组成的军队。他最信赖的军队是由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地区的骑兵、弓箭手组成的。塞维鲁斯大肆扩军的目的，一是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边境危机；二是为了镇压危机四伏的内部叛乱。他用一切手段笼络军队，给士兵发高饷，让士兵都戴上金戒指，让士兵带着妻子舒适地居住在军营里，遇有危险事务和喜庆节日发给额外犒赏。在他的纵容下，军队成了无法无天的特殊群体，打起仗来不怎么样，欺压百姓却个个是能手。近卫军长官成了皇帝之下的最有权势的官吏。塞维鲁斯是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他把自奥古斯都以来一直披着的共和制外衣完全抛置一边，公开把元老院的权力完全置于自己手中，时时处处都显示他完全是个君主和征服者，毫不掩饰地行使着全部司法权和行政职权。皇权已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为塞维鲁斯服务的法学家宣称皇帝已经从民法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的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也可以把帝国作为他的私有财产任意处理。
然而，随着共和制外衣的抛弃和君主政体的逐步完善，罗马的衰亡也成了无法逆转的了，有人甚至认为塞维鲁斯是招致罗马衰亡的罪魁祸首。
公元208年，塞维鲁斯以62岁的高龄率兵去征服不列颠的尚未归属罗马的地区，但没取得多大的进展。公元211年病死于埃布拉库姆（约克）。他给他儿子的最后遗训是：“愿你们兄弟和睦，愿士兵都发财致富，不要管其他人。”这个遗嘱暴露出塞维鲁斯没文化也没道德修养的真面目。一个仍保留有元老院、公民大会的国家皇帝，一个传统上把皇帝看作是人民庇护者的帝国主宰者，竟然告诫儿子除了自己的兄弟和士兵外，不要管其他人。这要么是塞维鲁斯不爱他的国家的人民，作为一个迦太基人，他不可能对罗马怀有好感；要么是这个国家的道德已堕落到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地步，以致皇帝也如此，无怪乎有人把罗马衰亡的罪名放在他头上。塞维鲁斯把帝国作为私有财产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卡拉卡拉和吉塔，罗马又一次出现两帝共治。但兄弟俩并没有听父亲的最后教导而和睦相处。不管别人只管自己的人根本不可能和睦相处。不到一年，哥哥卡拉卡拉就把弟弟吉塔杀了。
卡拉卡拉是罗马帝国的又一个有名的暴君。他不仅杀了他的弟弟，同时也把他弟弟的许多友人也杀了。他的妻子和岳父也被他杀了。他所做的唯一为人称道的事是他在公元212年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以罗马公民权。公元213年，他在征伐帕提亚人时在卡里（哈拉恩）附近被他的近卫军长官，毛里塔尼亚人马克里努斯杀死。
马克里努斯自己即位称帝。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还不是元老而只是骑士的皇帝。他称帝后急忙在很不利于罗马的条款下结束了与帕提亚人的战争，并随即采取紧缩军费的政策。这招致了士兵的不满。塞维鲁斯的妻妹，叙利亚籍人朱莉亚·米萨组织了一场叛乱。马克里努斯由于得不到士兵的支持，皇位还没坐稳，就被米萨赶下了台并丢了性命。米萨立了她年仅14岁的外孙埃拉伽巴卢斯为帝。
埃拉伽巴卢斯这个名字源于他故乡的太阳神埃尔·伽伯尔。埃拉伽巴卢斯本是这位东方的太阳神的世袭祭司。由于年纪太小，他这个皇帝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索埃米阿斯手中，罗马开始了由女人当政的时代。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元老院无法适应他对东方诸神的崇拜。埃拉伽巴卢斯年纪稍长一些，便开始无节制的淫乱，一日三换妻，这使他声名狼藉。米萨见他扶不上墙，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便和自己的另一女儿朱莉亚·默米亚密谋，用贿赂手段诱使近卫军在公元222年杀死了埃拉伽巴卢斯和他的母亲，拥立自己的另一外孙，默米亚之子，年仅14岁的塞维鲁斯·亚历山大为帝。米萨不久就死了，权力落在了默米亚手中。默米亚和她的姐姐索埃米阿斯不同。索埃米阿斯公开揽权，甚至以自己的名字签发立法会议的文件。默米亚则不追求名声和排场，只要实权。她满足于在幕后操纵，处于幕后并不妨碍她把帝国的治理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她不允许任何人影响自己对亚历山大的控制。当亚历山大对妻子的爱和对岳父的尊重影响了亚历山大和默米亚的情感时，默米亚毫不留情地处决了她的亲家，并把儿媳赶出皇宫流放到非洲。
在默米亚统治时，帝国获得了相对的暂时稳定，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也比以前有所改善，但边境危机不断。公元231年，默米亚和亚历山大率兵离开罗马，开赴东方，反击波斯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随即又不得不赶回西方，对付日耳曼人对莱茵河的威胁。他们想收买侵略者。这导致了军队中一些人的不满。公元235年，军队统帅马克西密努斯被士兵拥为皇帝，像中国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士兵们把一袭只有皇帝才能穿的紫袍加在他身上。亚历山大和他的母亲默米亚随即被叛乱士兵杀死。
马克西密努斯出身低微，原是多瑙河的农民，这样的人本来是无法当上皇帝的，却被士兵拥上了皇帝宝座。但他当上皇帝后，唯恐遭到人鄙视，采取高压残暴手段对待他的臣民，想以力服人，以暴压众，结果适得其反，元老院秘密决定处死他，另选别人继承帝位。公元238年，马克西密努斯被近卫军杀死。随后，在由谁继位问题上，出现了混乱。
这一年，先后出现了不少于7个皇帝的铸币，但却没有一个是得到大家拥戴的、公认的合法皇帝。行省的军队和近卫军都纷纷各自拥立傀儡皇帝，相互混战。这些被军队拥立的皇帝，有的年迈，有的年幼，根本无能力履行皇帝职责，而只是军队手中的工具，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混乱情况进一步削弱了帝国解决边境内外各种威胁的能力。不断有皇帝遇刺或战死，又不断有新皇帝登基，你方唱罢我登台，变化之迅速，令人目不暇接，或同时出现几个皇帝，分别统治着这个混乱帝国的不同部分。
公元244年，通过士兵选举，一个叫菲利普的人被推上了皇位。他出身阿拉伯家庭，本以抢劫为生。他当上皇帝后举办了罗马建国1000年的庆祝活动，企图用壮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娱表演来讨好并转移人们的注意。菲利普在公元249年被迪西乌斯赶下了皇帝宝座，迪西乌斯却又在公元251年在哥特人的大举入侵中阵亡。继位者伽卢斯除应付外来侵略，还要对付一场持久的瘟疫。随后，瓦勒利安皇帝又在公元260年被波斯人俘虏。罗马帝国似已无力应付日益严重的内乱外患而呈崩溃之势了。
这个时期主要的内患是军队腐化导致军事篡权激战。从公元218年到268年，50年中，大约有50个篡权者在首都或帝国的其他地方僭取了皇帝称号。军事篡权愈演愈烈。在瓦勒利安的儿子伽利恩努斯统治期间（公元253—268年）就有19个篡权者。第三世纪27个“合法的”皇帝，有17个是死于自己人之手，其中除一人外，全死于非命，而且都是被军队杀害的，有两个是被迫自杀的。这种情况极大地损害了皇帝的权威，也使由元老院任命帝国统治者的传统和形式，成了可笑的滑稽戏。因为除了个别例外，皇帝们都是由这支军队或那支军队扶上去的，然后再请求元老院批准。实际上，在军队的武力威逼下，元老院除批准外别无选择。由于这时某一地区的军队多由某一地区的士兵组成，他们的地方团结精神已高于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军队撤换或拥立新帝的首要动机是贪婪，是渴望获得非分的赐予。赐予的多寡就是他们拥立新帝首先考虑的条件。以至于为了获得更多的赐予，士兵们便荒唐地、悲剧性地、频繁地拥立新皇帝，而前任几乎总是被杀死。
这种状况发展到最后，必然导致帝国防务的瘫痪和财政的崩溃。军队都忙于内战了，国家财政收入除用于打内战外，还要用于赏赐士兵。赏赐不慷慨，任何一个皇帝都保不住帝位。不止一个皇帝在财政困难时，因整顿财政紧缩开支而招致了杀身之祸。实际上，大多数被士兵拥立为皇帝的统帅都是尽量满足士兵的要求，在士兵身上花起钱来，十分慷慨大方。
罗马帝国的帝位继承这时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有些地区的军队为显示自己在帝国的重要性，置其他地区的军队和人民以及元老院的反对于不顾，自行拥立自己的统帅为皇帝，从而使帝国陷于分裂瓦解之中。公元259年，莱茵河的军队推举波斯杜穆斯为帝（公元259—268年），与“合法的”皇帝伽利恩努斯对抗。波斯杜穆斯在自己辖区摩泽尔的奥古斯塔特雷维罗伦（现在的特里尔）设立了独立的执政官和元老院，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都成了他的辖区，帝国的西欧部分实际成了一个从帝国独立出来的大国。这种分裂状况竟持续了14年。
东方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位于叙利亚和米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绿洲帕尔米拉城，在公元1世纪初被罗马兼并。帕尔米拉有充足的水源，处于沙漠的重要十字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从塞维鲁斯时代起，这里还为罗马提供优秀的骑兵弓箭手，他们在边防中起了重要作用。帕提亚亡于波斯人后，帕尔米拉成了罗马对抗波斯人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在伽利恩努斯统治时，帕尔米拉的首领奥迪瑟纳斯是罗马帝国整个东方防务的半独立的指挥官，在他被人暗杀后（公元266或267年），他的遗孀，富有才华的、权力欲望极强的齐诺比娅公开宣布帕尔米拉独立。她除占有叙利亚和米索不达米亚外，还进一步兼并了埃及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
随后，她宣称自己是女奥古斯都、罗马女皇。她的儿子在公元270年也被拥为奥古斯都。在罗马历史上，齐诺比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自称为罗马女皇的，尽管她统治的只是罗马的部分东方行省。
帝国这时处于分裂状态，齐诺比娅和波斯杜穆斯，一个在东边称帝宣布独立，一个在西北称帝，帝国实际已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时，外部威胁相对要小些，外部环境的暂时安宁给内部分裂提供了条件。
齐诺比娅像
外部环境的安宁只是暂时的，早在四五十年前，外部环境就恶化了。东部和北部边境都出现了比过去罗马所遭遇到的更为危险也更为强大的敌人，边境的紧张局势愈来愈严重。
东部，罗马人的宿敌帕提亚人在和罗马人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中，逐渐衰弱了。罗马虽在帕提亚衰弱时获得暂时的安宁，却给了一个更危险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公元223—226年，帕提亚的属国伊朗境内的波斯，在其君主阿尔达西尔的率领下，入侵帕提亚，推翻了帕提亚的最后一个国王，建立起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对于罗马人来说，萨珊波斯是个比帕提亚可怕得多的敌人。萨珊波斯是个权力集中、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家，他们自称是曾与希腊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波斯王国的继承者，有权占有罗马帝国东部的所有领土。萨珊波斯的兴起，使罗马东部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罗马过去在东边进行的战争，主要还是侵略性的，目的是为了扩展领土和掠夺财富，现在则主要是为抵抗萨珊波斯的侵入和掠夺了。
萨浦尔一世（约公元234—270年）在他的登基典礼上，采用了一个挑衅性的头衔“伊朗和非伊朗的诸王之王”，这显然有世界之王的意思。他这个“诸王之王”是不能容忍罗马称霸的。他每年都侵入罗马行省，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受到他铁骑的蹂躏，叙利亚的首府安蒂奥克也一度被他占领。公元261年，罗马皇帝瓦勒利安在米索不达米亚被萨浦尔俘虏。瓦勒利安就像中国宋朝的宋徽宗、宋钦宗一样，一直作为一名俘虏在波斯度过了余生。他的儿子罗马皇帝伽利恩努斯一直没能把他救出来。不过，萨浦尔却并没有支持闹独立的帕尔米拉。
北边莱茵河和多瑙河也遭遇到比过去所碰到的所有对手都危险得多的敌人——新的日耳曼人——哥特人。他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从公元3世纪30年代开始潮水般地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政府起初用给他们发放补助金来安抚他们，可是后来由于财政困难，没有钱，补助金便停发了，这一下激怒了哥特人，他们在公元248年侵入巴尔干半岛各地，被多瑙河军队统帅迪西乌斯打退。迪西乌斯便因此在公元249年被军队拥立为帝，而把阿拉伯人菲利普赶下了台。但迪西乌斯对哥特人的胜利是暂时的、非决定性的，哥特人并没受到致命的打击。在哥特人有了一位具有杰出指挥才能的领袖克尼瓦后，哥特人卷土重来，他们对罗马的威胁已不亚于东边的萨珊波斯了。萨珊波斯生擒了一位罗马皇帝，而哥特人则在克尼瓦的率领下于公元251年打败并杀死了罗马皇帝迪西乌斯。
给帝国造成严重灾难的还有瘟疫。从公元25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265年的大瘟疫，在罗马每一个行省、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个家庭里肆虐。有一段时间，仅在罗马城每天就几乎有5000人死于瘟疫，不少地方因瘟疫而人烟断绝。
帝国的防务由于叛乱和瘟疫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帝国似乎已无力对付哥特人和波斯人这样两个前所未遇的危险敌人。公元253年，哥特人联合其他部族劫掠了巴尔干半岛各地，甚至深入到小亚细亚的中央高原。他们还从希腊沿海城市获得船只，袭击主要的黑海港口，断绝了罗马的一条重要粮食供应渠道，给罗马的粮食供应造成灾难性后果。另外一些日耳曼人也联合起来，向帝国边境发动攻击，其中有强大的法兰克联盟。他们突破了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劫掠了高卢和西班牙，并一直推进到北非。
罗马为了对付来自东边和北边的强敌，在瓦勒利安和其子伽利恩努斯两帝共治时，由瓦勒利安率领一支军队负责东方，而由伽利恩努斯率领一支军队负责西方，这是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的先河。后来瓦勒利安在东方战场失利，成了波斯人的俘虏。伽利恩努斯虽仍在西方坚持战斗，却也效果甚小。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年，即公元268年，哥特人又一次蹂躏了希腊和小亚细亚，并满载掠夺物返回。罗马帝国这时达到了混乱的顶点。
事情往往在发展到极点时会走向反面。罗马就是如此，这样一个曾盛极一时的大国，是不会一下子就垮掉的。在它混乱达于极端时，一个异乎寻常的恢复时期却正在开始。当然，这种恢复可能是回光返照。
恢复是从伽利恩努斯整编军队起步的。他强迫军官放弃元老院职务，使军官成为职业军人，军事体制更职业化了。同时，他还组建了一支以骑兵为基础的新的机动战略部队。这支部队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司令部设在梅迪奥拉农（米兰）。这样，梅迪奥拉农就成了帝国的前沿首府。这支新军后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既增强了罗马的军事力量，有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军，又成为国家安全稳定的潜在威胁。正是这支军队的第二任司令官，后来的皇帝奥里利安策划并杀害了伽利恩努斯。
伽利恩努斯组织的新军，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年，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赢得了一场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公元268年，东哥特人劫掠希腊和小亚细亚返回时，伽利恩努斯率军成功地拦截了他们，杀死了5万哥特士兵。不久，新军的第一任司令官，他的继承人克劳狄乌斯二世（公元268—270年）又在贝内库斯湖附近打垮了一群侵入意大利的日耳曼部族阿拉曼尼人，随即又在莫西亚的纳伊西斯（今南斯拉夫的尼什）附近歼灭了一支庞大的哥特人军队，从而使他享有“哥特征服者”的称号。然而，克劳狄乌斯二世却在准备征伐汪达尔人时死于流行性瘟疫。
最终使罗马恢复统一的是奥里利安（公元270—275年），他曾是伽利恩努斯的新军第二任司令官，行伍出身，是位杰出的军人。他把入侵者赶出了潘诺尼亚，打败了哥特人并把他们限制在达西亚境内，从而结束了哥特战争。他还打退了阿拉曼尼人的入侵，前后两次在意大利北部重创他们。
奥里利安随后率军东征，讨伐帕尔米拉的齐诺比娅女皇。据吉本所述，齐诺比娅是出类拔萃、成就非凡的唯一一位女性皇帝。她的美貌不在她的祖先克列奥帕特拉之下，而贞洁和勇敢却远在那位女王之上。吉本说她的才能完全超越了亚洲的气候条件和社会习俗加之于她们女性的奴性和无能。
吉本这种观点显然是偏见。亚洲的气候条件和社会习俗并不妨碍产生杰出的女性，古今都一样。中国的女皇武则天就不比任何欧洲女皇差。齐诺比娅作为罗马东方行省的实际统治者，有效地统治了四五年，但在战场上，她却不是久经沙场的奥里利安的对手。
奥里利安很快就重新占领了小亚细亚，并把它置于罗马统治之下。他两次大败齐诺比娅在叙利亚的主帅，随后，他进而围攻并占领了帕尔米拉，俘获了齐诺比娅。齐诺比娅可没她的先人克列奥帕特拉宁死也不受辱的勇气。为了保住自己一条命，她不惜玷污自己的声名，出卖朋友，推卸责任。奥里利安回师时，帕尔米拉又重新叛乱，公元273年，奥里利安把帕尔米拉城夷为平地。
平定了帕尔米拉的叛乱后，奥里利安立即率军横穿帝国抵达高卢，势如破竹地镇压了已夺得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统治权的非法君主泰特里库斯。
四分五裂的帝国就这样又重新统一了。奥里利安在罗马城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凯旋式上最引人注目的除战利品和哥特人、汪达尔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高卢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战俘外，就是身戴黄金枷锁步行的齐诺比娅女皇了，另一个君主泰特里库斯也在凯旋式上被展示，走在齐诺比娅的后面。当年奥古斯都曾想在自己的凯旋式上展示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结果没能如愿。现在奥里利安却成功地在自己的凯旋式上展示一位东方女皇。重新统一帝国给奥里利安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因此赢得了“世界光复者”的称号。当然，这里的世界仅指罗马世界，按照中国的说法，奥里利安由于重新统一了罗马，可以称之为中兴之主。但这中兴仅是军事上的，而且并不牢靠，外部的威胁并没消除。
奥里利安也知道，危险仍然存在，为了加强罗马的防卫能力，他在罗马修筑了一道新的长20公里、高约6米的防御墙。这堵防御墙把罗马城扩大的所有地区都围在墙内。为了使帝国的边界短些、牢固些，他放弃了达西亚（罗马尼亚），把国境撤回到多瑙河。公元275年年初，奥里利安在出征波斯时被部下军官杀害。元老院最后一次行使了它的职权，选举克劳狄·塔西陀继任皇帝。克劳狄·塔西陀率军打败了阿兰人，但他只当了一年皇帝就被杀害。军队选举普罗布斯为皇帝（公元276—282年）。普罗布斯击退了日耳曼人对高卢的兵分三路的大规模进攻，并把另一支日耳曼人（汪达尔人）赶出了巴尔干地区。公元282年，他在西米乌姆被杀。他的继承人卡鲁斯（公元282—283年）向北攻击了更远的日耳曼游牧部落，然后，率兵攻讨波斯人，并一度占领了波斯人的首都泰西封。
这样，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一个近乎分崩离析的国家，一个似乎已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国家，竟奇迹般地不仅恢复了统一，而且军事局势全然改观了。四周的强敌，在强大的罗马军队的压迫下，终于后退了。这种奇迹的出现是和相继出现的诸如奥里利安这样的天才统帅分不开的，他们的指挥才能是罗马军队获胜的重要保证。
不过，这个奇迹使罗马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奇迹主要是军事上的，是靠一支庞大的、待遇优厚的军队取得的。要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和其他各种战争费用，罗马人民，特别是罗马城以外的普通居民的负担加重了，赋税增加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经济形势并没有像军事局势那样得到改善，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战乱和瘟疫，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在这个动乱、分裂和恢复的百年，文化上是衰败的、荒芜的。古代文明几乎被毁灭殆尽。这时的建筑十分粗糙，和罗马和平时期的精美宏伟建筑有天壤之别。文化不可能像军事那样，短时期就可改观的。一批颇具天赋的罗马统帅，可以改变军事面貌，却无法使经济、文化复兴，而且情况可能更坏了。毁掉一个文明容易，兴建或复兴一种文明则十分困难，罗马文明再也无法达到罗马和平时期的高度。
百年动乱结束了，帝国又重新统一了，但帝国的经济状况仍在恶化，社会矛盾依旧，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这种情况下统一只能是暂时的。百年动乱显示，帝国已不能照原样统治了，从思想文化、宗教观念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从经济到军事，从内部状况到外部环境，和奥古斯都时代相比，已面目全非了。变革早已在帝国内部逐渐进行，而最终完成这一变革的是戴克里先。
盖乌斯·奥列里乌斯·瓦列里乌斯·戴克里先（公元245—313年）和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皇帝一样，没有显贵的家世。他父亲是个被释放的奴隶。一个奴隶的儿子竟能当上皇帝，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罗马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从普通士兵一步一步爬上了高级军官的职位，成了皇帝卡里努斯（公元283—285年）的警卫队长。
公元284年卡里努斯的哥哥，共治皇帝卡鲁斯在和波斯人的战争中神秘死去，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一次士兵集会上，指责近卫军长官，也是皇帝的岳父阿培尔为凶手，并亲手将他杀死。戴克里先因此紫袍加身，被士兵拥为皇帝，但他的权力仅限在他军队所控制的地区，帝国大部分地区仍在卡里努斯的统治下。
卡里努斯率兵东进，征讨自立为帝的戴克里先。戴克里先也挥师西向迎击，两军在距今贝尔格莱德不远的马尔古斯河和多瑙河的汇合处，展开了一场大战。激战中，卡里努斯被士兵刺杀，戴克里先这才打败了失去主帅的敌军，并最终成了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戴克里先的统治比其先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更为显赫，而他的出身却比他们中任何一位都更为贫贱、低下。”（吉本语）在罗马历史上，在某些方面，戴克里先可与奥古斯都相提并论。奥古斯都建立了元首制，开始了罗马历史的新阶段——帝国时期，戴克里先建立了不同于元首制的完全东方式的君主制，也开创了罗马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一般都称其为后期帝国阶段。戴克里先虽出身行伍，却并不是杰出的统帅，而和奥古斯都一样，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行政管理才能远在他的军事才能之上。当然，两人在地位和作用上是不同的，一个是罗马兴盛时之君，一个是罗马衰败时之主。
戴克里先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不久，就选择了他的一位老伙伴、伊利里亚农民的儿子马克西米安同坐江山，共理国政。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帝国疆域过于辽阔，国事又过于繁杂，他一人无法应付。他当皇帝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奔波于帝国各地，不是在阿非利加，就是在从不列颠到波斯湾的某个地区，沿着莱茵河、多瑙河、黑海和幼发拉底河的边界作战，为镇压叛乱、起义和防止侵略而疲于奔命。因此，他需要马克西米安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将领来为他分担责任，对付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和外族侵略威胁。不过，他这样做，肯定也受传统的影响，罗马共和制时，执政官是两个，帝国时期也有多次两帝共治。
戴克里先选择马克西米安作为共治皇帝，反映了他的知人善任和老谋深算。马克西米安大字不识一个，什么规章制度一概不放在眼里，唯一擅长的就是打仗，虽不是卓越的统帅，却能靠勇敢、坚毅和经验完成最艰巨的军事行动。戴克里先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骁勇善战的将才，而不是运筹帷幄的帅才。这样的人颇能分担繁重的军务工作，又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甚至马克西米安的粗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性格也对戴克里先的统治大有好处。马克西米安的这些邪恶品性正好突出了戴克里先所着力显示的温和和仁慈的美德。而戴克里先又可假手马克西米安去采取一些他不愿出头露面的残酷的血腥行动，达到目的后，戴克里先再出面调停制止，并轻描淡写地对马克西米安的严厉做法批评几句，救下几个他本来就无心惩处的人，从而更加突出自己的仁慈。在这方面，马克西米安成了他再顺手不过的工具。当然，他选择马克西米安还由于他们俩在发迹前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马克西米安对他的才能的崇拜和尊重。戴克里先的选择事实证明是对的。他们两人始终维持着非同寻常的友谊，配合默契，而戴克里先也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两人都先后享有奥古斯都称号，但有所分工，马克西米安统治西部，驻跸意大利北部的米兰，以阻止日耳曼人的侵略，负责镇压巴高达起义和非洲人民起义。戴克里先把他的皇宫安置在马尔马拉海岸的尼科墨迪亚，紧靠波斯边界，以保持对东方的戒备状态。戴克里先把皇宫放在这里反映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重要性正与日俱增。两帝共治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而不是分裂，但结果却导致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
公元293年，戴克里先又把两帝共治变成了四帝共治，所增加的两皇帝充作自己和马克西米安的助手。一个是塞尔迪卡（索菲亚）人伽列里乌斯，一个是内索斯（尼什）人君士坦提乌斯，两人都被授予略低于奥古斯都的恺撒称号。戴克里先认伽列里乌斯为养子，并让他和原妻离婚而和自己的女儿结婚。马克西米安认君士坦提乌斯为养子，也让他抛弃妻子，娶自己的女儿。戴克里先希望以这种婚姻纽带来强化政治上的联系。四帝分治帝国的不同部分，戴克里先统治色雷斯、亚该亚和埃及；伽列里乌斯治理伊利里亚、多瑙河诸行省和亚细亚，他的皇宫在马其顿的塞萨塔尼基（萨洛尼卡）；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君士坦提乌斯治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他的总部设在特里尔，他在这里修建的巨大王宫、浴室和城门现在仍可看到。
四帝共治并不是把帝国分成四块，帝国仍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立法以四人的名义签发，这个奥古斯都的法律，也是另一个奥古斯都的法律。两个恺撒必须服从两个奥古斯都。戴克里先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吸取了帝国分裂的教训，四帝共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杜绝分裂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罗马皇帝继承人问题上的无序状态，为了能顺利地交接政权。戴克里先规定，奥古斯都满20年任期后，必须交卸权力，他的继承人恺撒继任奥古斯都，同时任命新的恺撒，即新的继承人。这是罗马历史上皇位继承的第一个明确规定。这种规定是不成熟的，对于大权在握的皇帝不可能有什么约束力。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两个奥古斯都的继承人都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养子。这是罗马独有的皇位继承制度，这里有点共和制的痕迹，在罗马帝国，养子继承比亲子继承更多，也似乎更合传统，但这将会引起亲子和养子之间的皇位争夺。
四帝共治
两帝共治或四帝共治并不是什么创造，但四帝的首府没一个设在罗马，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元首制成为君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皇帝不在罗马，罗马就失去了其在帝国的中心地位。罗马元老院并没有被取消，但这个没有皇帝参加的元老院事实上已被降格为罗马的城市议会了，它原有的立法权被剥夺了，法律由皇帝签署，皇帝的敕令成了最重要的法律。皇帝东方化了。称呼也变了。从奥古斯都以来，皇帝都称元首。元首在人们的心目中，和元老或行政长官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礼仪上也没有多少区别。元首的唯一特殊标志是身穿御用的紫袍，元老则佩戴些色绶带，一般市民可与元首随便交谈。元首的权力也是集执政官、保民官、最高统帅、祭司长等多种职务而成的，而这些职务形式上还要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或批准。
戴克里先用一个新的称呼“多米努斯”（Dominus）取代元首，“多米努斯”的意思是主子，原来只表示对自己家养奴隶握有绝对权力的主人。戴克里先选用这一称号，表示他是对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拥有绝对权力的一国之主，也就是一国之君主。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号的变换，而是表明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元首制转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君主制了。戴克里先以“多米努斯”这一头衔握有帝国的最高权力。他和马克西米安都戴上了王冠，这本是罗马人十分厌恶的代表皇权的装饰品，戴克里先不顾人民的厌恶而戴上它就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还穿上了用真丝和金线织成的豪华袍子，甚至鞋上也嵌满了最贵重的宝石。礼仪也愈来愈繁琐，要一睹圣颜变得十分困难了。皇帝的寝宫也和东方君主的宫廷一样，由阉人（中国称太监）看守。中国皇宫用太监，是为了防止宫中的后妃失贞，不知罗马宫廷用阉人是何意。臣民现在要见皇帝，不论地位如何，都必须俯伏在地，按东方的礼仪，向皇帝行跪拜吻袍之礼。把戴克里先和奥古斯都比较一下是十分有趣的，他们两人都富有表演才能，奥古斯都是尽力装出谦卑的样子以赢得人们的赞誉和爱戴。戴克里先则尽力摆出豪华高贵的气派，来使人们畏惧，不敢生非分之想。应当说，奥古斯都的表演更精彩更成功。
戴克里先不只是在穿着上、礼仪上尽量显示皇帝的高贵，而且进一步把自己神化。戴克里先自称是朱庇特，神王；马克西米安自称是赫尔枯勒乌斯，希腊神话里的无敌于天下的英雄。按照他们御用宣传家的说法，世界是在智慧的无所不见的朱庇特的监视下运行，赫尔枯勒乌斯的无敌于天下的铁臂则从地球上消灭掉一切妖魔和暴君。戴克里先的地位要高于马克西米安，前者是智慧的化身，后者是武力的象征。官方还称皇帝为“万能之日”，这是把皇帝作为太阳神来崇拜，是东方式的。戴克里先的君主制无疑是学自东方的，但也有罗马传统的因素，自比朱庇特就是传统的，奥古斯都也曾自认是阿波罗神的化身。四帝共治和其继承规则都是传统的。东方的君主制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传统犹太人的遗传因子，无论今天如何发展变化，完全去掉是不可能的。
四帝共治在平定人民起义和防止侵略方面取得了成功，从而得到了贵族和大地主们的支持。君士坦提乌斯平定了不列颠（公元257—296年）和埃及（公元293—294年和公元297—298年）的人民起义。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也取得了胜利，并成功地渡过多瑙河与莱茵河深入日耳曼人地区作战。和波斯人的战争，虽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但最终伽列里乌斯还是赢得了罗马历史上少有的、结果圆满的胜利。
军事上、行政管理上的成功是和戴克里先的军事行政改革分不开的。他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和巡防军。巡防军用于镇压各地人民起义和进行远征。巡防军有一支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的骑兵卫队。这支部队被称为“帕拉丁门徒”。帕拉丁是他们集中等待皇帝命令时所在地的门廊的名称。这是支野战部队，分成4个编队，四帝一人统率一个编队。边防军驻守在边境，用于对付外族入侵。边防军后来被称为边境或河岸士兵。戴克里先把军团的数目增多，而把每个军团的人数减少，以便更方便地调度和控制。整个帝国的兵力增加到50万。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适应了皇帝统治的需要，却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行省的数目由50个增加为100个，每个行省的区域缩小了，同时，在行省实行军政分治，这样一来，行省总督反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行省军政分治是罗马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每10个或12个行省再组成一个大管区。管区的长官由近卫军副指挥兼任，近卫军副指挥的上司是四个分别隶属于四个皇帝的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成了行政的最重要的角色。
戴克里先的君主制是靠军队支撑的，而庞大的军队和增大的政府机构又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因此，对人民的压榨也相对加重了。繁重的赋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成为人民难以忍受的灾难。这种灾难一直延续到帝国灭亡。公民拥有的家什都很少有不要交税的。由于不堪重负，先是农民，然后是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经济面临崩溃。
为了复兴经济，戴克里先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人荒废土地，放弃职业。过去各行各业自行组织的社团、行会，逐渐成了强制性的，不加入某个团体，就不能从事某些职业，一旦成为某团体中的一员，就不能再离开这个团体，就得干这行业一辈子。
曾经享有一定自由的罗马公民处在这种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下，已没独立生活可言了，最下层的公民都处于政府官员的监视下。粮食交易商、屠夫和面包师等在政府官员的控制和监视下，为公众提供服务。他们永远都不准放弃自己的职业，有时，国家甚至强迫子承父业。
公元304年，戴克里先在他统治的第20年，来到罗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祝捷大会——凯旋式，来庆祝他和马克西米安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两位恺撒虽也战功卓著，却因根据古训，他们的功绩都应归于两位父亲和皇帝的教导。戴克里先这次凯旋式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展示的来自非洲、不列颠、莱茵河和尼罗河的战利品，也不在于显示战胜波斯，征服了一些重要地区的赫赫战果，而在于它是在罗马城举行的最后一次这样的盛典。在这之后，罗马的皇帝再也不曾攻城略地，罗马城也不再是罗马的首都了，尽管名义上它仍是首都。
戴克里先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罗马城失去了其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虽然罗马的特殊地位早已随着征服地区的日益扩大，随着行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都获得罗马公民权逐渐消失了，但由于古代制度的残余和习俗，罗马皇帝，不管他出生在非洲，还是出生在伊利里亚，全都对罗马城表示一种特殊的尊重，把它看成是他们的权力依据和帝国中心，只有戴克里先统治时，才完全毁掉了罗马城作为帝国中心、帝国首都的地位。他和马克西米安不仅战时不在罗马，和平时期也不在罗马。马克西米安在米兰，而且米兰很快就成了并不比罗马逊色的帝国都城。这里也修建了马戏场、戏院、铸币厂、公共浴池、柱廊、王宫的双层围墙。戴克里先也尽力修建和美化他的王宫所在地——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尼科墨迪亚，使这里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蒂奥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除忙于军务或外出巡视外，都待在各自的王宫里。戴克里先几乎从不去罗马，他统治满20年在罗马举行凯旋式可能是他第一次去罗马，而且只在罗马待了13天便由于对罗马的厌恶而离开了，原计划在元老院发表讲话和接受勋章的活动也放弃了。
戴克里先疏远罗马是为了建立君主制，不削弱罗马的崇高地位，就无法毫无阻碍地实行毫不掩饰的君主制。罗马城的一些贵族和元老总抱着他们的特权不放，罗马城的人有根深蒂固的共和传统。戴克里先不仅把罗马撇在一边，而且利用马克西米安对心怀不满的罗马元老大肆迫害，纵容马克西米安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和处死那些不满的元老，占有一座高级别墅或一片良田都成为其犯罪的有力证据，而表面上戴克里先却仍装出对元老十分尊敬的样子。
罗马城的近卫军也是他打击的对象，削减他们的人数，取消他们的特权，最后干脆用伊利里亚的两个被命名为朱庇特团和赫尔枯勒乌斯团的忠诚军团来取代近卫军，担负皇帝的警卫任务。
当然，对罗马城和元老院打击最大的还是皇帝根本不住在罗马城，不在元老院露面。正如吉本所分析的：“只要皇帝还住在罗马，元老院虽可能受到压制，但它却极少可能被全然弃之不顾。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行使着他们觉得怎么好，或他们愿意怎么便怎么制定他们的法令的权力，但那些法令却都得得到元老院批准。这样在对它的研究和最后颁布的过程中还保存了古代自由的模式，而一些尊重罗马人民偏见的明智皇帝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适合于共和国总行政官或第一执政官的语言或行动。……而当他们定居在距首都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便永远抛开了奥古斯都告诫他的后继者的伪装。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时，君主只是和大臣们商量商量，而不必听取全国性的议会的意见……与皇帝的朝廷和实际行政机构失去联系的罗马元老院，实际上已成为卡皮托林山丘上的一座令人起敬但毫无用处的古迹纪念碑了。”
戴克里先的君主政体正是在摆脱罗马城和罗马元老院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一个像罗马这样被公认的传统的政治中心，这也是后期帝国的一个致命缺陷，没有政治中心的帝国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吉本对戴克里先的君主政体不无嘲讽地评论说，它的第一条原则是炫耀，第二条原则是分割。分割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
公元305年，可能是由于年老多病，也可能是履行他所规定的每一位奥古斯都统治20年就应卸任的原则，戴克里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退位措施。苏拉曾退隐，但他不是皇帝。自动退位的皇帝戴克里先是第一个，退位时年仅59岁。他主动退位说明传统对他仍有很大影响，他并不完全是个东方式的君主。他的原意可能想让他的退位成为一种榜样，成为一种制度，但实际上后来没有人效法。他退位时，让马克西米安也在米兰辞去皇帝职务，他们两人分别退隐到萨路纳（南斯拉夫的斯普利特）和卢卡尼亚（意大利南部）生活。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和伽列里乌斯取代他们成了奥古斯都。
戴克里先退隐后还活了好几年，公元313年，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感到忧虑而自杀身亡。他的自杀也说明，在君主制下，失去了权势就失去了一切，即使像戴克里先这样一个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的皇帝，退位后也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戴克里先在几任军人皇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制是军事专制。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四个皇帝都是军事统帅，皇帝的统治其实是把军队的管理推向全国。戴克里先虽在地方上实行军政分治，但最重要的职务仍由军人担任，近卫军长官成了最重要的行政长官。这种军事专制，不仅剥夺了元老院的一切权力，也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但由于成功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和镇压了各地人民的起义，国家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因而得到了贵族和大地主的欢迎。
戴克里先的军事专制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无法和同时代的汉帝国相比，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戴克里先的一些改革措施，取得的效果是暂时的，留下的后遗症却不少。四帝共治和皇位的继承就是这样，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皇位继承的无序状态，又加深了分裂的趋向。
几代的军人皇帝和长达百年的动乱，不仅使经济衰退，也使文化一片凋零。罗马人在艺术和文学上的创造力完全被摧毁了。罗马文明的历史随着戴克里先的统治而结束。百年动乱时期，是罗马文明的黑暗时代。
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他退位后便寿终正寝了。他所规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无人执行。帝国又陷入混乱中，各个宫廷的统治者之间又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战争。西方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继位仅15个月便在不列颠的约克去世。军队随即拥立他的儿子弗拉维乌斯·瓦列里乌斯·奥列利乌斯·君士坦丁（约公元274—337年）为奥古斯都。东方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被迫授予他恺撒称号。但这时，君士坦丁只占有不列颠和高卢，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都处于自称恺撒的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的控制下。为了增强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公元307年君士坦丁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法乌斯塔为妻。公元312年，他率军攻入意大利，击败了马克森提乌斯，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方奥古斯都。他用以打败马克森提乌斯的主力是他的大批蛮族雇佣军。蛮族雇佣军的战斗力已远在罗马人组成的部队之上。公元313年，他与接替公元311年去世的伽列里乌斯任奥古斯都的李基尼乌斯在米兰会晤，两人结盟，李基尼乌斯娶君士坦丁的姐姐君士坦提娅为妻。两人还共同签署了一个著名的宗教宽容敕令“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异教徒都有信仰自由的同等权利。就在这一年，李基尼乌斯在色雷斯击败了占有埃及和帝国亚洲部分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达扎。李基尼乌斯成为东部的毫无异议的统治者。罗马帝国形成了东西两奥古斯都并立的局面。
君士坦丁和李基尼乌斯两雄并立很快就被破坏了。公元314年，有姻亲关系的两人打起来了。打了几仗，没分出胜负，不打了，缔结了和约。和平局面维持了8年，公元323年战火又起，这一次，君士坦丁打赢了，占领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李基尼乌斯兵败投降，公元324年被君士坦丁以阴谋叛乱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处死。这样，君士坦丁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直到他公元337年去世。
不过，罗马帝国只有君士坦丁这唯一的统治者，并不意味着罗马分裂的因素已被克服了。实际上，分裂已成必然之势，谁也没有回天之力。罗马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统一是必然趋势，分裂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中国统一的因素多于分裂的因素。罗马是靠军事力量建立和维持的，内部并没有如同中国那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甚至地理环境等诸方面的一致性、统一性。单靠军事力量是无法长期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每次分裂最后必然重归统一，而罗马帝国一分裂就再也合不起来的原因。
君士坦丁开始时不得不终年在全国各地巡视，疲于奔命。他自知靠他一人之力已无法统治这危机四伏的大帝国，又恢复了戴克里先的分而治之的办法，不过稍加改变。他任命他的三个儿子为恺撒，授权他们治理帝国的不同地方。君士坦丁二世掌管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掌管亚洲行省和埃及；君士坦斯掌管意大利、西伊利里亚和非洲；君士坦丁本人只直接统治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此外，君士坦丁还让他的侄子治理较小的一部分地区。君士坦丁是用自己的子侄来取代戴克里先的不同姓的四帝，用封同姓王来取代封异姓王。这除了表明君士坦丁的君主意识和把帝国当成他个人所有物的意识强化了外，并不能避免帝国的分裂。中国汉代的刘邦就是用封同姓王来取代异姓王，结果贻害无穷，造成了七国之乱。君士坦丁用子侄分治帝国，造成他死后家族内骨肉相残，加速了社会的崩溃过程。中外历史都证明，君主制权力是不能分割或分散的。
君士坦丁继续了戴克里先开始的一些改革，他进一步实行官僚政治，他扩大税收，并把愈来愈多的人束缚在以世袭为基础的劳作上。农民世代为农，工人世代为工。他颁布法令，规定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定在土地上，逃亡隶农要戴上枷锁送回原主。
君士坦丁大帝雕像
他继续整编军队。他干脆废除了原有的近卫军卫队，而以戴克里先创建的日耳曼骑兵卫队来替代。他增大军队中日耳曼人的比例，作为移民进入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和萨马提亚人，也都被选入精锐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大量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军队，既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不过，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快成了蛮族军队了。边防军也得到扩充和整顿。君士坦丁用令人惊恐的惩罚办法强行征召新兵，拒绝当兵的，要受到丧失财产甚至丢掉性命的惩罚。就是这样，仍有人用自残身体等办法来逃避兵役。
君士坦丁决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一座新城，取代罗马城，作为帝国的首都。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其实罗马早已不适合做帝国首都了。这不仅因为罗马已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意大利的地位也因行省的发展而和行省没什么两样，而且因为居住在罗马的皇帝无法同时对北边和东边的边界军队和边界事务进行控制，这对于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戴克里先彻底毁掉了罗马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和地位。但戴克里先没有一个可取而代之的新的中心城市。没有一个作为首都的政治中心是不行的。这个首都必须是皇宫所在地，没有皇帝的首都决不可能是政治中心。君士坦丁在选择新的首都和他的居住地时，曾考虑了好几个地方，米兰曾是个可选择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这里距罗马城也不远，但最后出于控制驻有重兵的莱茵河—多瑙河边界线和幼发拉底河边界线的考虑，他决定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所在地，在古城拜占庭的旧址上，建立一座新城，作为帝国的首都。
新城也被命名为罗马城，世人为纪念它的创建者而称它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之城。新城按照罗马的模式，设立它自己的元老院，它的居民可享受粮船队运送来的免费配给的粮食。开始，罗马仍享有原有的特权，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地位也低于罗马元老院，但由于皇帝在新城，新城迟早会成为帝国的真正政治经济中心。
君士坦丁为了把他的新都城建设得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样辉煌，大兴土木，从全国很多城市搜刮大量的珍贵物品来装饰他的王宫。在他的命令下，希腊和亚洲许多城市的珍宝都被洗劫一空，帝国用在修建君士坦丁堡的费用，光是建筑城墙、门廊和渡槽就花去了大约250万英镑。君士坦丁似乎要竭尽全国的所有财富、劳力和智慧来建筑他的都城，经过6年（公元324—330年）新城才初具规模。
新城具有非常优越的战略位置和地理环境，正如吉本所评述的：“它仿佛正是大自然专为一个庞大的君主国家设计的中心点和都城。这座位于北纬41°线上的皇都正好可以从它的七座小山丘上（巧合的是罗马最初也是建筑在七座小山丘上）俯视着欧、亚两大洲的海岸；这里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海港宽阔而安全，要往欧洲大陆距离也不远，而且易于防守。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海峡可以被视为君士坦丁堡的两道大门，占有这两条水上重要通道的君主随时都可以在敌人海军来犯时将它关闭起来，而为前来贸易的商船敞开……即使在赫勒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道大门都关闭起来的时候，这都城依靠它所圈入的宽广土地仍能进行各种生产，满足它的众多居民的生活必需和高级享受……而在这两个通道为了对外贸易而完全敞开时，它们则可以更番接纳来自南面和北面，来自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产物和人工制作的财富。”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使这里成为古代的重要政治和贸易中心，而且使它成为一座无法攻破的城市，在后来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以这里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还维持了上千年，重要的一点，就是君士坦丁堡是蛮族入侵无法克服的障碍。
罗马帝国的都城转移到巴尔干半岛的东端，意味着帝国的重心向东倾斜，又意味着帝国的东西分裂。分裂是逐渐发生的，而且有很深厚的历史根源。早在恺撒和庞培、屋大维和安东尼时，他们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东西两部分的对抗。过去，这样的对抗，往往是西部战胜东部，戴克里先时，东方的势力已超过西方。君士坦丁是以西部的奥古斯都进而成为全帝国的唯一君主的，却选择在君士坦丁堡建新都，可见东部的重要。罗马帝国的正式分裂是在君士坦丁堡建成后经一代人才完成的。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和罗马城相匹敌的君士坦丁堡，虽然名义上仍保持着统一，其实已分裂了，而且是永久性的分裂了，君士坦丁堡也从来没有像帝国前期的罗马那样成为全国毫无疑义的政治中心。
君士坦丁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君士坦丁大帝。他之所以获得这样一个尊荣的称号，除了他成功地统治了帝国13年外，还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罗马帝国从传统的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变，是意义深远的变更，说明帝国统治者最终抛弃了原有的传统观念而选择了基督教作为其精神支柱。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转变，比共和制转变成元首制，元首制转变成君主制意义更深远，影响更大，因观念上的、精神上的变化，比政治上的变化更困难，可能也更加重要。基督教也由于得到皇帝的认同和支持，而得到更大的、更迅速的发展。
如前所述，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是受统治者迫害的历史。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所包含的反对富人和统治者的反叛性和不承认世俗统治者的权威而只承认上帝权威的反现实性，引起了统治者的仇视。它的创始者耶稣和它早期最成功的传教者保罗都是被帝国当局处死的。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有数不清的基督教信徒被历代罗马皇帝迫害而死。罗马统治者在发现罗马原有的宗教已不能适应其统治的需要时，也宁愿选择东方的其他宗教，而不要基督教。如弥特拉教（太阳神教）、摩尼教等都广泛流传于罗马，甚至得到皇帝的赞同和支持。
但是，尽管基督教屡遭迫害，它成长壮大的速度仍超过了其他宗教。它的影响愈来愈大。戴克里先时，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倾心基督教。不过，戴克里先却十分仇视基督教，他从公元303年2月开始，一连发下了三道迫害基督教的命令，拆毁基督教教堂，没收基督教圣书，将基督教神职人员投入监狱并用酷刑强迫他们改变信仰。戴克里先和他的两代前任对基督教迫害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传统的罗马宗教，是两种信仰之间的拼死之争的反映。迫害并没能阻止基督教的发展，被杀害的基督教徒，都被说成了殉道者，成了追随耶稣、保罗的受难者，从而给了基督教徒极大的鼓励。基督教徒的血成了种子，使基督教进一步发展壮大。
基督教无法阻挡的发展使统治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戴克里先时的四帝之一君士坦提乌斯在他所辖区内，对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的敕令阳奉阴违，并没有去伤害基督教徒。实际上，对一个影响力日益扩大而又组织严密的教会采取这种迫害方针以图消灭其力量是错误和愚蠢的。戴克里先一死，对基督教的迫害就停止了。
公元311年，伽列里乌斯便与李基尼乌斯和君士坦丁颁布了给予所有基督教徒信仰自由的敕令。这是基督教第一次获得官方的承认。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戴克里先。他采取一种和基督教结盟并进而在政治上控制基督教的方针。公元312年，按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在基督的赞助下，赢得了对他主要竞争对手马克森提乌斯的决定性胜利。第二年他又和李基尼乌斯共同发表了有名的米兰敕令。这时，他已抛弃了对太阳神的祖传崇拜，皈依基督教，他心中的最高神，也越来越清晰地等同于耶稣。
公元323年，君士坦丁独揽帝国大权后，基督教再不受迫害了，它的地位变了。君士坦丁认为，只有靠基督教才能完成帝国统一。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也应该只有一种宗教。他选择基督教作为帝国的唯一宗教。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取缔其他宗教，而是慢慢地扶助基督教，给基督教会以各种优遇，与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不同，基督教神职人员被豁免了赋税和劳役，并获得拥有土地和剥削依附于土地的隶农的权利，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赠与；各城市居民均禁止在星期日工作以便基督教徒做礼拜；帝国的资金被用来补贴各省的教会。在帝国政府的资助下，在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及其他地方纷纷建立起大教堂。君士坦丁迁都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的发展更具有巨大的深远影响。因为帝国的中心现在处在基督教势力最强大而所谓异教的影响和传统却甚小的地区。同时，罗马政治地位的下降，反而使基督教罗马主教成了这里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他被安排在拉特兰王宫，教会被允许借用宫廷礼仪的庄严场面，并被授予裁判权。现在，操拉丁语的帝国西部仍对罗马敬重备至，但这种敬重和过去不同，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是对基督教的，而不是对其他宗教的，也不是对罗马传统宗教的。基督教罗马主教的突出地位与日俱增，正好与罗马政治地位的下降成反比。
然而，基督教从一种反对帝国统治者的宗教变成与帝国结盟及为帝国统治者服务的宗教的同时，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出现了不同的教派。分裂派别中势力最强的是阿里乌斯派。阿里乌斯派的奠基者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长老阿里乌。他认为基督（圣子）是圣父（上帝）创造的，因而低于圣父，“圣子有始，但……上帝是无始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阿塔纳西乌斯领导的“正教”派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两派的争论愈演愈烈，教会分裂。这和君士坦丁要把基督教扶助成帝国的唯一宗教来促进帝国统一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君士坦丁不允许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公元325年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集了帝国境内各地的主教举行会议。这是基督教会第一次公会议。
君士坦丁虽尚未洗礼，算不上真正的基督教徒，却是会议的主角。会是由他召集的，与会主教及陪同而来的较低级神职人员参加会议的费用全由他的政府负担。他俨然是以宗教首脑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参加会议的主教共约300人，西部只有6人，其余都是东部教会的。会议最后制定了基督教徒必须遵守的“基督与圣父同质”的信条，宣布拒绝这个信条的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并将其开除出教。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得势的一派，自称为正统信仰派（正教派）。尼西亚会议显示基督教的排他性和唯我独尊性异常强烈，不仅称其他宗教为异教而加以排斥，教内的不同派别也被称为异端加以迫害。这种排斥一切其他宗教信仰的态度正是专制政权所需要的。不过，阿里乌斯派并没就此销声匿迹，教会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君士坦丁本人最后也倾向于阿里乌斯派，因为这个教派拥护皇帝的强权政治，它不谋取教会独立，愿意使教会完全依从世俗政权，而正教派则不肯接受这一原则。正教在全帝国取得完全的胜利是在公元4世纪80年代。
基督教的壮大并超越其他宗教在罗马帝国取得独尊的地位，是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吉本在分析基督教成长壮大的原因时，列举了五大原因：持续不断的宗教狂热情绪；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原始基督教会的神奇力量；基督教徒纯真、严谨的品德；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吉本的分析是颇有说服力的。也有人分析了其他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的兴起、成长和壮大，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它的教义《圣经》它的严密组织等，是其他宗教无法比拟的。它一开始是适应了下层群众的需要，基督教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最需要的救世主——耶稣，他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恶赎罪，他还会再来人间，重建公平的天国世界。这样的和人，特别是和穷人在一起，分担人类苦难的救世主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耶稣的死和死后升天的说教，使基督教特别具有抗击迫害的能力。基督教教会组织的严密和完善也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基督教的教会通过神职人员，用《圣经》的说教和整套崇拜仪式把它的信徒组织起来，就像国家一样，形成一个宝塔式的由牧师、长老、主教、大主教等不同等级神职人员领导的强大组织。可能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完善、严密组织和教义深入人心，才使罗马统治者改弦易辙，从迫害到容忍再到扶助。
圣彼得大教堂
当然，基督教不积极进行反抗和斗争，鼓吹忍让的说教和教义，以及帝国末期大量富人，包括贵族和高级官吏也纷纷加入基督教，甚至把财富捐献给教会，他们的思想也开始渗入基督教，基督教对富人的态度也变了，出现了严格的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这也是帝国政府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基督教也由反罗马统治的宗教变成了帝国统治的工具和精神支柱。
君士坦丁扶助基督教的目的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他期望通过基督教的教义、崇拜仪式和它高效率的严密组织，能使日益分裂的帝国中各种各样的、互相冲突的民族和阶级团结起来。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只是预示在未来世界中基督教不可估量的权势和影响，显示罗马文明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失败了，并不能挽救帝国的分裂和衰落。上帝救不了罗马。但丁说，罗马成为世界帝国是上帝的意旨，那么，它的衰落和灭亡也应是上帝的意旨了。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宽容扶助，而对那些生存环境愈来愈恶化的下层苦难人群却没有显示丝毫的仁慈。早在哈德良时代就已有禁止奴隶主杀害奴隶的法令，君士坦丁却把它废除了，他颁布的新法令规定：主人为“纠正”不驯服的奴隶的恶劣行为而把奴隶鞭打致死也不犯法；奴隶主有权把无礼的被释放奴隶及其子女重新变为奴隶。对煽动奴隶逃跑的人，过去只处以罚款，现在则要受严刑拷打。君士坦丁甚至违背传统，准许贫穷的自由民出卖子女为奴，从而抹去了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界限，贫民随时都可能成为奴隶。他还竭力把隶农也降到和奴隶相似的地位。对窝藏他人隶农的人要处以大量罚款，逃亡隶农要戴上镣铐押解回原住地，隶农的子女也不能离开住地，不能和其他领地上的隶农结婚，隶农也不能和自由民结婚，隶农无权控告主人，未经主人同意，隶农不能出卖自己的任何物品。隶农不仅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地位也与奴隶相差无几。罗马原来是讲究公民权的，但与奴隶无关，现在与隶农也无关了。一般自由民的人权也随着专制统治的日益强化而有名无实了。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病死了。死前，这位大力扶助基督教并实际上成了基督教太上皇的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按照基督教教规，洗礼就是全面、彻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礼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并从此可以永恒得救。君士坦丁临死才接受洗礼给后人留下一个坏榜样，不管生前做过何种恶事，只要死前洗礼，罪恶就会立即在那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洗得干干净净。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成是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分界线，基督教的地位和影响的变化是划分这前后两个时期的最主要内容。君士坦丁可能也认识到自己在基督教的地位和作用，他把自己看作是耶稣的第13个使徒和上帝救世主在尘世的统治者。
然而，不能说基督教已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其他宗教的影响仍很大。君士坦丁一死，罗马帝国又重新陷入混乱中，他的儿子和侄子们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残酷斗争。君士坦丁生前指定了5个皇位继承人，13年内，5个继承人在争夺皇位中死去了4个，只剩下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一人，而皇位的争夺仍没结束。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一个堂兄弟朱里安，由于获得了一系列与日耳曼人的重要战役的胜利，恢复了莱茵河边境线，而被军队拥戴为皇帝。两个皇帝之间的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公元361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率军征讨朱里安时死去。朱里安就这样继承了皇位，成了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朱里安（公元332—363年）被认为是罗马最有才华的皇帝。他在位时间虽然只有20个月，却是罗马最享盛名的皇帝之一。和君士坦丁不同，他是希腊—罗马古文明的崇拜者，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他向往做一个哲学家皇帝。他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智，洁身自好、崇尚简朴的品德广为人称道，是罗马皇帝中少有的。吉本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塞维鲁斯以来的120年中唯一“以履行职责为自己的欢乐；全力以赴以减轻臣民的痛苦，振奋臣民的精神，而且始终企图把权威和才德联系起来，把幸福和美德联系起来的皇帝”。
然而，他的盛名主要不是由于他的才华和品德，而是由于他在不长的统治期间所采取的激烈的反基督教政策。他是以“叛教者朱里安”而名载史册的。当然，叛教者之名是站在基督教立场说的。其实，朱里安是罗马传统宗教的维护者。朱里安采取反基督教政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出于幼年所遭受的困苦和灾难给他心灵的创伤。他虽出生于帝王之家，是君士坦丁的侄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堂弟，他的父亲、哥哥和其他可能继承皇位的亲属却都被杀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只因年幼才幸免于难，但也失去了自由，被交由一位基督教主教监护。幼年的经历，使他把基督教看成是杀死他全家的宗教，是他从幼年起所憎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对基督教有一种从小就积存在心里的仇恨。二是出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热爱和崇尚。他深受当时希腊哲学的影响，有深厚的希腊文化素养，崇拜柏拉图，崇拜太阳神。他认为新柏拉图主义的“神人合一”理论既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又是以旧的多神教和新的文化为基础，符合他的理想。当然，他的独立精神，他对前任的痛恨也使他排斥基督教。
但是，朱里安开始并没有立即取消米兰敕令，没有立即采取戴克里先那样的迫害基督教的政策，他在公元361年颁布了一道显示了其政治家和哲学家胸怀的敕令：宣布一切宗教均合法存在，信仰自由。表面上看，这是在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实际上是在扶助多神教，打击基督教，把基督教降到和其他宗教同等的地位。这一敕令还使基督教内被排斥的教派主教重返岗位，从而加深了基督教内的派别斗争。过去被没收的多神教的土地、寺院和财产均予以发还，因此，已趋于没落的多神教开始复活，并受到国家保护。
朱里安还扶助犹太教，借以打击基督教。他以除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的保护者自居，并想用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教阶制度和培训教士的方法来改造多神教，组织一个可与基督教抗衡的宗教组织。他还写了一本攻击基督教的书，书名为《加加利人的诡计》，因为耶稣最早传教就在加加利，加加利人是对耶稣的一种轻蔑称呼，书中指责基督教的教义是虚伪的、荒诞无稽的语言组成的。
朱里安的政策使多神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多神教自恃有皇帝的支持，大肆攻击基督教。朱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随之也进了一步。他发布新的敕令，禁止基督教徒在学校中讲课，并把基督教徒从军队中驱逐出去，基督教徒是耶稣的士兵，不能当皇帝的兵。帝国境内掀起了多神教反基督教的高潮。基督教主教有被杀的，有被驱逐的，一些反多神教的人被逮捕、被毒打，基督教教堂被烧毁，希腊酒神的塑像被安放到基督教堂里。在这样的宗教骚乱中，基督教受到比其他宗教更严厉的惩处。多神教大有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之势。
朱里安扶助多神教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恢复传统宗教来挽救日益衰退的罗马帝国，目的和君士坦丁一样，内容却不一样。君士坦丁扶助基督教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朱里安扶助多神教则是在逆潮流而动，奠定在城邦基础上的多神教崇拜早已不适应帝国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了。历史是不会回头的，尽管多神教崇拜曾创造了灿烂的、令人惊叹的文化，而即将到来的基督教时代却是文化上的黑暗时代。虽然朱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也迎合了一部分有传统思想和传统宗教信仰的人的需要，多神教仍无法复兴，只能回光返照，也不能阻挡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多神教崇拜随着朱里安统治的结束，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朱里安在其他方面的措施虽不如其反基督教政策那样引人注目，却有效得多。他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他击败了日耳曼人，在率兵抗击波斯时，开始也获得了胜利，占领了泰西封，后被波斯人击败，撤退时，不幸被长矛刺中身亡（公元363年）。他一死，他的继承人马上取消了他的反基督教政策，恢复了基督教作为帝国宗教的地位。朱里安成了罗马最后一位反基督教的皇帝。他的反基督教政策的失败意味着传统的罗马宗教在和起源于东方犹太人地区的基督教的较量中彻底地失败了。
公元364年，多瑙河军官瓦伦蒂尼安一世被军队拥立为皇帝，他把东部交给了他的弟弟瓦伦士。西部和东部正式分开了。瓦伦士住在君士坦丁堡。瓦伦蒂尼安一世住在梅迪奥拉农，通过仍在罗马的元老院进行统治。他在西部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不同的宗教观念共存，而瓦伦士在东部则尊奉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东西部出现不同的宗教政策。
罗马帝国这时虽已江河日下，时日不多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罗马仍是地中海令人生畏的大国。瓦伦蒂尼安一世统治的帝国西部，虽因没有了东部行省的赋税收入而陷于财政困境，却仍接二连三地打败日耳曼人的入侵，如果不是这时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浪潮，罗马帝国可能仍然会维持下去，可能不会在一个世纪后的公元467年就彻底灭亡了。而这次民族大迁徙却是由地处世界另一头的汉帝国在几个世纪前的军事行动引发的。
中国和罗马是两个相距甚远的国家，没有什么来往和接触，罗马人知道有一个中国，可能是通过丝绸，因为中国产的丝绸是罗马富豪家必不可少的时髦奢侈品。据吉本所述，在罗马皇帝奥里利乌斯的祝捷会上，有中国派去的使臣。但对罗马影响最大的不是两国的商业或政治上的接触和往来，而是一件纯中国的军事行动。
中国和罗马一样，都面临北部强敌的侵扰。罗马是日耳曼人，中国汉代是匈奴人。匈奴原是住在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侵扰汉人聚居地。汉朝对匈奴人采取了和亲通好和武力征伐两种方针，时战时和。公元1世纪末期，匈奴人遭到东汉大将窦宪、耿夔的穷追猛打，向西逃至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一带。中国汉朝大军的胜利，解除了匈奴人对中国的威胁，却给远在西边的罗马帝国造成了灭顶之灾。
匈奴人在巴尔喀什湖一带生聚繁息，不久便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374年，正是瓦伦蒂尼安一世和瓦伦士兄弟分治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之时，匈奴人凭借其游牧民族强悍善战的特点，以势不可挡之势，大举西迁，越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匈奴人这次西迁，把欧洲搞了个地覆天翻，他们征服了居住在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一带大草原上的阿兰人和哥特人。受匈奴人西迁的巨大压力，欧洲掀起了日耳曼诸部族大迁徙的浪潮。在死亡的威胁下，日耳曼诸部族纷纷向西逃窜，躲避匈奴人的兵锋。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等，就像狂澜怒潮一样，后浪推前浪，离开原先居住的地方，迁徙到罗马帝国境内来。衰弱而又富裕的罗马帝国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大肆掠夺的好地方。
匈奴人向西突进，首当其冲的是哥特人。哥特人原在罗马帝国的东北，在乌克兰的被称为东哥特（光明的哥特），在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的称西哥特（聪明的哥特）。在匈奴人的骑兵冲击下，东哥特崩溃了，接着，西哥特人也被匈奴人逐出了原居住地。被逐出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东罗马帝国当局允许他们定居于帝国境内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公元378年，移居帝国境内的西哥特人不满罗马官员的不公正措施，在他们的领袖弗里杰恩领导下，突然发动暴动，蹂躏了巴尔干地区，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士急忙从亚洲赶来，亲率6万大军前往镇压。哥特人打不过匈奴人，对付罗马军队却游刃有余。瓦伦士的6万大军在距君士坦丁堡不远的哈德里安诺波里斯被西哥特人的1.5万骑兵一举击溃，丧师4万，步兵全军覆没，瓦伦士战死疆场。
哈德里安诺波里斯之役是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的一个信号，揭开了百年大迁徙的序幕。这次战斗显示，昔日威风八面的罗马军团已不是日耳曼骑兵的对手。在这以后，日耳曼诸部落就争先恐后地侵入摇摇欲坠的帝国境内，形成不可阻挡之势。
其实，日耳曼人是罗马人的老对手了。日耳曼是总称，其下包括许多部族，有哥特人、伦巴德人、汪达尔人、苏埃几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等。远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就和他们有了往来，马略时，曾兵戎相见。这以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打过无数次仗，有胜有负。罗马人虽没征服日耳曼人，却也成功地拒日耳曼人于国门之外。和中国汉朝对匈奴人一样，罗马人对日耳曼人也是又打又拉，强大时，以打为主，衰弱时，就以安抚为主。
日耳曼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由于北方的居住环境恶劣，养成了无所畏惧、尚武善战的品性，大都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拉着马车，携妻带子，浪迹天涯。他们以村庄为单位，50个村庄组成一个部落。每个村庄有100名武士负责保卫，数个部落纠集在一起，就组成一支有五六千武士的军队。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人的部落开始联合成部落联盟，有些部族，已有了国王。当然，日耳曼人的国王还不是专制君主，而只是军事领袖或酋长。随着罗马军团战斗力的日益削弱，罗马军队已无力把日耳曼人赶出国境。早在奥古斯都时期，就已默许日耳曼人住在边疆。由于罗马兵源严重不足，日耳曼人成为罗马的重要兵源。入居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被吸收加入罗马军队后，仍然由日耳曼人指挥，并以古老的村级战斗队为单位作战。因为只有这样，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战斗力。罗马军队变成了蛮族军队，日耳曼军官成了最有才能的罗马军官。当然，入居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也受罗马文明的影响，一些做过罗马官吏的日耳曼人开始和出身高贵的罗马人成为朋友，和罗马贵族女人，甚至皇亲国戚通婚。
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是一种以夷制夷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但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却使军队的爱国激情没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抵抗那些打了就走，不时侵入帝国境内抢劫一番又撤回去的日耳曼人还可以，要抵抗那由于匈奴人的西侵而怒潮般大规模的日耳曼诸部族的冲击却显得无能为力了。而且，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的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则，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人民处境的恶化和人民对统治者的厌恶和反抗，更使罗马丧失了对日耳曼入侵的抵抗力。帝国在日耳曼人西迁中，逐渐被吞食，并分裂成日耳曼人军事领导人所统治的诸日耳曼王国。
继瓦伦士任帝国东部皇帝的提奥多西乌斯一世，没有继续和西哥特人作战，而和西哥特人达成和解，允许他们在任何地方定居，允许他们参加罗马军队，允许他们的领导人担任罗马的重要官职。他这样安抚西哥特人是迫于形势，他不仅无力驱逐这些西哥特人，而且，他如果不用那些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日耳曼人担任大臣和军事将领，甚至无法维持统治。
提奥多西乌斯是按三位一体的正教信念受洗礼的第一个皇帝。原本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在帝国东部有很大势力，但在公元384年，信奉三位一体的格里戈里·纳齐安岑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的正教大主教，阿里乌斯派被赶出东部地区。提奥多西乌斯受洗礼后颁布了一系列反对异教邪说的敕令。由于他坚持严峻的基督教正教并成为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而被称为“大帝”。他先是诱使他的西部同僚让与他巴尔干半岛的很大一部分，扩大他统治的东部版图，接着又镇压了西部的两个篡位者。公元395年，他死前不久，迅速把东西两个帝位又合为一。帝国又统一在一个皇帝统治下，不过，这次统一太短暂了，他的生命快终结了。这一年，他把侄女嫁给了一个叫斯提利科的汪达尔军事指挥官，并委托这位日耳曼人来照顾他的两个幼子和继承人——18岁的阿尔卡迪乌斯和11岁的霍诺里乌斯。一位罗马大帝竟要向一位日耳曼将领托孤，罗马已不是罗马人的罗马了。
提奥多西乌斯在这一年（公元395年）死了，帝国又分裂了。东部分给了他的长子阿尔卡迪乌斯（公元395—480年），西部分给了幼子霍诺里乌斯（公元395—423年）。历史学家把公元395年作为东西正式分裂的年代。兄弟俩都是无能的年轻人，统治权落在他们的摄政者手中。西部的实际统治者是斯提利科。他是个有着非凡才能和活力的将军。东部帝国皇帝的保护人是高卢人鲁菲努斯。两个皇帝虽是亲兄弟，但掌权的两个摄政者却互相仇视，从而使帝国处于分裂状态，而分裂又削弱了帝国的力量，加速了帝国的灭亡。在斯提利科于公元395年成功地击退了莱茵河地区日耳曼人的入侵后，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乘帝国分裂之机，对罗马帝国发动了进攻。他们进入色雷斯，横越马其顿平原和帖萨利亚，一路不仅没遇到任何认真的抵抗，而且受到奴隶和隶农群众的欢迎和支持，队伍不断壮大。这时，斯提利科率兵进入帖萨利亚，并宣布，为了抵抗西哥特人，他要恢复对东罗马军队的指挥权，因为他是罗马军队总司令。但是，在他率领东西罗马帝国联军打败了阿拉里克并计划继续进行追击时，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尔卡迪乌斯在鲁菲努斯的授意下，向他下达了把东罗马军队召回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斯提利科服从了，但是，这支由哥特人率领的东罗马军队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却杀死了鲁菲努斯，东罗马的军权落到了一个宦官的手中。斯提利科也没能夺回对东罗马军队的指挥权。
阿拉里克南下希腊，沿途烧杀抢掠，除雅典因缴纳了巨额贿赂而幸免于难外，许多城市都遭到洗劫。
公元397年，斯提利科率兵来到希腊进击西哥特人，阿拉里克受挫后，避而不和斯提利科交战。斯提利科只好撤兵回意大利。
为了把西哥特人引向西方，东罗马皇帝阿尔卡迪乌斯在公元397年任命阿拉里克为伊利里亚地区总督，把西哥特人暂时“安抚”下来。公元401年，阿拉里克受意大利，特别是罗马城数百余年敛集的大量财富的诱惑，率兵侵入意大利北部，劫掠了维涅提亚，包围了梅迪奥拉农。沿途的奴隶和隶农把西哥特人看成是摆脱奴役的救星和解放者，纷纷投奔西哥特人。但阿拉里克进一步深入意大利时，遭到斯提利科所率领的一支从莱茵河和不列颠调来的驻防军和驻意大利的由阿兰人、匈奴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组成的雇佣军，以及临时募集的军团等组成的大军的阻击。公元402年4月6日，阿拉里克被斯提利科在波达提亚打败，被迫撤出意大利。斯提利科虽打退了阿拉里克的入侵，却由于撤出了驻莱茵河的驻军，而给北部边境的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侵入高卢地区开了方便之门。
阿拉里克像
斯提利科也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打击阿拉里克，只要阿拉里克不再侵入意大利，他宁愿他强大，以便利用他和东罗马对抗。但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食恶果。阿拉里克后来给意大利、给罗马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公元405年冬季，一支由日耳曼的诸如汪达尔人、苏维汇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等不同部族组成的混合军队，渡过封冻的莱茵河冰层，只遭到一些半心半意的抵抗。这些侵入者在抢掠了边境的一些城市后，成扇形地深入高卢腹地，沿途蹂躏抢劫，一直侵入到比利牛斯山。除少数地方外，高卢的城市都没进行什么抵抗。这说明，莱茵河的屏障一突破，蛮族的入侵就犹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了，而莱茵河的防线一经突破就再也无法修复了。斯提利科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抵挡入侵者，他实际上放弃了北方的大部分行省。
公元407年，驻防不列颠边疆的军队叛变，一位叫君士坦丁的僭位者率领叛军渡海进入高卢。而不列颠则由于罗马驻军开走了逐渐落入被允许在这里定居的撒克逊移民手中。为了对付君士坦丁这个篡权者，斯提利科向阿拉里克求援。阿拉里克坚持要西罗马帝国给他4000磅黄金，才出兵帮助他打败君士坦丁。斯提利科强迫元老院同意了阿拉里克的要求，但他和阿拉里克结盟遭到了元老院的抨击，并指控他企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皇帝宝座，结果激起了一场反对他的叛变。当斯提利科去向自己的女婿，皇帝霍诺里乌斯求助时，却被霍诺里乌斯囚禁并处死了（公元408年）。斯提利科的被杀，引起了罗马军队内部的冲突。罗马籍士兵屠杀蛮族籍士兵的妻子和孩子，3万名勇猛的蛮族战士因此叛变，投奔阿拉里克。
斯提利科被杀后，反蛮族派得势，霍诺里乌斯拒不付给阿拉里克原已答应的酬金。阿拉里克便以为他的朋友和同盟者斯提利科复仇为由，率兵侵入意大利，劫掠了东北的一些城市后，绕过西罗马的皇帝所在地拉文纳，沿亚得里亚海岸直奔罗马。阿拉里克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将罗马重重包围起来，切断它的粮食供应。全城很快陷于饥馑、瘟疫中。许多罗马人被饿死，有人甚至以死尸为食。拉文纳的罗马政府被西哥特人吓得龟缩在城内不敢救援。元老院被迫派人向阿拉里克求和。阿拉里克要求罗马交出全部金银。罗马元老院的代表害怕地问：“那么你打算把什么留给罗马人呢？”
“生命！”阿拉里克大声喊道。
“不能逼人太甚。罗马城有不少人，还可一战。”罗马代表鼓着勇气回答。
“还有多少人？草越密，越好割！”阿拉里克不屑地看着罗马代表。
罗马人只好屈服，交付了5000磅黄金、3万磅白银、4000件丝袍、3000件上等皮袄、7000磅胡椒，释放了所有的蛮族奴隶。为了凑足黄金，罗马人甚至把金制的神像也熔化了。阿拉里克收到这些贡品才撤围而去。
公元409年，阿拉里克第二次包围了罗马，扶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只是由于得到了东罗马帝国派来的4000名援兵，才保住了皇位，拒不与阿拉里克讲和。
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第三次包围了罗马。这次阿拉里克率领的是人数近30万的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联军。罗马元老院仍欲进行最后的抵抗。阿拉里克向士兵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掠三天。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夏夜，城内的奴隶为攻城者打开了城门。这座几乎有800年未被外敌占领过的、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终于倒在了阿拉里克所率领的蛮族士兵脚下。蛮族士兵在城里任意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罗马犹如堕入地狱中，一位叫罗姆的神父哀叹：“这是世界末日，我说不出话来，我的喉咙哽咽了……这座曾经制服世界的城市，如今也轮到它倒塌了。”贵金属、宝石等珍宝和其他财物被洗劫一空，建筑物被焚烧，但阿拉里克却下令不得侵犯使徒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也不得杀害没抵抗能力的罗马人。罗马被占领期间，奴隶们对主人进行报复。一些罗马人被捕，勒令按他们的财产等级交付赎金。
罗马的陷落，震撼了整个罗马世界，许多奴隶主逃离意大利，流亡到非洲、地中海各岛、埃及和其他东方行省，不少人沦为乞丐。罗马帝国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阿拉里克在罗马停留了3天，抢了皇帝的异母妹妹普拉西迪亚，离开罗马，率军南下，计划入侵非洲，但在意大利南端准备渡海时，所征集的船只被海上风暴毁坏，阿拉里克便掉头北上，途中病死。他的继承人阿泰尔夫率军蹂躏了伊特拉里亚后和罗马人订立了和约，并娶普拉西迪亚为妻，离开意大利，进入高卢南部。
在随后的10年里，在西罗马帝国起支配作用的军事领导人是君士坦提乌斯三世。在阿拉里克劫掠罗马后的第二年，他先后镇压了不下三个竞相提出帝位要求的人。公元412年，他给予入侵的勃艮第人同盟者身份，让他们居住在莱茵河中游的两侧，而在这同时，他强迫由阿泰尔夫率领的定居于高卢西南的西哥特人撤到西班牙。
阿泰尔夫公元415年在西班牙被杀害。他的弟弟瓦利亚把他嫂子普拉西迪亚送回罗马，又被允许率领西哥特人返回高卢西南部，他们也被授予同盟者身份。公元418年，阿拉里克的孙子提奥多里克一世以图鲁兹为首府在这里建立了西哥特王国，这是帝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日耳曼人王国，罗马同盟者的身份对哥特人并没什么约束力。
君士坦提乌斯三世在普拉西迪亚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和她结了婚。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公元421年，霍诺里乌斯宣布君士坦提乌斯三世为西部的共治皇帝，但是这没有得到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承认。君士坦提乌斯三世虽很生气，却也没有机会去争取东罗马帝国的承认了，因为他只当了7个月皇帝就死了。公元423年霍诺里乌斯也病死了。普拉西迪亚和君士坦提乌斯三世的年仅6岁的儿子瓦伦蒂尼安三世由于得到一支东罗马帝国军队的支持继承了皇位。西皇太后普拉西迪亚则成了实际统治者。
这时，挡住汪达尔人的入侵成了西罗马帝国最为急迫的任务。汪达尔人于公元335年作为罗马帝国的同盟者迁入潘诺尼亚，公元409年，因受匈奴人的侵扰，进入西班牙，公元425年又被西哥特人排挤到意大利半岛南部，公元429年在其国王该塞里克率领下渡海侵入北非。该塞里克是个有远见卓识，灵活而又坚强的领导人，他成了罗马政府最难对付的，犹如阿拉里克一样的日耳曼领导人。
普拉西迪亚请求东罗马帝国给予支持，结果组成了一支东西帝国的联合部队来对付该塞里克，但这支联合部队不是汪达尔人的对手，在北非连战连败，只好凄惨地撤回意大利。这时，高卢北部的边界也已被蛮族突破，高卢地区又爆发了农民起义，西罗马帝国政府内外交困，只好与该塞里克讲和，签订条约，授予汪达尔人同盟者身份，让其合法地占据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实际上，同盟者身份毫无约束力，汪达尔人几乎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四年后，该塞里克侵入罗马北非的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地带，包括突尼斯的谷物产地和阿尔及利亚的东北部。公元439年，古老的都城迦太基也落入汪达尔人手中。北非的失陷，特别是迦太基的失陷意味着西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已丧失殆尽了。罗马正是在夺取了迦太基后才走出意大利称霸西地中海进而称霸整个地中海的。现在似乎又回到了出发点，西罗马帝国又缩回到意大利，它的海外行省快丢光了，就是意大利也成了日耳曼诸蛮族蚕食、掠夺的目标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塞里克在占领了迦太基后，开始抛开同盟者的身份，领导汪达尔和阿兰人，在迦太基的旧址上兴建起一个完全独立的汪达尔—阿兰王国。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日耳曼人建立自己的完全脱离罗马的独立国家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过去，日耳曼人虽自行其是，都还保留罗马同盟者的身份，都还或多或少对罗马心存敬畏。该塞里克则完全不把罗马放在眼里。他还组建了一支日耳曼人的强大舰队，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过去日耳曼人只在陆上逞威，从未有过舰队。该塞里克的舰队，使汪达尔人成为西地中海的新霸主，从而打破了地中海六百多年来的统一。有人认为，该塞里克在促使西罗马帝国崩溃中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
随后，匈奴人又给了帝国新的沉重打击。匈奴人从公元4世纪起，陆续征服了欧洲大片地区，进抵多瑙河流域，建立起一个松散的匈奴帝国。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匈奴人还蹂躏了叙利亚和卡帕多西亚，打败了其他一些日耳曼人。他们也间或作为雇佣兵帮助罗马人同日耳曼人打仗。公元430年，他们曾迫使东罗马帝国向他们年贡黄金350磅。公元434年，匈奴帝国王位为阿提拉和他的哥哥所继承。不久，阿提拉杀死了他哥哥，成为庞大的匈奴帝国的唯一统治者。这时的匈奴帝国东起黑海北岸，西至莱茵河，北抵波罗的海，南接阿尔卑斯山，拥有一支骁勇善战，人数达数十万的军队。阿提拉粗壮结实，鼻梁扁平，脾气暴躁，傲慢而又坚韧，他锐意向外侵略，成了罗马帝国的又一灾星。他是进攻罗马帝国的最杰出的蛮族统治者之一。匈奴人在阿提拉的率领下，如同一阵猛烈的飓风，横扫欧洲，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极大。罗马人闻风丧胆，将阿提拉称为“上帝之鞭”。他给罗马帝国的打击，一点也不逊色于该塞里克。
然而，开始时，阿提拉为集中力量攻击东罗马帝国，还与西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埃伊提乌斯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两次横扫东罗马帝国，除洗劫所到之处外，还强迫东罗马帝国签订了两个缴纳大量贡金，割让多瑙河以东大片领土的条约。可是，阿提拉很快就把攻击目标转向了西罗马帝国，他进军西罗马帝国的借口十分滑稽荒谬。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蒂尼安三世的妹妹向阿提拉发出吁请，请他把她从与她不爱的男人的婚事中解脱出来。阿提拉把这一请求看成是这位御妹要嫁给他的表示。他提出西罗马帝国拿出半个帝国作为这位御妹的嫁妆。这要求太苛刻了，简直是把西罗马帝国当成任人宰割的羔羊，赤裸裸地、强横地进行敲诈勒索，西罗马当局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阿提拉立即以此为由率领50万大军，入侵高卢。但他这次军事行动却未获成功。埃伊提乌斯与西哥特国王狄克多里克一世达成了协议，组成了一支罗马军队与西哥特军队的联军来抵抗阿提拉的入侵。两军在卡塔洛尼亚平原展开了一场激战，双方投入的兵力有一百万之多，双方拼死战斗，血流成河，西哥特国王阵亡，但阿提拉也被迫后撤，并随即退出高卢。这是西罗马的大将埃伊提乌斯一生取得的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也是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胜利，也是阿提拉一生中所遭受的唯一一次重大挫折。
阿匈奴人
阿提拉入侵高卢失利，便改变入侵路线。公元452年，他率军翻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洗劫了梅迪奥拉农和其他中心城市，埃伊提乌斯已无兵可抵抗阿提拉了。这时，教皇利奥一世在罗马登基，罗马由于不再是帝国宫廷所在地，主教、教皇成了罗马政治上的当权者。利奥一世利用他的权威，到匈奴军营中和阿提拉会谈。在教皇的重金贿赂和规劝下，提拉放弃了攻占罗马的计划。教皇是如何说服阿提拉的，谁也不知道，但可能是由于当时意大利饥荒和瘟疫严重，教皇使阿提拉相信，他的军队留在意大利是有害无益的。不管如何，罗马和意大利避免了一次洗劫，阿提拉率兵撤出了意大利。阿提拉在回师时留下话：罗马如果不将那位向他求援的公主按他的要求给他送去，他将率师回来。然而，他没有等到和罗马公主结婚，却在与另一位姑娘的新婚之夜，突然血管破裂而死。
阿提拉一死，他的帝国便因他的众子争位而四分五裂，各地被征服的人民乘机起义造反，匈奴人从此一蹶不振，幸存下来的匈奴人远避到东部，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
西罗马帝国刚逃脱了阿提拉一劫，内乱又起，军事首领埃伊提乌斯在公元454年被瓦伦蒂尼安三世杀害。公元455年，在埃伊提乌斯被杀后6个月，瓦伦蒂尼安三世又被两个为主报仇的埃伊提乌斯的蛮族家臣杀死了。瓦伦蒂尼安三世死去不到3个月，罗马人又遭受了一次浩劫。制造这次浩劫的是罗马的宿敌，汪达尔王国国王该塞里克。该塞里克凭借其海上优势，亲自率兵从奥斯提亚登陆，罗马城根本无力抵抗，很快就被该塞里克攻占。该塞里克在罗马驻兵两周，把全城洗劫一空。他所掠取的战利品之多和对罗马破坏之大都远远超过了阿拉里克。离去时，他又掳走了成千上万俘虏，其中包括瓦伦蒂尼安三世的遗孀和他的两个女儿。
经过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前后两次洗劫，罗马这座鼎盛时曾拥有上百万人口的罗马帝国国都只剩下了颓垣断壁，破败不堪。大量人口被屠杀、掳掠，再除去外逃的，只剩下约7000人了。
西罗马帝国已没法继续维持，它只是在苟延残喘，它就这样又生存了21年。从公元455年到公元476年，在随时都可能亡国的情况下，宫廷政变仍不断，废主之事发生了9次之多，有9个合法统治者，分属不同的家族，有6个人死于非命。他们中大多数权力有限，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蛮族出身的军事首领。
从公元456—472年，苏维汇和哥特人后裔里希默一直担任最高统帅之职，他是斯提利科以来，又一担任军事首脑的日耳曼人，他的蛮族出身使他不能穿上皇帝的紫袍，而只能充当幕后的权势人物。他把一个又一个皇帝扶上台，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将其废黜。他扶上台的皇帝中最有才干的是默乔里安（公元457—461年）。吉本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赞扬他：“他对人民宽厚，他使敌人胆寒，他在任何一种高尚品德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所有曾统治过罗马人民的他的前代皇帝。”他为减轻人民不堪重负的赋税，发布了一项普遍赦免令，完全免除一切拖欠的税款以及财务官不管以什么借口向人民催缴的债务。他在高卢和西班牙抗击日耳曼人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慷慨和开明把许多日耳曼人都吸引到他的一边，甚至闹独立的巴高达起义者也对他抱有希望。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有才干而又锐意进取的皇帝，身处末世，也无能为力。由于罗马军事力量的衰落和海军的缺乏，他在抵抗拥有海上优势的该塞里克侵袭时，屡屡受挫。昔日生气勃勃的罗马曾在与迦太基的战斗中，大显神威，今日，日暮途穷的西罗马帝国，即使有默乔里安这样的皇帝也无力与奠基在迦太基旧址上的汪达尔—阿兰王国对抗。
对汪达尔人战斗的失败，招致了军队的不满，里希默因此废黜并杀死了默乔里安。不久，里希默也死了。经三个任期更短暂的君主的统治，高卢完全丢给了已独立的西哥特人。接替里希默任军事统帅的奥雷斯蒂兹，最后干脆把皇帝的称号给了他的儿子罗慕路·奥古斯都。这个皇帝在位时间极短又毫无作为，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名字恰巧与传说中罗马城的创建者，罗马王政时代第一任国王的名字相同。他统治时，驻守意大利的是主要由诸如鲁吉族和赫鲁利族等几个较小的日耳曼部族组成的罗马军队，他们在其日耳曼将军奥多爱瑟的率领下，要求得到意大利1/3的领土和同盟者身份，遭到奥雷斯蒂兹的拒绝。公元476年，这支军队发动叛乱，拥立奥多爱瑟为王。奥多爱瑟率军夺取拉文纳后，宣布废黜罗慕路，让他拿抚恤金退位。按照奥多爱瑟的要求，元老院没有任命新的奥古斯都，而是把西罗马帝国的国徽转让给东罗马帝国皇帝泽诺（公元474—491年）。泽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提名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尼波斯虽不在位却仍活着，而他又因东罗马帝国内部纠纷陷入困境，无法采取反对奥多爱瑟的行动。不过，奥多爱瑟和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废黜罗慕路的行动是西罗马帝国的终结。奥多爱瑟在意大利建立的日耳曼人的王国，就像西哥特人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所做的一样，名义上仍臣属于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奥多爱瑟在他发行的硬币上还讨好地铸上泽诺的头像。不过，实际上，他的王国和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的其他日耳曼人王国一样，是独立的。
后来的历史学家把公元476年作为早已衰败不堪的西罗马帝国最后崩溃和灭亡的年代。虽然，近来有一种对罗慕路被废黜一事极度轻视的倾向，因为导致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的诸多事件中，这一事件并不那么重要。不过，尽管奥多爱瑟的行为和他对罗马造成的损害都不是特别惊人的，却正是他终结了西罗马在拉文纳的帝位。意大利成了另一个日耳曼人的王国。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和中心，没有意大利就没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意大利的产物。尽管东罗马帝国皇帝仍以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自居，一些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的日耳曼人王国也仍在表面上臣服君士坦丁堡，但没有意大利的罗马帝国，纵有罗马帝国之名，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罗马帝国了。西罗马帝国崩溃了，也就是罗马帝国崩溃了，以罗马帝国自居的东罗马帝国已不再是西方的帝国了，而是东方的了。历史学家给其取了个比东罗马帝国更合适的名字——拜占庭帝国。
公元476年以后，西罗马帝国原来所辖地区就再也没有统一过，更不要说东西两部分的统一了。政治上统一的地中海，成为一个国家内海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公元527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出现了一位才能出众而且决心重新把罗马帝国的东西两部分统一起来的皇帝查士丁尼（公元483—565年）。他是东罗马帝国皇帝中唯一有此愿望并几乎达到了目的的皇帝。可以说，他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实现地中海的统一上了。他为此常常彻夜不眠，绞尽脑汁，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为了能全力西征，剿灭在西罗马帝国旧址上建立的诸蛮族国家，他不惜以缴纳巨款为代价，和波斯签订和约。公元533年，他派大将贝利撒留率兵侵入北非汪达尔王国，攻占了汪达尔王国首都迦太基，灭亡了这个曾称霸西地中海的日耳曼人王国，重建了罗马在北非的权威。公元535年，查士丁尼又派贝利撒留从非洲率兵渡海进攻东哥特人的意大利王国，公元536年攻下罗马。
查士丁尼在北非和意大利倒行逆施，恢复过去的行政机关，让过去的贵族和奴隶主重新上台。这些重新得势的贵族和奴隶主对隶农和奴隶反攻倒算，结果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站在东罗马人一边，而是支持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继续和君士坦丁堡军队斗争，北非人民掀起了长达10年的起义（公元536—546年）。意大利人民则继续在东哥特国王领导下坚持抵抗，有一段时间，曾把贝利撒留逼到半岛的西南部，查士丁尼不得不加派援兵，直到公元555年才消灭了东哥特王国。查士丁尼在征服意大利的同时，利用西哥特王国内乱之机，占领了西班牙南部，科西嘉、撒丁尼亚、巴利阿科群岛以及达尔马提亚等地也先后并入东罗马帝国版图。东罗马帝国几乎囊括了原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查士丁尼的统一地中海世界、恢复昔日罗马帝国威权的梦想似乎即将成为事实。但实际上，东罗马帝国这时已成了强弩之末。公元555年后，查士丁尼再也无力进行新的对外扩张了，并且在同斯拉夫人、匈奴人、波斯人的战斗中屡吃败仗。他对西部的侵略，既把帝国的财力消耗一空，又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力量。而西部地区人民又并不支持东罗马的入侵者，他们已不把东罗马当成昔日的罗马统治者，而把他们看成是外来的侵略者。下层人民宁要蛮族的统治也不要东罗马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东罗马的军队不是在收复罗马帝国失去的国土，而是侵略别的国家，成了非正义之师，即使再强大，也无法恢复过去罗马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了。罗马帝国已死亡了，不可能复活了。公元565年，查士丁尼一死，帝国侵占的西方领土就相继失去。公元568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被又一支日耳曼部族——伦巴德人侵占，意大利北部现称“伦巴第”即源于伦巴德人。10年后，西班牙又重新被西哥特人收复，恢复罗马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其实，查士丁尼名留史册的，不是他恢复罗马帝国的徒劳，而是他领导编纂了罗马帝国的法律汇编，汇集和整理了全部罗马法律文献，统称《罗马民法汇编》。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影响巨大，对近代欧洲资产阶级的立法起了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罗马法是罗马帝国留给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查士丁尼在这方面倒是功德无量。
查士丁尼无法实现统一的梦想，还有一个宗教的原因。这时，基督教的东方教堂和西方教堂的界限逐渐分明，罗马主教成了教皇，其权力已不下于已失势的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早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罗马的政治地位就已江河日下，而其宗教地位，却由于基督教的广泛流传和其影响的不断增长，日益提高。作为教皇所在地，罗马成了高贵之城，西方世界的宗教中心。基督教的影响和教皇的非凡能力使蛮族人也对罗马抱有相当深厚的崇敬之情。罗马教皇当然不愿意有一个不同教派的世俗君主凌驾于自己的权力之上。基督教的分裂使东西两部分的距离更大了，统一更不可能了。
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且是彻底地永远地灭亡了，东罗马帝国也只是拜占庭帝国，就像后来的查理曼建立的加洛林帝国和更晚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都被冠于罗马帝国之名，却丝毫无罗马帝国之实。罗马帝国的灭亡不像中国某个王朝的灭亡。中国旧王朝灭亡，取而代之的新王朝建立，中国仍是中国，四分五裂在中国是暂时的，最后总要趋向统一。这是因为中国有深厚的不可动摇的统一基础。汉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具有不可取代性。罗马帝国则不同。罗马帝国的地中海世界并没有中国那样深厚的统一基础。罗马帝国基本上是靠武力统一的。古代地中海世界，埃及、小亚细亚、希腊诸文明都要高于罗马，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地中海，而希腊文明却征服了罗马。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不适应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帝国末期，政治上东方化了，军事上蛮族化了，宗教信仰基督教化了，企图恢复原有的宗教信仰的罗马皇帝朱里安，竟被称为叛教者，这说明改信基督教的罗马人已忘记他们的祖宗信什么宗教了。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也曾被少数族统治过，但汉文化的核心地位从未动摇过，中国的统治者，对宗教是宽容的，但中国敬天、敬祖宗、敬神的传统信仰从未被任何宗教取代过。中国的皇权是唯一的，不可分割的，它高于一切其他权力，包括宗教权力。罗马由于是从城邦发展来的，它没有中国这样高于一切的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权力，元首制是二元的，后期帝国的皇权也不是唯一的不可分割的，两帝共治、四帝共治是常规。地中海世界由于缺乏可靠的不能动摇的统一基础，它的统一就只能是暂时的。
罗马是一个特殊的从共和制发展到帝制的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一亡就再也无法恢复。西方的古代帝国都是如此，比罗马早的亚历山大帝国如此，比罗马晚的查理曼帝国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后两个帝国主要靠统治者个人的杰出才能建立起来，因此亡得更快。罗马在西方算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帝国了，从建国算起，有1000年的历史，从建立帝制算起，有500年的历史，其鼎盛时期，有两百多年。这和东方一些帝国，特别是中国相比，时间太短暂了。
罗马帝国衰亡是必然的，西方本质上是多元的，在古代，一个多元的大帝国是很难长期维持的。但是造成罗马衰亡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也包括许多偶然因素。最明显的因素是蛮族入侵。不过，这是一个一直在起作用的外来因素，如同中国一直处于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一样，罗马也一直处于北方蛮族的威胁中。就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关系而言，开始时，日耳曼人处于守势，是被侵略的，他们居住活动的地区是罗马扩张的目标，日耳曼人甚至都成了罗马的重要奴隶来源，罗马人曾多次战胜过日耳曼人。如果罗马不是自身衰落，蛮族的入侵是可以挡住的。外族入侵成了罗马的灾星，是由罗马内部变化造成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其实，没有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也维持不下去了。面对蛮族入侵，罗马皇帝要征召一支足以抵抗入侵者的军队都非常困难，吉本在谈到西罗马帝国衰败征象时说：“罗马政府在敌人眼中一天比一天软弱，而对它自己的臣民来说，一天比一天更为凶恶，更为可厌了。随着公众灾祸的增多，赋税日益加重……心术不正的富人把不平等的负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人民身上。富人用欺骗手段夺走有时还可以略为缓解他们灾难的一些特惠待遇，没收他们的财货，对他们进行拷打的严酷的征敛使得瓦伦蒂尼安的臣民宁可接受野蛮人的更为简单化的暴政统治，逃亡到森林或山区中去，或者甘愿去充当下贱的可以赚点钱的奴仆。过去人们所极力追求的罗马公民称号，现在只感到非常厌恶，纷纷放弃。高卢的阿尔莫利卡省和西班牙的绝大部分地区，通过巴高达的联盟已陷入一种混乱的独立状态中，而帝国的大臣们则利用各种禁令和力量有限的武力追逐着他们逼出的叛民。如果所有的野蛮人征服者有可能同时被消灭，他们的彻底毁灭也不可能使西部帝国重新得到恢复。如果罗马仍然存在，他也决不可能再具有原来的自由、品德和荣誉了。”
吉本的分析是深刻的，试想，一个令自己的人民害怕、生厌的政府，能有什么力量去抵抗外来侵略。在人民对罗马公民的称号都心生厌恶的时候，在人民宁要异族统治而不要本国的统治者的时候，在人民被政府和富人欺压得无法生活、忍无可忍、群起造反的时候，这个国家还能不亡吗？这样的政府还能维持吗？造成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不是蛮族这个外来侵入者，而是帝国内部逐渐增长的崩溃因素。吉本的分析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即使罗马帝国不灭亡，也不是原来的罗马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罗马正是在衰败过程中逐渐官僚化、东方化，如果不灭亡，也只是另一个东方式的君主集权国家，或另一个拜占庭帝国。罗马的灭亡，打断了罗马东方化、官僚化、集权化的过程，才有了后来的西欧的中世纪，也才有了近现代的西方。
当代罗马史学家迈克尔·格兰特在分析罗马灭亡时，认为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帝国的毁灭性的不团结。这和吉本的分析大致上是一样的，吉本所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也就是格兰特所说的不团结。在这方面，格兰特的分析更具体、更充分。
最严重的不团结是军队的不团结。造成军队不团结的主因是皇帝无法控制军队，也就是说，军队实际上常常没有统一的领导。军队在帝国后期实际成了皇帝的制造者，这表面上缘起于罗马从来就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皇位继承制度，“从来就没有设计出一种用以保证从一个统治者和平过渡到下一个统治者的运转自如的制度”。这种情况激发了各地的军事统帅争夺皇位的欲望。瓦伦蒂尼安一世统治时，有十多个来自皇室之外的军队统帅或被军队拥戴的人相继争夺皇位。争夺皇位的内战严重削弱了和消耗了帝国的人力和财力。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说：“异族的何种狂暴、野蛮人的何种残酷能与内战所带来的损害相提并论呢？”军队统帅不仅自己争夺皇位，后来，由于军队统帅多是蛮族出身，没资格当皇帝，他们就幕后操纵，扶立一个傀儡皇帝，结果使帝位像走马灯似的从一个傀儡转到另一个傀儡手中，军队干预和争夺皇位继承不仅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也使军队彼此对立，从而无法履行其保卫国家的任务。他们在争夺帝位时气势汹汹，在外敌入侵时却不堪一击了。阿拉里克和该塞里克入侵时，分别只统率不到4万和2万士兵，而庞大的西罗马帝国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在兵源和装备上都不如他们，甚至要征召一支能和他们对抗的、有战斗力的机动部队都困难重重。富人有免服兵役的权利，一般的劳动人民也不愿服兵役，服兵役由罗马公民的一种爱国职责变成了要尽力逃避的苦役。边疆的驻军由于受军官盘剥，军饷大都被军官侵吞，而毫无战斗热情。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统治者只好从免服兵役的人中征收现金，再用这些钱给日耳曼雇佣军支军饷，罗马军队就这样逐渐蛮族化了，日耳曼化了。由招募个别日耳曼人而招募整个日耳曼部族，结果，大量日耳曼部族入居帝国境内，这又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人民不愿当兵，不仅是由于当兵没吸引力，人民没有履行当兵的责任感，还因为人民厌恶士兵。士兵不爱打仗却喜欢欺压人民。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军民之间深深的裂痕，也造成了人民与政府的严重对立。这是另一个致命的不团结。
为维持军队，给军队发饷，人民所负担的赋税和劳役沉重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大量自耕农破产了，沦为赤贫者，而要避免成为赤贫者，就只有逃税。但逃税又必然遭到政府的迫害，于是逃税者，主要是小农等农业劳动者，便不得不寻求新的保护者。他们开始寻找的保护人有时是有权势的军官，有的村子，全村都在形式上置于军队的个别军官的保护下，由军官代表村子和帝国收税官谈判交涉，村民则用给军官服务作回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公社不是选择军官而是选择当地地主做保护人。许多被沉重赋税压得无法生活下去的小农也绝望地选择了抛弃家园和土地，逃进紧邻的大庄园，寻求保护。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大庄园主都很乐意接受他们，以交付现金或一定比例的收获物为条件，或以付出他们的劳力为条件，供给他们衣食。
开始时，大庄园主也和军官一样，把那些向他们收税的官员赶走。但后来，西罗马帝国政府和大庄园主做了一场对双方都有利却损害这些避难者的交易。避难者成了不得到地主同意不得离开的佃户，而政府又开始向他们收税。这种情况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自耕农大都成了隶农了，他们虽不是奴隶，但其地位已和奴隶相差无几了。
下层人民对政府的横征暴敛的另一种反抗方式就是起义、造反。公元368—369年不列颠爆发纳税人起义。人民起义影响最大的是巴高达运动。“巴高达”是高卢语“战斗者”之意。起义的奴隶和隶农以巴高达自称。它最早发生在公元268年，起义者建立了以农民为步兵、牧民为骑兵的军队，攻占大片农村地区，夺取大庄园，杀死或赶走庄园主，运动席卷了整个高卢。起义者拥有自己的国王并自铸钱币。戴克里先时，运动被马克西米安镇压了。公元5世纪，巴高达运动又在整个高卢地区兴起，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院。人民院负责审判，重要的宣判书被贴在栎木枝上或人的尸体上。巴高达同勃艮第人、法兰克人联合，夺取土地，杀死大土地所有者。这时，罗马已没有力量镇压这样的人民起义了。受压迫的下层人民这时成了有别于富人的另一民族，成了蛮族外的另一帝国埋葬者。
分裂不仅表现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巨大矛盾上，也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上。统治集团，除在剥夺佃户的自由和权利方面串通一气外，内部很少意见一致。罗马人本来以为国家服务为荣，如同西塞罗所说：“有治理国事天才的人，应毫不犹豫，出任官职，领导政府，否则政府即无法管理，而个人伟大精神亦难表现。”但在公元5世纪，那些最上层阶级，那些元老，拥有巨大的私人庄园。这些庄园成了具有自给自足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一个个小王国，这里聚集着农业工人、奴隶、手工业工人、卫兵、法警和食客，应有尽有。在高卢，大约有100个这样有权势的地主。他们成了高卢的实际控制者。这样的大庄园主，已没有了以国事为重的责任感，也失去了为国服务的热情。他们中不少人宁愿留在家里过其悠闲舒适的生活而不去担负任何政府官职。临近帝国崩溃时，有些庄园主已经非常有权势，其中有些人进入了皇帝的顾问班子，但大多数人仍懒散地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贵族、富人和政府的疏远以及担任高官要职者不尽力履行职责，对帝国的损害也是致命的。古代任何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分裂都会导致国家的毁灭，或者说，古代任何帝国的崩溃都是与其统治集团的分裂分不开的。
当然，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也是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如果东西两部分能互相支援，西罗马帝国不会这样快就崩溃。东西分裂后，互相合作的情况非常少，更多的是互相对立，互相拆台。帝国的东西两部分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在语言、习俗、利益，甚至宗教方面都大不相同。西部是拉丁语系，东部是希腊语系，相互间有着一种悠久而又特有的彼此厌恶。这种文化的差异使分裂进一步加深并难以弥合。
在公元395年提奥多西乌斯一世去世并把帝国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分管时，东西的分裂就成为永久性的了。西部的军事统帅斯提利科对东部的军事统帅鲁菲努斯怀有无法消除的敌意，他想尽办法伤害东部。面对西哥特的阿拉里克的严重威胁，双方不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是想法把火引向对方。斯提利科甚至有意坐视阿拉里克强大起来，以便让他去打击东罗马帝国。东西帝国统治者这种各怀鬼胎、互不合作的态度，给帝国造成的伤害也是致命的。
罗马人不能善待入居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从而使西罗马帝国境内存在互相敌视的两个民族也是西罗马帝国垮台的一个原因。
罗马人在兴国之初，曾以宽大的政治胸怀，容纳并同化了许多非罗马人，并给予他们罗马公民权或半拉子罗马公民权或让他们保持一定的自治地位，这是罗马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公元382年提奥多西乌斯一世允许整个日耳曼部族作为自给同盟单位，定居于帝国境内开始，在日耳曼人已经不是个别的而是整族定居帝国境内时，罗马人却对这些外来者采取鄙视和厌恶的态度，尽管这些外来者开始采取了合作态度，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也成了西罗马帝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日耳曼人开始并没有奢望独立于罗马或蔑视它的制度，他们只想分享它的一部分利益，主要是占有可耕的土地，以便定居和生活。甚至阿拉里克开始时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两个民族能和平共处的新形式和一个统一的日耳曼—罗马民族。他的儿子阿泰尔夫说自己“渴望全面恢复罗马的声誉并用哥特人的力量来增强它的荣耀”。这些要求联合的呼吁却没有得到罗马人的回应。罗马人对日耳曼诸部族的厌恶是如此之深，即使是支持和日耳曼人共处并认为这些未开化的人比罗马上流社会好的萨尔维安也指责说，哥特人是背信弃义的，阿拉曼尼亚人是醉汉，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和赫鲁利人是极端残忍的，阿兰人是贪婪的纵欲者。帝国统治者对这些外来的日耳曼移民采取一种种族隔离政策，把他们看作是不可同化的一大群有标记的被遗弃的低等人，罗马人甚至被严厉禁止穿日耳曼移民的衣服。这些外来移民除精神上遭到种种侮辱性的对待外，还要遭受地方官吏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厌恶、鄙视、仇恨日耳曼人成了正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耳曼移民也一改往昔企望分享罗马人荣耀的态度，用憎恨罗马人来回报罗马人。移居帝国的日耳曼部族不时掀起反罗马的骚乱和起义，给了帝国非常沉重的打击。
近现代，有些鼓吹种族优越论的人认为，西罗马灭亡是因为它的种族集团成员的纯洁性遭到玷污。这是种褊狭的发臭的种族主义论调。罗马人从来就不是单一种族，从一开始，罗马人就是由许多种族混合而成的。恰恰相反，帝国没能把移居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融合于帝国社会中和罗马人与这些日耳曼人的对立是导致西罗马帝国迅速灭亡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果罗马人能与日耳曼人融洽相处，西罗马帝国是有可能继续维持的。
日耳曼人的一些部族领袖受罗马人仇视他们态度的影响，也采取仇视罗马的态度。汪达尔人的领袖该塞里克完全不屑于当罗马的同盟者，不屑于和罗马和平共处。他侵占北非，建立了一个对罗马极不友善的完全独立国家。同时，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公元466—484/485年）也使他的在高卢和西班牙的人民成为另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他钦定的《法典》（公元475年）规定，他的王国里的日耳曼人不得和罗马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并，他们应完全隔开，彼此区分。隔离成了双方的共同政策。在《法典》颁布后的第二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就被他的日耳曼将军奥多爱瑟废黜了。意大利成了日耳曼人的国家。
基督教也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原因。基督教的兴起并成为帝国的国教，使帝国境内的居民分裂成基督教徒和异教徒，而基督教又分成不同的教派。基督教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异教和异端都极尽迫害之能事。正如吉本所说：“教士们卓有成效地不停地宣讲忍耐和自强的学说，社会的积极向上的美德遭到了压制，尚武精神的最后一点残余，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公、私所有财产中的绝大部分被奉给了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的无止境的需求；士兵的粮饷多被化在成群的禁欲、法身为唯一品德的毫无实用的男女身上。教会，甚至整个国家，都陷入常会形成血腥斗争而且永远无法调和的宗教派别纷争之中去。罗马世界遭受到一种新形式的暴政的压迫，受尽迫害的教派会变成他们国家暗藏的敌人。”
基督教一开始是反世俗政权的，反富人的。它与帝国政府结合后，这一性质虽改变了，它的宗教活动仍对帝国造成不小的损害。拒绝参加公共社会生活的退隐者人数激增就是这种损害的反映。许多人在发现社会经济状态无法容忍时，就深藏到基督教的修道院中，成了隐士、修道士或修女，他们使自己完全脱离社会，就像他们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一部分。随着一些优秀杰出的传教士卓有成效的布道和宣传，隐士和修道士的禁欲生活成了一种高雅的生活。基督教不仅吸引了大量想要逃离社会的人，让他们过禁欲的修道生活，从而使国家失去了极度需要的人力和税收，而且禁欲主义的流行，还使不少没有成为修士的人也热衷于独身生活。在基督教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奥古斯丁和杰罗姆以及他们的布道者都把这种禁欲主义说成是普通人可接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流行，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士兵数量。在中国，皇帝对于大量人口变成道士、和尚等出家人，从而造成劳动人口减少、消费人口增加的现象，往往采取激烈的措施，强迫一些出家人返俗，中国以无后为最大的不孝观点也使中国人很少有过独身生活的。罗马政府虽也感觉到大量人口过退隐生活给帝国带来的危害，却没有也无力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
基督教得势后，对其他宗教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称它们为异教。它们的胜利女神塑像被从元老院院址扔了出去。提奥多西乌斯一世通过了一整套力图彻底消灭异教的法令，他下令关闭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古代神庙。在北非，教堂被毁，引起了异教徒的宗教骚乱。杰出的基督教教士奥古斯丁主张对那些从基督教转到异教者，基督要像将军一样，采取军事手段召回他的军队中的逃兵。对异教的迫害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到这时，异教徒几乎被灭绝了。这种对异教的迫害，加剧了罗马内部的不团结。
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冲突也对帝国起了分裂与破坏作用。帝国政府本想用基督教统一思想，结果事与愿违，基督教对异教和异端的迫害，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分裂。
其实，罗马帝国转变成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是对其祖先的背叛，是对传统的否定。基督教把其他宗教一律视为异教，认为除上帝外没有其他真神。这就使罗马人原来信仰的宗教成了异教，原来崇拜的神也不成其为神了。这种信仰的改变对罗马造成的损害是很大的。基督教并没有使罗马帝国团结起来，而是更不团结、更分裂了。基督教其实正是在罗马帝国衰败中发展壮大的，在人们失去希望、丧失信心中壮大的，而基督教所给予人的希望和信心，不是世俗的，是上帝的，是来世的。君士坦丁死时才接受洗礼也正是希望死后上天堂。基督教对上帝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俗政权的威胁。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的影响和权威反而更大了，犹如罗马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后，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反而增大了一样。实际上，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就不会有西欧的中世纪，不会有中世纪不可一世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和地位就不如在西方，东正教就没有一统的教皇，也没有形成凌驾于君主权力之上的宗教权力，因为东罗马皇权又延续了一千余年，因为东方的君主权力是绝对的、唯一的。
基督教皇使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也并不能使罗马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这就如一个人不能完全摆脱遗传因子的影响一样。事实上罗马的传统仍有很大影响，教育方面，大学、中学里仍然以传统的自由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为主，不过后四艺几乎不再讲授了，只剩下三艺了。基督教没有可与之匹敌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基督教除了提供《圣经》（其中一半是犹太教的）外，没有提供任何可供人学习的东西。
当然，西罗马帝国灭亡除上述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罗马帝国是在城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情况，没有一个城邦像罗马这样发展成地跨欧、亚、非的统一大帝国。希腊诸城邦都没做到这一点。城邦的基础是普通的公民参政权，是直接民主，是全体公民对城邦的热爱和忠诚，城邦没有庞大的官吏队伍，官吏基本上都是不拿俸禄的。这种城邦制度只适用于小国寡民。只有小国寡民，公民彼此熟悉了解，才能实行直接民主。它根本不适合一个大国。罗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例外，它的成功是在逐渐否定城邦制的过程中实现的。罗马帝国给人不三不四的感觉，不是共和制，但也不是东方式的君主制，罗马帝国灭亡时仍有元老院，仍保留有共和制的痕迹。剪不断，理还乱。罗马君主的权力也不是像东方君主的权力那样是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罗马经常出现两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就是例证。罗马的成功中就包含有导致其灭亡的因素。频繁的对外战争、大量的奴隶劳动是罗马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正是战争和奴隶劳动使自耕农日益萎缩，而小农的萎缩又导致兵源严重不足，雇佣兵便逐渐取代了公民兵。小农的萎缩既使帝国失去了勤劳的生产者，又使罗马失去了最忠诚的战士。古代的国家，一般地说，小农的情况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中国就是如此。罗马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农的破产以至几乎完全消失。罗马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旧的一套的基础上的，所谓汉袭秦制就是如此。罗马是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把过去全都否定了时，它本身也灭亡了。
西罗马的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如统治阶级的腐化、皇帝和统帅的无能等。
罗马帝国灭亡了，犹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蛮族国家，高卢南部和西班牙是西哥特王国，高卢东南则为勃艮第人所控制，法兰克人占据了高卢北部，意大利建立了东哥特王国。伦巴德人后来占领了波河流域。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曾基本上统一了西欧，并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说明蛮族虽摧毁了罗马帝国，却仍对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怀有崇敬之情。查理曼帝国在他死后就分裂了，后来逐渐演变成法、德、意等民族国家。
罗马帝国虽灭亡了，但罗马却仍是不朽的。帝国的兴亡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和引人深思的启示。罗马帝国是唯一的，它的兴亡轨迹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同。因为有了罗马帝国，世界才更显丰富多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罗马帝国，才有近现代的西方文明，罗马文明是近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不了解罗马帝国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西方世界，这就是我们探讨罗马帝国兴亡史的意义所在。